群眾路線的教育實踐活動在全國鋪開了,氣勢很大,豪言壯語也多——“要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很有一點文化大革命中“觸及靈魂”的勢頭。文化大革命觸及靈魂的是“斗私批修”,這次群眾路線學習中的“思想靈魂深處的革命”是什么?沒有人說清楚。
武漢近日高溫酷熱,老百姓經常聚在一些蔭涼處,講一些風涼話。有人說,這群眾路線的會開的是這般多,領導上表示的決心又是這般大,怎不見說群眾受壓迫的事兒呢?有人說,這群眾有話要說,有冤要伸,一上訪就挨整:關的關、卡的卡;說坐牢就坐牢、說動刑就動刑,這問題不解決,哪來的群眾路線啊!
我一想,可真是這樣啊,連上訪的路都堵死了,還談什么群眾路線!
如今,“上訪”已經成為一宗罪,“訪民”也已經成為“罪民”。多少騷人政客對他們進行口誅筆伐啊!北京大學教授孫東東(他也是衛生部聘請的精神醫學鑒定專家)發表言論稱:對那些老上訪,不說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偏執癥患者,應該將他們關起來進行治療。果然,全國各地,不少老上訪被關進了瘋人院。
武漢市一位老信訪局長,寫了一本專論上訪者的書,他在書中,總結出上訪者害有二十多種心理病——偏執型,狂妄型、妒忌型、好勝型、逼宮型……等。
還有一位縣委書記,將他管轄下的庶民,分成A、B、C、D四類,上訪者都劃歸D類,屬最劣等級,他們被剝奪了一些公民權利。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李兵曾宣布北京有許多座黑監獄和黑保安公司,他們受各地駐京辦的委托,專門抓捕攔截上訪人,并對他們進行非法拘捕和押送。
其實,在全國許多地方,上訪者的“人身自由”已經被剝奪得差不多了。
今年五月,我到北京開會,請一位年輕的網友幫我整理資料,生活上也照料我。我們從武漢一進火車站,有幾個人都上來盯著她了,我問這些人是干什么的,她說是她們社區“維穩辦”的人。我說,他們怎知你坐這趟車上北京,她說:“我的身份證已經列入黑名單,買票憑身份證,我這里買票,他們那里就亮了我的紅燈。
有這般懸乎么?我有些不相信,到了北京,我們出了西站口,便衣警察就出現了,問她來北京干什么?他們是來接車的。我說,就讓他們把我們送去酒店,她說,他們只管你上訪不上訪,要上訪就截走。一看我們是來開會的,就走了。
我們開會的地點在遠郊區,離市中心五十多公里,我想,這里恐怕不會出什么事吧。第二天一早,她就來我房間告訴我,武漢警察昨晚半夜來敲她的房門。我說,武漢警察怎么這么靈啊?她說,酒店登記時驗證機上紅燈一閃,我就知道駐京的武漢警察要來查房,直到我拿出會議出席證給他們看,他們才走。
在返程的路上,我們玩了一個“調包計”,將臥鋪票和別人調換了,算睡了一個安穩覺,在車上,我向她講了日本電影《追捕》的故事,無罪的杜丘被警察追捕的到處躲藏,街上的監控擴音器大叫:“杜丘,你跑不了了!”她說,現在先進了,你的手機就可跟蹤,不信,我打開手機給你看。果然,一夜之間,三條短訊:“你在哪車廂?我們上車了,一起消夜(晚餐)吧!”“我們有車接你,在南廣場!”下了車,我們不得不沿著鐵路走了很長一段路才越過了車站出口。
我在崎嶇不平的軌道旁的小路上走得精疲力竭,她卻若無其事的嘲諷自已:我的警衛可真多啊,逢年過節都有人上門“親候”,每當紀念日或大的集會,比如兩會召開,我門前總是崗哨林立,叫我不要出門,他們生怕我出事哩!
她犯了什么大法呢?她出生在一個兩代共產黨員的農工家庭,從小長大到今天,一直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剛成年就來武漢打工,有時,一天打兩份工,積攢了十多年,在荒涼的江灘邊買了一套三十多平米的小房子,她在這里成了家,終于在城里站住了腳,但這小房子,卻成了她噩運的開始。過了幾年,江灘一帶變成了寶地,被開發商看中,政府立即組織折遷辦,協議還未談成,就開始強拆。
一天大白天,一個殺手破門而入被她聾啞人的弟弟闖見,殺手連捅了十多刀逃走,她立即向“110”求救說:“拆遷辦派殺手殺人了”。警察來了,厲聲叱責她:“明明是入室搶劫,你怎么說是拆遷辦殺人!你知道‘拆遷辦’就是政府,告拆遷辦就是告政府!”
她不服,提供了很多現場的物證和人證,證明殺手是拆遷辦派來的,但這個大血案一直到三年多后的今天還未破。警官們明確告訴她:“這個案子永遠也破不了”。從此,她走上了漫漫上訪路,抓進拘留所、關進瘋人院、關進黑監獄;丈夫怨她長年在外,拋家離子,要同她離婚。十年辛苦創業路,終成一片灰土。可說是家毀人傷了,連她的孤身孑影也列入了政府的“黑名單”。
她學會了上網,學會了做視頻。以此來表達她的哀怨憤恨。她成了網上小有名氣的人,也增加了警方對她進一步的監控。六月十五、十六兩日,她參加了武漢街頭的《黑監獄》圖片展。當晚,街道、社區的干部都來到她租住的小房間內,告訴她,市領導開會定性,她的行為是“非法集會,破壞社會秩序”,應該刑拘。在做筆錄時,她作了如下陳述:把老百姓送進黑監獄的人、把老百姓酷刑拷打的人不犯法,沒有破壞社會秩序、受到酷刑拷打的人辦了展覽,舉行控訴,倒犯了法、破壞了社會秩序?!你們這還叫共產黨嗎?
就在被監視居住期間,一天清晨,她突然來我家,她說是乘看管人員還未“上班”時溜出來的。她告訴我一個喜訊:這里第三把手給她發了短訊,發誓要在年內徹底解決她的問題,條件是不得上訪,不得參加群體性活動。她打開了手機,一條條短信,可真說的情懇意切。我說,這可是件好事啊!真能解決問題,誰還上訪?誰還鬧事?上訪、鬧事不都是逼出來的么!
她走后,我為這位回族婦女的遭遇心潮澎湃,是喜是憂,很難測。我把她傳來的幾段視頻,一篇一篇的翻看,我不斷地發問:“這女子究竟惹了誰?”
對這位這里第三把手許諾的“徹底解決她的問題”我也持懷疑態度,他要她一個月不要出門上訪,可能是這個月中央巡視組和督導組在湖北武漢的工作要告一段落,也可能是他想在群眾路線的教育實踐中,想對群眾工作取得一些成績。但要把這個女人的問題“徹底”解決好,很難很難。野蠻拆遷,他能解決嗎?拆遷辦派殺手,他能解決嗎?隨便把一個人送瘋人院,她能解決嗎?把人綁架到黑監獄酷刑拷打,他能解決嗎?每當觸及這些問題,他都極力回避,連他自已都沒法解釋。
真得感謝這位善良的回族大姐,她向我講述她和爸媽、哥、姐在江漢平原上開墾的往事,有兩代人參加了共產黨。她也向我訴說著她的挫折和憂傷,唱著她在黑監獄里唱過百遍的歌曲——“夜半三更啊,盼天明,寒冬臘月啊……”
從高舉少先隊火炬的少女到瘋人院、黑監獄的囚徒,是她背離了共產黨,還是共產黨拋開了她。她用自已的經歷,活生生的將“黨風之弊”展示在我們面前,但誰能來一個“大掃除”呢?
丑牛
武漢·東湖澤畔
2013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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