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主要締造者，也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創者。早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就針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實際狀況，對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指導思想、方針原則、內容和方法進行了初步的探索。長征期間，毛澤東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又創造了許多新鮮經驗，為他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論體系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筆者認為，長征期間毛澤東開展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創造了以下經驗。

　　一、目標明確，信念堅定

　　作為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教育別人之前，自己首先要有明確的目標和堅定的信念。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而且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因此，當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加大侵略中國的步伐之時，她沒有忘記自己肩負的民族責任。早在長征之前，中國共產黨就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號，并組織了北上抗日先遣隊。長征以后，盡管自身都前途未卜，但始終沒有放棄北上抗日的主張。每到一地，都要開展北上抗日的宣傳工作。遵義地區至今仍可見紅軍當年書寫的標語，如“紅軍是抗日反帝的主力軍”、“要求北上抗日”、“加入紅軍打日本帝國主義去”、“白軍兄弟不打紅軍，拖槍北上抗日去”等等。當中央紅軍擺脫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而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后，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根據全國形勢的新變化，明確地提出了創建川陜甘蘇區的戰略方針，最終目的也是為了北上抗日。

　　毛澤東一直是北上抗日主張的堅定支持者，早在1933 年1 月17 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蘇維埃政府和紅軍領導人就發表了《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愿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更是北上抗日主張的堅定執行者。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后，毛澤東為爭取張國燾一道北上而做了大量的工作。1935 年6 月26 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兩河口召開會議。會上經過討論，一致同意周恩來、毛澤東等多數人關于北上的意見。6 月28 日，根據會議精神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張國燾雖然在會上也表示同意北上的意見，可是在實際行動上卻實施其南下主張，拒絕執行中央的決定。在毛澤東被迫率紅一、三軍團單獨北上而與紅四方面軍分離之后，他仍不厭其煩地通過各種形式做張國燾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央率紅一、三軍團到俄界后，不僅等了三天，去電七次，規勸張國燾放棄“南下”，跟隨北上，而且直到9 月18 日，毛澤東還指示彭德懷、聶榮臻等致電張國燾，告知他們已占領甘南的大草灘一線，當地的物資豐富，漢、回民眾熱烈擁護紅軍。顯然，中央一直是堅持兩河口會議精神，希望、等待并準備接應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的。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對爭取張國燾一起北上真是做到了仁至義盡。經過毛澤東的不懈努力以及紅二、四方面軍廣大將士的堅決斗爭，張國燾最后不得不同意率紅四方面軍北上與中央紅軍會合。在與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中，毛澤東以其科學的決策和堅定的信念而為全黨全軍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二、重點突破，點面結合

　　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切忌公式化。只有根據實際情況選準突破點，并做到點面結合，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長征期間，毛澤東通過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使自己的正確主張最終得到全黨的認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27 年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以后，毛澤東痛感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嚴重危害，在黨的八七會議上明確地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和“上山”的主張。因此當秋收起義失敗以后，他果斷地率領秋收起義余部向井岡山進軍，由此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正當革命如火如荼之際，黨內先后發生了三次“左”傾教條主義的嚴重錯誤，特別是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幾乎葬送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前途。王明等“左”傾教條主義者只知道背誦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個別詞語和機械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完全不顧中國的特殊國情。比如: 關于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前途問題，共產國際認為當時革命的動力只有工農，革命的對象除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外，還有民族資產階級，并且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是最危險的敵人之一。王明從共產國際的指示和蘇聯當時的做法出發，也極力主張反對資產階級、中間勢力和富農。關于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共產國際根據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始終堅持城市中心論。根據共產國際的這一指導思想，王明也積極宣傳城市中心論。對1927 年大革命失敗以后革命形勢的估量和斗爭策略問題，共產國際根據斯大林提出的所謂“第三時期”的理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總危機，中國革命的高潮即將或已經到來，主張在各方面采取“進攻路線”，在黨內則要大反“右傾”。王明從“第三時期”的理論出發，也一再主張實行全國“政治總示威”和“工農武裝大暴動”。不難看出，王明等人對共產國際亦步亦趨，將這些明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指示奉為“圣旨”遵行不誤，不敢越雷池一步。在1932 年10 月的中共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上，王明等“左”傾教條主義者撤消了毛澤東所有軍事領導職務，為貫徹其“左”傾錯誤路線掃清了最大的障礙。在進行第四次反“圍剿”戰爭時，由于臨時中央的錯誤路線尚未完全貫徹到紅軍中去，廣大紅軍指戰員仍自覺地運用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去打擊敵人，因而仍然使反“圍剿”戰爭取得了勝利。而在1933 年底開始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極端錯誤的軍事路線已取得了完全的統治地位，由此直接導致使了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中央紅軍最后不得不進行戰略大轉移。

　　長征以后，蔣介石很快就判明了紅軍西進的意圖，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面對越來越嚴重的局勢，毛澤東認為湘南地區黨和群眾基礎比較好，且有利于紅軍的機動作戰，提議應乘敵軍正在調動尚未完成包圍之際，組織力量進行反擊，尋殲國民黨軍一部，以扭轉戰局，變被動為主動。但博古、李德拒絕了這些建議，消極避戰，喪失了一次較好的戰機。11 月25 日，中革軍委決定紅軍從廣西全州、興安間搶渡湘江，結果在湘江之戰中，中央紅軍就由長征出發時的8. 6 萬人銳減為3 萬人。盡管如此，博古、李德等“左”傾教條主義者，他們明知蔣介石集團在前面張網以待，仍然機械地執行事先制定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如不改變行軍路線，中央紅軍有全軍覆沒的危險。

　　自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開始以來，毛澤東一直在關注著黨和紅軍的命運，雖有良謀卻無能為力。如何改變“左”傾教條主義者錯誤的軍事路線? 長征開始以后毛澤東采取了重點突破的辦法，利用與張聞天、王稼祥接觸較多之機，重點做他們的思想政治工作。1934 年12 月11日，在湖南通道縣城，毛澤東明確地向張聞天提出應改變行軍方向，得到張聞天的認同。接著，毛澤東又向王稼祥提出改變行軍方向的問題，也得到王稼祥的高度認可。

　　1934 年12 月18 日，在黎平會議上，王稼祥、張聞天積極支持毛澤東提出的繼續向貴州西北進軍、在川黔邊敵軍力量薄弱的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的主張。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最終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從而使中央紅軍贏得了主動。但黎平會議以后，爭論不僅沒有結束，反而更加激烈。

　　通過深入的交流，王稼祥逐漸佩服毛澤東的遠見卓識，于是向毛澤東提出了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意見。張聞天也積極贊同這一意見。在遵義會議上，王稼祥、張聞天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王稼祥投了毛澤東“關鍵的一票”。長征路上，除了重點做王稼祥、張聞天的思想政治工作外，毛澤東還在中央領導層中廣泛地做說服工作，讓正確的意見為大多數人所接受，這才實現了遵義會議的巨大轉折。

　　毛澤東在身處逆境的情況下，經歷了長時間被孤立的痛苦磨煉，他深切地領悟到團結大多數的極端重要性。賀子珍說: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對我感嘆地講: “辦什么事都要有個大多數啊!”她比別人更清楚地察覺到: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以后，有很大的變化，他更加沉著、練達，思想更加縝密、周到，特別是更善于團結人了。”〔1〕

　　三、以情感人，以理服人

　　王明等“左”傾教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語錄背得滾瓜爛熟，其實胸無良策。他們難以做到以理服人，就對提出不同意見的同志實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王明路線統治時期，派了一些人到各個蘇區去，這些人就像欽差大臣一樣，在那里領導一切，大搞肅反擴大化。如派到鄂豫皖的張國燾，把鄂豫皖邊區創始人許繼慎也肅掉了。派去湘鄂西的夏曦，湘鄂西的肅反都是他搞的。與賀龍一起建立湘鄂西根據地的段德昌，是一位黨的好干部，也無辜死于夏曦手中。那時大大小小的蘇區有十幾個，大多數都遭到重大的損失。王明路線統治時期肅反擴大化，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應當說是一個極其慘痛的教訓。

　　毛澤東則不然，對持不同意見者，他總是耐心地進行說服教育，而不是以勢壓人。比如，1935 年3 月10 日，毛澤東在茍壩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林彪、聶榮臻提出的進攻打鼓新場( 現金沙縣) 的建議。周恩來回憶說: “從遵義一出發，遇到敵人一個師守在打鼓新場那個地方，大家開會都說要打，硬要去攻那個堡壘。只毛主席一個人說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損失了更不應該，我們應該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嘛。但別人一致通過要打，毛主席那樣高的威信還是不聽，他也只好服從。但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里提馬燈又到我那里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會后，中革軍委給各軍團發出《關于我軍不進攻新場的指令》的電報，避免了一次將要發生的重大損失。〔2〕

　　又如，毛澤東等黨中央單獨率紅一、三軍團北上后，紅四方面軍的副參謀長李特率隊追上紅三軍團后，局面一度很緊張。李特氣勢洶洶地質問毛澤東: “總司令沒有命令，你們為什么走啊!”毛澤東義正詞嚴地說: “是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并對李特耐心地分析了當前的政治、軍事形勢，懇切地說明在當前形勢下我軍只能北上，萬萬不能南下。他說: 現在只有北上一條路可以走，因為南邊集中了國民黨的主要兵力，而陜西、甘肅的敵人比較薄弱。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我們可以樹起抗日的旗幟。南下是沒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國人民擁護的。最后，毛澤東又非常誠摯地對李特說: “請你向張國燾同志轉告我的意見，我相信，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惟一正確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們一定會北上。你們南下，我們歡送，我們前面走，給你們開路，歡迎你們回來。”〔3〕毛澤東入情入理的勸導，雖然沒能完全說服李特等人，但卻最終化解了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

　　四、敢于斗爭，善于斗爭

　　長征期間，毛澤東在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時，在原則問題上態度明確，敢于提出自己的正確意見; 但有時為了顧全大局，也會做一些策略上的讓步，比較注意斗爭的藝術。比如，在遵義會議上，對博古、李德等“左”傾教條主義者的嚴重錯誤，他毫不留情地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針對會上博古那為自己辯護的主報告，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 對反五次“圍剿”的失敗，總結出的那些原因，我認為不能成立，因而，這個總結報告不是實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錯誤作辯護。毛澤東認為， “三人團”在指揮紅軍對付敵人的第五次進攻時，不客氣地說，犯了軍事路線的錯誤。這個錯誤，在整個戰爭中，歸納起來，表現在三個階段，其第一階段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第二階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義，第三階段則是退卻中的逃跑主義。與此同時，為了爭取更多同志的支持，毛澤東盡量縮小打擊面。他在會議上，只批臨時中央在軍事問題上的錯誤，沒有提政治問題上的錯誤。正是這樣，才團結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

　　又如，在對待張國燾的問題上，毛澤東既做了必要的妥協，又對張國燾提出的無理要求明確予以拒絕。當張聞天提出可以將總書記( 總負責人) 的位子讓給張國燾、朱德也提出把自己中革軍委主席和總司令的職位讓出時，毛澤東認為不妥，他經反復思考，最后同意周恩來提出的把總政委的職務讓出的要求。彭德懷后來評價說: “在反對張國燾的斗爭中，我向毛主席學到許多東西。當時如不堅持北上抗日的政治和軍事方針，同張國燾機會主義路線混淆起來，在偉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無產階級就不可能取得領導地位，甚至連發言權也不會有; 在草地如不堅持正確路線，采取堅決的分，就不能證明毛主席路線的正確，以后也就不會有一、二、四方面軍在陜北的大會合; 在張國燾分裂紅軍后，如開除張國燾黨籍，也就可能造成黨內長期分裂。毛主席堅持了原則( 不讓總書記) ，又表現了靈活性，避免了長期分裂。”〔4〕

　　五、實事求是，潤物無聲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由于長期處于白色恐怖之中，因而很容易出現“左”的傾向。歷史上曾多次發生肅反擴大化的錯誤，許多忠于黨、忠于革命的優秀同志被錯誤處理甚至被殺掉。長征期間，毛澤東不但十分注意糾正肅反擴大化的錯誤，而且對受到錯誤處理的同志還及時地予以開導和撫慰。當毛澤東率領紅軍陜甘支隊到達吳起鎮時，就聽到陜北地方領導人的匯報，獲悉陜北肅反擴大化和劉志丹等主要干部被拘捕的消息。賈拓夫、李維漢攜帶電臺到甘泉下寺灣遇到郭洪濤時，又進一步證實這一消息。他們立即將這一情況電告黨中央毛澤東等。后來毛澤東又聽到徐海東等對肅反情況的反映，得悉一個多月前，劉志丹、習仲勛、馬文瑞等許多負責干部被捕，有的甚至被殺害了。毛澤東立即下令: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剛擔任國家保衛局長的王首道等組成工作組，前往陜甘晉省委駐地瓦窯堡調查并糾正肅反中的錯誤。毛澤東還叮囑王首道等說: “殺頭不能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起來，人頭落地就長不攏了。如果我們殺錯了人，殺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大家要切記這一點，要慎重處理。”〔5〕在毛澤東的親自過問下，劉志丹等100 多位同志被及時地解救出來。這一消息傳出以后，陜北廣大軍民奔走相告，歡欣鼓舞，真切地感受到了黨中央實事求是的精神。

　　上述表明，長征期間，毛澤東針對不同的對象開展了一系列的思想政治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對今天的思想政治工作仍具有寶貴的價值。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66期，摘自2012年第3期《毛澤東思想研究》)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