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論，包括思想方法、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中極為重視的一個理論和實際問題，在毛澤東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毛澤東善于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化為指導實際工作的思想方法、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充分發揮運用馬克思主義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偉大作用。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其哲學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確立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銳利武器，是值得我們繼承、運用和發展的。

　　一

　　毛澤東不僅寫下了諸如《反對本本主義》、《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們的學習》、《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以及《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等專門論述方法論的著作，而且還把方法論的思想貫穿到他的政治、軍事和哲學等的論著中。他把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思想路線提出來，教育共產黨員要樹立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原則。延安整風運動是一次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這次運動就是從思想方法人手，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1941年9月29日，毛澤東給中央研究組的同志寫了一封信，指出學習理論要“以研究思想方法論為主”，實際上指明了整風運動的主旨所在。他主持編輯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思想方法論》一書，作為整風運動的學習文件，在黨的理論建設上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繼續強調“學哲學(宇宙觀，方法論)極為重要”。

　　毛澤東重視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建設和教育，并不是偶然的。這是基于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刻理解，并緊密地從中國共產黨的實際出發而提出的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

　　第一，哲學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它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同時也是無產階級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論。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以往任何哲學的顯著區別，在于其堅持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一致，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強調理論的實踐性和方法論意義。為了強調這一區別，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學稱為“實踐的唯物主義”，指明以往的一切“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并一再聲明他們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列寧也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斗爭的“偉大的認識工具”，他說：“馬克思的哲學是完備的哲學唯物主義，它把偉大的認識工具給了人類，特別是給了工人階級。”他認為，如果忽視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一基本特點，把理論與實踐、世界觀與方法論割裂開來，“就會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東西，就會抽掉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會破壞它的根本的理論基礎--辯證法即關于包羅萬象和充滿矛盾的歷史發展的學說”。由此可見，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相統一的。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會有什么樣的方法論;同樣，一定的歷史觀也是通過它的研究方法表現出來。毛澤東緊緊抓住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學風同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學風的根本對立和斗爭，解決黨內思想方法問題，這不僅符合中國共產黨的實際狀況，而且也抓住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相統一的這一根本性的問題。

　　第二，重視方法論，也是基于對中國社會和我們黨的特點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由于近代中國的社會特點和政治環境的特點，不可能形成強有力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大批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分子向往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綱領和革命要求，因而到中共黨內尋求出路。他們有很可愛的革命積極性，并愿意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訓練;但是，他們是帶著其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入黨的。黨內一些同志雖然在口頭上、理論上也承認唯物論，但在實際工作中卻是違背唯物論的。他們不是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而是從本本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萬古不變的教條。這種實際工作中的唯心主義，曾給中國革命帶來災難性的嚴重后果。毛澤東緊緊抓住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學風同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學風的根本對立和斗爭，在黨內積極倡導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

　　第三，黨擔負著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使命，要實現這種領導作用，其關鍵是要有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因而用什么樣的方法去觀察和判斷客觀事物是關系到路線能否正確的一個根本性問題。那種用主觀的、片面的思想方法觀察形勢，決定政策，其結果必然是主觀與客觀相分離，理論與實際相脫節，這就成為黨內發生“左”的和右的錯誤認識的根源。所以，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還是用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就成為解決我們黨的思想路線的一個關鍵問題。陳云是我們黨內一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學習理論鍥而不舍，始終如一。他回憶說：“在延安，我當中央組織部長的時候，毛主席先后三次當面同我談過，要學哲學，還派教員來幫助我們學習。”“我曾以為自己過去犯錯誤是由于經驗少。毛主席對我說，你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他要我學點哲學。過了一段時間，毛主席還是對我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他以張國燾的經驗并不少為例加以說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談這個問題，他仍然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這使陳云認識到，要把思想方法搞對頭的重要性。從此以后，他無論是在革命、建設還是改革的不同時期，都積極在黨內倡導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強調要把思想方法搞對頭。他指出：“領導同志要學點哲學。不要怕人家說馬克思主義哲學過時了，沒有過時，永遠也不會過時。無論工作如何忙，也要抽點時間學習。”他還以自己學了哲學終身受益的感受強調：“在黨內，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學哲學，有根本的意義。現在我們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學，很需要從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這就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陳云殷切希望黨的高級干部都來學哲學，并且把這種學習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項責任。他說：“在新的形勢下，全黨仍然面臨著學會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和解決問題這項最迫切的任務。”這個事例生動地說明毛澤東在黨內倡導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對于轉變黨的思想作風、保證黨的領導的正確性，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

　　從方法論角度看，毛澤東做了大量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工作，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思想。事實上，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后，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就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一種是堅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一種是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一切從書本出發，照搬照抄。如果說，從李大釗最早提出要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成為我們黨對理論聯系實際命題的最早表述，到大革命時期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反映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開始認識并實踐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那么，毛澤東在1930年5月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則是更自覺、更深刻地闡述并倡導了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論述了黨應當遵循的思想方法。這篇文章的重要價值在于，鮮明地反對了教條主義傾向，提出了“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的重要觀點，強調調查研究是保證黨的路線正確的重要途徑。雖然這時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還未出現，但黨內已經存在依靠共產國際給我們寫決議，給我們寫綱領，向我們作指示等等問題。中國革命是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形，還是依靠外國同志了解中國情形?這的確是關系到黨和革命的命運與前途的問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告訴我們，要把實事求是思想原則付諸實踐，就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和群眾路線，三者是密切相關的、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可以說，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明確提出獨立自主的政治主張和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思想方法。在1961年3月的廣州會議上，毛澤東在解釋這篇文章的第六點即上引的觀點時曾經說，第六段我看現在還用處不少，將來也用得著。中國斗爭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形，不能依靠外國同志了解中國情形，或者依靠外國幫助我們打勝仗。這個看法是極為正確而深刻的，也是我們今天應該堅持的。由上可見，在這篇孕育著毛澤東思想雛形的文章中，就鮮明地表現出思想方法論的特點。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中國革命經歷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因而有可能更加深入地探討和認識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毛澤東為此做了大量的理論工作，從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特別是思想路線上清算“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他在1937年七八月撰寫的《實踐論》、《矛盾論》(《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的兩個篇章)，是其哲學思想極其重要的代表作，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和辯證法體系，這兩篇著作對于確立黨正確的思想原則，具有重要的思想方法論意義。其一，對黨應當遵循的思想原則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哲學論證。如前所述，用什么樣的思想方法去觀察客觀事物、制定黨的正確的路線方針，成為黨面臨的第一個重要的問題。這就是黨的正確的學風，具有中國特色的思想路線。“兩論”把馬克思主義哲學關于認識和實踐的辯證關系的原理以及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相互關系的原理，運用于正確認識和處理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關系，從而奠定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統一的思想路線的堅實基礎。毛澤東強調，中國革命要獲得勝利，就必須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花大力氣去探討中國革命的具體問題，著力分析中國社會和革命進程中的矛盾的特殊性，從中找出適合中國實際的解決辦法，制定出正確的方針政策，而不是靠照搬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和結論。“兩論”在闡述這些重要問題時，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其二，從哲學思想上深入分析和清算了黨內曾經長期存在的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錯誤，對于黨在思想上走向成熟具有重大的意義。正如毛澤東在為“兩論”寫的題注中所講的，黨內一部分教條主義的同志否認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個真理，而只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書籍的只言片語，去嚇唬人們。還有一部分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長期拘守于自身的片面經驗，不了解理論對于革命實踐的重要性，看不見革命的全局。這兩類同志的錯誤思想，特別是教條主義思想，曾經在1931年至1934年使得中國革命受到極大的損失。毛澤東指出，我們黨內出現的以教條主義為主要表現形式的主觀主義，同哲學史上的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一樣，他們共同的思想特征是割裂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的關系。教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凝固化、絕對化和公式化，只承認普遍性，否認事物千差萬別的特殊性，用一種固定不變的公式到處加以套用，這是教條主義者把中國革命引向失敗的重要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根源。其三，“兩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典范，中國共產黨人正是通過學習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并使之成為認識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其意義是十分深遠的。

　　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確立后，毛澤東先后發表的《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兩篇文章，對于深入認識和建設社會主義，具有重要的方法論的指導意義。

　　毛澤東作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他的全部哲學活動都是立足于中國的實際，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融為一體。為了正確認識中國建設發展的內在動力，他十分重視矛盾的分析方法。他同列寧一樣，把矛盾問題作為唯物辯證法的核心，指出事物的內部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他在指導工作中，善于運用對立統一規律，注重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從繁紛復雜的矛盾現象中把握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從而推動客觀事物向前發展。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一大特色。

　　在《論十大關系》中，同樣體現了毛澤東活躍的辯證思維方法。在這里，他緊緊抓住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確定我們工作的重點。與此同時，毛澤東又從中國國情和建設的實際出發，在抓住重點工作的同時又十分重視非重點方面，即把非重點工作提高到使之有助于重點工作更好解決的高度上加以認識和處置。這種辯證地處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關系，體現了矛盾的同一性。毛澤東指出，矛盾的對立面在一定條件下的“互市聯結、互相貫通、互相滲透、互相依賴，這種性質，叫做同一性”。把這種對立面之間相互聯結和轉化的思想運用到實際工作中，正確處理重點和非重點，用抓好非重點來促進重點的更好解決，是毛澤東的方法論思想的一個發展。比如，他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工業化道路時，就是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的實際出發，把發展農業放到重要的位置上。他痛感蘇聯為發展重工業把農民挖得很苦，糧食生產長期達不到舊俄時代的最高水平，因而搞的工業化也是不成功的。中國在經濟建設中并不完全按蘇聯的做法，還是比較重視農業和輕工業的，如在投資比例上，蘇聯重、輕工業的投資比侈是9：1.中國是8：1，中國的糧食和市場供應都比蘇聯好。即使這樣，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仍提出要適當調整農、輕、重之間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他認為，這樣做“一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資金的積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發展重工業”。隨后不久，他又提出“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的重要思想。他從農業關系到城市和工礦區人口的吃飯問題，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和銷售產品的重要市場，農業又是重工業的重要市場，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等等，多方面地論證了這一思想。他提出：“你對發展重工業究竟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點，那就打擊農業、輕工業，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重農業、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積累更多些，投到重工業方面的資金將來也會更多些。”這樣，在工業化的過程中農業就不是處于從屬的地位，而是作為實現工業化的重要力量來對待，把農業提到直接關系工業化速度的突出位置。《論十大關系》在方法論方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范例，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學習的。

　　1956年，當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確立之后，黨和國家面臨著如何鞏固、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即關系到國家的治理和社會走向這一根本性問題。在此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毛澤東以其特有的敏銳和深刻的哲學思維，運用對立統一規律深入總結實踐中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觀察和分析社會主義社會各種復雜的矛盾，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學說，深刻揭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并且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這些理論規點，集中體現在毛澤東于1957年6月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及相關的一系列講話中。從哲學的高度回答了時代面臨的重大課題，是我們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歷史課題最早在理論上的探索和回答，它對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奠定了極為重要的理論基礎。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學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國家學說的豐富和發展，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貢獻。它對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意義在于：其一，指明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只有承認矛盾并妥善解決矛盾才能使社會不斷向前推進，這樣才能使我們在社會矛盾面前處于主動地位。其二，闡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特點，一方面，它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基本方面是相適應的，這是新社會優越于舊社會的重要表現，因而能夠在新的生產關系的基礎上發展社會生產力，這就為實現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變提供了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它們之間也存在不相適應的方面，但是非基本的方面，因而能夠依靠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通過調整和改革使之不斷完善起來，這就為社會主義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其三，指出社會主義基本矛盾表現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存在著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樣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并指明大量的、主要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因而通過民主的方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這就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指明了方向。

　　三

　　1941年5月，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深刻闡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的學風，第一次提出實事求是這一科學概念，來表達黨應當堅持的思想原則，這就把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想方法問題提高到思想路線的高度，從而為中國革命勝利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保證。同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依據黨的任務和斗爭的需要，毛澤東都把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具體化為一系列的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使之成為溝通理論和實際、黨和群眾關系不可缺少的環節和橋梁，成為完成黨的任務的重要保證。這些工作方法有著十分豐富的內涵，形成了一個不斷完善而系統的科學體系。其中，既包含諸如一切從實際出發，調查研究，群眾路線，矛盾分析的方法，階級分析的方法，個別與一般、領導與群眾相結合，一切經過試驗這樣一些相互聯系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還包括由此而派生的一系列具體的工作方法，諸如當好班長、互通情報、以點帶面、胸中有數、解剖麻雀、統籌兼顧、全國一盤棋、兩條腿走路、抓兩頭帶中間、學會彈鋼琴、留有余地、注意一種傾向可能掩蓋著的另一種傾向、分清主流和支流、分析與綜合，等等。這些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體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工作方法是思想方法的具體運用和具體體現，它的提出和貫徹，貫穿著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如同黨的方針政策的制定一樣，工作方法也是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導下提出的，是實現黨的任務不可缺少的環節。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指出：“我們是革命戰爭的領導者、組織者，我們又是群眾生活的領導者、組織者。組織革命戰爭，改良群眾生活，這是我們的兩大任務。在這里，工作方法的問題，就嚴重地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他特別強調：“一切工作，如果僅僅提出任務而不注意實行時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對官僚主義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實際的具體的工作方法，不拋棄命令主義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說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務也是不能實現的。”這不僅指明工作方法的重要性，而且也告訴我們工作方法的制定也要符合客觀實際，善于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確定我們可行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這種工作任務與工作方法相統一的指導路線，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戰略思想和策略思想、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相統一的原則。正因為這樣，根據一定情況和任務提出的工作方法，往往具有普遍性的意義。比如根據黨內矛盾的性質制定的解決黨內矛盾的“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就適用于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等等，這樣的例子很多，就使我們的工作方法形成了互相借鑒、相互融合、不斷豐富完善的完整的體系。

　　第二，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的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也是一切工作方法的立足點和出發點。群眾路線是毛澤東思想體系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基礎性的內容。從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出發，高度重視和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主動性、創造性，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特色。群眾路線包括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與工作方法。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表明的：“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這就明確地指出工人階級的革命乃是千百萬人民群眾的事業，工人階級政黨只有始終如一地相信群眾和依靠群眾，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眾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才能夠奪取黨的事業的勝利。這就要求黨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必須貫徹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一工作路線。毛澤東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一文中，詳細分析了黨的正確的領導意見的形成和實施過程，闡明了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一工作路線的極端重要性。在他看來，這種“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就是深入群眾、深入實際，形成正確意見并加以貫徹實施的過程。“從群眾中來”的過程，是領導者從對群眾實踐的個別指導中形成一般的普遍的號召的過程：“到群眾中去”的過程，是領導者把一般號召付諸實施，到群眾實踐中作具體指導、并檢驗一般號召的正確性的過程。毛澤東強調指出，在任何工作中，“只有領導骨干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成為少數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而無有力的領導骨干去恰當地組織群眾的積極性，則群眾積極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和提到高級的程度。”這就是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也是民主與集中相統一的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澤東在實踐中提出的“一切經過試驗”、“種試驗田”、“解剖麻雀”、“蹲點”、“點面結合”等，就是這種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具體而生動的體現。

　　第三，善于從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經驗中汲取智慧。毛澤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是學識淵博的大學問家。勤奮好學、孜孜不倦的讀書生活伴隨著毛澤東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他讀史，一方面，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其中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為一般學問家所不及，成為獨具風格的、有深刻見解的一家之言;另一方面，讀史是為了今用。毛澤東在他的著作和談話中，善于運用中國傳統文化，借鑒歷史知識和歷史經驗，隨手拈來，賦予新意。像人民群眾耳熟能詳的“實事求是”、“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愚公移山”、“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任人唯賢”、“百家爭鳴”、“推陳出新”等古語古訓，經過毛澤東的運用和改造，有的成為黨的學風，有的成為我們在工作中應當遵循的基本方針和工作方法。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應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軍事進攻，毛澤東提出了“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和方法，對此，他生動地說：第一條不打第一槍，《老子》上講“不為天下先”，我們不先發制人，而是后發制人。第二條“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這是《左傳》上二講晉文公在晉楚城濮之戰中的事，我們也要采取這樣的政策。第三條“禮尚往來”，這是《禮記》上講的，禮是講究往來的，“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運用這種歷史知識和歷史經驗，深刻表達了自衛原則、勝利原則和休戰原則，既要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又要盡可能地保持和延長同他們的抗日合作關系。這樣，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通過民族形式，成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便于掌握和貫徹的生動活潑的東西。

　　第四，在調查研究中獲得新知，取得解決問題的方法。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并不是在人的頭腦中憑空產生的，而是要在實踐中，通過調查研究取得的。正如毛澤東所說：“我自己認識農村，就是經過好幾年的工夫的。”“到井岡山之后，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貧農與雇農的問題，是在興國調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時才使我知道貧農團在分配土地過程中的重要性”。在這期間，毛澤東于1930年5月寫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心是反對教條主義的思想作風，提出了“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踐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他指出：“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于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毛澤東不僅把調查研究看作是黨必須遵循的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把調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錯誤的哲學高度來認識。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雖然也做了許多調查研究工作，但比起革命戰爭年代“躬自調查研究”少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帶來的嚴重后果，就是同這時不重視調查研究、違背了實事求是的原則相關聯的。毛澤東說：“我們黨是有實事求是傳統的，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但是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對實際情況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嚴重的教訓對毛澤東起了警醒作用，開始重視歷史上行之有效的調查研究工作。1961年前后，毛澤東在全黨多次提倡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要求干部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他自己身體力行，除了派身邊的工作人員分組下去調查外，自己也到全國各地了解真實的情況。毛澤東指出，我們這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是調查研究不夠。民主革命階段，要進行調查研究，在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一萬年以后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這個方法是可取的。他還說：“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打仗也是這樣，凡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應該說，緊密地從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出發，在調查研究中求得真知，取得解決問題的方法，是毛澤東領導思想的一大特色，是值得我們學習和繼承的。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65期，摘自2013年第5期《馬克思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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