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興起的重要標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它是在十月革命影響下實現的。李大釗作為在中國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的第一人，在他熱情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工作中，對唯物史觀進行比較系統的、多方面的介紹以及應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闡釋中國的歷史和社會問題，占有突出的地位。李大釗作為我國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歷史和社會科學的奠基人，他對唯物史觀的介紹并將其應用于研究中國歷史和社會問題，不僅幫助了一批先進分子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世界觀，而且對我國史學思想的革新以至對革命實踐的指導作用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對我們今天堅持科學的歷史觀都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一

　　唯物史觀的發現與確立，是歷史觀的革命性飛躍。恩格斯在評價馬克思這一偉大發現時說：“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正是這一歷史觀的內在的科學魅力，使它成為認識和改造世界的銳利武器，這也是使它能夠在中國廣泛傳播并加以應用的一個深刻原因。

　　唯物史觀在中國獲得廣泛傳播，是適應了中國社會歷史和革命發展的需要。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在資本—帝國主義的不斷侵略下，我們這個具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的古國，一步步地沉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下，中華民族經歷著煉獄般的苦難，廣大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國家瀕臨滅亡的境地。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充滿屈辱與抗爭的歷史，同時也是一部尋找救國真理、探索國家出路的歷史。但是，所有這些努力，無不受到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最終都以失敗的悲劇而告結束。這個歷史事實深刻說明，這時中國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不但農民戰爭無法解決，封建統治階級也失去自我挽救的能力，而且以發展資本主義為取向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也無立足之地。而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辛亥革命，是一次更加完全意義上的民主主義革命，這場革命“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你們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這不是勝利了嗎?說它失敗，是說辛亥革命只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并沒有完成。”這個歷史事實充分說明，以發展資本主義為取向的一切努力已經失去了實現它的歷史機緣。近代中國需要新的探索，需要把救亡的斗爭推向更高的階段。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可以說是中國先進分子到了“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的時候，開始尋求新的思想武器。但在它的前期，包括李大釗在內的新文化運動戰士傳播的民主與科學思想，仍然是屬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范疇。它雖然在當時反對封建文化思想斗爭中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并不能正確回答中國的出路問題。李大釗這時的政治視野也不能不受到這種歷史的局限，例如，他從民族獨立的強烈愿望出發，具有鮮明的反帝愛國思想，但對帝國主義的本質仍缺乏清醒的認識，他曾認為像日本這樣的“官僚政治”國家具有對外侵略的本性，而像美國這樣的“民主政治”國家則不會向外侵略，他曾贊揚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還把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和平、公理、正義等口號，贊為“平和的曙光”等;又如，他猛烈抨擊了辛亥革命后出現的假共和、真專制，但對“民權旁落”的原因還主要看作是“少數豪暴狡獪者竊權”，而對封建軍閥統治的階級本質缺乏深刻認識，因而他曾把袁世凱的死看作“青春中華之創造，實已肇基于此”，甚至把袁死后諸如元宵開禁之類的動作，也視為“共和復活之所賜”;再如，他提出“再造青春中華”的積極主張，但找不到實現的正確途徑，他雖然向往革命的變革，但又傾向以改良的方法，即從教育入手實現民權，認為“從事于國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觀。民力既厚，權自歸焉”，等等。

　　這里還要特別指出，這時的先進分子在自然科學方面，大體上是擁護唯物論的，但在社會歷史觀方面，則仍然停留在進化論、唯心論的認識水平上。他們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普遍地是以生物進化論的觀點解釋社會歷史，把物競天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等生物競爭說看作是適于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自19世紀末，嚴復把赫胥黎的《天演論》(原名《進化論與倫理學》)翻譯介紹到中國后，正在尋求民族自強的中國進步思想界就把它視為“經典”，成為鼓舞國人奮發圖存、自重自強的思想武器。不可否認，進化論的觀點，對于破除“歷史循環”論、“道德復舊”說等等陳腐說教，破除“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傳統觀念，起過積極的作用;它使人們相信社會制度、倫理道德都要適于社會和環境變化的需要而變化，相信新舊嬗替、青春戰勝白首的一般法則。但是，進化論的觀點并不能提供對社會歷史的科學認識，更不能正確回答中國的出路問題和中國革命面臨的基本問題。相反，那種“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庸俗進化論觀點，還往往掩蓋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甚至成為為帝國主義侵略辯護的工具。陳獨秀就曾從進化論的觀點出發，認為中國落后的原因在于自己的不長進，而不在于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在1914年由于激憤于國內政治的黑暗，竟至提出歡迎外國的干涉。這顯然是十足的昏話。在近代中國，天演一說確是振奮了進步思想界，但同時又成為先進分子認識進一步發展的羈絆。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新文化運動的前期，而早期的李大釗、魯迅等亦不能免。李大釗早期思想有雖不完備、卻頗為活躍的唯物辯證法觀點，但他的哲學思想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進化論、唯心論，而后者的束縛作用也是明顯的。他在《青春》一文中對德意志帝國的錯誤贊揚，便是受進化論思想影響的一例。應該說，庸俗進化論思想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是中國先進分子在一個長時期內，不能正確理解自強與反帝、漸進與革命之間辯證統一關系的一個重要的認識論上的根源。

　　近代中國先進分子對民主自由的熱烈追求和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使他們感到彷徨、失望以至悲觀。李大釗在1914年就曾無限感慨地說：“時至今日，術不能制，力亦弗能，謀遏洪濤，昌學而已。”而當1917年張勛再演復辟帝制丑劇時，他更為自己的理想王國夢幻的破滅而慨嘆：“一代聲華空醉夢，十年潦倒剩窮愁”。這種情形并非李大釗一人所獨有。魯迅后來說：“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這確是道出了這時一般先進知識分子的心態。這種“失望”和“頹唐”，既反映了他們對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結局的完全失望，也表現了他們經過對民主和科學呼喚之后仍然看不到前景的深刻反省。當然，在這種失望和苦悶之中，還蘊含著對新的出路的思考和探索。所以，在具備新的時代條件和新的社會條件的歷史背景下，新的歷史觀的傳入和被接受，就成為歷史發展的需要，歷史的必然。

　　在中國革命勝利之日，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駁斥了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關于中國革命發生原因的種種謬說，他寫道：“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系，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播就證明了這一點。中國人民在近代百年苦難、百年奮斗中，由于缺乏科學理論的指導，經歷了無數艱難曲折，吃盡了種種苦頭。只有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后，才改變了這種局面。李大釗作為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一開始他就努力運用唯物史觀來觀察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就比較正確地總結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初步指明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最主要敵人，封建軍閥勢力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無產階級是民主革命的先鋒，農民是最偉大的革命力量，以及知識分子要同工農相結合這樣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充分顯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威力，回答了百年革命斗爭不能加以科學回答的問題。正因為這樣，在當時眾說紛紜的救國方案和眾多的社會主義思潮中，科學社會主義以自己特有的魅力脫穎而出，很快為中國人民所認識和接受。

　　二

　　李大釗在論及歷史學時曾說：“自有馬氏的唯物史觀，才把歷史學提到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績，實為史學界開一新紀元。”而他在中國傳播與確立唯物史觀，對于歷史學的變革和對革命實踐的指導作用，也同樣如此。唯物史觀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中，就十分注意結合中國社會歷史的實際并給以科學的解釋，這個工作，使得在以下兩個方面的認識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

　　一是在社會歷史領域內，以唯物史觀取代了唯心史觀，以階級論取代了進化論，初步奠定了我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科學的基礎。李大釗相當準確、深刻地把握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精神，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同舊的唯心史觀作了原則的區別。他指出：“舊歷史的方法與新歷史的方法絕對相反”，舊的歷史觀，即唯心史觀，是“尋社會情狀的原因于社會本身以外”，即求其原因于“心的勢力”;而新的歷史觀，即唯物史觀，則是“于人類本身的性質內求達到較善的社會情狀的推進力與指導力。”他說：唯物史觀對社會歷史的解釋，“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勢力，而求其于物的勢力，因為心的變動常是為物的環境所支配”。這里所說的“物”，主要是指社會歷史中的經濟現象。他明確認為：“歷史的唯物論觀察社會現象，以經濟現象為最重要，因為歷史上物質的要件中，變化發達最甚的，算是經濟現象。故經濟的要件是歷史上唯一的物質的要件”。他進而對社會歷史變動的原因作了深層的分析，認為“經濟的生活”是一切社會活動的基礎，人民群眾“生產衣食方法的進步與變動”是社會歷史發展的關鍵力量。因而離開了“物的勢力”，便不能理解歷史變動的真正原因，那種用“心的變動”來解釋歷史的進化，是因果倒置，是對歷史發展的唯心的解釋。這就在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中指明了經濟的即生產方式的決定作用。應當指出，李大釗強調“經濟狀況”決定一切歷史現象的觀點，堅持了唯物史觀的最基本的觀點，也就是他反復指明的唯物史觀的“最重要”的觀點，從而把被唯心史觀顛倒了的歷史又顛倒了過來。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這是“歷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礎上。”

　　與此同時，李大釗又認為社會的進步不是等待“經濟生活”的自然變動，而是肯定“一切進步只能由聯合以圖進步的人民造成”。他認為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是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特征，一個重要的“要素”。他既認定階級斗爭是“歷史的終極法則”，又指出它不是人類歷史的全部，“馬氏并非承認這階級斗爭是與人類歷史相始終的”，但在階級社會里各種政治活動，“其根本原因都在殊異經濟階級間的競爭”。在他看來，這種經濟利益對立，即剝削和被剝削，壓迫和被壓迫的“這兩種階級，在種種時代，以種種形式表現出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現代資本家的，這些生產方法出現的次第，可作經濟組織進化的階段，而這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是社會的生產方法中采敵對形式的最后。”他充分肯定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是推翻舊的經濟制度、改造社會的“最后手段”。他從階級斗爭的觀點出發，充分肯定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要“認識民眾勢力的偉大”，“豎起民眾萬能的大旗”。他強調在當代的解放運動中，只有用階級斗爭學說發動工人運動，人民群眾的歷史主動精神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發揮，經濟制度的變革才有可能實現。

　　這里應當指出，正確認識人民群眾的作用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原理，對當時中國思想界有著深遠的意義。眾所周知，輕視人民群眾的力量，不敢或不屑發動和依靠群眾，曾是中國先進分子的一個致命弱點，也是近代民主主義運動屢遭失敗的一個根由。五四前期新文化運動的參加者雖然懷抱為民眾爭民主的目的，開始意識到啟迪民智對實現民主政治的重要意義，并為此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但他們對群眾的智慧和創造力仍然缺乏正確的認識，因而也依然同廣大群眾相脫離。這不能不是初期新文化運動沒能發展成為群眾性的政治運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李大釗在傳播唯物史觀的工作中，從根本上改變了上述狀態，他十分重視運用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這一觀點去分析歷史、現實以及人生道路的選擇。例如，他在分析中國近代社會歷史時，指出自中英鴉片戰爭起，中經英法聯軍、中法、中日戰爭及八國聯軍諸役，直至1925年五卅運動，外國侵略者對于中國民眾的屠殺，“是一部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民族史”。同時又指出，自三元里的平英團奮起，中經太平天國、義和團和同盟會的運動，一直到“五四”至“五卅”彌漫全國的反帝國主義的大運動，“是一部徹頭徹尾的中國民眾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史”。他在對近代中國歷史作規律性的探討中，充分肯定了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認為這一浩浩蕩蕩的民族革命運動史的洪流，一瀉萬里，必將是“非流注于勝利的歸宿而不止。”又如，他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把人民群眾看作歷史的主體和革命的依靠力量，熱情歌頌俄國十月革命中表現出來的群眾運動的偉大力量，認為這是滔滔滾滾的歷史潮流，是任何反動勢力都不能防遏得住的。他特別指出，今后人類發展的前景必將是勞工的世界。他批判了那種要以中產階級為中心勢力的舊觀點，斷定“民眾的勢力，是現代社會上一切構造的唯一的基礎。”他提出人民群眾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創造一種世界的平民的新歷史”。這種以人民群眾為革命主體的思想，把近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賦予五四時期的民主口號以嶄新的內容。再如，他從人民群眾是歷史主體的思想出發，寄希望于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號召先進的知識分子必須深入到工農中去，努力在他們中間工作，共同創造新的歷史。這正如他所說：“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里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我甚望我們中國的青年，認清這個道理。”上舉數端可以看出，李大釗大力宣傳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歷史觀，對于廓清當時思想界存在的唯心史觀的迷霧和實際的革命運動都有深遠的意義。

　　根據上述觀點，李大釗號召人們摒棄神權的、精神的、個人的、退落的或循環的舊歷史觀，樹立人生的、物質的、社會的、進步的新歷史觀。他指出，把歷史變動歸結于外力的作用，只能“給人以怯懦無能的人生觀”，“把人當作一只無帆、無楫、無羅盤針的棄舟，漂流于茫茫無涯的荒海中”。而把歷史的變動歸結于“天命”和王公世爵的活動，這種歷史觀完全是“權貴階級愚民的器具”。進而，他又明確提出歷史的研究任務在于：“一、整理事實，尋找它的真確的證據;二、理解事實，尋出它的進步的真理。即把歷史科學方法作為研究社會的變革的學問”。并“依人類歷史上發展的過程的研究，于其中發見歷史的必然的法則。”這表明，李大釗第一次使我國歷史學成為研究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成為指導和促進歷史進步的科學。

　　二是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探討中國歷史和社會的實際問題，初步地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使唯物史觀成為指導革命實踐斗爭的銳利武器。李大釗根據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的原理，指出：“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發生變動”。這是因為：“人類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結構。這是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制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我們可以稱這些精神的構造為表面構造。表面構造常視基礎的構造為轉移”。這就正確地論證了一定社會的政治、法律、哲學、道德等上層建筑，是由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的;因而經濟基礎發生變化，它的上層建筑也必然引起相應的變化。李大釗并不否認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但認為這種影響作用是有限度的，作為上層建筑又必須“隨著經濟全進程的大勢走”。因而探究社會政治、思想現象必須從經濟根源中尋找。他說：“從來的歷史家欲單從上層上說明社會的變革即歷史而不顧基址，那樣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歷史。上層的變革，全靠經濟基礎的變動，故歷史非從經濟關系上說明不可”。他運用這一原理，具體分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并第一次對五四時期正在展開的思想文化戰線的斗爭作了科學的論證。他認為中國封建的政治制度、倫理道德以及文化思想，都是中國封建社會基礎結構的反映。他指出：“孔子的學說所以能支配中國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學說本身具有絕大的權威，永久不變的真理，配作中國人的‘萬世師表’”，而是因為“他是適應中國二千余年來未曾變動的農業經濟組織反映出來的產物，因他是中國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層結構，因為經濟上有他的基礎”。正因為這樣，才使得中國的學術思想，“停滯在靜止的狀態中，呈出一種死寂的現象”。也正因為這樣，它遂成為孔門教條得以沿襲的深刻根源。他認為，隨著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的重大變動，近代的思想潮流也發生了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方面，那種為封建社會經濟基礎和專制制度服務的孔門倫理道德，已經“不能適應中國現代的生活，現代的社會”。在他看來，“孔子生于專制之社會，專制之時代，自不能不就當時之政治制度而立說，故其說確足以代表專制社會之道德，亦確足為專制君主所利用資以為護符也。”現在時代變了，“孔門倫理的基礎就根本動搖了”;“中國的經濟變動了”，“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頹粉碎的運命，孔子主義也不能不跟著崩頹粉碎了”。另一方面，“新思想是應經濟的新狀態、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在這種解放運動的潮流面前，縱有“幾個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視，天天戴上洪憲衣冠去祭孔，到處建筑些孔教堂，到處傳布子曰的福音，也斷斷不能抵住經濟變動的勢力來維持他那萬世師表、至圣先師的威靈了。”他特別指出，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和勞工階級的覺醒，發生了“勞工神圣”的新倫理、新觀念，并預示了工人階級必將通過社會的根本變革實現自己的歷史使命。他的這些精到的見解，正確地運用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從根本上批判了封建復古主義的種種謬論，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一個歷史法則：在近代中國，封建倫理道德的根本動搖和新思潮的興起，都是不可逆轉的。

　　根本改變中國社會經濟制度，是李大釗依據唯物史觀對中國社會改造問題的基本主張。這一正確主張，當時受到胡適等一些學者非難。胡適信奉實用主義，對社會問題持改良主義主張，力主不觸動社會經濟制度的點滴改良。因而他把根本解決即社會革命的主張，視為“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五四”之后不久展開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實質上是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一次論戰。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堅持了中國社會問題應當“根本解決”的革命主張。他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俄國革命的實踐經驗，科學地論證了只有根本改變舊的經濟基礎，建立新的社會制度之后，各種具體的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并強調階級斗爭是實現“經濟的革命”的根本方法。通過這次論戰，進一步促進了唯物史觀的傳播，為“五四”之后先進分子所關注的中國社會改造問題指出了一條唯一正確的道路。

　　對于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播，李大釗曾描述說：“晚近以來，高等教育機關里的史學教授，幾無人不被唯物史觀的影響，而熱心創造一種社會的新生。”從唯物史觀在中國早期傳播中可以看出，中國的先進分子一開始就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單純的學理來研究，而是把它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方法加以接受的。唯物史觀的傳播活動，幫助了一批先進分子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也為正在醞釀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論準備。像毛澤東第二次北京之行讀過的幾本書，就包含了對唯物史觀基本觀點的了解和掌握。他與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的通信中，表示完全贊成蔡和森關于唯物史觀的見解，并明確指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表明，把唯物史觀確定為黨的理論基礎，是這時從事建黨活動者的共識。

　　三

　　自李大釗最初傳播馬克思學說以來的90多年間，中華大地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充分證明中國人民對這一革命指導思想作出歷史性選擇的正確性。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恩格斯曾把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的發現，視為馬克思一生的兩大貢獻;認為由于這些發現，使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我們正在進行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正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實踐并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重要階段。在我們堅持這一正確發展方向的時候，也不容否認，包括唯物史觀在內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受到種種非難，誠然，唯物史觀是可以討論的，其中有的也是屬于學術討論的范疇;但也不能否認，其中有些人不但歪曲歷史事實，肆意攻擊和否定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而且有著明確的政治訴求，就是要把已經顛倒過來的歷史再顛倒回去。這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在這種情勢下，重溫唯物史觀在中國傳播的歷史，仍會強烈感受到那熠熠生輝的思想光芒，體會到它對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第一，要堅持和推進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就要鞏固、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如前所述，李大釗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指明改變中國社會經濟制度是根本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唯一正確方向;而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確立之后，鞏固、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的根本保證，是保證全國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條件，是實現共同富裕、避免兩極分化的制度保證，也是使非公有制經濟得以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這是關系到社會發展方向的一個根本性問題。鄧小平晚年指出我國社會出現兩極分化這一現象時，就明確它的出現如果不加以有效制止的話，將會導致的嚴重后果。他說：“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這個令人振聾發聵的深刻思想,實際上是同他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的必須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共同富裕這兩個社會主義根本原則相一致的，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揭示同一個命題。鄧小平為什么如此強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呢?這是因為，所有制問題是涉及判斷一個社會性質的標準問題。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的基礎是生產關系，社會也可以說是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占主體地位的生產關系決定社會的性質。自從階級社會產生以來，還從未有過純而又純的單一所有制社會，古羅馬作為奴隸制社會的典型，也有許多自由民組成的個體勞動者，但占主體的是奴隸主和奴隸這對生產關系，所以決定了它的奴隸制社會的性質;即使是今天的美國，也還有極少量個體勞動者和合作經濟，但占主體地位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所以決定了它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性質。人類歷史正是按照這樣的標準，區分為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而社會主義社會也同樣是按照這樣的標準來確定和表明它的社會性質的。所以要堅持這樣的標準，是因為生產資料由誰占有，決定著人們在生產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勞動產品中所占的不同份額，擴而大之，它決定人們在整個社會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團和階級勢力。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確立，意味著社會主體部分的生產資料不再成為剝削和壓迫人的工具，而成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有，這就為社會成員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證，也為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如果這種占有形式發生了質的變化，也就是公有制被私有制所代替，這也就不能不使社會性質發生反向的變化。而分配作為生產關系的一個重要內容，共同富裕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重要內涵，如果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兩極分化而不加以有效制止的話，這種兩極分化勢必會危害到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關系，因為這種現象的發生，不但表明公有制主體地位受到動搖甚至不再存在，而且還會通過種種非法手段占有公有制的勞動成果，使公有制名存實亡。所以，從這里我們就不難理解鄧小平提出“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這一命題的深刻性。

　　由上可見，鄧小平把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和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兩個根本原則，就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性質。在這里我們也不難理解，多年來一些迷戀私有化的精英們，為什么總是在社會制度的層面上否認姓“社”和姓“資”的區別，有的用什么社會主義就是“市場經濟加社會公平”這樣連民主社會主義也不用的模糊話語，來掩蓋社會主義的本質;更多的則是直接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我們要清醒地看到，改革開放以來，來自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干擾，從來沒有停止過。他們迷信西方的新自由主義一套說教，主張實行所謂“徹底的市場經濟”，鼓吹“市場萬能論”;在所謂“明晰產權”的蠱惑下，要求私有化。正因為這樣，他們的目標指向是十分明確的，就是反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反對國有企業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我們沒有忘記在改革之初，國有企業存在著歷史包袱重、設備更新困難、市場競爭處在不平等的起跑線上等等問題，他們不顧這些客觀事實，有的著名經濟學家把國有企業形容成“一碗白米飯被吐了一口痰，誰也不要，就是零價格賣掉也不吃虧”，提出“什么叫國有企業改革，就是把國有企業改沒了，改革就成功了”，等等，不一而足。正是在他們這種誤導下，在一些地方出現了“一賣就靈”、“一賣了之”，“限期改制”等等怪現象，造成大量國有資產流失，大批工人下崗，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受到嚴重削弱和動搖。現在，一些國有企業通過重組，形成大的企業集團，技術革新、經濟效益和對國家的貢獻都有明顯增強，在這種情況下，過去指責國有企業“低效益”、“無效率”的精英們，又站出來橫加斥責“國企逐利”、“國企壟斷”，要求國有企業退出競爭領域、營利領域。他們對國企的存在和發展橫加指責，究竟要干什么呢?他們是出于對國企的愛護而提出的批評嗎?不是。因為國有企業的任何作為，都成為他們私有化要求的最大障礙。這就是一些人在深化改革的呼聲下隱藏著他們的私有化訴求。

　　第二，要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階級和階級斗爭學說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核心內容。在當代中國，階級斗爭已不是主要矛盾，但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長期地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激化。因此，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理論和階級斗爭熄滅論的觀點，都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都會導致嚴重的后果。那種掩蓋階級斗爭的事實，放棄階級分析的方法，甚至通過玩弄概念游戲，比如，不說階級，只說階層;不說剝削，只說生產要素參加分配;不說私營經濟，只說民營經濟，等等，企圖以此掩蓋事物的本質。事實上，這樣做，欺騙不了別人，只能模糊自己的面目。自改革開放以來，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獲得了迅速發展，為我國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成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制度的組成部分。中央始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指明了正確的方向。但在我國的現實生活中，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已經受到了嚴重的動搖。據統計，截至2011年底，私營企業從1989年的9萬戶發展到967.6萬戶;全國非公有制企業從業人員已將近2億人，非公經濟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已超過60%;私營和外資企業占GDP的比重達到了70%-80%。這表明，新時期我國的私營經濟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遠遠超過了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民族資產階級，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必須加以重視和正確對待的階級力量。應當說，出現這種情況并不可怕，嚴重的是我們沒有正視這個事實，這樣就會使我們失去正確應對的能力。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鼓吹要確立非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編造民營化不等于私有化的神話，使私有化的浪潮甚囂塵上。這就不能不影響到我國社會的發展方向問題，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

　　同樣，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問題，我們也不能拋棄階級分析的方法，不能拋棄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毫無疑義，發展同西方國家的關系，保持中美關系的正常化，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大業的需要，但是，確立正確的外交斗爭策略同從本質上認識帝國主義，并不是互不關聯或者相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只有這樣，才能正確處理對外關系問題，才能正確應對我們面臨的嚴峻的外部挑戰。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反帝斗爭中，對帝國主義的認識以及應當采取的策略也經歷過曲折，但正是在這曲折的斗爭中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經驗，形成了系統的、正確的反帝斗爭策略思想。這主要表現在：(1)把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同廣大人民群眾加以區別，避免了歷史上單純排外的錯誤傾向。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對外掠奪政策，反映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當事國的廣大人民群眾同樣是受壓迫、受欺騙的，是我們團結和爭取的對象，是朋友而不是敵人。(2)把帝國主義的本質和現象加以區別，并在這一基礎上確立我們的戰略和策略思想。帝國主義的本質是脫離人民的，因而是虛弱的，我們必須在戰略上敢于藐視敵人;對帝國主義所表現的氣勢洶洶或是甜言蜜語，既不怕威嚇，也不抱幻想，既要敢于斗爭，也要善于斗爭，爭取反帝斗爭的勝利。(3)把反對帝國主義同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加以區別。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由于利害關系不可能形成鐵板一塊，它們之間同樣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主要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和壓迫的時候，就應當充分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把它們作為間接的同盟軍加以爭取，形成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4)把反對帝國主義同學習外國加以區別。我們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應當把二者加以嚴格區別。這些經驗，對于我們今天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正確認識和處理同西方帝國主義的關系，保衛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都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列寧曾指出，在馬克思主義問世之初，它不過是無數社會主義派別或思潮中的一個而已，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是那些基本上同俄國民粹主義相類似的社會主義，即不懂得歷史運動的唯物主義原理，不能分別說明資本主義社會中每個階級的作用和意義，并且用各種貌似社會主義的關于“人民”、“正義”、“權利”等等詞句來掩蓋各種民主變革的資產階級實質。馬克思主義正是在同各種錯誤思潮的斗爭中發展起來的，他說，歷史的進程表明，只有闡明了無產階級作為社會主義創造者的世界歷史作用的“馬克思學說獲得了完全的勝利，并且廣泛傳播開來”。“一切關于非階級的社會主義和非階級的政治的學說，都是胡說八道”。這值得我們長而思之。

　　第三，要尊重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切實保證人民群眾的主人翁地位。人民群眾翻身解放成為國家的主人，這是中國革命偉大成果的集中表現。應當看到，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在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值得嚴重注意的問題。一些黨員干部權錢交易、權黑勾結，貪污受賄、腐化墮落，已成為一個多發、群發性的社會之癌，嚴重損害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在一部分黨政機關和工作人員中滋長了衙門作風、官僚主義作風，高高在上，作威作福，醉心于個人的政績，漠視人民群眾的冷暖安危，嫌貧愛富傍大款，甚至欺壓百姓，權比法大，大大地拉開了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嚴重，使社會公平的底線受到挑戰，嚴重損害了工農群眾的權益，使黨的執政基礎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威脅，等等。這些問題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就有可能失掉人心，失去人民群眾的支持，這是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并加以切實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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