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6年被稱為“毛澤東時代”。在一個昏睡百年初醒的東方大國，一個古老民族在忍受了百年屈辱之后終于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運之時，在海內外同呼盛世的開國大典之后短短不到30年的時間里，其歷史的起伏跌宕，大起大落;各種政治運動的頻繁展開;各種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回腸蕩氣;西方人不大看得懂東方文化，對中國抱有一種無法釋懷的好奇心和神秘感，抱有一種相當復雜的感情和心理(咒罵中國同樣是出于一種復雜心理)。西方學者對中國這段歷史的評論有不少精彩之筆，也有大量誤解。海外華人學者，畢竟同文同種，容易理解這段歷史，一般來說，他們的學術功底扎實，學風嚴謹，又擁有史料優勢，不乏精彩的著作。但其中由于大部分作者缺乏60年來的大陸生活，缺少感同身受，自然隔了一層;加之一些學者自由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許多事件和人物多有誤解。而中國大陸人自己對這段歷史，由于種種原因，描述性的成果多，真正深入的理論思考和學術研究，特別是能夠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進行全面、深入和科學地研究，能夠對未來中國發展提供有價值、有深度、有戰略意義的思考的研究，還很不夠。

　   必須堅持唯物史觀

　　學術研究使用何種研究方法，與研究者的目的和立場密切相關。當代中國學人研究學術的正確目的，不應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為實現中華復興。這也是中國文化傳統，是中國道統特別是中國學統所要求的。中華復興，理論上歸根結底要靠馬克思主義，在方法論上靠唯物辨證法和唯物史觀指導，這是百年來的中國歷史反復證明了的。1957年毛澤東在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期間寫道：“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是辨證唯物論。這種宇宙觀反映自然界、社會和人的思維的普遍發展規律，適用于過去、現在和將來。辨證唯物論的對立物是形而上學和唯心論。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如果不用辯證法和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問題，就會產生片面性和主觀主義，就會使思想僵化和脫離實際，不善于對事物作恰當的分析，就會犯修正主義或者教條主義的錯誤，就會在政治上犯錯誤。在實際工作中運用辨證唯物論，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干部和廣大群眾，是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迫切任務之一。”這段話被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所接受，寫進了1957年莫斯科政治宣言。⑴歷史證明，這個道理非常正確，這方面的經驗教訓也非常深刻。

　　關于堅持辨證唯物論，本書第七章再來討論，這里先談堅持唯物史觀。

　　堅持唯物史觀，把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歸結為國際生產關系，把國際生產關系提高到工業化信息化時代生產力的高度，就可以揭示20世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形態實際上是在向社會主義演變的歷史趨勢;就可以看出在21世紀的今天，雖然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還沒有走出低潮，但是最困難的階段已經過去。新自由主義破產和美國金融海嘯以后，世界政治出現一些新的動向;而世界已經處于“資本主義混亂的終結時期”(沃勒斯坦語)。從歷史的眼光看，列寧關于帝國主義歷史地位的思想并沒有過時。這就不難看出，20世紀以來的中華復興和馬克思主義復興是完全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堅持唯物史觀，就會自覺地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中國來說，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無論這條道路經歷了何種曲折反復，歷史的大方向并沒有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完全正確，中華復興的歷史腳步不可阻擋。現在連海峽對岸的同胞、學者、海外華人與所有國際上追求世界和平、進步事業的國家、政黨和人民，都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樂見其成。

　　堅持唯物史觀，在展開本章內容時必須強調幾個觀點，作為討論的前提。

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中國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這是自1840年起一百多年以來中華民族偉大斗爭的最寶貴的政治成果，是全民族幾代人用無數生命和鮮血灌注的。這個共和國雖然還有諸多不足，但卻是偉大的中華民族幾千年生存繁衍和孕育的光輝燦爛的中華文明的唯一的政治和文化載體，是孕育了這個偉大文明的這塊神圣熱土(包括960萬平方公里領土和300萬平方公里領海)的地緣政治的唯一合法繼承者。這段歷史絕不是一個黑洞，總結反思這段歷史，只能肯定成績，汲取教訓;但是潑去臟水，不能連孩子一起潑掉。這個時期最大的成就，是為改革開放和中華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礎和必要的經濟基礎。

第二，對于極左理論和實踐的批判和否定都是必要的，但并不意味著與之相關的一切都是錯誤的;即使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問題，由于歷史已經前進，對某些問題的認識可能會發生變化，也是可以討論的。這就需要有一個正確的定義，所謂“左”的路線和錯誤，是指在政治上形成這條路線的某些思想、理論、方針和政策實踐所導致的錯誤，這些需要批判和否定。同時，也需要根據歷史的新鮮經驗對這一時期的思想、理論和實踐加以仔細深入的研究、“剝離”和再認識。這里所說的思想理論，不是指所有的理論，有些思想理論還大有研究的價值和余地。

例如關于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兩點論”(即關于“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發生侵略戰爭的危險”和在一定的力量對比有利于和平的條件下存在制止帝國主義戰爭的機會的觀點)和“帝國主義的本性沒有改變”等關于國際形勢基本判斷的一系列觀點，都是符合唯物辯證法，而不是極左的;對蘇共“三和兩全”和修正主義的批判以及整個中蘇論戰，其中固然如鄧小平1989年5月16日所說“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但是其中仍包含著社會主義運動的大量極其寶貴和有益的經驗。又如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將“階級斗爭為綱”作為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的大政方針和基本政策，其理論和實踐是不正確的;但是在一定條件下，例如在當前中國的國際環境明顯惡化，國內外出現某些重大動向的條件下，對于“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加以適當的概括，在理論上仍有價值;而在政策實踐上如何適當地靈活地加以把握，大有研究的余地。1980年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既然“長期存在”，而且“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究竟是“哪一種條件”或“哪些條件”，近年來的國際國內情況是不是具備類“某種條件”，這些都需要從理論上加以回答，在政策上有所遵循;長期不回答也是有問題的，甚至是危險的。所以，需要對“左”的路線和錯誤加以定義，路線主要是指政治路線，至于在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領域雖然也有理論和政策表現，畢竟情況復雜，需要加以區別。這樣加以限定和區別以后，就可以分清楚臟水和孩子。因為在1957-1976年這20年中，雖然“左”的錯誤愈演愈烈，但是畢竟有“左”的錯誤，也有對錯誤的抵制和斗爭;有破壞，也有建設和調整;有惡，也有善;有少數政治人物的活動，也有廣大干部、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的作用。畢竟歷史是人民創造的，雖說是“一舉”粉碎“四人幫”，也是1971年“9.13事件”以來黨內健康力量的斗爭以及后來的“四五運動”奠定了政治和社會基礎。所以，不能否定了“左”的路線和錯誤，就連同這段歷史統統加以否定，于是歷史似乎就“一團漆黑”，成為“黑洞”了。共和國60年的歷史不能割斷，前30年的歷史不能一筆抹殺，即使存在許多錯誤和問題，甚至發生過歷史曲折，發生過十年“文革”的危難，但是這一切沒有改變這個國家的性質和方向(社會主義共和國既是中華復興道路上的階段性成果，也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共產黨和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反倒是在改革開放以后，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日益面臨從根本上改變的現實危險)。粉碎“四人幫”和隨后的歷史轉折，畢竟是共產黨自己領導完成的，前30年歷史畢竟與解放前半殖民地的舊社會不可同日而語。

第三，沒有國家工業化就沒有今天的一切，即使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國家工業化的步伐也沒有一天停止，黨對工業化的領導，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主體和計劃經濟，那都是歷史貢獻。后來搞“左”了，但是各有各的賬，應當按照“資產負債”分開算賬，不能一鍋攪馬勺。至于廣大人民群眾在黨和政府領導下，在“一窮二白”、有時候連飯都吃不飽的艱苦條件下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為社會主義建設付出巨大的忘我勞動，譜寫了中華民族為崛起而斗爭的一首不乏悲壯色彩的歷史史詩，這難道有什么錯?歷史畢竟是人民寫的，人民是偉大的，也是無辜的，領袖需要為人民負責，人民不能為領袖負責。不能全盤否定歷史，也不能割斷歷史。包括國民黨政府統治的歷史也不能全盤否定，也不是一團漆黑，至少抗戰不能否定，經濟建設也搞了一些，學術文化教育建設，例如“西南聯大”，如此等等。總之，歷史是人民創造的。

第四，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錯誤的認識，需要深化，從而在思想理論上為未來開辟道路。但是畢竟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卓越領導人和中國近代最偉大的民族英雄。用世界著名歷史學家、旅美學者何炳棣先生的話說：“毛澤東將一盤散沙、各自為謀、忍辱待斃、任人宰割的舊中國變成為堅苦卓絕、急公好義、勤仆儉武、自力更生，受到全世界尊敬的新中國。”他的后期錯誤所形成的“毛澤東現象”，有其極為錯綜復雜的根源。對他建國以后的嚴重錯誤，黨的抵制和斗爭不力，同時黨也為此受到嚴重傷害。但是畢竟不能因領袖個人的錯誤而否定全黨和黨領導下的人民的全部理論和實踐;而且畢竟還是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走出了歷史的曲折，創造了歷史的嶄新局面。所以，對歷史的研究必須堅持唯物史觀，才是真正實事求是，否則連大是大非都分不清楚。

　　筆者之所以在這里不厭其煩地為歷史辯護，與其說是為共產黨辯護，莫如說是為中國人辯護。因為這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如果中國歷史真的是“一團漆黑”，等于說中國人一無是處，而改革開放就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也不是中國歷史和文化的進步，乃是一種通過改革開放而被西方文化的變相征服，是中國文化的萎縮，而不是中西文化的主動交融和中華文明的浴火重生。無論歷史上的錯誤如何，這都是我們中國人的錯誤，那些以自由民主人權的名義對中國進行干預的國家，不過是為了自己的私利，目的是在中國制造“顏色革命”，使中國變成西方的奴仆。正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國家發生的那樣。小布什說“反共就是反華”，將問題的實質說得十分透徹。而極少數在政治上看似明白其實“糊涂”的中國人，在這場中西方之間既是“主義的沖突”，更是“文明的沖突”中有意無意地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符合歷史真實的學術，往往最容易引起爭議。學術引導國家，與國家利益和命運密不可分，這既是學術的光榮和責任所在，有時也為學術和學者帶來災難。歷史上統治者以政治權力為武器，迫害異己思想和思想者。這在古今中外，都不乏事例。歷史上讀書人的良心自由、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毫無保障。所幸的是，現在的時代畢竟不同了，現在是中國歷史上作學問條件最好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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