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民生問題是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中共十七大提出，必須“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中共十八大再次強調“加強社會建設，必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其實，民生問題一直是中國共產黨極為關注的問題，民主革命時期如此，新中國成立初期更是這樣。面對當時特殊的情況，黨和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解決民生問題的思想，并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一

　　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成為全國范圍的執政黨，但是，當時黨和政府所繼承的是舊中國留下的千瘡百孔、一窮二白的爛攤子，“生產萎縮，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業眾多”，“社會及組織機制支離破碎，公共秩序混亂，道德水準衰敗，經過戰爭蹂躪的經濟承受著高通貨膨脹、高失業率的沉重壓力”。為了解決這些民生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進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思想主張。

　　(一)關于保障和提高人民基本生活水平

　　劉少奇指出：現在中國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還很低，還很窮困，“他們迫切地需要提高生活水平，過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這是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最大的要求和希望，也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力求實現的最基本的任務”。為了滿足“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最大的要求和希望”，完成這個“最基本的任務”，最根本的是恢復和發展生產。周恩來強調“生產是我們新中國的基本任務”，“不抓生產是不行的”。“當前各方面首先是需要恢復，然后再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沒有飯吃，其他一切就都沒有辦法”。毛澤東說：“我們今天要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要醫治長期戰爭遺留下來的創傷，要從事經濟的文化的國防的各種建設工作，國家的收入不足，開支浩大，這就是我們今天所遇到的一項巨大困難。克服此種困難的方法，首先是全國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之下逐步地恢復與發展生產”。他還要求人民軍隊參加恢復和發展生產工作，指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號召全軍，除繼續作戰和服勤務者而外，應當負擔一部分生產任務，使我人民解放軍不僅是一支國防軍，而且是一支生產軍，借以協同全國人民克服長期戰爭所遺留下來的困難，加速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人民解放軍“必須擔負一部分生產任務”，“生產項目應在人民政府允許之下，以農業、畜牧業、漁業、水利事業、手工業、各項建筑工程、各項可能從事的工業和運輸事業為范圍”。毛澤東還強調，“國家預算要保證重點建設又要照顧人民生活”。當然，保障和改善人民基本生活水平是一個過程，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需要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使中國工業化”，而要實現工業化，又“需要由人民節省出大量的資金以投資于經濟事業”，這又“不能不影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這一點，是應該使所有的工人和勞動者都來了解的”。 “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須是漸進的，支票不可開得過多。過高的要求和暫時辦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開地反復地解釋”。總之，“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們的經常性質和根本性質的任務。我們現在所做的工作當然是不夠的，必須繼續加強”。

　　(二)關于就業、救濟、養老和社會救助

　　就業是民生之本。由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長期統治，造成了社會經濟的不正常狀態，舊中國遺留了廣大的失業群。“革命勝利以后，整個舊的社會經濟結構在各種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組，失業人員又有增多”。新中國政府對舊社會遺留人員采取全部包下來的政策，“武的包下來，文的也要包下來”，“全國公教人員要從現在的二百萬增加到三百五十萬。文武加起來，就是九百萬”。對于這些人員的就業和救濟，劉少奇說：“在各大城市中，在可能范圍內，救濟失業工人就是完全必要的，不容緩辦的。”毛澤東強調“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業已開始著手采取救濟和安置失業人員的辦法，以期有步驟地解決這個問題”。 “必須認真地進行對于失業工人和失業知識分子的救濟工作，有步驟地幫助失業者就業。必須繼續認真地進行對于災民的救濟工作。”對于那些老弱病殘人員，毛澤東要求各級組織和政府一定要做好養老工作，對“生計太困難者，先行接濟，不使挨餓”。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專門頒發了《關于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提出“根據國家建設的需要，從全局設想、從實際出發、從長遠打算著眼、從當前要辦能辦的事著手”，“逐步做到消滅失業”。保障勞動就業、養老和享受社會救助問題還被寫入1954年憲法，第91條、第93條分別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國家通過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逐步擴大勞動就業，改善勞動條件和工資待遇，以保證公民享受這種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者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時候，有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舉辦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群眾衛生事業，并且逐步擴大這些設施，以保證勞動者享受這種權利。”

　　(三)關于發展文化教育事業

　　當時黨和政府提出的思想主要回答了“建設什么樣的文化教育、如何建設這樣的文化教育”的問題。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明確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方法為理論與實際一致。人民政府應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學法”，“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普及教育，加強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術教育，加強勞動者的業余教育和在職干部教育，給青年知識分子和舊知識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同年12月，全國第一次教育工作會議進一步確定了新中國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針，提出開展文化教育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為當前的革命斗爭與建設服務”;發展方針是“普及與提高的正確結合，即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普及當然以工農兵為主要對象，但也不放松一般兒童教育的推廣。在這樣普及的基礎上，從識字教育和基本政治文化科學教育，提高到較高級的科學技術和政治教育”。1950年8月，周恩來在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的講話再次明確了新中國“建設什么樣的文化教育、如何建設這樣的文化教育”的問題。他說，在文化教育上，我們反對的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我們主張的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教育。當前文化教育“有許多地方需要改革”，“對于文化教育的改革，應該根據《共同綱領》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

　　(四)關于發展醫療衛生體育事業

　　毛澤東強調“必須重視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中央認為各級黨委對于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的缺乏注意是黨的工作中的一項重大缺點，必須加以改正。今后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至少要將衛生工作和救災防災工作同等看待，而決不應該輕視衛生工作”。對于人民的生命健康問題，毛澤東尤為關注，多次就這個問題做出批示。1950年6月，他在一份批示中寫道：“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營養不足，宜酌增經費”，“全國一切學校都應如此”。1952年8月，他指出：“在實施增產節約的同時，必須注意職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記后一方面，那是不對的。”同年12月，毛澤東還給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撰寫了“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的題詞。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強調：對于衛生工作，決不能有絲毫的松懈，必須把愛國衛生運動堅持下去，達到普遍深入和經常化。“衛生工作必須與群眾運動相結合”，如果不與群眾運動結合，衛生工作“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的三大原則就不可能很好地貫徹。1955年7月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一五”計劃強調：“發展衛生、醫療事業是提高人民生活福利的一個重要方面。現有的預防、醫療和療養的機構將逐步地擴大，并繼續廣泛地開展城鄉人民的愛國衛生運動，加強公共衛生的管理，防止對人民危害嚴重的疾病，增進和保護人民的健康。”周恩來還非常重視疾病防控工作，提出要把消滅血吸蟲病“當作一個最主要的任務去做”。 “應該積極推廣治療血吸蟲病的經驗，有計劃地分期分區地消滅危害嚴重的地方病”。1954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的一份關于體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改善人民的健康狀況，增強人民體質，是黨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人民的體育運動還是國家的一項新的事業，各級黨委必須予以充分的重視，加強領導”。隨后，周恩來又對發展體育工作進行了論述，提出“必須有健康的身體”，這是“一個政治任務”。“健康的身體是建設和保衛祖國的一個重要條件。這樣看問題，就可以促進體育運動的發展”。“當前體育運動的方針是要普及和經常化。在普及的基礎上才能提高，經常化了才會出人才”。

　　除上述四個方面外，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還就保障居民住房、工資分配等方面進行了論述，比如毛澤東曾說：“現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滿，必須有計劃地建筑新房，修理舊房，滿足人民的需要”，“北京市委所提組織公私合營的房產公司，修建房屋解決房荒的計劃，各大城市凡嚴重缺乏房屋者均可仿行。”劉少奇強調：要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地改善職工生活”，“首先，應當保證職工的工資收入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增加，并且繼續貫徹執行按勞取酬的原則，改進工資制度和獎勵制度”。這些思想同上述四個方面共同構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解決民生問題的主要思想。

　　二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積極地將上述思想主張付諸實踐，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著力解決民生問題，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一)廢除封建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為解決民生問題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礎

　　首先是進行土地改革。根據七屆三中全會的部署，從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占全國人口一多半的新解放區農村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這次土地改革運動，既是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又是歷次土地改革運動進行得最順利、搞得最好的一次。到1953年春，全國除了約有700萬人口的少數民族地區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通過這次改革，不僅全國有三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包括老解放區農民在內)無償地獲得了約七億畝土地和大量生產資料，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地主交納的約700億斤糧食的地租，更重要的是“比較徹底地摧毀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我們民族貧困落后的一條重要根子，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其次是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新中國成立后的頭三年，在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下，依靠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和全體人民的共同奮斗，各項工作進展順利，在短短三年內就根本扭轉了舊中國留下的混亂局面，實現了政治、經濟、社會的穩定，各個方面都取得了超出預期的成績。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適時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并從1953年開始在全國開展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至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已取得決定性勝利。農民、手工業者個體所有的私有制，基本上轉變成為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公有制，資本家所有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基本上轉變成為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雖然工作中存在一些缺點和偏差，但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說：“整個來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新中國民生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二)恢復國民經濟、實施“一五”計劃，為解決民生問題打下一定的物質基礎

　　新中國成立伊始，舊中國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仍在延續，一大批不法投機商趁機興風作浪，致使黃金、銀元、外幣充斥市場，物價飛漲，經濟秩序極其混亂，從根本上影響了人民生活。為此，黨和政府精心領導了穩定物價的斗爭，依靠國營經濟的力量和老區農民的支持，采取有力的經濟措施、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先后組織了同投機資本的兩大“戰役”，即“銀元之戰”和“米棉之戰”。通過這兩場經濟戰，使不法投機資本從此一蹶不振，到1950年年底，全國物價基本趨于穩定。與此同時，政務院作出《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主要內容是實現“三個統一”，即“統一全國財政收入”、“統一全國物資調度”、“統一全國現金管理”。中共中央就此發出通知，要求各級黨委必須用一切辦法保證這個決定的全部實施。實現三個“統一”對于恢復國民經濟起到了重要作用。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指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在1950年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向全黨提出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這個總口號和總任務，經過三年的努力，國民經濟得到了全面恢復和初步發展。1952年，中國工農業總產值810億元(舊幣)，比1949年增長了77.5%，比新中國成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長了20%。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已超過建國前最高水平。職工、農民收入增加，生活有所改善，1952年與1949年相比，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提高了70%。1953年開始實施的“一五”計劃，重點建設了一大批包括基礎設施、鋼鐵、能源等方面的項目，通過這些項目又帶動了其他產業的發展，1952～1955年，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26.7%上升到33.6%，機械制造業更是有了長足的發展，初步形成了40個制造系統，能夠制造1900多種比較重要的產品，在數量上能夠滿足國內建設的一半需要。雖然當時中國的工業化剛剛起步，但對于解決民生問題的意義則不能低估，帶動了就業的增長。正如周恩來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指出的：“由于國家建設的需要和生產的發展，勞動就業的人數逐年增加，一九五三年全國公私企業的職工已經達到一千三百七十四萬五千余人。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嚴重失業現象已經大大減輕”。

　　(三)貫徹新民主主義文化教育方針，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為解決民生問題提供智力支持

　　首先是教育改革，除了實行國家對學校的領導，廢除原來反動的政治教育，建立和加強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外，還有兩個主要方面：第一，解決教育為工農大眾服務的問題，這也是貫徹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的根本要求，采取的措施主要有：舉辦各種各樣的速成中學、工農干部文化補習學校和技術進修班。1950年9月，教育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通過了《關于舉辦工農速成中學和工農干部文化補習學校的指示》、《關于開展農民業余教育的指示》、《工農速成中學暫行辦法》、《工農干部文化補習學校暫行實施辦法》、《職工業余教育暫行實施辦法》、《各級職工業余教育委員會組織條例》6項草案，對工農教育的各個方面作出了規定。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成立全國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1953年該委員會發出《關于掃盲標準、掃盲畢業考試等暫行辦法的通知》，在城市和農村開展掃盲運動，至1954年底，在一些大城市的工廠職工中，基本上消除了文盲。第二，發展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和民族教育。1952年，根據中央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的要求對全國范圍的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發展專門學校和專科學校，整頓和加強綜合性大學，形成了專業比較齊全的高等教育體系，同時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和民族教育等也有了較快的發展。1953年底，“全國高等學校學生數增長了百分之四十，即達到二十一萬六千余人;中等專業學校學生數增長了百分之七十五，即達到六十七萬人;普通中學學生數增長了百分之九十六，即達到二百九三萬余人;小學學生數增長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即達到五千一百五十萬余人;幼兒園幼兒數增長了百分之二百二十六，即達到四十二萬五千人”，“在一九五三年，全國已有少數民族小學生二百五十四萬六千余人，中等學校學生十六萬三千余人，高等學校學生五千五百余人”。

　　其次是改進文化藝術工作。除了加強黨對文化藝術工作的領導外，主要是按照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以新的人民需要的文化藝術代替舊的、腐朽的、落后的文化藝術。當時文藝工作者創作了一大批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熱情歌頌人民革命事業和人民生活新風貌，反映時代精神和新人物新思想的優秀作品，如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保衛延安》、《鐵道游擊隊》、《風云初記》、《三千里江山》，報告文學《誰是最可愛的人》、《保衛和平的人們》，詩歌《回延安》、《致大海》、《天山牧歌》，話劇《龍須溝》、《考驗》、《萬水千山》、《沖破黎明前的黑暗》，歌劇《白毛女》、《劉胡蘭》，電影《橋》、《鋼鐵戰士》、《渡江偵察記》、《董存瑞》、《上甘嶺》等等，迎來了中國文化藝術的初步繁榮，豐富了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提升了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

　　最后是推動科學事業發展。新中國成立之初就成立了中國科學院，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下發了《關于中國科學基本任務的指示》，1954年3月，中央又批準了《中國科學院黨組關于目前科學院工作的基本情況和今后工作任務給中央的報告》，并作了長篇批示，強調“科學院是全國科學研究的中心”，“黨必須關心科學研究工作，從各個方面為科學研究工作的開展創立有利的條件”。這些舉措有力地促進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

　　(四)構建醫療服務體系，發展醫療衛生體育事業，為人民生命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根據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提出的醫療衛生要“面向工農兵”，在農村要“有醫有藥”的總要求，首先，在廣大農村建立合作醫療制度，創辦農村基層衛生機構。當時，一般由農民采取合作制和群眾集資的方式籌辦。對于這種農民互助性的合作醫療方式，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部長李德全給予了充分肯定。農業合作化運動進入高潮以后，農村醫療又有了較大發展，相繼建立了一批農業合作社興辦的保健站和醫療站，初步實現了走上集體化的農民“無病早防，有病早治，省工省錢，方便可靠”的理想。其次，在城市普遍設立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機構，國家公職人員、大學生和工礦企業職工享受公費醫療。到1956年，全國城鄉醫療衛生網初步建立。1956年與1952年相比，全國衛生機構總數由38987個增加到107305個，療養院、所由270個增加到799個，衛生防疫站由147個發展到1464個，婦幼保健所、站由2379個發展到4564個。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領導的愛國衛生和疾病防控工作也取得了顯著成效。1950～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領導全國軍民聯合開展了春季防疫運動，在受鼠疫威脅的地區發動群眾防鼠捕鼠、防蚤滅蚤、打掃衛生，在皖北、蘇北等地區開展了消滅虱子、講究個人衛生運動，后來又開展了除“四害”運動。對于疾病防控工作，黨和政府一貫高度重視。新中國成立不久就成功控制了察北鼠疫、察哈爾省雁北地區麻疹、皖北疫病、定遠痢疾的蔓延，接著又開展了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有力地保證了人民的身體健康。

　　1949年10月，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成立，毛澤東為其題寫了“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題詞。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成立體育運動委員會，任命賀龍兼任體委主任，各級人民政府也先后建立了體育工作機構。為促使體育運動的開展，中共中央還專門發布了《關于加強人民體育運動的指示》，強調開展體育運動是改善人民健康狀況的一種最積極有效的方法，要求加強領導，使群眾性體育運動首先在廠礦、學校、部隊和機關中切實地開展起來。為了廣泛開展群眾性體育活動，1954年參照蘇聯的經驗制定了《準備勞動與衛國體育制度》(簡稱“勞衛制”)，規定了不同年齡人群的鍛煉標準，推動了群體性體育鍛煉向科學化、標準化、制度化的方向邁進。這一條例幾經修訂，成為人民體育鍛煉的一項基本制度。同年，政務院發出了《關于在政府機關中開展工間操和其他體育運動的通知》，提倡把體育運動與文娛活動結合起來。1954年和1955年，國家有關部門又編制推行了兩套少年兒童廣播體操，在青少年中掀起體育鍛煉熱潮，有上億人經常參加體育活動。到1956年，已有74萬人通過了各級“勞衛制”標準。1949～1956年間，全國先后創辦了6所體育學院，恢復了38個師范院校的體育系科，編制了第一套廣播體操，建立了《運動員等級制度條例》等一系列體育規章制度，舉辦了各級各類競賽活動。這些措施不僅有力地促進了體育運動的普及和提高，而且通過開展各種體育活動增強了人民體質。

　　(五)加大勞動就業、工資福利等社會保障力度，建立基本社會保障體系，為解決民生問題提供具體的制度保證

　　社會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調節社會分配的一項基本制度，也是維護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條件。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國家財力非常有限的情況下，黨和政府仍然非常重視這項工作，而且不斷地將其制度化。在短短的幾年內，黨和政府就出臺了數項有關社會保障的文件和制度。如《關于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1952年7月)、《中華全國總工會關于勞資關系暫行處理辦法》(1949年11月)、《關于工資改革的決定》(1956年6月)、《關于舉行全國救濟失業工人運動和籌措救濟失業工人基金辦法的指示》(1950年4月)、《關于救濟失業工人的指示》(1950年6月)、《關于處理失業工人的辦法》(1952年8月)、《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章程》(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1951年2月)、《關于各級人民政府、黨派、團體及所屬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實行公費醫療預防的指示》(1952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1950年6月)、《職工生活困難補助辦法》(1956年6月)、《關于職工生活方面若干問題的指示》(1957年1月)等。這些制度涵蓋了勞動就業、工資福利、社會救助、社會保險、醫療衛生等社會保障體系的基本方面，并得到了有效的執行。以勞動就業、工資福利為例，“一九五三年全國公私企業的職工已經達到一千三百七十四萬五千余人”，“從一九五○年七月到一九五三年底，僅由各地勞動部門介紹就業的，就有二百零七萬人”。職工工資福利待遇也有很大提高，根據中央五個工業部門統計，“一九五三年按貨幣計算的平均工資比一九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三十五個工業部門為職工直接支付的勞動保險費、醫藥費、文教費和福利費平均相當于工資總額的百分之十七”，“享受勞動保險待遇的職工已有四百八十余萬人，享受公費醫療待遇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教育工作人員已有五百二十九萬余人”。

　　當然，由于受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這一時期民生問題的解決帶有明顯的重點性和局部性，但是不能否認，在那個時期黨和政府解決民生問題的成效已是非常突出，是新中國黨和政府領導民生建設的良好開端。

　　三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解決民生問題的成功實踐，為我們今天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有益的歷史經驗。

　　按照統籌兼顧的方針保障和改善民生，是這一時期黨和政府解決民生問題的一條基本經驗。孫中山曾對“民生”一詞作過解釋。他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便是。”孫中山用“生存”、“生計”、“生命”對“生活”進行了規定，雖然不一定準確，但從中可以看出民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把民生問題概括為教育、就業、分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幾個方面，同樣表明民生問題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其實，民生不僅只是生存問題，也包括發展問題;不僅涉及物質生活，也包含精神生活;不僅涉及生產力發展，也與生產關系變革密切相關。故而，解決民生問題必然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工作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說，民生建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項由若干因素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系統工程。在這種情況下，“統籌兼顧”就成為最基本的要求和必然的選擇。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無論糧食問題，災害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各種愛國力量的統一戰線問題，少數民族問題，以及其他各項問題，都要從對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就當時當地的實際可能條件，同各方面的人協商，作出各種適當的安排”。要“在統籌兼顧的方針下，逐步地消滅經濟中的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國家和工廠、合作社的關系，工廠、合作社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這兩種關系都要處理好。為此，就不能只顧一頭，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軍民兼顧’、‘公私兼顧’。”就民生建設來說，這一時期，黨和政府首先注意的是統籌兼顧民生建設若干內容之間的關系。比如先滿足人民群眾基本的生活需要，再發展教育文化衛生體育事業，先安置就業，再根據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群眾的工資福利等等。其次，黨和政府還把解決民生問題與社會政治革命統一起來，同步推進。一方面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繼續完成民主革命時期遺留下來的任務，實行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變革，并將其視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前提和基礎，對內消滅反動勢力，進行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以及其他各種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變革，確保國內和平穩定;對外進行抗美援朝，反擊帝國主義的侵擾，爭取國家建設的和平環境。概言之，就是毛澤東所說的，“肅清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解放臺灣、西藏，跟帝國主義斗爭到底。”另一方面針對當時“許多人對我們不滿”，“跟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搞得很緊張”，“失業的知識分子和失業工人不滿意我們，還有一批小手工業者也不滿意我們”，“農民也有意見”的情況，黨和政府又千方百計地想辦法解決民生問題，平抑人們的不滿情緒。毛澤東指出：“我們要合理地調整工商業，使工廠開工，解決失業問題，并且拿出二十億斤糧食解決失業工人的吃飯問題，使失業工人擁護我們。我們實行減租減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廣大農民就會擁護我們。我們也要給小手工業者找出路，維持他們的生活。”“有些知識分子老了……只要他們擁護黨和人民政府，就把他們養起來。”解決當代中國的民生問題一定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則是統籌兼顧。新中國成立初期，以統籌兼顧為根本方針解決民生問題，充分體現了當時黨和政府加強民生建設的科學理念。

　　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保障和改善民生，是這一時期黨和政府解決民生問題的又一條基本經驗。生產力的發展并不必然意味著民生一定得到改善，但是民生問題的解決卻必然要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對此，黨和政府有著清醒而明確的認識。1950年，劉少奇就指出：使中國勞動人民從窮困、痛苦和被侮辱的生活中解放出來，并不斷地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必須做好兩件事：第一件事情是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地主、官僚、買辦階級的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專政，實現中國的獨立和統一，保障國內和平，沒收官僚資本，實行土地改革及其他各種民主改革，從而在城市和農村解放已有的生產力，但這只是“清除發展生產的障礙，造成繼續發展生產”的條件，還不能立即、直接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必須做好第二件事，即“用一切辦法在現有基礎和現有水平上來提高每一個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發展近代化的生產事業及其他經濟事業，才能使中國人民逐步地提高生活水平”。1954年，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上再次強調：現在“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們人人都要關心提高我們國家的生產力。我們必須了解，增加生產對于我們全體人民，對于我們國家，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只有生產不斷地增加，不斷地擴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們人民的貧困，才能鞏固我們革命的勝利，才能有我們將來的幸福”，那種“只顧消費不顧生產的觀點和行為”是“必須反對的”。1955年，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在《關于發展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又說道：“五年計劃所規定的關于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的指標，是我國目前可能實現的限度。我們不否認，我國人民目前的生活水平還是比較低的。但是，人民需要的滿足決定于生產力的水平，決定于社會所擁有的現有物質資源，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須建立在生產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因此，“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能是一種穩步漸進的提高”。正是在尊重客觀現實的基礎上，努力把解決民生問題與發展生產力聯系起來，同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人民生活水平才“有了雖然不大，但卻是頗為令人矚目的提高”。

　　正確處理國家工業化建設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間的關系，也是這一時期黨和政府解決民生問題的一條基本經驗。1949年3月，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奮斗目標。這是中國共產黨向全國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從根本上說，只有實現了工業化，國家強大、富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提高，但是發展經濟需要大量的資金。在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中籌集資金的方法，除了無情地剝削本國的工人和農民，并使無數的小生產者和中等企業主破產以集中資本外，還有三種方法：即依靠對于殖民地的掠奪、軍事賠款、奴役性的借款和租讓，而“這些辦法，我們都是不能采取的”，所以，“只有由中國人民自己節約這一個辦法”，而這又“不能不影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就是說，在最近一二十年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不能不受到一些限制”。由此，必須正確處理國家工業化建設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關系，就像周恩來說的那樣，“我們在目前考慮”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時候，“必須首先把它同我們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聯系起來”，“當目前國家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建設重工業、奠定社會主義基礎的時候，我們全國人民都必須把注意的重點放在長遠利益上面”。當然，也要關注人民當前的切身利益、關注民生。陳云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六次會議上的報告要點稿》中談到：“目前的重點是只能放在國家工業建設，只有走這條路，達到改善民生的目的會更快些。”對此，毛澤東批示道：“所謂工業為重點，并不是說對目前的民生不加照顧，相反，是應當照顧的”。后來，毛澤東又說：“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么發展重工業?所以，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必須處理好”，“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這樣做的結果是“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

　　在上述思想指導下，這一時期中國基本上實現了國家工業化建設與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步發展。

　　總的看來，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對解決民生問題是高度重視的，提出了不少閃耀著真理光輝的思想觀點，并積極付諸實踐，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所取得的成就，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擴大人民群眾對黨的認同和擁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所積累的經驗，為我們今天深入貫徹十八大精神，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有益的歷史借鑒;所形成的光輝思想，則是我們黨和政府進行民生建設的寶貴精神財富。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68期，摘自2013年第3期《當代中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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