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世界上一切大大小小的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中國。除了最后的抗日戰爭之外，幾乎每一次侵略都是中國戰敗結束。戰爭失敗不僅帶來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列強在“戰爭勝利”后所勒索的戰爭賠款數量也十分驚人，各種估計中間“數值最高者為銀19.53億兩，最低者為10余億兩，被史學界廣泛采用者為近13億兩”（相瑞花《試析近代中國的戰爭賠款》，載《青海師大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這個數字相當于清政府十六年的財政收入總和。除了毫無補償的“賠款”這樣一種榨取方式之外，有補償的“鴉片貿易”也是近代史上極其引人注目的“交易”現象，一位美國學者指出，輸入中國的鴉片是“十九世紀全世界最貴重的單項商品貿易”：“在十九世紀的最初十年，中國的國際收支結算大約盈余二千六百萬元。從1828到1836年，從中國流出了三千八百萬元。使國際收支逆轉的正是鴉片煙，結果就資助了英國加速使印度殖民地化的大部分活動。……在經過幾個世紀的貿易之后，西方終于發現中國會大量購買的東西了。”（小弗雷德里克·韋克曼：廣州貿易和鴉片戰爭，載《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183-184頁）

對于列強而言，每一次侵略戰爭都需要投入相當數量的人力物力消耗，還要冒“勞師以襲遠”的風險，而支付這些“侵略成本”的原因，在于戰勝中國就能獲得向中國榨取各種“收益”的機會。可以預期的戰爭收益是把握侵略行為的一個關鍵，保羅·巴蘭在比較了印度和日本在殖民化時期的差別待遇之后指出：因為日本地狹民貧，沒有多少可供列強榨取的經濟資源，也不能提供產品銷售市場，所以，列強也就相應降低其愿意承擔的“侵略成本”，這是日本輕易掙脫殖民化鏈條的關鍵；而印度則由于其富足而受到英帝國系統而長期的掠奪。（保羅·巴蘭著，蔡中興等譯《增長的政治經濟學》商務印書館2000年，參見第221- 252頁）如果拿中國與印度相比，中國1820年GDP數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可榨取的經濟剩余數量就更為可觀，所以列強“經營中國”的意愿格外強烈，投入的“侵略成本”就格外高，在這里可以看到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戰爭以及后來的日本侵略戰爭的動力所在。中國可資榨取的經濟剩余數量很大，同時卻沒有足夠的反抗能力，這是把握侵略行為的另一個關鍵，魯迅用一個通俗的比喻準確地揭示出來了中國近代史的困境：“倘是獅子，自夸怎樣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頭豬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頭。”

既然有了侵略和榨取，就必然地引導矛盾對抗的另一方出場，一方的侵略投入越大，對生命財產的損害越大，就必然帶來反抗意愿的上升，從而，受壓迫民眾能夠接受的“反抗成本上限”就越高。由于受到最野蠻的長期侵略，近代史上中國所損失的生命和財富數量極其巨大，因此，愿意對帝國主義侵略支付更高的反抗成本的認識就不可避免地增長起來，這個認識超越了黨派和政治立場的分野，秋瑾就曾經有過這樣的詩句“拼將十萬頭顱血，需把乾坤力挽回”。既然對帝國主義不持有任何“道義幻想”、不指望其自動改過，顯然，制止侵略的關鍵就完全依托于反侵略力量的集結和使用，這只有等到反侵略力量足夠強大，最終使得帝國主義政策得不償失——侵略成本大于侵略收益的時候，侵略政策才會終止。

新中國成立之后，美國始終是外部侵略和欺凌中國的總后臺，有關侵略和反侵略的新認識產生，總是與美中關系聯系在一起。毛澤東1965年對斯諾說：“中國這個地方，美國軍隊來可以，不來也可以。來了沒有什么很大的搞頭，我們不會讓美國軍隊得到好處。因為這點，也許他們就不來了。”為了讓美軍來了沒有很大的搞頭，戰爭準備的設想還必須貫徹到經濟建設的方針中間去，在1965年的一次談話中間，他說：“世界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他立足于打，是為了爭取不打。這種思路其實就是國際關系中間的“威懾”思路。

對于一個長期受到侵略戰爭威脅的國度而言，達成短期安全目標的關鍵在于建立起自身的“威懾信用”——這對于侵略者而言，則意味著要讓其在戰爭和沖突現實中間領略到：付出侵略中國的成本遠高于可預期的收益。用規范的國防經濟學語言表述就是：“為了震懾對手，報復的有效性和將要訴諸武力的可信度這二者都是必需的。”（[英]基斯·哈里特等編，姜魯鳴等譯《國防經濟學手冊》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16頁）根據西方學者的分析，假設現代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在選擇戰爭之前，先要進行成本——收益分析，而威懾就是讓對手相信，他為采取某種行動而付出的代價或者所冒的風險大于收益。基辛格則認為，威懾需要實力、使用實力的意志，以及潛在進攻者對這兩個方面的評估等三方面的結合，而且，威懾是所有這些因素的乘積，而不是它們的和。如果任何一個因素是零，威懾就會失效。

在中國正式派遣志愿軍入朝之前，周總理曾經通過公開和秘密渠道兩次警告美國不要過三八線，但未能生效。第一次是毛澤東決定，周恩來于1950年9月30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第二次則是10月3日凌晨周恩來通過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對美國當局提出強烈警告：“美國軍隊正企圖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如此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這兩次威懾都未能起到應有的作用，關鍵乃在于美國的決策人并不認為中國有妨礙其實現侵略目標的可能。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謝林把博弈論應用于分析戰略威懾，格外重視威懾的可信度，他得出的結論是：“威懾涉及武力的潛在使用，而非實際使用；威懾是為了警告并說服潛在敵人，只有避免某些舉動才能維護其自身利益。”“一個成功的威脅就是不需要付諸實施的威脅；……大多數威脅的最大成本是不得不實施威脅。”因為周總理傳達出來的威懾，在美國決策人眼里并不“可信”，剩下來的唯一選擇就是把“威脅”付諸實施，這個成本當然就很高了。

在某種意義上看，國家的戰略意圖和競爭意志是不可能欺騙對手的，一個國家愿意付出的安全成本數字，就是基辛格所說的“使用實力的意志”，這可以視為競爭意志強弱的合理標示。在三年抗美援朝戰爭中間，中國付出了傷亡36萬余人、開支戰費62億元、消耗物資560萬噸的代價。而美國則在侵朝戰爭中付出了近40萬人員傷亡（連同其他國家和南朝鮮軍隊共傷亡109萬人）、830余億美元戰費開支和7300萬噸物資消耗的巨大代價，最終卻不得不罷手求和，與朝中方面簽訂停戰協定。這無疑是出乎美國的意料的。對于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的失敗，美國前總統胡佛曾沮喪地說：“聯合國在朝鮮被共產黨中國打敗了。現在世界上沒有任何軍隊足以擊退中國人。” 任何一個國家要建立起有效的威懾信用，只有在接受了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軍事力量的檢驗之后才能夠為人們所認識和接受。在與美國交手以及后來的談判過程中間，毛澤東總結出這樣的經驗：“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民間諺語說“沒有耕耘就沒有收獲”，在毛澤東看來，如果沒有抵抗成本的支出，沒有對于侵略者的有效打擊，就不可能終止侵略者的侵略意愿，所以他從不回避安全成本——也就是說從不幻想“搭便車”以把安全成本轉嫁給別國。依據過去一百多年被侵略的歷史，中國人民所付出的代價過于巨大，為此，愿意為國家安全支付的“成本上限”就很高，這就使得中國無需仰賴外國的“善意”而確立起獨立自主的安全戰略，無論這個外國是蘇聯還是美國都是一樣。1959年毛澤東為此拒絕赫魯曉夫的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合作建議，1973年為此批評周總理未能識破基辛格的安全合作“善意”。這就與那些一心想要對外轉嫁國家安全成本的精明人形成鮮明的相比，在這些人看來，獨立自主安全戰略意味著傻帽——在看起來可以搭便車的時候還堅持買票。不尋求與強國結盟的獨立自主安全戰略意味著：建立起有效的威懾信用的實際成本不高于依據近代史經驗所形成的“心理成本線”。

二

毛澤東在與同鄉周世釗的談話中間，曾經用很通俗的民間諺語表述了謝林用博弈論敘述的那個思想“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還有一句民間諺語“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著”，用以轉喻國家競爭關系也很貼切。以毛澤東建立威懾信用的“大算盤”而言，美軍的全部優勢得到展現并最終挫敗其戰略企圖是很重要的，而戰術上最合理的戰爭介入機會則有可能損害此一戰略目標，美國軍官查爾斯·威洛比則反過來認為：“進行干預的黃金時機看來早已過去，如果計劃采取這一行動，很難設想，會把它推遲至北朝鮮軍隊的殘部氣數已盡的時候。”（[美]約瑟夫·格登著，于濱等譯《朝鮮戰爭——未透露的內情》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第339-340頁）但是如果從“以戰止戰”的戰略方向看，在戰術意義上正確的判斷確如威洛比所言，但是戰略上就未必正確，中國志愿軍從鴨綠江邊上開始出擊，并把擁有優勢裝備的美軍趕回三八線，這樣一場較量所建立的“威懾信用”要比在最合適的介入時機下的戰爭，有效程度要高許多。而且，在停戰談判中間，毛澤東從不企圖“見好就收”，而是要等待美軍的全部優勢都有機會發揮，肯于坐下來談和平的那個最后時刻。不貪“戰術上的”小便宜，是因為對戰爭目標的追求不一樣，毛澤東想要通過一場艱苦的戰爭來證明：“我們的敵人眼光短淺，他們看不到我們這種國內國際偉大團結的力量，他們看不到由外國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民的時代，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永遠宣告結束了。”如果能夠解決那個最大的“賊”、打回那最有力的一拳，顯然威懾信用的效果就越好。由于美國軍事力量為世界最強，中國打敗美軍所建立起來的威懾信用，就對全球任何國家都適用，就中國要建立起有效的威懾信用的目標而言，選定美國作對手其效果最為理想，而且還需要這個對手有機會發揮其全部實力。

毛澤東后來對抗美援朝戰爭的長期后果，做了一個簡單評估：“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正是因為有了抗美援朝的勝利，毛澤東預計“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中國人民有這么一條：和平是贊成的，戰爭也不怕，兩樣都可以干。……如果美帝國主義要再打，我們就跟它再打下去”。正是從威懾信用的長期效果出發，付出的成本才是可以接受的：“抗美援朝戰爭用的錢也不十分多。打了這幾年，用了還不到一年的工商業稅。”威懾信用的有效性與自信心提升是一致的，1965年年底針對美國擴大侵越戰爭的事實，外交部長陳毅發表談話說：“我們等候美帝國主義打進來，已經等了十六年。我的頭發都等白了。”

在革命年代毛澤東曾經發展出“弱者的博弈方略”：“弱勢博弈者必須在組織和管理方式上勝過對手，有形實力不足要以更高的無形力．量（更高昂的競爭意志和更高的組織水平）的優勢來彌補。最終目的當然是要實現有形實力和無形實力的乘積大于國民黨軍，這才是共產黨戰勝強敵的關鍵所在。其實孫子說‘上下同欲則勝’就是要由無形實力決定勝負這樣一種思想。而無形實力的提升就得依靠發展‘官兵一致’的‘上下同欲’程度。”（老田《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及其背后的認識論基礎》，載《開放時代》2009年第12期）這就與美國決策層的看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冷戰時代美國長期把歐洲看作是戰爭重點，但是卻把大量的軍事力量投放在中國周邊國家打了兩場局部戰爭，這個事實本身是有理論意義的：美國決策者能夠看到有形實力但是盲視無形實力。毛澤東1965年用幽默的語調，向斯諾描述兩種看問題方式之間的“不可通約性”：“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不贊成我，包括蔣介石不贊成我。他不贊成我，我也不贊成他。這就要發生爭論，有時要寫文章，有時要動武。”在毛澤東看來，通過無形實力的巨大提升有可能抵消有形實力不足的劣勢，認定“敵人大炮比我們多，但士氣低，是鐵多氣少”。而在美國那種更為正規的看世界圖示中間，以“鐵”為主要原料的軍事裝備和技術——有形實力——則是決定一切的，所以，柏林墻事件中，美國軍隊在遇到蘇聯的坦克集群時，能夠恰當地約束自己避免熱戰爆發——這是美國人看得見摸得著的有形實力，也是美國人按照自己的經驗不會出現重大誤判的場合，所以，雙方的威懾信用都能夠為對方所理解和接受，從而避免了最終把威懾付諸實施的高成本。由于中國經濟和技術方面的劣勢難于逆轉，所以，中國的威懾信用要生效，就需要把毛澤東所重視的無形實力標準強行“輸灌”給美國決策層。

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周邊，美國看不到依據有形實力標準的可接受的有效威懾，所以傾向于以戰爭手段遂行政治目標，新中國成立之后美國爆發的麥卡錫運動也有同樣的認識邏輯。麥卡錫等人要在美國內部找出“丟失中國”的內奸，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作為一種利益損益計算依據——美國有那么多先進武器足以改變中國內戰的力量對比卻沒有輸送給蔣介石，所以就需要找出到底誰妨礙了這個決策的做出。麥卡錫雖然是一個孤立的個人，但是他代表了在美國決策層中間一個通行的力量對比判斷標準；這個判斷標準在蘇聯的有形實力面前從沒有出過錯，東歐也“丟失”了但并沒有激起相應的麥卡錫運動，對于東歐的“淪陷”美國只能絕望，不得不接受了東歐國家脫出可榨取“國家利益”的范圍。麥卡錫運動之間對“丟失中國”所損失的“國家利益”，表現出一種強烈的不甘心態度，這種不甘心態度是以有形實力上的絕對差距為依據的。美國在面對亞洲的前工業化國家則擁有龐大的自信心，再加上可能的潛在利益損益的估算，所以輕易作出在朝鮮和越南擴大軍事力量投放的決策，結果兩次遭遇失敗。一些研究文獻把美軍在朝鮮的失敗歸結為某個或者某幾個美國政治人物的疏忽，這是片面的結論，在美國政治決策人物頭腦里強行輸入毛澤東的“無形實力”標準之前，美國必然會依據有形實力現實而反復選擇戰爭決策的，美國后來再次高調投入越南戰爭就驗證了這一點。反過來，正是依據無形實力標準，在美國大量派兵進入越南之前，毛澤東已經于1965年年初就提前預言了美軍必然失敗。

對于弱國來說，如果拘泥于有形實力的狹隘視野，看不到無形實力的作用，就容易產生喪失競爭意志的問題，這是共產黨人曾經嚴厲批評過的“奴才思想”：“照國民黨蔣介石看來，中國什么都不行，工業不行，農業不行，武器裝備也不行，要打敗日本，就非依靠外國，特別是非依靠美英帝國主義不可。這是十足的奴才思想。”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反對人民戰爭，根本上是因為他們不相信人民群眾，害怕美帝國主義，害怕戰爭，害怕革命。他們和所有機會主義者一樣，眼睛里根本看不到人民群眾的力量，不相信革命人民是能夠戰勝帝國主義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載《紅旗》雜志1965年第10期，第16、24頁）這種被稱為“修正主義”的世界觀蛻變過程，其影響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因素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蛻化的蘇聯共產黨必然無法堅持弱勢競爭者的有效競爭方略，二是蛻變本身就會導致國內嚴重的階級分化和矛盾的對抗性發展，導致統治階級回歸到“對內鎮壓對外投降”的老路上去。

毛澤東反復強調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妥協求團結則團結亡”公式，實質上是弱勢博弈者的自存之道，這是以強勢博弈者的擴張意愿是否得到有效遏止為依據的，在支付足夠的斗爭成本并挫敗強勢博弈者的企圖之后，和平相處才是可能的。在這個思想里面，強勢博弈者是擁有主導權的一方，弱勢博弈者沒有主導權，所以必須被動地支付斗爭成本，而且還得是提高自身的無形實力這樣一種特定的有效支付方式，前提假設就是：不指望自行遏制自身的擴張意愿。毛澤東本人批評“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要和氣，對亞非拉各國革命的援助要少），顯然是認為這個主張錯誤地“給弱勢博弈者授予并不存在的主導權”——似乎世界和平是由弱勢博弈者的反抗引起的，這種認識在毛澤東看來只是一種放棄競爭意志的表現，從而也是給強勢博弈者傳遞錯誤信息、鼓勵其擴張意愿，從根本上破壞了威懾信用。

在威懾信用的建設與接受過程中間，意味著在有形實力標準之外，是否考慮無形實力標準，這對于低成本維護世界和平而言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事項。而且，還必須要美國這個極其傲慢的黑幫老大領會了無形實力的作用之后，低成本建設起來的威懾信用才會有效。支付完抗美援朝戰爭的抵抗成本之后，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彭德懷在總結朝鮮戰爭對世界格局的影響時，正是這么說的：“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國主義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擊敗的。”從后來的越南戰爭看，這個估計過于樂觀了。在朝鮮停戰前，毛澤東曾經主張“再堅持一下，再打一年，美國人肯定就頂不住了，倒是可以有一個統一的朝鮮了。但是，又是一個太上皇，一個當事人，說不打了，要停”。如果在朝鮮戰場徹底挫敗美國的企圖，中國的威懾信用則有可能一次性建設起來，后來美國擴大越南戰爭的意愿就有可能不會產生。

中國與朝鮮、越南人民在兩場局部戰爭中間所付出的犧牲，確實開創了國際關系和世界和平方面的新局面。從全球競爭中間的軍事力量對比看，威懾信用的有效性，意味著以美國為首的列強政府決策人部分地把握到無形實力的作用，這才會在他們的認知和評估中間部分破除對有形實力的迷信。等到越南戰爭結束之后，這種對無形實力的認識才初步建立起來，一位美國學者指出：“越南戰爭表明，有史以來最為昂貴、技術上最為先進、最具有毀滅性的軍事機器也無力征服地球上最貧窮的民族之一的意志。之后，美國征服一時之間失去了自由世界警察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可信度。”（[美]阿銳基著，姚乃強等譯《漫長的二十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0頁）毛澤東本人相信得出正確的認識需要從實踐到認識的多次循環，美國決策層認識到無形實力對戰爭勝負的作用，是在兩次局部戰爭失敗之后才建立起來的。

三

雖然庫恩的“范式革命”概念已經被用得很濫了，在國際關系領域各種不同的看法和認識中間，對于估量形勢和力量的方式完全“不可通約”的情況確實是非常普遍的。毛澤東按照自己的經驗來看待沖突的利益和力量對比轉變，在內外競爭中間作為弱勢博弈者的一方，他很重視有形實力之外的無形實力方面，并把這個方面上升到壓倒一切的地位上；反過來，美國人則格外強調有形實力的對比關系。中國作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相比美國則存在著經濟和技術劣勢，也就是說有形實力不足，這種條件下威懾的可信度，最終是要給美國的決策人輸入一種新的實力判斷標準——有形實力不足以決定一切，戰爭勝負還必須看無形實力的大小。而是否接受無形實力標準，則是兩種不同的“范式沖突”的核心內容。

美國教授施拉姆曾經說過：“中國領導人通過他們自身經驗的三棱鏡來看待整個世界的傾向，已經走向極端。我們已經經歷了一個歐洲人各自以其自己的方式，用在不同的文化和歷史環境中形成的概念來理解和誤解亞洲的世紀。”這種按照自己的經驗和認識框架來估量形勢，并以自己的看法否定別人的看法，這中間的區別由來已久，常常是矛盾和沖突升級的重大原因。謝偉思記錄了中國內戰時期，那些美國科班出身的高級將官在評定軍事競爭力量時的心態和邏輯：

“回想起來，看來很明顯，魏德邁等人都受到正規的美國軍事思想的制約。他們不可能正確評價像中國共產黨軍隊那樣高度不正規的人民游擊部隊的力量。謝偉思的報告堅定地強調中共的政治力量，強調共產黨人的社會、經濟政策所具有的那種政治力量的基礎，強調政治力量與軍事力量之間的密切關系。魏德邁并不信服。對他來說，美國那時正在越過喜馬拉雅山脈駝峰向國民黨軍隊傾注的成千上萬噸的供給，無疑才是軍事力量的更重要的決定因素。因而他無視謝偉思和其他人的報告：‘我覺得更有資格對軍事戰術和技術的運用作出判斷。因此，當我的政治顧問提出一種軍事性質的建議時，我特別不受他們的影響。”’（約瑟夫.W.埃里謝克編著《中國失掉的機會》）

弱勢博弈者改善安全態勢的關鍵在于：超越對手的強烈競爭意志和更高的組織程度，如果失去了這兩者就失去了無形實力方面的優勢。據參加過十二大政治報告起草工作的李慎之回憶，十二大是共產黨第一次放棄國際國內形勢任務分析的寫法：“胡耀邦作的報告不再分析國際形勢而只講‘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國的鄧小平因此改變了毛澤東關于我們的時代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的馬列主義論斷，預言我們的時代至少到下一個世紀上半期將是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越南戰爭的結束固然對世界格局產生了新的影響，但有效的威懾信用并不能否定國家利益的競爭性，也不意味著國家安全問題的一次性解決。看起來，這確實反映了革命時代結束后，看世界方法論的根本性轉換，也體現革命黨轉化為執政黨時期的世界觀轉變——按照庫恩的說法這是一場標準的“范式革命”。不過“減少安全成本支出”的“小算盤”，很容易被那些搞了上百年均勢戰略的老手看穿：一個連起碼的安全成本都不想支付的國度，怎么可能還有維持“國家利益”的意志呢？1980年代就反復出現美國“對臺軍售”突破公報精神的問題，到了世紀之交“臺灣問題”對中國造成的利益損害，按照閻學通教授的估計早已經超過一場局部戰爭。換言之，李慎之等人的“小聰明”表現為節約安全成本，而韜光養晦策略則不恰當地把有形實力劣勢的中國臆想為具有主導權的強國，依據這些想象所作出的政策宣示，迅速被美國解讀為“使用實力的意志”為零，結果是中國的威懾信用急劇下降。抗美援朝投人大量的人力物力所建設起來的無形資產，因此急劇貶值，此后，中美兩國之間的外交摩擦大幅度增加。

毛澤東強調弱國可以戰勝強國的侵略，前提是弱國要能夠在無形實力方面取得超越強國的成績，這是劣勢競爭方略的關鍵。在今天中國的主流學界中間，簡單抄襲強國的看世界圖示及其競爭方略成為一個根本性短腿，學術研究的所謂“與世界一流水平接軌”變成了與美國接軌，結果國際關系研究中間充斥著各種缺乏美國實力地位作為基礎卻要強行抄襲美國競爭方略的“白癡言論”。秦亞青對此有一個明晰的總結：中國主流學術界中間“美國國際關系理論仍然占據最大比重，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仍然沒有形成體系”。“原創性理論的缺失是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最明顯問題”。（秦亞青：中國國際關系理論，載王逸舟主編《中國對外關系轉型30年：1978-2008》社科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325-336頁）除了理論欠缺之外，更為關鍵的是缺乏最起碼的競爭意識以及對無形實力的認識，而在這樣的狹隘視野里就不可能找到弱勢博弈者的競爭方略，結果這個缺乏“答案”的困境又反過來強化了一種取消“問題”的意愿——在國家關系上沒有競爭只有“雙贏”。

（本文參考書籍有《毛澤東選集》、《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等）

朝鮮戰爭之后：全球格局變化與中國的崛起

賈晉京

在朝鮮戰爭六十周年之際，可以說媒體和研究者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對朝鮮戰爭歷史過程本身的回顧，而對于朝鮮戰爭的長期影響關注不足。即便是關注朝鮮戰爭影響的，也大多著眼于其對中國的國家安全與國際關系方面的影響，而較少研究其對中國經濟的長期意義。至于分析這場戰爭對于中國在戰場上的主要對手美國帶來了何種長期后果，這種后果又是如何改變了全球格局的，則少之又少。

實際上，朝鮮戰爭就戰場范圍而言，可能只是一場“局部戰爭”，但其影響所及，卻遠非“局部戰爭”所能概括。甚至可以并不夸張地說，朝鮮戰爭的影響范圍不但涉及政治、軍事、外交，更通過影響美國金融體系進而改變了世界經濟大格局，甚至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也與這種后果有不可忽略的關聯。

沒有朝鮮戰爭，很可能就沒有三十年后中國經濟起飛的國內和國際條件，也就沒有今天中國在世界上與美國被并列為“G2”的經濟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崛起不應該被看作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的事件，而是應該看作朝鮮戰爭以來六十年一以貫之的過程。這個過程今天實際上依然在繼續，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塑造未來。

當我們站在六十年一甲子的中國傳統時空觀意義上的循環之際回首這場“立國之戰”的時候，我們實際上應該看到它對整個六十年歷史時空的意義，甚至更長遠的歷史與未來。

中國作為現代國家的成型

朝鮮戰爭之前的中國并非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傳統國家與現代主權國家的區別可以理解為：現代主權國家在屬地意義上能夠明確其邊界線，并在邊界線范圍內只有唯一主權；在屬人意義上能夠明確居民的國籍，并擁有對國民的最高司法權，而傳統國家則不具有這兩種屬性。

典型的傳統國家如清代中國，存在屬地和屬人雙重意義上主權隨著與首都距離漸遠而遞減的狀況，導致帝國存在廣大的外圍地區。在外圍地區的邊緣地帶，國家沒有明確邊界，居民與國家間也只是疏散的藩屬關系或羈縻關系，他們完全可以同時隸屬于清國和別的國家，而事實上與兩個國家都只有松散的聯系。

打個比方的話，傳統國家就像水面上的漣漪，具有一圈一圈向外擴散的“形狀”，兩個國家之間的交疊地區，可以像兩圈相遇的漣漪一樣存在“波形疊加”——這也是無休止的沖突與戰亂之源。而現代國家則是一個邊界線明確的圖形，兩個國家之間不允許存在邊界線交疊。

辛亥革命之后中國出現了多次構建現代國家的努力，但到朝鮮戰爭之前，都由于版圖破碎而未能確立唯一主權，至于明確邊界線則更無現實可能性——就連邊境地區的系統勘測都做不到。

不是現代主權國家的地區，在殖民時代的世界體系中就意味著領土可以被分割，法權可以被割裂，并且無法擁有完整的對外主權，實際上十九世紀中期之后的中國長期處在這種狀況之下。

朝鮮戰爭的最直接后果是中朝邊界的確立。歷史上，朝鮮半島曾經是中國的藩屬，在朝鮮李朝和中國明清兩朝，作為傳統國家的雙方在交界地區的屬地和屬人管理上存在過前述的“波形疊加”情況，如在現今中國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境內，十九世紀中晚期曾有大量朝鮮平民渡過圖們江到中國東北地區開荒，這就是今天中國朝鮮族的主要源頭。朝鮮李朝當時也曾事實上出于傳統國家屬人管理的因素派官員向這些朝鮮族平民征稅。在傳統國家體系中，這些朝鮮族居民向中國納稅和向朝鮮李朝官員納稅是可以并存的，至于他們的國籍，在傳統國家體系中是個“沒有相關部門去管”的問題。朝鮮戰爭后，中朝邊界的確立才具有了現代主權國家框架的意義，中國能夠在清晰的邊界范圍內確立唯一領土主權，并確定領土內居民的國籍。

朝鮮戰爭的另一大直接后果是中朝邊界線外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而非大韓民國，這種區別甚至具有決定中國發展路徑的根本意義。

從地理上說，朝鮮半島可以構成一塊外來入侵力量進入中國的跳板。1894年甲午戰爭中，日本侵略軍就是從朝鮮半島進入遼西走廊形成直逼京師之勢的。甲午戰爭導致中國旅順大屠殺和簽訂《馬關條約》割地賠款的慘痛后果，更為嚴重的是，日本侵略勢力直到1945年二戰結束才在中國宣告滅亡。而這一慘痛歷史在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時，才過去不到五年，相信這不能不構成中國做出參戰決定的主要考量之一。

從海上區域來看的話，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存在，中國的海防前沿線就在山東威海到朝鮮夢金浦里地區（角狀突出）一帶，這樣三八線以北的黃海海域大部分就位于這條海防前沿線內側。而如果沒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存在的話，中國海防前沿線就只能在山東煙臺到遼寧旅順一線，這樣遼東半島東側從鴨綠江人海口到大連金州的海岸線完全暴露于美軍炮口之下，三八線以北的黃海海域也會完全落入美軍控制中。果真如此的話，2010年的美韓聯合海上軍事演習就完全可能在這里進行，而這一帶海域正是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喪失制海權的大東溝海戰所在。

以朝鮮戰爭為發端，中國的陸上和海上邊界逐步開始成型（盡管這一過程時至今日并未完成），中國第一次具有了現代主權國家的基本要素。

新中國成立初期，大部分工業基礎集中在東北地區，尤以長春一沈陽一大連一帶密集。東北的工業體系是日本在偽滿洲國時期所建，1932年8月，日本曾公布《滿洲經濟統制根本策案》，提出“日滿經濟一體化”，把偽滿洲國當作日本本土來建設。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時，東北工業規模已超過日本本土，擁有包括冶金、礦業、飛機、機車和汽車制造、造船、紡織、交通運輸和能源等工業部門的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據統計，1943年時，偽滿洲國部分產品產量占全中國（含偽滿洲國在內）比例為：煤49.4%，生鐵87.7%，鋼材93%，電93.3%，硫酸69%，水泥66%，機械95%。東北鐵路里程1945年達到11479公里，而中國1949年鐵路總里程為22000公里。

可以說，沒有朝鮮戰爭的勝利，就沒有東北地區的安全保障。這一點，只要看到時至今日韓國民間仍有所謂“間島地區”（中國的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等地）主權屬于韓國的叫囂就不難明白。而沒有東北地區的安全保障，就沒有朝鮮戰爭后中國工業體系的大規模發展。

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簽訂后，東北地區安全的外在威脅解除，“一五”計劃有了全面展開的條件，以東北地區由前蘇聯援建的156個工業項目（實際完成146個）為核心，中國開始逐步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正是這個工業體系的存在，使中國成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后歐美制造業大規模向外轉移的首選目的地，造就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國經濟起飛。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后歐美制造業大規模向往轉移的原因，也是與朝鮮戰爭的后果密不可分的。

從兩霸超強格局到中國大國地位的確立

二戰后形成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主導國際秩序的兩霸超強格局，但朝鮮戰爭的結果卻造成中國逐步崛起為美蘇陣營之外的另一大國，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雅爾塔體系的歷史軌跡，并最終使得美國承認了中國的大國地位，對華態度從對抗轉為合作。

發軔于歐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合約以來的近現代國際政治的核心規則是結盟關系：擁有強大武力的大國通過安全承諾組成以自己為主導的同盟并與外部同盟對抗，被納入同盟的國家會喪失一部分國家安全方面的自主決定權，并有可能喪失經濟自主甚至政治自主。二戰前主導世界格局的主要是擁有最大規模殖民體系的英法等歐洲國家，二戰后美蘇崛起為新的主導者，以這兩個超級大國為締結盟約的核心形成了東西方兩大陣營，兩大陣營都在力圖把更多的區域納入自己的同盟體系。

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并沒有改變中國只能被大國納入同盟體系的命運。當時的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形式意義大于實質意義：二戰前亞太區域的霸權國家是日本。二戰后日本被打敗了，亞太區域形成“權力真空”，新崛起的全球霸權國家美蘇在這個權力真空角力，誰也排擠不掉誰，所以形式上就由當時的中華民國“填空”．以造成“全球的和平與安全”沒有大面積的責任真空地帶的表象。

而朝鮮戰爭中國把美國打退到了三八線以南卻改變了全球只能由美蘇兩國主導的格局。因為戰場上的事實等于宣告了世界體系中的“弱小國家”也能把作為盟主的大國打得頭破血流，這實際上是近現代國際關系體系形成以來“被主導”國家第一場（也是迄今為止最大一場）對主導大國的大規模造反。這無疑極大鼓舞了全球非西方現代民族主義對殖民秩序的反抗，促進了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興起，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在“東西方兩大陣營”的結盟關系劃分之外，產生了“發達國家一發展中國家”的“南北關系”新格局。

對于美國而言，朝鮮戰爭成了一枚不得不強吞的苦果。基辛格在《大外交》中總結朝鮮戰爭對美國的意味時認為：“美國民眾對朝鮮戰爭的反應最顯著的一面，并不是戰爭拖延不決造成的紛擾不安，而是美國（對戰爭結果）竟然容忍接納。”中國成了美國陣營打不敗的對手，只好勉強容忍。而對于前蘇聯而言，中國的勝利也并非利好，在確認中國不可能像東歐一樣被納入蘇聯的同盟體系之后，中蘇關系急轉直下。

這樣，中國實際上成了游離于兩大陣營之外的國家，而在擁有了原子彈之后，中國成了國際格局中事實上的大國。大國間的和平來自武力的均衡，這是近代以來國際體系的基本規則。二戰后擁有核武器成了大國身份的標志。由于朝鮮戰爭過程中美國在戰場形勢不利的情況下對中國進行核訛詐，促使中國下定決心發展核武器。1964年10月16日，中國的原子彈試爆成功，大國地位由此奠定。

核武器的制造成功實際上意味著其背后的工業體系已相當完備并在一些關鍵環節上具有一流的技術能力。核武器的制造本質上是對基本粒子運動過程控制的工程實現，而其外圍又包括鈾礦勘查與提煉、系統工程組織實施、投送能力等相關環節的建設。因此核武器的制造必須以基礎物理、控制論、電子工程、航空工程等多個能夠決定國家工業基礎實力的領域達到相當水平為前提，而這些領域涵蓋了二戰期間才發展起來的新科技的大部分環節。這些新科技實際上也是西方戰后通過“新科技革命”實現經濟發展的源泉。遠程導彈、原子彈、人造衛星等工業成果說明，新中國的工業基礎達到了能制造世界上大多數種類工業產品的水平，具備了大國應有的工業實力，也為日后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奠定了基礎。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國在朝鮮戰場上的主要對手美國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都深陷泥淖：政治上，美國國內反越戰運動風起云涌，給白宮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外交同樣由于越戰不利，歐洲盟友們對美國是否有能力承擔領袖責任打上了大大的問號，而在與“勃列日涅夫主義”爭奪中東過程中局面弄到連石油安全都危若累卵則更加深了盟友們的疑慮。經濟上，1968年3月爆發的經濟危機不斷惡化，到1970年資本賬戶惡化到警戒線以下，1971年貿易收支時隔三十年首次出現赤字，官方結算賬戶赤字達到300億美元，只用了一年時間就超過了六十年代累計的逆差，資本大量外逃，導致美國總統尼克松不得不于當年8月15日關閉黃金兌換窗口。

美國內外交困的狀況下，朝鮮戰爭實際上最大的輸家前蘇聯這一時期卻在冷戰中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勢。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決定嘗試與在朝鮮無法打敗的對手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1971年7月，時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商定了尼克松總統1972年訪華之事。這一年10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這雖然與美國有一定關系，但更是與中國已經事實上成為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上的“第三種選擇”分不開的。

從1971年中美接觸到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中國實際上處在一種預備與國際經濟體系接軌的過程中。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國際經濟形勢也使西方世界對制造業轉移有了更為迫切的需求，而這種國際經濟形勢的出現，究其原因，又是與朝鮮戰爭緊密相關的。從改變美國金融規則到重構全球經濟秩序

朝鮮戰爭的經費問題直接導致了1951年3月美國《財政部—聯儲協定》出臺，美聯儲由此獲得獨立制定貨幣政策的地位，這是對美國金融體系的根本性改變，也注定了當時初創成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命運，其后果是全球貨幣金融秩序乃至經濟秩序的重構。隨著時間的推移，時至今日，其深遠影響不但沒有消減，反而日益擴大。

朝鮮戰爭爆發前，美國財政部手中尚有大量二戰期間為籌措戰爭資金而發行的戰爭公債尚未償清，為了盡量少還錢，這些公債的利率被固定在2.5%的低水平。而朝鮮戰爭的爆發導致了一系列新的戰爭籌款措施出臺。1950年9月，美國國會通過戰時稅收法案，把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范圍從21%提高到90%，公司所得稅邊際稅率范圍從38%提高到45%。

不過增加的稅收并不足夠戰爭開銷。美國財政部不得不采取了大量舉債措施，不過這些債券大部分都賣給了美聯儲，這就給美聯儲造成了巨大的貨幣貶值壓力。《劍橋美國經濟史》數據顯示，從1950年6月到1954年6月，美國政府的總債務增加了139億美元。139億美元相當于現在的多少錢呢？按照2010年10月13日紐約黃金期貨交易價格為每盎司1371.95美元折算的話，大約折合5448.60億美元。相比之下，2003-2008年，美國在伊拉克投入的費用大約為4920億美元。剔除戰爭稅、債務償還、美元貶值等因素，可以認為美國當年在朝鮮半島的實際花費與2003年在伊拉克的花費是差不多的。但如果考慮到時隔五十年美國經濟總規模的巨大差別，朝鮮戰爭造成的財政負擔是超過伊拉克戰爭的。

本來由于1947-1948年聯邦財政出現了預算盈余，美國公眾普遍預期政府不會再發行公債了，但朝鮮戰爭的爆發使公眾對通貨膨脹的預期改變了。1950年末，美國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這導致了美聯儲與財政部矛盾的大爆發。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的《美國貨幣史》稱：“朝鮮戰爭激化了財政部和聯儲之間的沖突：一方面，戰爭帶來投機繁榮，提高了市場利率，并且再一次意味著如果將政府債券維持在以前的水平，那么必將導致貨幣存量擴張到聯儲無法控制的地步；另一方面，戰爭也帶來了嚴重赤字的可能性，這使得財政部對政府債券市場的狀況高度敏感。”

經過了長達近半年的激烈爭吵，最終，1951年3月，雙方達成了《財政部一聯儲協定》，根據協定，美聯儲不再承擔以釘住價格維持財政部的公債市場的責任，這意味著美聯儲在貨幣政策上獲得了完全獨立的地位，而財政部也有了為籌措戰爭經費而發行更多公債的保障。

美聯儲獨立制定貨幣政策實際上意味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規則-35美元等于1盎司黃金的固定比價必將無法持續。由于黃金的產量增加速度注定無法趕上可以人為操作的美元數量增長速度，布雷頓森林的體系的瓦解命運在那時便已然注定。

《財政部一聯儲協定》實施后，貨幣持續大幅增長，1951-1952年美國連續嚴重通貨膨脹。美元膨脹導致的直接后果有三：

首先，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這類帶給客戶的回報率較低的金融機構重要性下降，各類基金和金融公司則獲得了大部分資金流，投資機構逐漸取代借貸機構成為金融市場的主體。根據美聯儲官方統計公報數據：1950年在各類金融機構總資金量中，商業銀行占比為50.8%，人壽保險21.1%；1970年，商業銀行占比為37.4%，人壽保險14.5%；1990年，商業銀行占比為27.0%，人壽保險11.1%。而與之相反，屬于基金和金融公司類的機構占比情況為：1950年，合計約15.7%；1970年，合計約32.9%；1990年，合計約52.7%。

其次，美元大規模輸出，在國際金融體系中逐步取代英鎊的世界貨幣地位，不同于英鎊秩序的美元秩序建立起來。二戰后，隨著馬歇爾計劃的開展，歐洲出現了“美元短缺”狀況——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布雷頓森林體系雖然規定了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但當時美元的供應量依然受到黃金數量的硬約束，并且美元的國際流通渠道也沒有建立起來。而《財政部一聯儲協定》之后，美元數量的堤壩崩潰了，美元流向海外的渠道卻鑿通了。據統計，1960年美國只有八家商業銀行擁有少量海外分行，但1980年美國的銀行則全球開花，僅花旗銀行就在93國設有分行。美元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泛濫造成35美元兌一盎司黃金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核心規則無法維持，最終造成該體系瓦解。

最后，改變了全球貿易格局。1949年主要歐洲貨幣貶值，增強了歐洲出口競爭力。而1950年朝鮮戰爭卻使美國的支出增加，出口下降，進口上升。為了消除逆差，美國持續施行貨幣擴張政策，但持續的貨幣擴張政策的結果卻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問題不斷加深。同一時期，歐洲、日本的工業體系在對美出口的刺激下不斷升級技術、改進管理，而美國的工業體系卻在進口商品的沖擊下逐漸顯得落后。于是逐步形成了一個美國負責“印鈔”與金融服務，而歐洲日本負責制造業的體系，這是世界上第一次制造中心與金融中心的大分離。這種大分離的過程中，由于黃金不斷從美國流向歐洲及貨幣供應量與產品增長率不協調等問題，1960-1971年1 1年中竟爆發了7次“美元危機”，貿易格局的大轉型促成本文第二部分所述的美國把中國拉入國際體系。

1973年春，美國無力維持美元兌黃金的比價，宣布自由浮動，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式崩潰。當年10月，中東石油危機爆發。美國為了應對經濟危機，與沙特等國達成了“石油只用美元結算”的秘密協議，變相地把美元的基礎從黃金變成石油。于是金融業迎來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期，以石油期貨為中心的衍生金融體系逐步發展起來。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逐步進入國際體系的中國已經初步完善了工業基礎，而美國經濟在金融革命的作用下逐步向“虛擬化”發展。衍生金融的本質是對未來價值評估的數量化、可交易化，利用衍生金融工具可對類似互聯網技術這樣具有“高成長性”（當前規模很小，但能夠迅速擴張到一個難以確定的規模）的技術定價，這樣金融革命一方面促進了信息技術等高技術產業的飛速成長，另一方面也通過不斷的“評估”制造出了數量幾乎無法約束的美元。在美元的數字幾乎可以憑空制造的環境下．“成長性”有限的傳統制造業就顯得無利可圖，迫切需要轉移到資源和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地方。而這一時期的歐洲由于高福利社會和創新的停滯，事實上已接近“增長的極限”。

中國承接全球制造業轉移的基礎條件在于“低價格體系”。所謂“價格體系”，本質上是一個經濟體內部各種商品之間的交換比值。而“低價格體系”則是指在一個工業化程度相對較低的經濟體內部，由于占總產值大部分比重的商品都是附加值低的初級產品而形成的包括勞動力在內各種交易價格都比較低的情況。

朝鮮戰爭之后，美國對中國進行了長期的貿易封鎖，中國經濟中對外貿易的比重很低，大部分經濟活動都在國內進行，這也客觀促成中國的低價格體系形成。由于農業和低端工業占到了產值的絕大部分，因此中國形成了一個低價格體系“池子”。與“池子”外的國際市場相比，包括勞動力、資源在內的要素價格都要低很多。而中國承接加工制造業所需的要素，并不是低價格體系的基礎部分如糧食等，而是在基礎部分之上衍生出來的部分如勞動力、原材料，恰恰是這些參與國際分工的部分，與國際市場價格相比，要便宜幾倍乃至幾十倍。因此，“中國制造”就有了所謂“廉價”優勢。

隨著美歐的制造業逐步向中國轉移，世界上第二次制造中心與金融中心的大分離出現了，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全球經濟格局形成了“美國系統+中國制造”的當代世界“G2”秩序：中國在美國金融和技術標準安排下為世界制造產品，美國則從金融和技術上加以總體控制。

隨著華爾街把越來越多原先不能用來交易的物品乃至假想的未來情景貨幣化、權證化之后進行流通，制造了天量的衍生金融物品。到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全球衍生金融品總價值達到了約600萬億美元之巨，相當于全球GDP的10倍，最終造成了金融危機的爆發。

當歷史的長河又流過六十年的距離來到2010年末的時候，愈演愈烈的“匯率大戰”正在上演，究其實質，這其實是作為經濟基礎的制造業移出美歐之后，經濟“虛擬化”造成的巨大“山體崩潰”。朝鮮戰爭改變了二戰后世界歷史的路徑，又制造了變動中的“G2”世界格局，當“匯率大戰”終將不可避免地造成當前全球價格體系的重整化之后，世界將向何處去？歷史的過程是有啟發意義的。

賈晉京，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塑造現代文明的100本書》（合著）等。

朝鮮戰爭：從何說起

子班

提起朝鮮戰爭，一時間競感覺無從說起。與歷史上許多大事相比，這場戰爭幾乎被遺忘了。官方多年不曾紀念，文學影視作品中少有它的蹤影，民間的討論稀稀拉拉，對于這場戰爭的評價早就沒了主流的聲音。

若論個人的記憶，我首先能想起的是小時候家里的一本小說，名字早已忘記，創作時間更不知曉，故事情節也記不住許多，但有一些細節還有印象。譬如戰士在戰壕里修土墩，用來架設高射機槍，指導員踹了一腳，連一點土渣都沒崩落，于是很贊賞；又如朝鮮軍隊呼喚炮火覆蓋時喊的電報口令，是“莊稼成熟，請求收割”之類。說起來，小說中的許多人物形象，我只對那位喊口令的朝鮮軍官印象深些，作者筆下，他衣裝筆挺，聲音洪亮，一副大義凜然的模樣，大概非此不足以表現其正義性吧。

正義性，這個詞拿來形容朝鮮戰爭，大概有些不合時宜了。最近有雜志發表了幾篇紀念文章，立綱領的第一篇稱這場戰爭保證了國家的安全。我和朋友議論，這樣講貌似坦率，其實是在大步后退，庶幾于防線不保了。近年來有良心的歷史學家們多愛談論百年來的幾場戰爭，關于朝鮮戰爭，一般的結論都是，與其打，不如不打。戰爭由北方發動，是為非法；美軍飲馬鴨綠江，無意窺伺中國東北；更何況，今天看過去，南方境況如此，北方如此境況，兩相對比，是非對錯似乎一目了然。固然，歷史當中，前事的對錯，并不能用后事的是非來確認，但在追問歷史價值之際，眼見得結果如此，怎能不讓人感覺喪氣，繼而虛無呢？

朝鮮戰爭是一段尷尬的歷史，除了半島上依舊對立的兩國，大概沒有人愿意多談它。當時麇集在聯合國軍旗幟下的國家有數十之多，如今每到紀念日，除了韓國人依舊為之行禮作拜之外，還有幾國大事紀念呢？中文網絡上曾流行一張照片，土耳其博物館展示該國在朝鮮戰場上的戰功，展覽品中，赫然有一面國民黨的軍旗。雖然幾乎損失了全部赴朝作戰的部隊，土耳其人依舊混淆了與他們戰斗的對象。看起來，這就像是對這場戰爭的寫照，充滿了誤解、錯覺、困惑、欺騙，戰爭已如夢幻，紀念便更屬無謂了。

算起來，只有美國人寫在朝戰紀念碑上的口號依舊擲地有聲：自由不是無代價的。顯而易見，二戰之后，冷戰之初，雅爾塔體系的“托管”地帶當中，所謂自由，只是政治、軍事角力的美麗包裝，但是，好歹這是一個很動聽的口號，更是一個底氣雄厚的口號——它的背后，是這個國家完整的自我價值表達，這種表達當仁不讓地把歷史的意義攬入自己懷中。相比之下，作為朝鮮戰爭的另一個主角，我們的表達在哪里呢？

多年之前，我們是擁有自己的表達的。朝鮮戰爭是舊有的中國近現代反帝斗爭的自然延伸，同時也是新世界體系形成過程中的一次劇烈版塊碰撞。新與舊相互纏繞，凝聚在這場戰爭中的意義因此格外復雜。舊的方面，自甲午中日戰爭起累積起來的歷史教訓異常深刻，使得新中國的國家領導者不可能對半島上出現的外國勢力置之不理，“唇齒相依”、“唇亡齒寒”，這些不僅是友好的說辭，更是迫切的現實壓力。

但是，如果只把參戰歸因為維護國家安全，就很難解釋戰爭過程中的許多現象。大而言之，這無法解釋為何志愿軍在相當長時間內把攆美軍下海作為自己的戰略目標，他們完全可以如美軍最初所預計的那樣，在中朝邊界建立一道緩沖區以避免戰爭沖擊國內；小而言之，這也無法解釋普通志愿軍士兵在戰場上表現出的勇猛斗志，這種斗志顯然出自真正的同仇敵愾之情。其實，中國人在朝鮮戰場上投入的是自己全部的歷史情感和歷史經驗：志愿軍的士兵進入朝鮮，親眼見到美國空軍轟炸之下燃燒的村鎮和困苦的人民，指導員告訴他們，這是美帝國主義和李承晚偽軍犯下的罪行。他們也許只是質樸的農民，不是心思靈活的智識分子，分辨不出這話語之中的意識形態意味，更沒有在一切世事中洞察出欺騙和虛無的天賦，但他們此時的情感是真實的，正是一種鮮明的愛憎之情促使他們奔赴戰場。這情感既是個人的，也是民族的，它既牽動著每個個體的經歷和感悟，也有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為之作注腳。

以情感論歷史，似乎太過簡易膚淺。我們習慣于將歷史視作一個由舊而新的發展、進步的過程，而這一過程又經常被表述為某種理念的完善或實現。但是，近幾十年來的吵吵嚷嚷無疑教會我們，與遷變不居的現實相比，這種基于理念的表達往往易于僵化，乃至衰亡。而在它僵死之后，附著于它的歷史敘述也便立刻變得空洞。實際上，空洞的并不是歷史本身，而是人們將歷史編織進現實的方式。假設只滿足于視歷史為佐證現實或未來的工具，便不要奢望能夠躲避最簡單的物理定律：工具總要承受其作用對象的反作用力。歷史期許的是同情和理解，如古人所言，應當“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由同情之理解而上升至理解之同情，而同情本身就是情感。如今，朝鮮戰爭也幾乎成為我們望之失語的對象，關于它的許多宏大的說辭，可能將永遠失落了。但是，即便所有關于朝鮮戰爭的歷史解釋都喪失效力，單單戰爭本身的興起、過程和結果依舊能夠在不抱偏見的心靈中喚起敬意和熱情，原因就在于，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它始終令人同情。

之所以強調情感，也是因為同情正是許多人在看待歷史時最為稀缺的品質，否則很難解釋，為何中國近現代對于外敵入侵的不斷抗爭，會成為一段極艱苦卻又飽受指責的歷史。大概是對于“進步”或“文明”的追求太急切，乃至于反抗本身都成了落后或者野蠻的象征。最典型者如義和團運動，文人筆墨之下，眾惡歸之，幾乎已經讓人想不起來，它本是人們在自己的國土之上反抗外來勢力，而這外來勢力的所作所為，也根本談不上“文明”二字。有時候我不禁會想，朝鮮戰爭之所以免于許多先進人物的口誅筆伐，也許只是因為打贏了，或者說沒打輸，否則，小米加步槍對飛機坦克，難免被嘲笑作大刀長矛對火槍火炮的翻版。

但這場戰爭畢竟沒有打輸，甚至從某種角度看，是打贏了。論及朝鮮戰爭與以往反帝斗爭的最大區別，當屬這“戰勝”的結果。不過，勝負雖重要，卻并不充分，如果朝鮮戰爭只是一次舊王朝式的開疆攘夷，或者是如歐洲列強一般的殖民擴充，那么即便是勝利，也并無紀念的價值。“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朝鮮戰爭繼承了反帝的傳統，但它也有全新的內涵，滲透在戰爭的全部過程中。

長久以來，關于中國何以會出兵援助朝鮮的問題，一直頗有爭議。看起來，不出兵的理由非常充分：國內內戰方歇，百業罷疲，人心厭戰，東南數省仍在用兵剿匪，臺灣尚未解放，數十萬計的軍隊正準備解甲歸田；半島上戰事兇險，所謂聯合國軍勢力正熾，美軍現代化水準遠非解放軍可比，并且擁有絕對的制空制海權；而同一陣營中，朝鮮軍隊幾近崩潰，不堪大用，蘇聯允諾提供的支援又非常有限。權衡利弊，似乎不出兵，或者有限地介入半島戰事，才是理性的選擇。近年來有學者論證，稱中共領導層之所以下決心出兵入朝，是基于某種深遠的戰略考慮，即一旦朝鮮半島落入美軍手中，東北地區就會變成美蘇爭霸的最前線，蘇聯進入東北便勢所難免，考慮到東北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基地，且在近現代歷史中長時間處于分離狀態，這肯定不是一個美好的前景。這種戰略考慮是建立在美軍會出兵東北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又不免有研究稱美軍當時并無此種計劃，而中國領導人后來也頗感后悔云云。

作為史學考證的一家之言，這類研究自有其價值，但并不必成為評鶩這場戰爭的著眼點。史事中有大端，有小節。后人看待戰爭，往往更注意廟算者的定策籌劃、指揮者的經營謀略，這些固然是戰爭的核心，卻未必是戰爭的意義所在。甲午戰爭中，清朝軍隊在朝鮮和黃海潰敗，當時有士大夫上書朝廷，要求殺李鴻章以抵其輕啟戰事之罪。但很明顯，此時就算斬千萬李鴻章之頭，也挽不回甲午之役失敗的后果，這場戰爭的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李鴻章的個人際遇和滿清一朝一代的存亡，與國運的衰微相比，它們都是小節。同樣，中國領導人在當時下決心出兵，堪稱勇敢，但真正成就了這一決定的是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的勝利，而不是相反。勝利的意義也不僅僅在于領導人的個人成就，更表現為歷史的重大轉機。即便出兵朝鮮的決定所依據的是不確實的戰略判斷，也絲毫不會影響這場戰爭的歷史價值。更何況，后人眼中那種旁觀者清式的“正確判斷”，在兩個互相敵視且互不信任的國家之間，原本就是不現實的。

朝鮮戰場上發生的事情中，最為不可思議的，當屬裝備、后勤全面落后的志愿軍在正面戰場以大規模戰役的形式對抗技術先進且具有海空軍優勢的美軍，竟然能夠戰而勝之。特別是，在近二十年來的數場戰爭中，作為技術領先的一方，美軍都以巨大的優勢荻勝，對于現代人的經驗而言，志愿軍在當年的勝利更顯得像一個異類。很難說今天我們對這一事實有什么深刻的認識，相反，一提及此事，最常見的解釋便是所謂“人海戰術”。關于這一點，在韓國人的影視作品中經常能看見各種夸張的表現，很多人也習慣于以此來說明解放軍在國共內戰中的軍事勝利。且不論在現代軍事技術條件之下，這種簡單的戰術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性，持有這一觀點的人顯然忘記了，中國人口眾多，這不是一朝一夕間的事情。在朝鮮戰爭之前，追溯至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軍隊一般都是以優勢兵力抵御外侮，卻難免屢戰屢敗，偶爾的軍事勝利，也因為政治失敗而化作泡影。而在朝鮮戰場上，經過改編的國民黨舊部，可以變成百折不回的志愿軍鐵軍，是什么樣的力量在起作用，人海乎？洗腦乎？在稍嚴肅的國外相關著述中，經常能看到外軍對于志愿軍戰術素養和戰斗意志的贊賞之詞，這些贊賞是給予那些最普通的作戰人員的。顯然，他們并非生而能戰者，也并不全是久經沙場的老兵，用舊式的話語來講，他們是在戰斗的集體中成長的。對于一支軍隊而言，作戰經驗和戰術素養的積累、總結、傳授和實踐都需要嚴密的組織和完善的制度，這些因素在中國軍隊抗擊外敵的戰場上，還是第一次廣泛出現。

制度之外，還有勇氣，當然這也是最易受到譏謗的。大概沒有人會否認志愿軍在戰場上所表現出的戰斗意志和犧牲精神，但懷疑這種犧牲是否值得，卻是今天再尋常不過的論調。這很悲哀，也很正常，不僅因為歷史同情的欠缺，更因為當下的時代精神只習慣以根據簡捷的收益來衡量“價值”，建立在尊嚴和信仰基礎上的犧牲自然變得難以理解。其實這并不僅僅是一個歷史評價的問題，放在今天，它依舊不失其價值。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的歷史對于志愿軍的戰士們是有虧欠的，假設我們不僅僅將他們視作士兵，便不難發現，他們的形象，正是更多中國人的代表。這些在朝鮮半島的冬天里衣裝單薄，依靠一把炒面維持生命，利用鐵锨?頭挖掘隧道來抗擊敵人，心思質樸卻意志頑強的士兵，其實也正是這些人：他們在近現代中國的內憂外患中忍受苦難，在各種內戰外戰中犧牲生命，在和平年代中默默勞碌，近二十年來在工廠和工地中創造了所謂奇跡，在幾乎每一次制度變革中都要首先承擔代價、最后享用果實。假如說他們的犧牲是無價值的，那并不意味著他們缺乏力量、德操或者智慧，那只能說明掌握權柄和話語者的無能。

朝鮮戰爭的結局也同樣值得深思。嚴格地講，這場戰爭并未真正結束，維持半島和平狀態的只有一紙停戰協定，所謂“聯合國軍”的稱號、機構依舊存在，美軍依舊在半島屯有重兵，朝鮮與韓國之間的軍事沖突也時常發生。但是，對于中國而言，這場戰爭已經結束了，1958年志愿軍便完全撤出了朝鮮，沒有留下一兵一卒，也幾乎沒有在朝鮮的內政中留下一點影響力。之后的數十年間，中朝之間的關系并不親密，朝鮮的許多作為很難說顧及過中國的國家利益，而朝鮮官方曾有意識地淡化甚至抹煞志愿軍在朝鮮戰爭中的作用，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情。朝鮮戰爭結束之時，世界早已進入冷戰的時代，冷戰中，美蘇都曾多次在亞非拉國家中顛覆異己政權，扶植親信力量，甚至發動代理人戰爭。在別國土地上制造動蕩、戰爭來為本國賺取利益，這正是強權政治中慣常使用的手段。朝鮮半島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難免會成為大國角力的前線，在朝鮮戰爭的起始、經過，以至今天的現狀中，都不難看到大國勢力的影響。作為周邊國家，中國難免會被卷入半島的爭端當中，過去如此，將來也一樣，雖然這并不動聽，卻是地緣政治的現實。盡管如此，志愿軍從朝鮮撤軍這一舉動，還是超越了國際政治中的一般邏輯。

亞洲不是歐洲，二戰之后，歐洲國家興廢繼絕、恢復秩序，并沒有經歷長時間的沖突，即便如此，兩大陣營依舊拆分了德國，并且在各自的勢力范圍內不同程度地操縱他國的內政外交。在亞洲，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國家在近現代歷史中都難以掌握自己的命運，而日本在這一時期的所作所為，與歐美大國也并無本質差別。因此，二戰之后，亞洲國家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遭受了更多的阻礙，付出了更大的代價。將志愿軍的出兵與撤軍放在這一歷史背景之下，其意義才更加顯明：出兵意味著中國不再接受西方列強強加的亞洲秩序，而撤軍則表示，中國并無意像列強一樣干涉他國內政，決定別人未來的道路。它們共同構成了新中國國際觀的兩個面向：反帝反侵略與國家獨立。

新中國的國際政治理念是一個復雜的統一體，一方面，因為意識形態的親緣關系，也因為歷史和現實方面的諸多因素，新中國在外交上全面倒向了以蘇聯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陣營。另一方面，作為這一陣營的后來者，中國卻較早地表現出了叛逆者的個性，與所謂國際主義義務相比，中共領導層對于國家的主權獨立要更為關注。因此，本質上說，新中國的政策是內斂型的，重在自我發展，并不謀求領土或者主義的對外擴張，也不熱衷于在國際上結黨結盟。但是，內斂并不意味著消極，在二戰之后的國際環境中，一個天生為大國坯子的國家，卻反對舊有的由大國把持、操縱的國際秩序，主張國家之間平等、和平相處，互相尊重主權，互不干涉內政，這本身就是對于國家關系和國際秩序的全新想象。對于許多正在謀求獨立自主的國家來說，這也具有解放性和示范性的價值。在后來的歲月里，中國與蘇聯陣營終于分道揚鑣，卻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獲得了更多的支持，對于新中國的國際觀而言，這些都是很自然的結果。

時過境遷，現在看來，當年的理念似乎有些陳舊了。最根本的一點改變是，今天中國的國家利益已經和既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緊密聯系在一起，與之前的挑戰者姿態相比，當下中國的國際形象要模糊得多，在國際秩序中所起的作用也遠為復雜：挑戰，當然依舊有，但更多的是對舊有規則的接受、適應和實用主義的改造。這些與建國之初的國際觀念是否契合，可能并不能肯定。不過，有一點則是肯定的：與中國經濟影響力在全球的迅速擴張相比，我們對于相關問題的言說要貧乏得多。與許多問題一樣，歷史遺產丟掉太多，就難免要失語，而再豐厚的經濟利益也未必能轉化成理直氣壯的聲音。我們是否能夠再創造出那種兼顧國家利益與國際正義的理念表達，還是未知數。在這方面，朝鮮戰爭的遺產依舊存在，但與許多歷史遺產一樣，沒有充分的表達，我們便不能從中獲益。

美軍將領李奇微在回憶錄中講，在停戰談判的過程中，他見過許多朝鮮和志愿軍的軍官。朝鮮的軍官們全部表情嚴肅，不茍言笑，再滑稽的事情也不會讓他們啟露笑顏；志愿軍的代表則輕松許多，看見美國人坐垮了椅子，會禁不住哈哈大笑。李奇微講這個故事，當然有更深的隱喻，但無論如何，對于志愿軍代表的笑聲，我們都能夠為之驕傲。這笑聲的底氣充沛：在戰場上，志愿軍能夠戰勝敵人；在信仰上，志愿軍光明磊落；在道義上，即使是對手也不得不承認，志愿軍是更加文明的敵人，這些凝聚在一起，才會有談判桌前無須掩飾的笑聲。這笑聲也使得我們今天的失語和曖昧顯得尤其尷尬——與失敗相比，無力承認和繼承前人的勝利，這才是最大的悲劇。

子班，學者，現居沈陽。曾發表論文若干。

朝鮮戰爭的影響

張昆生

朝鮮戰爭對中國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中華民族近代深受帝國主義列強欺凌，新中國誕生之初即被迫投入一場大規模的現代局部戰爭，與世界頭號強國較量，維護了國家安全，伸張了國際道義和正義原則，提高了國際地位。

但這一切是巨大的民族犧牲換來的。以傷亡和花費為例，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志愿軍名義先后入朝279萬，民工入朝支前60萬，志愿軍傷亡巨大。中國花了戰爭費用62億人民幣，欠了蘇聯30億人民幣，還推遲了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的實施。從長遠和戰略角度看，朝鮮戰爭使中美完全走向對抗，對中國解決臺灣問題產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響。

全球冷戰加劇

朝鮮戰爭本來是一場內戰，它轉變為國際戰爭，是冷戰的產物，是美國推行遏制政策的結果。而朝鮮戰爭反過來又在世界范圍內，尤其在東亞地區加劇了冷戰。

1948年“柏林危機”的爆發、1949年蘇聯原子彈的試驗成功及中國革命的勝利震動了華盛頓，作為“反措施”，美國拼湊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通過了促使美國及其西方盟國加緊擴軍備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68號文件”。在朝鮮戰爭爆發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只是一種傳統的軍事聯盟，只約定盟國之一受到進攻時，進行集體自衛，還沒有形成一個軍事實體，在美國官方文件中不稱“北約組織”(NATO)，而稱“北約國家”(NATOCOUNTRIES)。一直到1950年5月，各簽字國才同意成立一個永久性的執行委員會來制定發展軍事力量的計劃，當時還沒有人提出美國應派遣作戰部隊協助歐洲防務以及北約應任命最高軍事指揮官。在朝鮮戰爭過程中及其之后，北約才真正成為一個軍事組織。

但“68號文件”的實施，受到了“軍費難以增加”的限制。1949年秋，當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張增撥軍費20億美元時，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卻表示反對，認為由此而造成的財政赤字將對國內經濟運行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從而威脅到國家的安全，最終得不償失。當時要求刪減財政開支的壓力是如此之大，以致國會1950年6月討論的1951年財年預算中，政府要求的開支比之上一財年實際的開支減少15%左右。

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當權派認為這標志著共產主義擴張進入了新階段。1950年7月，國會同意增撥軍費40億美元，并迅速擴大美國部隊。二戰結束時，美國的現役軍人超過1200萬人，以后大量復員，到朝鮮戰爭爆發時只剩下146萬人。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部隊人數急劇增加，到朝鮮停戰時已超過350萬人。以后雖然有所減少，但到1 960年7月1日時仍達到250萬人左右。至于防務開支，1945財年（1944年7月1日至1 945年6月30日）高達950億美元，占預算總支出的82.7%，二戰后逐年下降，1950財年還不到400億美元，占預算總支出的32.9%。可是1953財年，即朝鮮戰爭的最后一年，已增加到740億美元，占預算總支出的68.1%。朝鮮戰場停戰后雖然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一直到1950年代末，每年防務開支均在400億美元以上，占預算總支出的60%左右。

冷戰不但在歐洲大西洋地區加劇了，而且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全面展開了。冷戰并不是如某些西方學者所說，開始于歐洲和中東，然后溢出到亞洲，而是在歐、亞兩洲同時開始，因為美國的遏制政策是全球性的，也把亞洲包括在內，它幫助蔣介石集團在中國打內戰就是鮮明的一例。當然，冷戰的重點在歐洲。但朝鮮戰爭爆發后，杜魯門政府派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進一步干涉印度支那，接著又同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簽訂“美澳新條約”，公然違背了艾奇遜曾宣布的美國除北約組織外不準備參加新的地區性安排的保證。而尤為重要的是，朝鮮戰爭使日本成為一個重要后勤供給基地，促進了日本經濟的復興。同時，美國又同日本簽訂了把中、蘇排除在外的“對日和約”和“美日安全條約”，并著手重新武裝日本。

朝鮮戰爭結束后，艾森豪威爾政府又同南朝鮮、臺灣簽訂“共同防御條約”，并拼湊東南亞條約組織。結果，美國很快在全球建立了軍事同盟網和軍事基地網。曾在美國外交界享有盛名的波倫在他的回憶錄《歷史的見證》中著重強調：在朝鮮戰爭前，美國在國外承擔的軍事義務還是有限的，但是到1955年，美國在36個國家有450個軍事基地，同拉美以外的大約20個國家結盟。他認為，“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是朝鮮戰爭，使美國成為世界軍事、政治大國”。

中美關系更加惡化

在亞太地區，中美關系是一個日益重要的因素。朝鮮戰爭對中美關系的影響有積極的一面。經過那場戰爭，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真正在國際舞臺上站住了腳，成為美國不能不慎重對待的一個國家。在朝鮮戰爭后的歷次臺灣海峽危機中和長期的印度支那戰爭過程中，美國都曾考慮過對中國大陸采取軍事行動，甚至使用核武器，但懾于朝鮮戰爭的教訓，它始終不敢真正動手。可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朝鮮戰爭對中美關系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中國成為美國在亞洲加強冷戰的一個重要目標，中美關系先是嚴重惡化，繼而長期僵持，前后達二十年左右，臺灣問題則至今尚未解決。

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特別是發動第二次戰役后，美國對中美關系三大問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和臺灣問題）的態度進一步趨硬。在1 950年1 2月上旬的杜魯門和艾德禮（英國首相）會談中，美英雙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艾德禮大力主張讓新中國參加聯合國，并且表示英國不同意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做法，指出它違反《開羅宣言》。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基調卻是：“不能給予侵略者以任何補償”，“不能為爭取軍事停火而付出政治代價”，既反對中國進入聯合國，也決不把臺灣交還給中國。

1951年1月初，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人民軍配合下發動了第三次戰役并攻下漢城，英聯邦國家由加拿大外長皮爾遜出面在聯合國提出了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五原則”，其中第五條規定：在朝鮮戰場停火后，由中、蘇、美、英四國開會討論遠東各項問題，包括臺灣的未來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當此議案在1月中旬的聯合國大會付諸表決時，美國投了贊成票。但正如艾奇遜所說，他當時處于十分為難的境地，如投票贊成，則可能失去南朝鮮的支持，并引起國會和國內新聞界的憤怒，倘若表示反對，又可能失去聯合國中多數國家的支持。但他估計到中國將會拒絕這“五原則”，遂建議杜魯門同意美國投贊成票，可見美國當時的表態只是一種斗爭策略，并不表明它愿意通過“四大國會議”來公平合理地解決中美關系中的那些重要問題。但當時如果中國接受“五原則”，美國要繼續把中國排除在聯合國以外、不讓中國解放臺灣，將會更加困難。

1951年2月1日，美國促使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污蔑中國為“侵略者”的議案，這就意味著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美國不會承認新中國，聯合國也很難以多數票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席位，美國所謂的“將尊重聯合國多數國家對中國代表權的決定”，已成為了一句空話。

美國阻撓臺灣解放

1951年2至3月間，美國在朝鮮戰場上處境有所改善，更感到沒有必要為了穩住自己在朝鮮的陣腳而向中國作出讓步，便在進一步阻撓中國解放臺灣方面做得更加露骨了。1951年3月它向臺灣派出一千人的軍事顧問團，然后根據該團的建議，對臺灣提供大規模的軍事援助，第一批為3億美元。5月1 7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了“48/5號文件”，對杜魯門政府的東亞政策作了一些重要的調整：本來艾奇遜在1950年1月1 2日聲明中把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防御帶劃為“日本一琉球群島一菲律賓”，可“48/5號文件”卻把臺灣同這個防衛圈密切掛鉤，說臺灣如落入中共手中，將危及“日本一琉球群島一菲律賓”這條線的防務；本來1950年3月底時，艾奇遜還把臺灣視為美國背上的包袱，可“48/5號文件”卻說臺灣的人力和資源對自由世界來說是一項“潛在的資產”；本來杜魯門在1950年8月31日還宣布朝鮮戰爭結束后美國將從臺灣海峽撤出第七艦隊，但“48/5號文件”卻決定“只要有助于美國的安全，第七艦隊巡邏臺灣海峽的任務將繼續執行下去”。針對臺灣問題，杜魯門政府得出結論：美國必須長期用軍事手段“保住臺灣”。就在通過“48/5號文件”的第二天，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臘斯克就公開把中國誣蔑為“斯拉夫滿洲國”。

1951年9月初，在國務卿顧問杜勒斯導演下，美國同日本簽訂了把中國政府和臺灣當局都排除在外的“對日和約”。依照常理，該和約應該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把臺灣歸還給中國，但事實上卻只提日本放棄臺灣和澎湖，而不宣布這些島嶼是中國的領土。后來蔣介石集團同日本簽訂的“雙邊和約”也由于美國的操縱而未提及臺灣的歸屬問題，這表明了杜魯門政府在加緊制造“臺灣地位未定論”。

1953年3月，艾森豪威爾政府又改變了杜魯門政府在1951年8月作出的“不同臺灣建立過于密切的軍事關系”、“不在臺灣駐扎美國軍事力量”、“不向臺灣保證一旦遭到大陸進攻時，美國將進駐戰斗機”的決定。華盛頓指示美國駐太平洋部隊總司令雷德福，可以在臺灣駐扎巡邏機和偵察機，并作好在必要時進駐戰斗機的準備；可以同蔣介石集團協調防守臺、澎的計劃，雙方軍隊共同進行作戰演習，遇到緊急情況時由美國統一指揮。艾森豪威爾政府還熱衷于增強臺灣本身的軍事力量，以“保衛”臺灣、使大陸感到威脅，以此來推行杜勒斯所制定的“對中國施加壓力、向中蘇關系打進楔子”的政策。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國終于進入了聯合國，中美兩國也建立了正常邦交，但臺灣至今仍未回到祖國懷抱。如果沒有朝鮮戰爭，就存在著杜魯門政府在任內頂住各種壓力、基本上保持其1950年1月所制定的從臺脫身政策的可能性，從而也就存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五十年代初即解放臺灣的可能性。美國學者瞿維斯在《朝鮮戰爭對冷戰的影響》一書中說，如果沒有朝鮮戰爭，杜魯門政府會讓臺灣“陷落”。通過朝鮮戰爭，新中國顯示了保衛本國安全和亞洲和平的決心和力量，提高了自己的國際地位和威信。但是，因為朝鮮戰爭，新中國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包括失去了早日解放臺灣的一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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