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愿軍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抗美援朝戰爭發生于1950 年10 月，是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密切配合、在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援下，同美國拼湊的所謂“聯合國軍”及南朝鮮軍在朝鮮半島上進行的一場有限的、國際性局部戰爭。中國和朝鮮軍民在這場戰爭中取得的勝利，對中國和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60 多年后的今天，國際政治多極化深入發展、世界經濟全球化日益加深，正確認識和深入研究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意義是十分必要的。

　　一、抗美援朝戰爭是反侵略、促和平、保家衛國的正義之戰

　　(一)朝鮮戰爭爆發后新中國面臨的嚴峻形勢

　　抗美援朝戰爭(1950 年10 月25 日—1953年7 月27 日)與朝鮮戰爭(1950 年6 月25 日—1953 年7 月27 日)是兩個不同的歷史概念，后者在時間上包含前者，前者是后者的主體部分，并對后者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朝鮮戰爭，是新中國不得不面對的嚴峻挑戰，是一場由不受中國控制的因素強加給中國的戰爭;而抗美援朝戰爭則是一場反侵略、促和平、保家衛國的正義之戰。

　　1950 年，正當新中國集中精力醫治戰爭創傷之際， 6 月25 日，朝鮮戰爭爆發。兩天后，美國總統杜魯門迅即拋出“臺灣地位未定論”，并以此為借口，派遣其第7 艦隊封鎖臺灣海峽，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干涉中國內政。同時，美軍向越南派出軍事顧問，并馬上向法國提供2000 萬美元的軍事援助，支持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戰爭。9 月15 日，“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在朝鮮仁川登陸后，迅速擊潰朝鮮人民軍主力。隨后，華盛頓當局更是無視中國政府的再三抗議和交涉，授權麥克阿瑟指揮美軍地面部隊于10 月7 日越過三八線，妄圖占領整個朝鮮。與此同時，美空軍飛機多次偵察、騷擾、掃射、轟炸鴨綠江中國一側目標，造成中國方面平民和民用設施的嚴重傷亡和損失，這更是對中國的赤裸裸的侵略行為。此時，新中國東北、東南部和南部均面臨美國的空前軍事侵略的壓力，國家主權和領土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新中國建立初期， 迅速恢復國民經濟是醫治戰爭創傷的核心任務。1950 年， 中國的工農業總產值僅100 多億美元， 主要農產品產量較歷史最高水平差距較大;工業基礎薄弱，技術落后，基本沒有加工業和機械制造業;有數的一些工業分布也極不平衡，絕大多數重工業集中在東北，而東北工業中心南滿的電力主要依靠鴨綠江朝鮮一側的水豐電站(當時亞洲第一大水電站)供應。由于多年的戰亂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人民的生活異常艱難。新政府一面要維持軍隊和公教人員的龐大開支，一面要穩定物價，消除通貨膨脹，財政經濟狀況極端困難。若“聯合國軍”占領朝鮮，勢必對當時中國最大的工業基地東北產生嚴重影響，使本就困難的國家經濟雪上加霜，會從根本上動搖人民政權的經濟基礎。此外，美國侵略朝鮮，退居臺灣的蔣介石集團和國內反動勢力會趁機興風作浪，威脅人民政權的鞏固和完善。

　　在新中國的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和政權鞏固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應朝鮮勞動黨和政府的請求，派出中國人民志愿軍以主動防御的姿態捍衛國家利益不受侵犯，幫助朝鮮人民抵御侵略，促進東北亞持久和平，這完全是正義之舉，無可辯駁。

　　青年學生踴躍報名參加志愿軍。

　　(二)抗美援朝戰爭決策的形成和戰爭進程概述

　　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朝鮮，“經歷了一個從考慮出兵，到暫緩出兵，再到最終決定出兵的過程”。 1950 年10 月3 日，朝鮮勞動黨派遣中央常務委員、內務相樸一禹攜帶金日成、樸憲永署名的親筆求援信函到達北京，當面呈交毛澤東，請求中國派兵援助朝鮮。10 月4日到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會議，討論出兵朝鮮的問題。會議充分發揚民主，全面客觀地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朝鮮局勢，經過反復斟酌和討論，最終在5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達成一致意見，決定出兵援助朝鮮，并于10 月8 日由毛澤東簽發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待命出動的命令。

　　在決策出兵的問題上，中共中央的態度是實事求是的，決心是堅定的，考慮是全面客觀的。決策出兵原因如下：一是保家衛國，捍衛國家利益不受侵犯，這是出兵朝鮮的根本原因。二是支援鄰邦，反對侵略，促進東北亞持久和平，這是出兵朝鮮的重要原因。三是中美雙方利弊對比，這是抗美援朝戰爭決策的客觀條件。中共中央認為，雖然中美雙方經濟和軍事實力差距較大，但志愿軍進行的是正義戰爭，道義上有理;我軍有兵員優勢，而且，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一貫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作戰經驗豐富，主觀上有把握;戰場離中國近，后勤支援方便，而敵人戰線長，兵力分散，戰斗意志不強，這在客觀上對我有利。因此，志愿軍是有可能獲勝的。四是朝鮮黨和政府的請求，這是抗美援朝戰爭決策的直接原因。五是中共中央對戰爭的結果和最不利情況的估計，這也是抗美援朝決策的戰略目標。對此，周恩來后來總結為兩種可能：我們是有節制的，假如敵人知難而退，就可以在聯合國或聯合國外談判解決問題，因為我們是要和平不要戰爭的。……還有一種可能，敵人越打越眼紅，打入大陸，戰爭擴大。……我們應力爭前一種可能，力爭和平。但準備應付后一種可能，應付世界大戰。

　　此后，中共中央委托周恩來和林彪赴蘇聯同斯大林談判援朝問題。因蘇聯不愿提供空中支援，中央軍委下達了志愿軍暫緩入朝的決定。經過再次的深思熟慮和爭取到了蘇聯的裝備援助和空軍支援(范圍和時間與中方要求的有很大差距)的承諾后，中央軍委最終命令志愿軍出兵朝鮮。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共中央在1950 年7 月籌建東北邊防軍的首要任務就是全面介入朝鮮戰爭。這種觀點是片面的。全國解放后，東北地區的戰備水平與其重要地位極不相稱，駐防部隊兵力單薄。中共中央在兩次國防會議和《關于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中都明確表示了保衛國防的決心和在必要時援助朝鮮反侵略的思想。籌建東北邊防軍是高瞻遠矚、未雨綢繆之舉，使中國在戰略上保持主動，而且絲毫不影響抗美援朝戰爭的正義性和反侵略性。有觀點認為，中共中央決定中國軍隊以 “志愿”的形式援助朝鮮，是蓄謀已久的行為，說明中國在1950 年7 月就決定了出兵。這種觀點同樣是不客觀的。“志愿”這個提法最早出現在 1950 年7 月2 日斯大林通過羅申轉告周恩來的電報中。然而，這在當時是一種假設，如前所述，中共中央是在10 月才最終決定出兵朝鮮。長期以來，學術界和社會上就毛澤東10 月2 日起草給斯大林的電文中提出決定出兵援朝而認為毛澤東在出兵問題上獨斷專行、破壞民主集中制，這是不正確的。這份電報雖然是在政治局會議前起草的，但最終卻沒有發出，不僅不能說明毛澤東獨斷專行，反而證明出兵決策是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做出的。

　　抗美援朝戰爭依據雙方(中朝方面和所謂“聯合國軍”方面，筆者注，若不做解釋則下文出現時同此意)作戰形式的不同，一般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50 年 10 月-1951 年6 月)稱為運動戰階段。中國人民志愿軍在中央軍委和以彭德懷為首的志愿軍司令部指揮下，在運動中發動了第一次戰役和第二次戰役，在朝鮮北部的云山、清川江地區和長津湖地區重創所謂的“聯合國軍”，站穩了腳跟，從根本上扭轉了朝鮮戰局。隨后，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乘勝發動第三次戰役，將戰線推進到三七線附近，解放漢城，徹底粉碎了美軍占領整個朝鮮的企圖，并迫使美國政府撤銷麥克阿瑟的職務。1951 年上半年，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通過第四次戰役和第五次戰役，將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迫使所謂的“聯合國軍”要求停戰談判。第二階段(1951 年6 月-1953 年7 月)稱為“邊打邊談”階段或陣地防御作戰階段。從1951 年6 月開始，志愿軍先后粉碎了敵人發動的夏季和秋季攻勢作戰、空中絞殺戰和細菌戰，在上甘嶺戰役中給敵人以重創。志愿軍先后發動夏季秋季大規模戰術反擊、金城反擊作戰，并且粉碎了敵人從側后方登陸的企圖。最終，雙方于1953 年7 月27 日簽訂《停戰協定》，中朝兩國人民取得了勝利。

　　1958年朝鮮人民歡送志愿軍回國。

　　二、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

　　(一)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國際意義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使新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創造了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標志著新中國在國際上站穩了腳跟，這是新中國在外交領域的重大勝利和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耀眼亮相。正如彭德懷所說：“ 它( 指抗美援朝戰爭——筆者注)雄辯的證明：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在東方的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今天的任何的帝國主義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擊敗的。”某些西方學者認為，抗美援朝戰爭使中國同所謂的“主流世界”長期隔絕，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損失。這種觀點是片面的。新中國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長期隔絕，不是新中國造成的，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形成的冷戰格局造成的。雖然新中國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長期對峙，但這絲毫沒有影響中國國際地位和國際威望的提高。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國際上承認新中國大國身份和大國地位的開端。1954 年4 月，新中國第一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了在日內瓦召開的討論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的國際會議;1955 年，新中國受邀參加了在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同年，中美開始進行大使級會談，開啟了兩國的官方接觸。

　　抗美援朝戰爭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陣營以重大打擊，迫使其無法在亞洲乃至國際事務中忽視新中國的存在，不得不考慮新中國的意見。1965 年，美國入侵越南后，其地面部隊始終沒有越過北緯17 度線向北進攻，李奇微后來說明了原因：“約翰遜總統曾經說過，他相信紅色中國說的話——而我們在朝鮮卻未能做到這一點。”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堅定決心和不畏強敵、團結拼搏的英雄氣概，鼓舞了新興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反抗霸權主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和勇氣，使新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空前提升。同時，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增強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信心，客觀上促進了亞非拉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運動。

　　(二)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極大地增強了中華民族的民族凝聚力，提高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穩定了國內環境、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

　　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斗爭原則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策略，在圍繞抗美援朝戰爭的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的斗爭中基本占據主動，最終挫敗了敵人全面侵占朝鮮的計劃。中國政府用志愿軍的名義參戰，造成美國政府無法以合法理由將戰爭擴大到中國大陸，

　　1958年，毛澤東接見志愿軍代表。

　　從而限定了戰爭的范圍，使中國能夠集中力量在朝鮮作戰。在停戰談判過程中，中朝方面在積極爭取最好的結果的同時堅決不放棄敢打必勝的決心，積極準備，針鋒相對，連續挫敗了對方的無理要求和要挾性進攻。“零敲牛皮糖”“輪番作戰”“邊打邊談”等戰略戰術，更體現出中共中央靈活掌控戰略規劃和戰術規則的高超斗爭藝術。

　　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從政治上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土地改革運動的完成使占農村人口92%的貧農、中農得到了全部耕地的 91.4%，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徹底廢除，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提高;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的逐步建立，從政治制度上保障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的發表(1951 年11 月)，證明了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堅定決心，中國的國內政治局面是團結穩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的公布(1952 年2 月)，穩定和團結了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心，保證了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穩定;鎮壓反革命運動使數千年匪患難除的局面得到根本改觀，這為各族人民安居樂業、集中力量恢復生產提供了必要條件。

　　中國共產黨把恢復國民經濟和支援前線作戰兩大任務相結合，相繼提出了 “國防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帶投資性的支出)第三的方針”;“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思想和“邊打，邊穩，邊建”的財政工作方針，著力恢復國民經濟，支援前線作戰。農業上，1951 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了《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它的貫徹實施，鞏固和提高了全國農村的互助合作水平;工業上，除繼續加強國營經濟，保護資本主義工商業外，中共中央分別于1951 年底和1952 年初發動“三反”和“五反”運動，規范和調整工商業秩序，使市場面貌煥然一新，有效地保證了抗美援朝戰爭前線的物資供應。到1952 年底，按1952 年當年價格統計，全國工農業總產值810 億元人民幣，比1949 年增長73.8% ，國家財政收入為183.7 億元人民幣，比1950 年增長181.7%，1951 年和1952 年財政均無赤字，還略有結余。

　　此外，新中國還進行了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改造和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中國共產黨內部進行了整黨運動，提高了黨組織的純潔度和戰斗力。

　　在領導抗美援朝戰爭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經受住了執政初期的嚴峻考驗，積累起了在全國執政的最初寶貴經驗，表現出應對和駕馭復雜局面的能力，展示了高超的領導藝術。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以抗美援朝戰爭為中心開展各項工作，完成了國民經濟恢復的任務，穩定了國內政治局面，提高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使中華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大大增強，各階層民眾空前團結，反過來有力地支援了戰爭。

　　上甘嶺戰役中保留下來的滿是彈片的一鏟土(攝于國家博物館)

　　三、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表明中國軍隊經受住了現代化戰爭的考驗

　　(一)中國人民志愿軍所取得的輝煌戰果

　　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已經60 多年了，但關于雙方傷亡的數字仍是爭論的焦點之一。近年來，社會上流傳著一種觀點認為志愿軍損失慘重，而且打之前是兩個朝鮮，戰爭結束后還是兩個朝鮮，抗美援朝戰爭不是勝利而是失敗了。那么，事實究竟如何呢?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愿軍共斃傷俘敵(指所謂的“聯合國軍”)71 萬余人;共擊毀和繳獲敵飛機4268 架，坦克1492 輛，裝甲車 92 輛，汽車7949 輛，繳獲(不含擊毀)各種炮4037 門。志愿軍損失飛機231 架，坦克9 輛，汽車6060 輛，各種炮(含被擊毀)4371 門。美國戰后公布的所謂的“聯合國軍”傷亡數字要高于中朝方面公布的殲敵數字。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自身作戰減員36.6 萬余人。據最新統計，志愿軍犧牲人數為183108 人 。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動用了其陸軍的三分之一、海軍的二分之一、空軍的五分之一的兵力以及除原子彈外的所有先進武器，但戰爭的天平并沒有因此而向所謂的“聯合國軍”傾斜。志愿軍入朝參戰時，北朝鮮大部分領土已被所謂的“聯合國軍”占領，甚至有一支南朝鮮軍隊已到達鴨綠江邊。朝鮮戰爭停戰時，志愿軍在朝鮮人民軍的配合下收復了朝鮮北部，并且在半島西海岸占據陸上優勢，完成了抵御侵略的戰略目標。因此，無論是從戰爭目的的達成，還是從雙方的戰爭數據的對比看，中國人民志愿軍都是勝利者。正如毛澤東總結的：“美國軍隊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們取得了這一條經驗，這是一條了不起的經驗” 。

　　(二)毛澤東軍事思想在朝鮮戰場上的發展和創新

　　一是殲滅戰思想理論的發展和創新。毛澤東歷來主張“戰爭要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并且“每戰力求全殲，不使漏網”。朝鮮戰場情況卻完全不同，由于地形所限和雙方裝備和技術兵種差距太大，志愿軍曾多次穿插、迂回、包圍團以上目標敵人(此處專指美軍)后都無法全殲，有時反而造成己方較大傷亡。鑒于此，毛澤東果斷改變指導思想，提出對美英軍在幾個月內只打小殲滅戰的作戰指導思想，隨后，毛澤東將其概括為“零敲牛皮糖”并在前線執行。按照這一打法，僅在1953 年夏季反擊戰役第二階段作戰中，志愿軍和人民軍就先后對“聯合國軍”團以下兵力防守的51 個陣地攻擊65 次，殲敵4.1 萬人，擴大陣地面積58 平方公里。志愿軍傷亡僅1.7 萬余人。

　　二是陣地防御作戰理論的發展。朝鮮戰場空間狹小，志愿軍不僅缺乏大規模陣地戰的經驗，而且無法采用以往的大范圍迂回作戰，調動敵人，爭取主動。經過慎重考慮，1951 年9 月上旬，彭德懷代表志愿軍黨委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陣地攻堅和陣地防御”的作戰樣式，并得到毛澤東的批準。志愿軍在大規模構建以坑道工事為主要防御體系的同時，以連、排、班為基本單位， 不間斷地主動出擊，發動小規模戰術反擊，擠占敵前沿陣地，同時廣泛開展“冷槍冷炮”運動，以單兵作戰和戰斗小組作戰的方式大量殺傷敵有生力量。這一創新，彌補了毛澤東軍事思想中陣地防御作戰理論的不足，并在實戰中取得了巨大戰果。

　　三是人民戰爭理論的發展。人民戰爭理論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基礎和精髓。新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又掀起了一場人民戰爭——抗美援朝運動。這場人民戰爭不同以往，人民群眾不直接參戰，而是通過“三視”(即“仇視、鄙視、蔑視”美帝國主義為主要內容的全國性愛國主義宣傳教育活動)宣傳教育、游行示威、訂立愛國公約，開展增產節約和捐贈飛機大炮等運動，組織青年參軍，組織民工、司機等支前等方式間接支援前方作戰。據統計，自1951 年6 月1 日至1952 年5 月31 日，全國各省人民銀行匯解抗美援朝武器捐款共為 55650 億元人民幣，折合飛機(每架15 億元計)3710 架，尚余6230 萬元。由此可見，“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人民戰爭理論是有強大生命力的。

　　( 三) 中國軍隊的裝備得到充實更新;軍隊制度和國防體系開始建立健全

　　志愿軍入朝作戰初期，其裝備水平相比美軍來說極端落后。以火炮為例，美軍每個步兵師擁有各種炮959門(包括大口徑榴彈炮)， 另有海空軍火力支援，志愿軍沒有海空軍，無坦克裝甲車。陸軍每個軍只各種炮520 余門，沒有榴彈炮和高射炮，大口徑火炮極少。中共中央實行“邊打、邊穩、邊建”的總方針，在蘇聯的援助下，到1952 年8月底，志愿軍在朝鮮作戰的部隊除陸軍16個軍以外，還有4 個榴彈炮師、1 個戰防炮(反坦克炮)師、1 個火箭炮師、4 個坦克團、4 個高射炮師和5 個城防高射炮師。另外，還有以中國東北為基地的9 個殲擊航空兵師(共450架飛機)，裝備條件明顯改善。

　　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按蘇聯軍隊編制進行了大規模整編，開始建立了現代化的指揮體系。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后，解放軍開始全面建立以后勤制度、軍銜制度、軍人薪金制度為主要內容的軍隊制度體系;一大批培養各級指揮員和技術軍官的專業軍事院校相繼成立;軍事工業和軍事技術研究體系開始建立并逐漸發揮效能;沿海地區和重點防御地區的國防工事得以不斷修筑和加固;使新中國的整體國防水平和解放軍的整體作戰能力得到空前提高。

　　四、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國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

　　(一)祖國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為祖國和民族的尊嚴而奮不顧身的愛國主義精神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中國人民的優秀品質。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無論是在前線作戰的軍人，還是在后方支援的群眾，幾乎都表現出了空前的愛國熱情。第二次戰役入朝作戰的第九兵團，列陣于長津湖地區，氣溫零下30 多度，部隊沒有冬裝、槍栓因嚴寒無法拉動、官兵一兩天才能保證一頓結冰的高粱米飯，在自身嚴重凍傷減員的條件下，以舍身為國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意志，節節抗擊美第十軍，打開了東線戰局，保證了西線作戰部隊的側后安全，其中有一個連隊沖鋒時遭敵火力壓制，臥倒后全連凍死在沖擊線上。

　　與志愿軍指戰員在朝鮮作戰相配合，國內掀起了參軍支前的高潮，僅浙江一省就有 100 萬農民報名參軍。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在征得父親同意后，瞞著妻子第一批報名參加志愿軍，最后英勇犧牲在戰斗崗位上。湖南湘潭縣76 歲的老人譚楚云，為給志愿軍捐獻武器，用竹筒做成一個存錢筒，每天用工余時間賣水，將收入存入竹筒，全部捐獻給志愿軍。抗美援朝運動極大地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和生產積極性，形成了空前團結的社會氣氛，有力地支援了志愿軍作戰。

　　(二)英勇頑強、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為完成祖國和人民賦予的使命慷慨奉獻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誠精神

　　整個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志愿軍榮立各種功者302724 人，集體立功單位(團以下含團)5989 個。其中，特級戰斗英雄楊根思，在第二次戰役的下碣隅里外圍制高點防御阻擊作戰中(1950 年11 月29 日)，率領1 個排連續打退美軍8 次集團進攻。敵人發起第9 次進攻時，在自己負傷，陣地僅剩3 人的情況下，毅然抱起炸藥包與敵人同歸于盡。特級戰斗英雄黃繼光，在上甘嶺戰役反擊戰(1952 年10 月19 日)中，挺身而出擔任爆破手，在身中5 彈、戰友重傷、彈藥耗盡的情況下，毅然用自己的身體擋住了敵人暗堡的射擊孔，壯烈犧牲。一級戰斗英雄胡修道，在上甘嶺戰役防御作戰(1952 年 11 月5 日)中，在全班其他官兵傷亡、僅剩自己一人的情況下，孤身奮戰數小時，一人殲敵280 多人，守住了陣地且自身完好，創造了奇跡。一級戰斗英雄邱少云，在1952 年秋季反擊作戰(10 月12 日)的進攻隱蔽中，在衣物起火的情況下， 為保潛伏戰友的安全并進而保證戰斗全局的勝利，強忍痛苦，嚴格遵守隱蔽紀律， 最后光榮犧牲。一級戰斗英雄伍先華，在1952 年秋季反擊作戰(9 月29 日)中，在進攻至南朝鮮軍坑道口時遭敵火力封鎖，為突破敵火力封鎖、掩護戰友前進，毅然抱起炸藥包跳入敵人坑道口，與敵40 余人同歸于盡。

　　周恩來赴醫院看望回國治療的志愿軍傷員。

　　志愿軍中，這樣的英雄比比皆是，堵槍眼的英雄不止黃繼光一人，還有李家發、許家朋;邱少云式的英雄在執行潛伏任務的部隊里也不只他一人。當前社會上關于這些英雄事跡真實性的懷疑是缺乏事實依據和道德情操的行為，是對英雄的褻瀆。

　　(三)始終保持高昂士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和為人類和平與正義事業而奮斗的國際主義精神

　　始終保持高昂的斗志和樂觀的精神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的優良傳統和一貫作風。抗美援朝戰爭初期，冬季作戰中敵機封鎖轟炸、給養接濟不上，志愿軍指戰員只能吃炒面充饑，吃冰雪解渴，“一把炒面一口雪，身墊油布頭頂風”。“戰士們沒有埋怨那些日子的艱苦，倒是認為經過那樣的艱苦，很好地鍛煉了自己。” 上甘嶺戰役的坑道防御作戰中，“聯合國軍”采用爆破、封堵、燃燒、毒氣等一切手段進行重重封鎖，坑道內空氣極度污濁，人員窒息、無水缺糧、彈藥告急。堅守坑道的志愿軍指戰員信念堅定，士氣高昂，靠舔石壁上的水汽，呼吸洞口清晨的空氣，甚至喝“光榮茶”(指喝尿——筆者注)頑強生存，堅守不退，最終為反擊成功爭取了寶貴時間。

　　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首次派兵援助鄰國進行反侵略作戰的國際戰爭，取得朝鮮人民的支持是贏得勝利的基本條件。為此，毛澤東特別強調：“我中國人民志愿軍進入朝鮮境內，必須對朝鮮人民、朝鮮人民軍、朝鮮民主政府、朝鮮勞動黨(即共產黨)、其他民主黨派及朝鮮人民的領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愛和尊重，嚴格遵守軍事紀律和政治紀律，這是保證完成軍事任務的一個極重要的政治基礎” ，要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整個抗美援朝戰爭中，志愿軍嚴格遵守和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自覺幫助朝鮮群眾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一級愛民模范羅盛教，為救落入冰窟的朝鮮少年，光榮犧牲。

　　戰爭期間，中國政府和人民盡全力援助朝鮮。據統計，從 1950 年6 月至1953 年底，中國政府援助朝鮮各種物資總值達72900 億元人民幣，并且免于償還。這種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和實際行動換來了朝鮮政府和人民對志愿軍的全力支持，他們為志愿軍帶路、運送傷員和彈藥，涌現出多位羅盛教式的國際主義戰士。兩國人民的深厚友誼也成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的典范。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已近60 年。今天我們紀念抗美援朝戰爭，研究抗美援朝戰爭，“不是為了延續對抗，而是要以發展的思維、長遠的眼光來審視歷史、觀察現實、思考未來，更好地汲取歷史經驗，從中獲得現實和長遠的教益” 。 一言以蔽之，只有正視歷史，才能開拓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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