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初，朝鮮半島的南北內戰的戰火延燒到鴨綠江邊，新中國成立僅一年，中共就決定出兵參戰。戰后迄今，有關中國參戰原因及其決策過程，在學術界一直是廣受重視、然而歧見較大的研究課題。80年代以來，國內學者發表了一批有影響的力作，對中國參戰始末與戰爭過程進行了深入研究①，其中從“冷戰”和“意識形態”等角度進行研究的新成果，產生了較大的影響②。但相對而言，對戰爭爆發的地緣戰略因素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見。

地緣戰略是決定當時國家利益和現實政治的一個重要因素，特別是東北地區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中國國家領導人，在面對完成革命戰爭、鞏固新生政權、進行國家建設以及維護睦鄰關系諸多戰略任務之際，而作出出兵抉擇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然而地緣戰略因素在史學界未受到應有的關注，這種狀況在整個20世紀中國問題研究中都是存在的。有學者指出：“很可惜，現代中國政治史的分析很少詳細研究國家的地理狀況，而這是中國國內生活最重要、最不穩定的方面之一。”③ 所以，從地緣戰略角度深入探討中國參加朝鮮戰爭的原因，是非常必要的。

一、中共開展武裝斗爭及其戰略重心轉移概況

中共在幅員遼闊的國土上取得戰爭的最后勝利，其過程十分曲折，經歷過不同時期的戰略方向的調整。中共所領導的革命武裝斗爭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興起于南方，30年代初曾建立了影響較大的中央蘇區根據地，其后遭受挫折，經由西南邊陲地帶長途轉移，于30年代中期落腳陜北，致力于建設新的革命根據地。

陜甘寧地處偏僻，交通不便，地形復雜，易守難攻，利于隱蔽；但是人口稀少，糧產有限，難于擔負起支撐全國性戰爭補給的戰略任務。因此，中共在該區休整建設的同時，確定以開拓華北為戰略發展方向。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共武裝力量挺進華北，經歷了艱苦的八年奮戰，建立了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及山東等大片抗日根據地。1945年春，中共武裝力量已發展到90余萬，民兵達200余萬，控制了華北大片地域，其力量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與此同時，中央統帥機關又逐步向東和向南遷移。在全面抗戰開始時，八路軍在延安建立后方總留守處，主力由朱德率領東進山西，八路軍總部亦轉進五臺山、太行山等根據地，就近指揮華北抗戰。抗戰勝利后，1947年3月國民黨軍胡宗南部進占延安，中共中央隨之成立“前敵委員會”轉戰陜北，拖住了國民黨軍嫡系主力胡宗南部，另成立“工作委員會”，移駐晉察冀根據地的平山縣西柏坡村。毛澤東、周恩來等轉戰陜北一年有余，于1948年4月進入西柏坡。中共“前敵委員會”與“工作委員會”在西柏坡合并，使西柏坡村一度成為了新中國成立前的中共中央指揮中心。至此，華北地域已經取代陜甘寧區，成為中共黨、政、軍力量的中心區域，也是中共首腦機關所在地。

另一方面，當中共力量在華北地區迅速增長的同時，國民黨軍、政勢力也在華北取代原有地方勢力，得到了相當發展。抗戰勝利后，國民黨軍主力部隊源源不斷自南方調入天津、濟南等戰略要地，加之原有閻錫山部控制山西大部，傅作義控制綏遠、熱河以及北平等地。華北地區依然重兵云集，各方軍政力量相互制衡、犬牙交錯。

從地緣戰略全局考察，中國幅員廣大，而華北位居中心，為輻射四方之地。在民國的戰亂時期，北洋實力派皖、直兩大派系都崛起于中原，而最終都在北邊的奉系和南方革命黨人的夾擊之下失敗了。有學者指出北洋軍閥中“占有津京地區的派系，戰爭頻率最高，在大多數情況下，要準備單獨作戰”④。

因此，在抗戰勝利后的數年間，盡管中共武裝力量逐步在華北占有了優勢，首腦機關也漸次進入華北并以華北為指揮中心，但是，如果中共僅僅駐足于華北中心區域，不繼續向多方向進行戰略開拓，必將在該地區遭遇更加艱苦的斗爭，并難于盡快控制中原。而當時的華東、華南、西南等富庶之區，基本上都是國民政府的地盤，中共力量一時難以介入。所以，中共隨后實施了“控制東北”的戰略。

其實，中共在建立陜北、華北根據地的同時，從未放棄包括東北在內的其他戰略方向的努力。早在抗戰后期，中共曾命令王震率領由八路軍第359旅等部組建的南下支隊，轉進湘鄂贛革命老區，試圖重新建立南方根據地。1945年春，中共七大提出了奪取東北的戰略任務，以及將中央機關遷往江蘇北部地區等戰略構想。

重要的戰略發展契機，是在日本戰敗投降之后，在大片日占區、特別是東北地區一度出現了政治“真空”，致使國共兩黨逐步發現其價值，并竭其全力調動兵力占領之。雖然中共具有占據華北的地理優勢，最初只派出了小部武裝力量進入遼寧、吉林等地，接受日偽投降、或協助蘇軍活動。9月上旬，進入東北的中共武裝不過1萬人左右。國民政府軍隊主力由于地處西南，并且依賴有限的美軍運輸力量，且受到蘇軍的制約，至1946年初才大規模進入東北。

稍后中共得知蘇軍在東北只占領了中長路沿線的城市，國民黨軍隊遲遲未能全面進入東北，許多中小城市和廣大鄉村處于政治“真空”狀態。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開會，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劉少奇，在取得當時正在重慶與國民黨談判的毛澤東的同意后，于9月19日為中央起草了關于《目前任務和戰略部署》的指示，明確指出：“全國戰略方針是向北發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東北及熱、察兩省，并有全國各解放區及全國人民配合斗爭，即能保障中國人民的勝利。”⑤ 10月28日，中共中央又發出指示：“我黨決心動員全力，控制東北，保衛華北、華中”。

按照“向北發展，控制東北”的方針，中共中央自1945年9月至11月，派出大批高級領導干部，包括張聞天、高崗、李富春、羅榮桓、林彪等20名中央委員，其中政治局委員4名，約占全體政治局委員的1／3；中央委員約占全體中央委員的1／4，從延安、華北和華東抽調2萬干部，11萬大軍挺進東北，并組成了以彭真為首的中共中央東北局。上述措施，構成了自中共成立以來，在黨、政、軍組織史上一次最大規模戰略區域性的人事調動。

中共確定了東北的戰略目標，并立即展開了有效的開拓新戰略基地的關鍵性步驟。由于國民黨軍未能及時進入東北而失去先機，加之蘇聯的援助，中共在東北地區取得了迅猛的發展。至1948年底發動遼沈戰役獲勝，中共完成了“控制東北”的戰略任務。中共在東北的戰略性發展，付出的代價最低而收益最大、開拓的速度極快而且非常成功。

“控制東北”的直接戰果，是平津戰役的全面勝利。是役投入東北野戰軍所部主力80余萬，占戰役作戰總兵力80％。首批入關還有隨軍民工15萬、火炮千余門、汽車3000余輛、戰馬10萬余匹等。⑥ 借助于東北之兵力與物資，解放軍其后在關內作戰所向披靡。經過平津、淮海戰役，1949年春，中共終于平定中原地區。東北入關部隊還勝利完成了攻占包括海南島在內的華南地區的戰略任務。

東北戰略的成功實施，奠定了決戰全國的勝利基礎，中共指揮中心也由農村走向城市。1949年春，毛澤東率中央機關進入北平，10月1日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取得了對于華南、西南、西北各戰略方向作戰的完全勝利。

中共東北戰略的勝利，即是其作戰對手國民黨軍隊的對策失敗的核心要素之一。蔣介石自有總結：“到后來不僅進軍東北的情形并不良好，而且自接受停戰以后，一切惡劣的形勢更相因而來，結果卒使每況愈下，竟致不可收拾，這個關鍵，就是我們失敗的一個總因。”⑦

總體而言，中共開展武裝革命之后的制勝之路，其戰略方向的開辟與根據地建設，經歷了曲折艱苦的過程而最終贏得了勝利。其階段性進程主要是南方蘇區建設、西南長征、陜北落腳、華北發展與“控制東北”等戰略方向的確定與實施，而“控制東北”則是全過程的高潮。“控制東北”的成功，使具有重大地緣戰略意義的東北地區，成為了支撐中共武裝部隊對國民黨政權進行決戰的重要戰略基地，也成為了建國后鞏固新生政權、進行國家建設諸多戰略任務的大本營。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共自然不能容忍這一戰略根據地受到威脅，不會無視突然出現在這一大本營邊境線上的威脅性力量。

二、二十世紀中國戰爭史及東北戰略地位再分析

東北地區的戰略意義，不僅涉及中共武裝革命之重心轉移，也直接關系到20世紀中國國內外尖銳復雜的戰爭與政治沖突的戰略態勢。當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之時，中國內戰并未完全結束。國民黨政權敗退臺灣，繼續得到了美國多方面的支持。在這樣的關頭，進逼鴨綠江邊的軍隊，是支持國民黨軍、且較國民黨軍更為強大的美軍，故中共必然視之為最直接、最危險的威脅。另一方面，中共掌握了全中國的政權，東北地區的戰略地位仍然非常重要。

換言之，中共的戰略需求與東北地區地緣戰略意義相結合，促成了中共領導層的出兵決策。所以，面對已經蔓延到鴨綠江邊的戰火，周恩來簡潔而干脆地表示“我們要管”⑧。東北地區地緣戰略位置可從以下數據看出。20世紀前半葉共發生省級以上戰爭約20場，其中與東北地區有關者見下表：

從上表可知，東北地區以附屬戰場或主戰場的形式，關聯20世紀中國（跨省級以上）內外戰爭比例，竟高達70％。也就是說，只要是中國發生境內外較大規模戰爭，則無論東北地區由何種軍事政治力量控制或支配，均有近70％的概率要被卷入或成為主戰場。

東北地區在20世紀中國戰爭史上占有如此地位，是由其特殊的經濟、地理等綜合條件所決定的。東北地區（當時包括熱河及內蒙古東部地區）總面積為113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總面積的10％以上。東北與蘇俄、（蘇控）蒙古地區、朝鮮半島、日本等接壤或鄰近，既有廣闊的陸地面積，又有曲折的海岸及良好的港灣。東北具有陸域和海域的雙重地理優越條件，工、礦、農、林、牧諸業經濟十分發達。

1929年披露的日本《田中奏折》寫到：“再以滿蒙之權利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利權乃其第一大關鍵也。”⑩ 與此論點相同的，是日本關東軍將領炮制的侵略計劃指出：“四周有天然地障，自成一戰略據點”；“退可保養國力，整頓兵馬，待時機成熟，即可猛然躍起，越過天險，侵入中原”。日軍曾估算東北的資源財富，每年可以“綽綽有余地提供三億日圓”作為戰費，不僅關東軍“可以自給自足，而且還可以支援帝國戰爭”。(11) 后來的結果是，日軍以占用這塊土地的資源，打了一場長達15年之久、范圍遍及東半球的侵略戰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及朝鮮內戰爆發之際，東北地區在中國及東北亞的戰略意義繼續上升。東北地區是中國工業生產、特別是重工業生產的大本營，也是安頓共和國政治秩序、完成平定全國并準備解放臺灣的戰略根據地。

為護衛這一根據地，中共本應及時在東北部署重兵。不過新中國與蘇聯締結了友好同盟條約，東北基地因此獲得了可靠的外交安全保障。中共之所以在東北地區不留主力而將東北野戰軍80余萬調入關內，是基于不用顧慮該地區的邊境安全問題。據研究，至1950年初野戰軍主力僅有第42軍“由河南調到齊齊哈爾附近開荒生產”(12)。如果沒有美軍侵入北朝鮮，當時東北地區“輕邊防”甚至是“無邊防軍”的態勢，還會持續保持下去。

朝鮮戰爭的爆發，改變了這種輕兵防衛態勢。7月，朝鮮半島戰爭形勢復雜化，中國立即抽調關內的軍隊，組建東北邊防軍。原指揮部署進攻臺灣的粟裕被任命為東北邊防軍司令兼政委。8月上旬，隨著朝鮮人民軍攻勢受阻，中國加緊了軍事部署，向東北調入更多軍隊。原準備進攻臺灣的第9兵團和開始復員的第19兵團，被調至津浦路和隴海路集結。在8月26日的國防會議上，周恩來第一次明確提出推遲進攻臺灣，準備援助北朝鮮，與美軍作戰。所以，東北邊防軍的組建，固然考慮到朝鮮戰爭的因素，實質上也是東北邊防態勢的恢復與整頓，東北“輕邊防”狀態不復存在。

在國共兩黨激烈爭戰東北之際，當時的著名學者周鯨文即在香港指出：“東北是遠東也可以說是全世界最肥沃寶藏最豐富的地區。在行將到來的太平洋時代當其光芒萬丈時，東北應當是這個光芒的核心。”(13) 以周鯨文曾先后留學日、美、英各國的學術積累，繼又擔任過東北大學代校長、張學良秘書等職而對于東北問題的了解深度，(14) 此語確實包含了值得深刻理會的涵義。

周鯨文借用歷史概念強調“東北得為中國的生命線”。又指出：“假如這個富源落在日本手里，化為日本的殖民地，中國四百余州在這個司令塔指揮之下永遠須處于低頭屈服地位，以致滅亡。反之，這個富源大地，經由中日的生死斗爭而重歸中國的手里，那就是中國得了新生。”(15)

周鯨文還比較了東北與西、南等地域的條件與地位差異：“我們的新萬里長城就須設在鴨綠江邊，及沿蘇聯境界。這個堅固起來便無可憂，重的工業，肥沃的土地，得到確保之后，東方來的攻擊可以不怕。……在南方、西方我們自然也有嚴密的國防，即使在這方有些外患，也不能致中國于危難，因為在東北打定了萬世的基礎。反之，若疏忽于東北，或是東北為人占據，司令塔在人家的手里，中國大難不一而足，可為預卜。”(16)

周鯨文作出“預卜”數年之后，毛澤東作出了有關出兵的利害比較：“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毛澤東所強調的利益焦點也在于東北，并專門提到了鴨綠江：“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17)

周恩來也明確警告東北與鴨綠江的嚴峻形勢以及中國必須防守的戰略要點：“朝鮮如果被美帝國主義壓倒，我國東北就無法安定。我國的重工業半數在東北，東北的工業半數在南部，都在敵人轟炸威脅的范圍之內。……如果美帝打到鴨綠江邊，我們怎么能安定生產？”(18)

上述對東北戰略地位的認識，都強調了“鴨綠江”國防線的重要意義。戰后70年代的韓國研究者也認為：“東北存亡，實中國安危所系。中國的生存保障乃在于中國之東北，又可以說‘東北為中國之生命線’”。(19)

對于中共來說，無論是為贏得全國范圍的革命戰爭，還是為執政后的國家建設，東北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戰略基地或大本營；就更大范圍的20世紀中國政治與戰爭歷史來說，無論是實現國家“統一”，還是和平與安定時期的建設問題，“鴨綠江”國防線都是中國的安全保障線。

三、中國對朝鮮半島“睦鄰”政策之傳統與現實

結合上述中國的革命與國家政治關系，再上溯東北亞的歷史線索，可以發現跨越“鴨綠江”國防線的戰略決策，其實絕非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抗美援朝，與古代中國維護鄰邦唇齒關系和半島安全，以共同抵抗外來入侵威脅力量的參戰歷史，其性質是相通的。

從古代中國軍隊跨過“鴨綠江”，進行支援作戰的史例，可以看出古代中國“睦鄰”政策的傳統已經具有上千年歷史。該方向歷史上所出現的主要戰爭史例綜合圖示如下：

從上表可知，中國人在面對一江之隔的危機時，唇亡齒寒的原則是決策的重要依據，而19世紀以來的歷史教訓尤為深刻。周恩來對此點講得十分明確：“美帝國主義在東方實行麥克阿瑟的政策，利用日本的基地，繼承日本軍國主義的衣缽，沿襲著甲午戰爭以來的歷史，走吞并中國必先占領東北，占領東北必先占領朝鮮的老路。不過日本帝國主義是用四十多年的時間逐步進行的，而美帝國主義則要在四五年內來完成。”(20)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也曾遭受日本的進攻，美軍是盟軍的主力并主持了戰后對日審判。但是美國很快采取機會主義的策略而改變對日政策，放寬對日戰爭罪責追究，并通過占領改變日本，使之成為美國的戰略伙伴。美國加大對亞洲事務的干預，支持國民黨軍對中共作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的中國人眼中，美國已經由盟友轉變為敵手。按時任淞滬警備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上海市防空治安委員會主任郭化若的回憶，1950年初在上海多次打下蔣軍飛機，在組織市民參觀時，“他們見到敵機殘骸上‘U·S·A’的字樣時，又無不對資助蔣介石、敵視中國人民的美帝國主義切齒痛恨”(21)。

美軍向半島北部推進、越過三八線逼近鴨綠江，必然會被周恩來與共和國領導人視之為沿襲日本“老路”、威逼中國東北的兇險力量。周恩來直接地強調了“鴨綠江”防御態勢的緊迫性質：“還有兵力問題，鴨綠江一千多里的防線，需要多少部隊！而且年復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進來。這樣下去怎么能安心生產建設。”(22)

前述熟悉東北與朝鮮半島事務的周鯨文，早已提出這方面的警告。他主編的《時代批評》在國共內戰期間發表社論指出：“過去，短短的四十年的歷史給我們證明，在東北這塊肥沃豐藏的土地上，任何外國勢力若占有優勢，其結果就是戰爭。”(23) 他在答辯董顯光時強調：“任何外國勢力在東北占有優勢都足以引起戰爭。”(24) 他具體分析了將要“引起戰爭”的幾點要素是：“共軍在東北占優勢如目前的情形，則已使華盛頓暴躁不安，于是軍事援華的呼吁充滿了美洲大陸。”(25)

這一論斷不僅預見了美蘇在東北問題上的對立，更以東北的內戰因素作為分析“導源”。周鯨文所見確實代表了中國方面一種重大觀點：因為華盛頓所扮演的角色，既是國民黨的盟友、又是日本新伙伴，所以被周鯨文所描述的“暴躁不安”的華盛頓終于出兵，既是針對蘇聯，更是直接針對中國，所以中國人必須出手。

四、從“鴨綠江”出兵到“平壤、元山線”的作戰與停戰指導

考察志愿軍參戰后的作戰與停戰指導，也可以揭示中國主動參戰原因及其積極防御性質。朝鮮戰爭爆發后，美軍于6月27日決定出兵朝鮮，同時封鎖了臺灣海峽。中國方面發表聲明譴責美軍干涉中國內政，決定推遲打臺灣的時間，福建沿海部隊轉入守勢，繼續貫徹實施既定的陸軍裁軍計劃。

據肖勁光回憶，當時中央傳達的方針：“我國的態度是，譴責美國侵略臺灣，干涉中國內政。我們軍隊的打算是：繼續陸軍復員，加強海空軍建設，打臺灣的時間往后推延。”(26) 這說明了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政府以處理國內政治統一為首要任務，無意介入朝鮮內戰，同時對美軍戰略封鎖保持了靈活的應對態勢。

隨著朝鮮內戰局勢的演變，中國在7月重新組建東北邊防軍。8月5日，毛澤東指示“東北邊防軍應在月內完成一切作戰準備”，9月15日，美軍登陸仁川；10月1日，南朝鮮軍隊越過三八線；10月3日，周恩來發表聲明“美軍如越過三八線，我們要管”，但美國不加理會；10月7日，美軍大舉跨越三八線北進；10月8日，中國正式宣布出兵。這就是當時的中國人從國內的臺海戰場抽身，出兵“鴨綠江”，參戰朝鮮戰爭的全過程。這一轉向與出兵全程，僅僅用了三個多月時間！

按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的決策，志愿軍參戰總目標，是通過爭取軍事上的勝利，“使美國知難而退”(27)，即迫使美國在一定條件下進入談判以解決有關問題。同時，中國還希望將半島戰爭局部化或地方化，而不能擴大化。10月3日周恩來同印度大使潘尼迦會談時，明確提出“使朝鮮事件地方化”概念，包括實現立即停戰，外國軍隊撤退，不過首要條件是美軍不得越過三八線(28)。

對于志愿軍跨越鴨綠江之后的作戰指導，毛澤東指示應在平壤、元山鐵路以北和德川、寧遠公路以南地區構筑防線。如敵攻擊則在陣地前殲滅，如敵固守平壤、元山，志愿軍則可以不打仗，或“在我軍裝備、訓練完畢，空中和地上均對敵軍具有壓倒的優勢條件之后，再去攻擊平壤、元山等處，即在六個月以后再談攻擊問題。我們這樣做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29)

毛澤東重視美軍并對其戰斗力作了清醒估計：“要有同美國人作戰的高度的思想準備，要準備克服各項可能的困難，只要能如此，美國人是可以戰勝的，美國軍隊比起蔣介石的某些能戰的軍隊其戰斗力還要差些。”(30) 稍后又指出：“茲將我志愿軍三十八軍在第二次戰役中的經驗總結轉發給你們，這是極重要的經驗，望注意研究。在志愿軍的作戰經驗中證明，我軍對于具有高度優良裝備及有制空權的美國軍隊，是完全能夠戰勝的。”(31)

毛澤東所作的富有信心的戰斗力對比分析，并沒有導致戰面擴大，而是堅持積極防御方針，堅持以“平壤、元山線”為戰略防御基本線，制定有節制的具有可行性的作戰計劃，以作切實的作戰指導。

在連續的五次戰役的大規模運動戰取得勝利之后。毛澤東規定的作戰范圍是：“我軍入朝以來五次戰役，已完成這種小殲滅戰的一段路程，但是還不夠，還須經過幾次戰役才能完成小殲滅戰的階段，進到大殲滅戰的階段。至于打的地點，只要敵人肯進，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過平壤、元山線就行了。”(32)

毛澤東在這些指示電文中反復提到的“平壤、元山線”，就是志愿軍作戰指導上，必須加以控制的一條軍事意義極大的戰略線，它是志愿軍方面為進抵或收復的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三八線的輔助線。而“越在北面一些越好”的提法，除了戰術意義，還清楚地揭示了中方戰爭指導之防御目標。

“平壤、元山線”也是美軍十分關注的戰略線，因為它恰好位于半島地勢之蜂腰部關節線上。在第四次與第五次戰役之間，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準備修訂麥克阿瑟的強硬主張，但又相信麥氏的力量，決定“一、繼續在三八線以北進行戰爭。二、建立平壤、元山戰線”(33)。

故“平壤、元山線”是中美雙方均為重視的戰略線，雙方對這一戰線的爭奪戰，最能深刻反映雙方的戰爭目標。美國試圖控制半島北部；而中國實施積極防御戰略，目標是以戰迫和。志愿軍在該戰略線作戰與停戰指導，極富原則性與藝術性。按毛的電文指示：“我前方部隊，必須鼓勵士氣，繼續英勇作戰，千萬不可有絲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來的打算，而應作此次和不下來、還須繼續打、還須給敵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殲滅，然后才能和下來的打算。”(34)

實現以戰迫和，也是為了保障國內的正常建設：“我們和敵人進行的談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較大），即使不成功，我們也確有把握使戰爭繼續打下去，直到爭取勝利為止，同時毫不妨礙國內的國防建設和其他建設，各項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發展下去了。”(35)

毛澤東規定參戰第二周年的目標，仍然是以主動反擊方式結束戰爭：“保持自己的主動，準備以后的反擊。此種作戰方法，繼續實行下去，必能制敵死命，必能迫使敵人采取妥協辦法結束朝鮮戰爭。”(36)

那么，為什么要在這一場目標有限的戰爭之中，采取“主動”的積極防御戰略？周恩來的解釋是：“歷史的教訓是：對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國一派主抗，一派主讓，讓到七七事變，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抵抗，還抗不起來。甲午之戰也是抗，不過那是在統治者中的抵抗，由腐敗的朝廷領導，沒有人民的支持，結果失敗了。如果是人民的國家，就不會如此。”

主動“出手”可以得到什么利益？周恩來也有明確而直接的闡述：“現在對美帝如果不抵抗，一著輸了，就會處處陷于被動，敵人將得寸進尺，反之，如果給以打擊，讓它在朝鮮陷入泥坑，敵人就無法再進攻中國，甚至會影響它派兵到西歐的計劃。”同時又強調：“美帝國主義用武力壓迫別國人民，我們要使它壓不下來，給它以挫折，讓它知難而退，然后可以解決問題。我們是有節制的，假如敵人知難而退，就可以在聯合國內或聯合國外談判解決問題，因為我們是要和平不要戰爭的。”(37)

周恩來的上述論述，是在戰爭業已發動之際，在10月24日全國政協會議上的報告。這篇報告不是一般的宣傳文告，而是周恩來作為戰爭指導副帥，在中央一系列會議之后，綜合了毛澤東等最高領導人有關參戰的認識與決策而作出的全方位說明，是為統一高層領導集團思想認識的系統闡釋。

志愿軍果決出兵，體現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一系列指示文電的后發制人“保持自己的主動”的基本精神。而參戰后則以“平壤、元山線”作為護衛鴨綠江的作戰輔助線，即以堅守蜂腰部的“平壤、元山線”為中心，力求達成恢復三八線戰前態勢的基本目標，或進而實現使美軍退出朝鮮半島的最高目標。

總而言之，通過分析“平壤、元山線”對于戰爭雙方固有的戰略意義，實際考察志愿軍控制“平壤、元山線”的作戰指導及其實際戰況，應該是認識中方以東北為戰略后方基地而實施對美軍的作戰與停戰指導的主要依據之一。

五、幾點結語：果斷與主動的防御性參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即面對朝鮮半島的艱難復雜的戰爭局勢，對于執政的中共來說，的確是一個十分嚴峻的考驗。中共一直致力于國內革命的完成，建國之際由于有了中蘇同盟條約，有了同北朝鮮建交的安全保障，因此在一段時間內保持了東北地域的輕邊防甚至無邊防態勢。但朝鮮半島內戰爆發后，中國立即重建邊防力量，并為守護鴨綠江國防線，果斷赴朝參戰。

在中共力量甚為弱小的延安年代，自1941年初至1943年初，斯大林曾多次要求中共出兵綏遠察哈爾等地區，以鞏固蘇聯遠東和（蘇控）蒙古的安全，而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則依據國內戰略形勢及八路軍實際力量慎重處置。直到1942年秋，太平洋戰爭爆發近一年之后，中共才在長城內外布置了呂正操、楊成武等部，這些部隊所擔負的任務也不完全是為達到斯大林的要求，而是為適應中國抗戰形勢之戰略部署。這批部隊開辟了新的抗戰根據地，三年后終于成為挺進東北的先頭部隊。(38)

需要再度強調的一點是，中國參戰確系“危機處理”的后發制人，但在戰略指導層面并不被動，概而言之是果斷與主動的防御性參戰。類似的戰例還有，在中國兵力最為衰弱、國勢最為險峻的20世紀40年代初，中國國民政府為捍衛大西南抗戰基地，也曾毅然派兵入緬，配合盟軍對日作戰。比較入緬之戰而思索入朝參戰，可以理解在20世紀的艱難歲月，中國人為達成最高的國家安全目標，在守護大后方戰略基地等問題上，所采取的果斷與主動的出兵決策以及作戰和停戰指導的基本范式。

注釋：

① 主要成果有軍事科學院軍史部：《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1990年）與《抗美援朝戰爭史》三卷本（2000年）；齊德學：《朝鮮戰爭決策內幕》（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王焰等《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等。

② 其中專著有沈志華《朝鮮戰爭揭秘》（1995年）和《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等，楊奎松主編《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關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等，利用了俄羅斯解密檔案資料。

③ ［美］齊錫生：《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135頁。

④ ［美］齊錫生：《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第140頁。

⑤ 《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72頁。

⑥ 《全國解放戰爭史》第4卷，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421～423頁。

⑦ 蔣介石：《大陸軍事失敗的關鍵和教訓》，李云漢主編《蔣中正先生在臺軍事言論集》第1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第158頁。

⑧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6頁。

⑨ 本文列表由筆者根據相關資料綜合整理，其戰爭名稱各項要素，亦為本文簡要用法，僅供參考。

⑩ 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1981年，第55～59頁。學界對于《田中奏折》是否出自田中首相之手有不同見解。可以肯定的是，披露于20世紀20年代的這一歷史文獻，十分準確地概括了日本在中國大陸的侵略擴張戰略，也表現了中國東北地區在日軍戰略規劃中所處的核心地位。

(11) ［日］《現代史資料》第7冊，《滿洲事變》，みすず書房，1985年，第139頁。

(12) 鄭惠等編、余雁著：《五十年國事紀要·軍事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9頁。

(13) 《國民黨政府在東北制造的禍害》（社論），（香港）《時代批評》（周鯨文主編）第4卷第86期（1948年7月1日）。

(14) 周鯨文（1908～1985），遼寧錦縣人，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旋赴美國入密西根州立大學，赴英入倫敦大學學習政治學。1931年返國，主辦《晨光晚報》，在北平組織東北民眾自救會。1936年任東北大學秘書主任兼法學院院長，并代理校長。1938年初赴香港，創辦《時代批評》半月刊。1941年發起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建國后，任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職。1956年12月去香港。1985年逝世。

(15) 周鯨文：《中國的生命線——東北》，（香港）時代批評社，國家圖書館藏本，年代暫缺，據文中內容當成文于40年代初，第2、8頁。

(16) 周鯨文：《中國的生命線——東北》，第12頁。

(17)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117頁。

(18)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3頁。

(19) 樸斗福：《中共參加韓戰原因之研究》，（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216頁。

(20)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73頁。

(21) 郭化若：《郭化若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267頁。

(22)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73～74頁。

(23) 《國民黨政府在東北制造的禍害》（社論），（香港）《時代批評》（周鯨文主編）第4卷第93期（1948年7月1日），第1頁。

(24) 凌華：《周鯨文答辯董顯光——記周鯨文的記者招待會》，《時代批評》第4卷93期（1947年10月16日），第32頁。

(25) 周鯨文：《東北實行地方自治的重要性》，（香港）《時代批評》第5卷第99期（1949年3月15日），第4頁。

(26) 肖勁光：《肖勁光回憶錄（續集）》，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95頁。

(27)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75頁。

(28)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66～68頁。

(29)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第122頁。

(30)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第213頁。

(31)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第243頁。

(32)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第282～283頁。

(33) 齊德學：《朝鮮戰爭決策內幕》，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141頁。

(34)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第295頁。

(35)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第309頁。

(36)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第324～325頁。

(37)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75頁。

(38) 參閱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213～2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