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領導了一場人類文明回歸東方的正義戰爭

——從馬拉松之戰的西方意義到抗美援朝戰爭的國際價值

張亦民

戰爭是殘酷的，是具極大破壞性的。但正義戰爭又往往是一個國家與民族在逆境中重生發展的助產婆。戰爭充滿著人類歷史，而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正義戰爭，卻屈指可數，實在太少。

翻閱出版物，記載著古今中外發生過的幾百次戰爭戰役介紹，西方史學家稱公元前五世紀發生在希波戰爭（492-449）中的馬拉松之戰被譽為“歐洲出生的啼聲”。因為這一戰役是古希臘人第一次戰勝波斯人，不僅對自己的命運而且孕育了整個西方文明。

眾所周知，希臘是巴爾干半島南端的“城邦”小國，而波斯是當時西亞一個跨越亞非歐的大帝國。古希臘與雅典斯巴達兩個城邦結盟，先打了馬拉松之戰，扭轉了近半個世紀戰爭的危局，隨著打了一次薩拉米海戰兩次戰役，徹底打敗了波斯帝國的侵略。這是戰爭史上小國弱國戰勝大國強國，并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深遠影響的一次偉大的正義戰爭。英國富勒在《西洋世界軍事史》中說：“隨著這一戰，我們也站在了西方世界的門坎上面，希臘人的智慧為后來的諸國，奠定了立國的基礎。在歷史上，再沒有比這兩個會戰更偉大的，它們好像是兩根擎天柱，負起支持整個西方歷史的責任。”這就是體育運動中有“馬拉松長跑”項目來紀念的由來。

希臘在希波戰爭后，拓展了愛琴海領域的霸權和殖民政策，開啟了與東方大陸文明相區別的海洋文明之特色。

戰爭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戰爭的是非與正當性、正義性是由強勢者界定的。勝者為王敗者寇。戰爭與和平就成了人類發展過程中交替運轉的主題。進入現代文明以后，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揭示了戰爭性質，分清戰爭的正義性與非正義性的戰爭責任之后。戰爭并沒有向文明讓步，爭奪霸權和勢力范圍的“狗咬狗”的戰爭從來沒有停過。反侵略反壓迫的正義戰爭，一次次地被統治者或霸權殖民主義者鎮壓下去。20世紀50年代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這是人類社會反對侵略戰爭史上，繼希波戰爭之后，具有現代意義的又一次正義戰爭。

有的人也許會提出，你把抗美援朝戰爭提到如此高度，該怎樣看十月革命戰爭的勝利？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沒有錯。蘇俄十月革命戰爭的勝利與成功，是馬克思主義產生后一次最具世界意義的一次正義戰爭，其意義在于革命，而不在戰爭本身，是不能同朝鮮戰爭相比的。要論戰爭規模，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參戰國最多，范圍最廣、破壞性最大，但“一戰”的性質屬于“狗咬狗”非正義戰爭，“二戰”的反法西斯性質具有正義性，但從戰爭的結局看，實是英美蘇三國在劃分勢力范圍，并沒有為和平創造條件。朝鮮戰爭正是“二戰”結局的后遺癥。

中國參與的朝鮮戰爭，是在美國帶頭糾集十六個國家的所謂“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直逼鴨綠江邊，我國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情況下，應朝鮮之請，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決定的。其正當性、正義性無可非議。并且是中朝兩個新生的弱國在實力極不對稱的情況下，挫敗了美帝國主義不可戰勝的神話。它保衛了新中國的安全、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朝鮮獨立與主權。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極大的激發了中華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成為凝聚民族之魂、推動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偉大動力。因此，曾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軍事科學院原副院長李際均中將，將西方稱馬拉松之戰是“歐洲出生的啼聲”相對比，把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新中國誕生后的第一聲吶喊”。

我覺得這一聲吶喊，不僅具有中國價值，而且擴展為世界影響的國際價值。眾所周知，人類文明是從東方向西方轉移發展的，如果說希波戰爭是這個轉移的一次標志性事件，那么，抗美援朝戰爭就是人類文明從西方回歸東方的一次標志性事件。既是轉移的開端，也是勝利成果的國際價值所在。

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一個直接成果是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其實，朝鮮戰爭本身就是一次局部性的世界戰爭，如果不是毛澤東作出抗美援朝這一驚世駭俗的決策，讓“聯合國軍”進入國內來打，蘇聯一參戰，就成了名符其實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國就成了主戰場。有的人說，當時美國沒有侵略中國的計劃，還準備用遠東兵力加強歐洲戰備。這是一種天真的看法。朝鮮戰爭既已開始，就不是以哪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二戰”前蘇德間還簽了互不侵犯條約。日本侵占朝鮮后也沒有說要侵略中國東北，占領東北后也沒有講要進犯華北……等。現在回頭看，朝鮮戰爭很可能取代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因為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后，接下去還有援越抗法、援越抗美、中印邊境之戰、中蘇邊境珍寶島之戰等，都反映了中國的戰力。在這種背景下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就不能不考慮中國因素。毛澤東曾說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出了一個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出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會是帝國主義滅亡和赤化全球。有的說，抗美援朝死了那么多人，代價太大。有人計算過，如果放進中國來打第三次世界大戰，那就不是犧牲18萬人，而是180萬、1800萬的問題，戰爭雙方要付出幾千萬甚至上億人的生命。抗美援朝戰爭推遲或取代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就避免了比朝鮮戰爭十倍百倍人的死亡，這就是對人類的貢獻。須知弱者要伸張正義，要轉變為強者，是要付出代價的，如果怕犧牲，那強敵來犯就投降當亡國奴得了。何況戰爭的勝負和價值性，是不能以簡單的人員傷亡或財經支出來衡量的。

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另一個成果與國際價值是，喚醒了弱小國家民族與人民的覺悟，提高了反殖民反霸權和反革命統治的勇氣與信心，打出了一個“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世界新局面，鼓舞著亞非拉100多個殖民地國家民族的獨立與解放。同時也激勵著發達國家工人運動的發展，他們舉著毛澤東畫像，打著“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標語口號，出現在巴黎街頭、紐約廣場。值得指出的是當年跟隨美國加入“聯合國軍”的國家也從反共反華立場上開始轉變，特別是1964年中法建交，就不啻為“一次突發的外交爆炸”，標志著美國拉攏西方盟國孤立中國陰謀的開始破產，法國總統戴高樂說：在東方“這個大陸上特別不能想象有不包括中國在內的戰爭與和平。”盡管西歐國家懾于美國的壓力沒能立即同西歐打開外交局面，但美國也不得不承認：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已初試鋒芒，成為改造國際政治格局的新因素和原動力之一。最后，美國也不得已主動叩門求見。當世界各國聞到美國要承認中國時，就在聯合國出現戲劇性的通過關于恢復中國聯合國席位。許多國家爭相在中美建交前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

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再一個成果與國際價值是，隨著第三世界新興勢力的出現，亞非拉三角和中美蘇兩個三角的形成，中國被世界革命人民視為世界革命中心并將毛澤東推為“第三世界的旗手”和“革命導師”，（參拙作《噩耗撼動全球的千年偉人——毛澤東》一文）迎來了馬克思主義出世后又一個世界革命高潮的準備與到來。抗美援朝戰爭勝利之所以有此成果的偉力，是與中國的大黨大國地位和毛澤東的徹底革命精神與戰略謀劃的實踐是分不開的。大家知道，毛澤東從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后，就把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聯系在一起了。這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世界性所決定的。而要進行世界革命就躲不過同世界強手的較量。想避開與強手的較量或滿足于自己階段性勝利而沒有不斷革命的思想與徹底革命精神，是實現不了無產階級革命目標的。這是毛澤東比人偉大之處。毛澤東在解放戰爭敢于同蔣介石較量是如此，抗美援朝同美國較量更是如此。毛澤東之敢于接受強勢的挑戰并能取得勝利，其關鍵就在于他真正懂得人民。用蒙哥馬利的話說，毛澤東的基本哲學很簡單，就是依靠人民。事實也是如此，毛澤東是領袖人物中最深刻了解人民和依靠人民群眾的一位。這是一個世界觀的徹底性問題，并以此世界觀建黨、立國，決策辦事，并動員人民、組織人民，創立人民軍隊，進行人民戰爭，打垮強大敵人。

中國沒有侵占別國一寸土地，也沒有一兵一卒在國外，但隨著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影響深入擴大，在六七十年代里，無論大國小國、強國弱國，不分地域膚色的國家領導人和政要們紛紛前來中國晉見毛澤東，充分說明毛澤東在國際上的威望。說明中國依靠毛澤東思想能擺脫霸權而獨立存在與發展，最后是霸權吃不了中國將自取滅亡。這才是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大視野、大戰略、大目標。也是中華民族能為人類作出貢獻的偉大之處。

總而言之，抗美援朝戰爭是中國受辱100多年之后復興崛起之戰，也是美國帝國主義從戰后從顛峰開始回落的一個轉折，無論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變化，還是資本主義世界形勢的變局，從亞非拉區域性三角的出現，到中美蘇三角的形成，再到三個世界理論的概括，實際上已準備好迎接世界革命高潮的到來。整個國際形勢的變化，沒有離開毛澤東的國際謀劃的思想。正如法國社會黨書記密特朗在1976年時說：“我是過去十五年前毛在杭州住所接見的第一批法國政治家之一，當時法國政府拒絕承認人民中國的存在。事實是毛是過去25年中世界上居支配地位的人物。”完全可以假設，如果毛澤東去世后繼續高舉他的國際戰略路線，那么，30年后的中國和世界，肯定不會是“中美國”同舟共濟的形勢。當然，盡管如此，美國衰落的形勢不會逆轉，人類文明回歸東方的勢頭不會逆轉。

馬克思說，中國是塊活化石。黑格爾認為，世界歷史的起源在亞細亞，人類文化從東方到西方，從中國人到日爾曼人。沒有錯，人類文明既有由東向西的發展，自然也有從西方回歸東方的時日。

“山高人為峰”，毛澤東早在紅軍長征勝利前夕，就在其《念奴嬌·昆侖》詞中作了預言。他把“昆侖”這把倚天寶劍截為三截，寫下“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的判斷。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就是“還東國”的開始。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十九世紀是歐洲的世紀，二十世紀是美國的世紀。如今，20世紀已經過去，21世紀“還東國”的時候還會遠嗎？

寫于2011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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