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與《教訓》的內容

　　這篇題為《中國在朝鮮戰爭問題的教訓》(下稱“教訓”)的文章，刊登在《炎黃春秋》雜志2013年第9期，正是抗美援朝63周年和朝鮮停戰60周年間。作者何方，在文章中得知他曾是中共老一輩革命家張聞天同志的秘書，現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以作者的資格和身份，加上雜志封面的要目中格外引人注目的紅色標題，充分說明該文在本期雜志中凸顯的地位。

　　《炎黃春秋》曾是我在八九十年代多年訂閱的一份雜志，曾給過我一些新的知識，對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起過啟迪作用。但久而久之，覺得味不對頭，雜志中所揭露的一些問題，充滿著偏見和歪曲，對比一些反批評的評論文章，覺得更符合人物或事件本身發展的歷史，因而也更有說服力，于是就不再訂閱了。這9期還是遠地戰友告訴我才去查閱的。

　　文章在《教訓》總標題下，用四個分標題論述了四個方面的“教訓”：教訓之一“同意并支持發動戰爭”，教訓之二“決定出兵抗美援朝”，教訓之三“拒絕聯合國的停戰和談建議”，教訓之四“在遣俘問題上好面子，長期拖延戰爭”。好了，中國不僅在道義上支持了這場戰爭，而且在行動上出兵抗美援朝，更在交戰中拒絕了聯合國的停戰和談建議，還“在遣俘談判問題上好面子，長期拖延戰爭”。中國就足夠成了朝鮮戰爭的罪魁禍首了。文章一萬三千多字，文字并不激烈，但矛頭直指抗美援朝的最高決策人毛澤東和否定抗美援朝戰爭的目的很明確。文中值得商榷的問題很多，這里僅就四個分標題的中心思想提出看法，請讀者批評指正。

　　（二）支持戰爭的是與非

　　文章的第一個教訓是“同意并支持發動戰爭”。這是一個不分是非黑白的和平主義命題。世界上不存在超越現實社會的和平，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也不是資本主義的觀點。

　　《共產黨宣言》中告訴我們：自有文字記載以來，“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戰爭作為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至今沒有過時，依然是觀察分析當今世界社會矛盾運動的思想武器。

　　人類自誕生那一天起，就有為生存而斗爭帶來的天賦，也有為公正、善良、和平的向往。人之初，性本善也好，性本惡也罷，都是天生的本能，只是后天所處環境不同，各人愛其環境影響而所持的立場態度不同而已。但善惡論都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始動力，既是社會矛盾的反映，也是今天的戰爭與和平的源頭。

　　其實，戰爭與和平都在追求創造一個“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和諧社會。但幾千年來，不論是教徒善良的愿望祈求和平也好，還是想用戰爭去建立和平也好，都陷入“春秋戰國無義戰”的叢林法則之中。秦始皇雖然統一了中國，但他的統一僅僅是為了建立擴大自己封建統治和勢力范圍，并沒有給中華民族帶來真正的和平。直到資本主義的大發展和馬克思的“兩大發現”(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理論)提出消滅私有制和兩個“徹底決裂”，在揭示人類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同時，也揭示了戰爭與和平的正義性與非正義性，才告訴我們對戰爭與和平應持的立場和態度。

　　毛澤東說：“歷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我們共產黨人反對一切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但不反對進步的正義的戰爭。對于后一類戰爭，我們共產黨人不但不反對而且積極地參加。”這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戰爭觀的通俗闡述，也是評說《教訓》一文的是非立場。

　　什么是正義的和非正義的戰爭?還要從朝鮮戰爭的發生、發展到中國參加抗美援朝的過程中去搞清“朝鮮戰爭”這個概念。這一概念的內涵應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內戰，即朝鮮半島南北分裂后為實現國家民族統一的內部戰爭，如美國的南北戰爭和中國的國共戰爭，既不能稱美國戰爭，也不能稱為中國戰爭一樣，不存在誰侵略誰的問題，是朝鮮半島內部事務，與第三者無關;第二層次是美國介入朝鮮內戰后，使戰爭性質起了變化，屬于對一個國家領土主權的侵略，特別是在美國操縱下組織“聯合國軍”的參戰后，更是名符其實的國際性局部戰爭;第三層次是中國參與抗美援朝戰爭，擴大了國際性的參與國，但中方是在警告美方不得越過三八線為底線，支援北朝鮮的反侵略戰爭，是在城門起火、殃及魚池的情況下，先禮后兵，出師有名的正義戰爭。

　　認清朝鮮戰爭三個層次的內涵，對總結回顧中國在朝鮮戰爭問題上的經驗教訓有重要意義。《教訓》一文不顧戰爭性質的演變，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高舉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大旗，進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正義行動，作為教訓并加以否定，實在是一位老革命值得反思的重大原則問題。

　　（三）抗美援朝是光榮的歷史，還是歷史的教訓？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說：中國走向民族復興，是從跨過鴨綠江那一刻開始的。然而，《教訓》作者卻把“那一刻”英明、偉大、正確之舉，視為中國不該作為的教訓。

　　提到《教訓》文中的這一教訓，就聯想到《教訓》文章的主要觀點和史料來源于被譽為抗美援朝戰爭“專業戶”的沈志華先生的一句話，即“美國沒有侵略中國，抗美援朝戰爭不算反侵略戰爭”。因此，“抗美援朝是毛澤東的一大敗筆”。此后就出現了所謂“美國侵略朝鮮不是侵略中國，中國抗美援朝不符合中國利益”等等之說。這就是說，美國從遠隔萬里到朝鮮半島支持自己扶植起來的李承晚政權是為了保衛美國的利益，而中國在美國參與朝鮮戰爭的同時，就派第七艦隊入侵臺灣，并用飛機轟炸我東北邊境城市，受到嚴重安全威脅下出兵抗美援朝，反而不符合中國利益，也不叫反侵略戰爭。這是說，侵略與反侵略只存在兩國雙邊之間，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并沒有受到德、奧、意同盟國的侵略，卻參加了英、法、俄的協約國，中國是否侵略國?何方與沈志華們的理論是什么理論?連美國基辛格也在他的《大外交》中說：“毛澤東有理由認為，如果他不在朝鮮阻擋美國，他或許將會在中國領土上和美國交戰;最起碼他沒有得到理由去做相反的結論”。你們究竟是在為美國侵略辯護，還是站在中國立場說話?

　　美國前《紐約時報》越戰記者戴維·哈伯斯塔姆于2007年出版一本朝鮮戰爭的《最寒冷的冬天》一書，完全是以官方立場描述的。2010年，芝加哥大學歷史系主任、韓國史專家布魯斯·卡明斯出版了《朝鮮戰爭》一書，是針對前書的評論批判書，說到他讀到《最寒冷的冬天》時，極為失望，甚至火冒三丈。說哈伯斯塔姆對韓戰“亂寫一通，錯誤百出，犯了一般通俗史這有常犯的錯誤”。他明確指出：美國在1945年至1948年于漢城(今首爾)成立的軍事政府是挑起韓戰的遠因，才是朝鮮戰爭的始作俑者。并認為韓戰爆發不能簡單地說成是朝鮮于1950年6月25日拂曉越過三八線入侵韓國，而是朝韓雙方都負有戰爭責任，6月25日前已早在三八線上制造沖突，雙方都希望點燃戰火，以吞掉對方，完成統一大業。卡明斯指出，哈氏只揭朝鮮暴行，卻只字未提美軍對朝鮮平民的大屠殺式轟炸，美國空軍在朝鮮投擲了63.5萬噸炸藥和32557噸凝固汽油彈，遠超過美軍在二戰時期轟炸太平洋諸島的炸彈總和，等等。

　　事實正是如此，朝鮮問題歸根結底是美蘇間雅爾塔秘密協定種下的一個苦果。南北朝鮮分別由美蘇占領并接受日本投降后，首先是朝朝鮮李承晚集團在美國支持下，違反和平統一的協定，率先成立南方政權(大韓民國)設置了和平統一的障礙。更值得指出的是，李承晚集團在成立政權的同時，就在美日軍事專家的幫助下制訂了“北進統一”的計劃，并提出“先統一，后建設;不統一，不建設”的方針，顯示其武力統一的決心。此計劃于1949年3月出籠，并準備于7月至8月間分三步實施，其中第三步是直搗鴨綠江邊統一朝鮮后，在蔣介石配合下跨過中朝邊界，追剿殘敵，實施美蔣韓“聯合掃共作戰”。后因蘇軍于1948年底撤軍后，也迫使美軍作出1949年6月底撤出南朝鮮的決定，因而推遲北進計劃的實施。但在三八線上的軍事挑釁活動一天也沒有停止。直到1950年6月25日凌晨一時許，南朝鮮部署在翁津半島的陸軍一師第17團，在師長白寅樺指揮下發動了一場閃電戰，向北推進了5公里，一度占領黃海道首府海州市。6月26日的美聯社、合眾社，以及當日《泰晤士報》、《曼徹斯特衛報》、《芝加哥論壇報》等均有報道。誠然，南朝鮮的這一槍仍屬“北進統一”試探性的挑釁性質，與北朝鮮實施全面反擊的這一槍是不同的，但說明了用第一槍來判斷朝鮮內戰的是非責任，早已失去實際意義。

　　南朝鮮的“北進計劃”未能實現，還有一個根本問題是不得人心，百姓不滿日偽時期的那種統治，民心思北。1950年1月，韓軍三個師在美空軍二個戰斗機中隊配合下向尚慶北道發起攻擊中，發生武裝叛亂，迫使李承晚實施一連串的“肅軍運動”，有4749名官兵因“赤色嫌犯”被處決。接著，內戰爆發后，又在民間實施驚天的大屠殺，據2012年《時政觀察》周刊21期揭露，整個南朝鮮因赤色嫌犯被殺害的達10萬人。南朝鮮的殘酷統治，為北朝鮮的“南進統一”提供了機會與條件。

　　馬克思主義認為，在分析任何一個歷史問題時，一個最起碼的要求是把問題放到一定歷史范圍之內去認識，用歷史的方法去解讀歷史。而《教訓》一文中所引用的史料雖非虛假，但離開了歷史背景，斷章取義的使用史料，只能增加欺騙性，并不能闡釋真正的歷史。老實說，如果在當時面對美帝的嚴重挑釁下不敢有所作為地支援朝鮮反對侵略，像縮頭烏龜那樣看著朝鮮半島被美國所占領，不僅“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會成為一句空話，此后的中國必然成為美蘇爭霸世界的中間地帶，并成為蔣介石集團反攻大陸的突破口，甚至是美蔣韓或十六國“聯軍”入侵中國的橋頭堡。不要說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沒有安全保證，就連東南沿海和周邊的各種反共分裂勢力也難以對付，這樣，中國的歷史就要改寫，版圖就要重劃。沒有毛澤東抗美援朝的這一英明決策，就決不會有今天的中國。

　　（四）拒絕“停戰”就是拒絕和平嗎？

　　戰爭是雙方實力的競爭，也是決策集團智慧的較量。戰爭往往是強者挑起的，和平通常是弱方要求的。朝鮮戰爭的雙方實力懸殊，舉世盡知，卻出現了強方試探和平談判，而被弱方拒絕的怪現象。《教訓》一文的第三個問題：即中國“拒絕聯合國的停戰和談建議”就成了這一怪象被提了出來。

　　在《教訓》作者看來，拒絕和談就是拒絕和平，就成了戰爭的同義詞。在一些人看來，聯合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而拒絕聯合國的停戰和談建議，是無法無天，犯下大罪。其實，在強權政治的社會里是沒有客觀是非標準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成立的“國際聯盟”(簡稱“國聯”)，中國是戰勝國之一，也是盟員國之一，可是在巴黎和會上卻要把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九一八事變后，“國聯”派遣李頓調查團來中國，竟聲稱“九一八”并非日本侵犯中國，主張在東北設立“滿洲自治”政府。此類國際組織豈能不予反對。何況聯合國通過中國“侵略”案本身就是非法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國作戰是反對侵略、維護和平，中國拒絕聯合國的停戰和談建議，旨在揭露假和談、真反撲的陰謀，爭取真正的和平談判。

　　了解志愿軍戰史的人知道，我志愿軍出國從10月25到12月24日，連續打了兩次戰役，基本把敵人從鴨綠江邊打回到三八線附近。就在第二次戰役節節勝利推進之時，聯合國在12月14日通過所謂“先停戰后談判”的提案。眾所周知，志愿軍是裝備落后的單一兵種同高度現代化的陸海空軍在作戰，靠的是人的政治素質和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隱蔽待機，利用戰役的突襲取得的。如果在當時條件下無條件的接受所謂“先停戰后談判”的建議，等于廢棄自己的優勢，讓敵方去發揮他的長處，后果不堪設想，說不定以后要求停戰和談的資格也沒有了。因此，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拒絕“先停戰后談判”的建議同時，電示彭德懷克服困難，打過三八線后再休整。

　　我們知道，談判是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最后在相互妥協下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而告結束。要是當時立即接受停戰，出現停而不談的情況，就將自己置于進退兩難的被動地位，等于是讓對方稍加休整向我反撲，而我方就會失去優勢出現被挨打局面。退一步說，即使能談得起來，當時戰場在北朝鮮，我方有條件向對方提出撤退到三八線以南的理由和力量嗎?

　　戰爭都是為了征服對方，雙方都不會輕易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和一種方式來打擊對方。停戰談判只不過是在戰場上勝不了對方的時候用另一種辦法搞垮你的另一種手段。朝鮮戰爭經過第三次戰役，在中、西線打過三八線占領漢城后，雙方又經過第四、第五次次戰役圍繞三八線的進退拉鋸戰，使敵我雙方都認識到要征服對方不易時，才從1951年7月10日開始出現邊打邊談，打打談談、文武結合的拉鋸戰的局面。停戰談判從開始到1953年7月27日雙方簽字為止，歷時兩年零十七天，期間兩易會場、五次中斷，共開代表大會58次，各種小會733次，創造了世界談判史的記錄。談判之所以曠日持久，其原因就在對方缺乏誠意，老是節外生枝，無理取鬧，達不到要求就威脅性的要“用飛機大炮去辯論”，或無理宣布休會，耍流氓手段。如軍事分界線的談判，開始我方就提出原地停戰，各撤五公里為非軍事區，但美方卻要我單方后撤40公里，理由是“海空優勢地面補償”。僅此一個問題，談判持續近一年，直到1952年5月才確定現在的軍事分界線并轉入戰俘問題談判。停戰談判的全過程告訴我們：《教訓》的文章將我方拒絕聯合國停戰談判視為錯誤的“教訓”來回顧，實違中國立場。

　　（五）誰在戰俘問題上“長期拖延戰爭”？

　　有戰爭就會有戰俘。停戰談判就離不開戰俘問題。《教訓》一文中說什么中國“在遣俘問題上好面子，長期拖延戰爭”，這話說得是非顛倒，敵我不分。

　　將戰俘問題列為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教訓來研究探討是可取的。因為我方俘敵的戰俘只有11500多人(包括美俘4500多人)，而對方俘朝中方面的戰俘有13萬多人(其中包括有志愿軍戰俘2.1萬人)。主要是“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時將南進的人民軍一下被攔截8萬多人，我志愿軍在第五次戰役南進深入過遠，后方供應不及被攔截萬余人。

　　按理，戰俘問題是容易解決的事，因為有國際公約規定，戰爭雙方停戰后就應將戰俘全部遣返。這樣，只要商談具體遣返措施就行。可是，美李方一開始就胡攪蠻纏，先是提出要“一對一交換”，以后又是“志愿遣返”(實為強制扣留)，什么“戰俘甄別”等等，我方當然不能接受。而《教訓》一文將我方為了爭取更多戰俘回來的態度，說成是“好面子，長期拖延戰爭”，這不僅有欠公允，而且是倒打一把。

　　事實是，美李方(還有蔣介石)為了扣留我方戰俘，在談判桌上不惜耍流氓手段，有意拖延，甚至還想再來一個“仁川登陸”，妄想北進統一。所以，每當我方談判代表遺責對方違反國際公約，難以回答無言以對時，就沉默不語，誓不作聲。有一次就在談判桌上面對面的靜座132分鐘，直到下班時間各自返回。有時辯論不過我方代表，就傲慢地聲稱：到戰場上去辯論。

　　大家都看過《上甘嶺》的電影，此役的背景，就是戰俘問題談不下去，要同我方在戰場上辯論的結果。當然，這次戰役還有更深層、更重要的背景，就是原北約軍隊總司令艾森豪威爾回國競選總統，夸口說他當選總統就要結束朝鮮戰爭。怎么個結束法?無非是談判停戰結束或北進統一結束。1952年10月8日，戰俘遣返談判已過去5個月。美方代表準時到會后什么也不說，就悍然單方面宣布無限期休會。接著，10月14日就發動了奪取我方上甘嶺為目標的“金化攻勢”(我稱“上甘嶺防御戰役”)。上甘嶺是三八線中部金化地區向南突出部位，美方企圖奪取上甘嶺為突破口，北進統一，結束戰爭。我方因其位置重要，必須堅守，否則，被敵方突破就有可能發生一垮千里的后果。因此，成了雙方死攻死守的要地，美方調集重兵，使用“火海戰術”加“人海戰術”與我方對峙拼殺43天，上甘嶺仍然屹立不動，使上甘嶺成為敵人的“傷心嶺”，鑄就了世界戰爭史上攻不動、炸不垮、打不爛的，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光輝范例。

　　美方不甘心于上甘嶺的失敗，一方面尋找恢復談判的時機，一方面在艾森豪威爾于12月當選總統后，親臨朝鮮，尋找結束戰爭的辦法，計劃在北朝鮮東西兩側海岸舉行兩棲登陸作戰，一舉統一朝鮮半島。我獲此情報后，即從國內抽調三個野戰軍，布下立體的天羅地網，任你從天上來，還是海上來，都讓你有來無回。美方得悉我方部署與決心后，怯而止步，登陸計劃，胎死腹中。但我方三個野戰軍不能白來，就針對破壞戰俘談判的主要對象是李承晚集團，就以殲滅李承晚的軍隊為主要目標，實施了從1953年7月13日到27日的金城反擊戰。這是三年多朝鮮戰爭中規模最大，殲敵最多的一次戰役，也是迫使對方在停戰協定上簽字的最后一戰。

　　回顧抗美援朝戰爭整個歷程的軍事斗爭和政治談判，盡管在戰俘問題上未能爭取更多的被俘人員回來而感到缺憾，但從介入參戰到停戰，對照《教訓》一文中的四個問題，有哪一個能說是教訓?相反，恰恰是我方正確處理了軍事斗爭與政治談判的英明偉大之處，是中國人民志愿軍仁義之師的表現。為什么同是中國人，甚至同是共產黨人，會在這樣重大的歷史問題上出現如此觀點對立的歧見現象?這才是值得嚴重關注和應予重視總結的教訓。

　　（六）“教訓”的哲學思考與現實意義

　　毛澤東曾說：我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中國參與朝鮮戰爭的目的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八個字。聯系戰爭結局，可以說圓滿完成了任務。然而，人無完人，事無完事，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也有不足之處，或叫教訓，就是沒有援助朝鮮把聯合國軍趕出朝鮮半島，實現統一。不是不為，實非能為。為什么?中國的國力太弱，軍隊裝備太差。

　　其實，這是決定參戰前就有充分估計的，不能說是教訓。要說是教訓，不如說是奇跡，朝鮮戰爭不就是因為戰爭雙方的實力懸殊而取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才贏得世人贊道的，何來教訓可言呢?那又怎樣看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奇跡呢?從哲學層面上講，人類社會的所有問題都可以歸結為精神與物質的關系這個基本問題，并從這一關系中獲得經驗教訓的正確答案。

　　在朝鮮戰場上，美國打著聯合國旗號，率領17個國家軍隊，卻沒有征服中朝兩個新生國家的軍隊，反之，中朝軍隊也未能將“聯合國軍”趕下海去。朝鮮戰爭的結局說明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道理：物質武器的批判代替不了精神武器的批判，同樣，精神武器的批判也取代不了物質武器的批判。這就是說：在處理包括戰爭在內的問題上，誰能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辦事，誰就是勝利者成功者。毛澤東在整個抗美援朝戰爭中，以前人沒有的大智大勇，嫻熟地處理了戰爭與革命、與建設、與國際統一戰線的關系，表現出超凡的領導才能，贏得了世界的尊敬，不愧為天下第一奇人，世界第一的辯證法大師。

　　為什么毛澤東領導的貧窮落后的國家與軍隊能夠戰勝強國強軍?這里就有一個精神對物質作用的主觀能動性問題。發揮主觀能動性可以促進事物的量變到質變。這種主觀能動性來自一定的經濟、技術的物質基礎，并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集團為條件的。中國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她領導的對象雖然貧窮落后，但正因為落后，就要革命，就有改變自己命運的欲望。于是，共產黨和毛主席發出地號召能有一呼百應的效能。將精神力量轉化為物質力量。毛澤東就是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能聚沙成塔的魔術大師。

　　毛澤東是理想主義與務實主義相結合的偉大實踐家，他深知中美兩軍裝備的先進與落后的差距，但這種差距只有實際接觸中才能獲得真知。避開先進，離開實際交往，閉關自守，產生不了變化的動力。這就是他敢于摸老虎屁股，決定出兵抗美援朝而高人一籌的、大革命家的偉人氣魄所在。

　　總結經驗是為了弘揚成績，吸取教訓，繼續前進。有人說毛澤東只會打仗，不懂經濟。其實，毛澤東的政治思想、軍事思想、科技文化、教育思想等等，都來自經濟，回歸經濟，從來不是孤立地思考處理問題。戰爭作為一個國家實力的綜合反映，他既能凝聚各個領域各條戰線為戰爭服務，又能以戰爭相號召帶動各個領域各項事業的發展。事實是，三年抗美援朝戰爭中，在其“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下，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經濟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長，到1952年底就恢復超過國民黨時期所謂“十年黃金時期”的最高水平，可謂“三年戰爭，三年飛躍”，并通過抗美援朝推進了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線。這與《教訓》文中拿張聞天同志所主張的外交路線來說明不該抗美援朝而應關門建設的思想是南轅北轍的兩條道，實在有辱作者老領導。

　　改革開放以來常聽到一句話：落后就要挨打。這是毛澤東總結近代歷史得出的一條教訓。問題看你怎樣理解落后?須知，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前，中國的GDP一直是世界第一，中日甲午戰爭時的北洋艦隊也是東方第一流的，但一次一次都挨打了，說明落后不單是經濟實力的問題，如果沒有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清醒的戰略頭腦，實力最強也未必能在國際斗爭中獲勝。抗日戰爭勝利了，但勝利卻沒有享受到勝利者的權益，國土反而比戰前縮小了。新中國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戰爭，卻是長期積弱積貧的歷史背景下，面對“聯合國軍”強勢進行的，但勝利了。勝利的意義遠超軍事本身，給中國留下60年的和平建設環境，讓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告訴世界：不能同共產黨中國打仗，特別是陸地戰爭;讓美國軍人驚嘆：不怕中國軍隊現代化，只怕毛澤東思想化。綜合成一句話：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向全世界發出一個強有力的、最具震撼、最具深遠意義的訊號——中國人民愛好和平、中國人民為和平而不怕戰爭。

　　然而，許多人已將“落后就要挨打”變成了庸俗唯物主義的口號，不知馬克思主義政黨與其它政黨經濟政策的區別在哪里，只講生產而不知生產目的，只求生產力增長而不問生產關系的改善，從而陷入唯生產力論，影響了“物質與精神”的轉化作用。如果因過去政治斗爭犯過錯誤而不講無產階級政治，就等于放棄主導自己命運的主導權。國家領導人關系的改變，不等于國家制度的改變，毛澤東和尼克松打開中美關系大門，開通了交流渠道，但雙方都沒有放棄改造對方制度的意向，都不過是戰爭沒有解決問題，通過調整策略，用和平方式進行斗爭而已。說白了，戰爭是流血的政治，和平是不流血的(沒有硝煙的)戰爭。美國作為國際霸權主義，一天也沒有放棄過對中國的形形色色的斗爭，特別是蘇聯解體之后所發生的“銀河號”事件、“炸館”事件、“撞機”事件等，就是在探測中國政權的變化程度。盡管隨著世界人民的覺醒，防止和壓制戰爭的可能性增大，但只要以叢林法則的競爭方式存在，世界和平就是一句空話。“要和平，就要準備戰爭”。

　　（七）結束語

　　朝鮮戰爭已過去60年，如何認識這場戰爭，往往因社會政治形勢的變化而發生不同的評價。但盡管你如何評說，卻改變不了歷史事物的本身，充其量只是從不同立場觀點評論其“該不該”、“值不值”的問題而已。

　　戰爭充滿著人類歷史，而具有深遠意義的正義戰爭屈指可數。西方史學家將公元前五世紀希波戰爭中的馬拉松之戰，被譽為“歐洲出生的啼聲”，并因此孕育了西方文明。那么2500年以后的朝鮮戰爭呢?軍事科學院原副院長李際均將軍比喻為“新中國誕生后的第一聲吶喊”。這一聲吶喊，喊醒了中國人民的自尊與自信，向世界宣布新中國的存在與崛起，是西方文明重回東方的序幕。

　　1999年，美國《時代周刊》選編一本從1000-2000年間影響世界的一百次重大事件和一百個千年偉人的書，美國選上了獨立戰爭但沒有選上華盛頓，而將中國的工農紅軍長征和領導紅軍長征勝利的毛澤東被雙雙選上了。有人問，美國人為什么不把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選入?其實，這是不言而喻的。美國的角度怎可以把“被遺忘的戰爭”列為偉大事件呢?但就中國而論，長征的勝利和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意義，也類似乎馬拉松之戰，沒有長征的勝利，也就沒有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同樣，沒有毛澤東就沒有紅軍長征的勝利，更沒有抗美援朝的勝利。長征的勝利是國內革命戰爭勝利的根本環節，又是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前提條件;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長征勝利的繼續、延伸與發展，是中華民族復興、崛起，走向世界的序幕。因此，不論是長征還是抗美援朝，選其一次為千年偉大事件的意義是相通的。我佩服美國良智學者的客觀評論。

　　一位學者說得好：“無論從哪個方面來分析中國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意義，我都無法找到否定這場戰爭的理由，然而，正逢紀念朝鮮戰爭爆發60周年重要時刻，一部分別有用心的右派精英卻不顧歷史事實和革命前輩們的歷史功績，極力抹黑這場戰爭的正義性和價值性……我很難把所能抹黑者和質疑者的理由全部猜透，但基本上有一個共同的目的是：借否定抗美援朝來全面否定毛澤東。”進而是借否定毛澤東來否定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之偉業，最終達到西化之目的。

　　然而，歷史就是歷史，要為歷史抹黑的人只能為自己抹黑!

　　(2013年10月27日座談會發言稿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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