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右派吹響了“顏色革命”的集結號

——評辛子陵《必須大規模讓利于民才能繼續保持執政黨地位》（修改精簡版）

（3月12日我在烏有之鄉上發表了《極右派吹響了 “顏色革命”的集結號——評辛子陵》一文，該文長達近7萬字，本意是用充足的材料揭露和批判辛子陵的反動觀點。但是有的朋友表示該文過于冗長，部分觀點也有值得商榷之處。我認為朋友們的意見是有道理的，為了便于朋友們閱讀，故將該文作了大幅度的精簡，并對部分觀點作了刪改，并在此特地向朋友們致歉。當然，每個人的閱讀習慣不同，也有朋友喜歡閱讀資料豐富的文章，可以在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3/136896.html對照閱讀原文。）　　

一、處心積慮的“切割”與“換裝”　　

辛文中說：“未來幾年的政治決戰是：或者是黨內改革派制服權貴集團，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現共同富裕，實現公平正義，中國走向現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權貴集團制服改革派，在中國建立比現在還要厲害的專制統治。進一步剝奪壓榨人民，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劇，民怨沸騰，民變蜂起，引發一場暴力革命。” “問題積累到今天，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同權貴集團的矛盾。”　　

這是極為荒謬的。毛主席時代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根本沒有什么權貴集團，中國權貴集團正是隨著背離了“社會主義自我發展完善”的方向的“改革”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甚至辛文中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認為權貴集團是通過80年代的官倒“聚斂起第一桶金”，然后通過包攬大型工程、國企改制、買官賣官等發展起來的。陰謀復辟資本主義的“改革派”就是權貴集團，權貴集團就是資本主義“改革派”。每一輪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都是“改革派”權貴集團的一輪大發展，是“改革派”權貴集團對人民的一次大掠奪。例如，辛文中“生前提出對權貴資本主義必須有一種政策來進行遏制”的趙ziyang，正是官倒官商的始作俑者，甚至趙ziyang本人的親屬也從事了官倒官商活動，開創了中國中央領導人親屬利用職權經商斂財的惡劣先例，是“改革派”權貴集團的典型代表。辛子陵及《炎黃春秋》之所以肆無忌憚地搞顛覆活動，正是改革派權貴集團背后支持與保護。趙ziyang的孝子賢孫辛子陵本人作為一個在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大受其利的“老共產黨員”、“退休老干部”，亦是“改革派”權貴集團的代表人物之一。　　

愛國網民普遍認為：辛子陵、李銳、萬里等人所代表的勢力，恰恰是共產黨內那部分最腐朽、最黑暗、最邪惡的勢力。第一，他們與黃光裕、馬明哲、黃松有、邱曉華、任志強為代表的大資本家大貪官的既得利益聯結在一起，瓦解國有企業、侵吞國有資產，大搞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產業化，在股市、樓市圈錢，殘酷地剝削壓榨中國勞動人民，致使中國出現超過美國的兩極分化。辛子陵等人也成為非法暴富集團的走狗，靠為這個集團服務領取薪金。第二，他們與美國資本勢力如高盛、摩根史坦利、凱雷、孟山都、洛克菲勒財團等勾結在一起，為加入WTO簽訂賣國條約，散布親美思想，大力引進外資，控制中國經濟命脈。辛子陵等人從來沒有將外資、西方壟斷資本當做中華民族的敵人，反而調轉矛頭宣揚“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就是維護特權腐敗”的觀點，這和“愛國就是愛腐敗”的觀點如出一轍，可見辛子陵的確也是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辛子陵這批人的子女中（如趙太爺的子女），許多人就是和達賴、輪子功、民運一樣，依靠出賣國家利益、靠為國外資本牟利、靠美國資本家集團的庇護為生。

事實上，“改革派”權貴集團不僅不反對“政治體制改革”，反而極為擁護全盤西化的“政治體制改革”。因為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改革派”權貴集團30年來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廣大人民的血腥掠奪完全是非法的罪惡行徑。現有黨章、憲法仍然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思想地位，依據現有的黨章、憲法，“改革派”權貴集團30年來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廣大人民的血腥掠奪同樣是非法的罪惡行徑。盡管30年來黨章、憲法早已被“改革派”權貴集團踐踏的不成樣子，但是他們仍然極度恐懼有關規定，擔心有朝一日廣大人民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依據黨章、憲法的有關規定，索回30年來被“改革派”權貴集團奪去的一切，并懲處“改革派”權貴集團。“改革派”權貴集團總是盡力推動全盤西化的“政治體制改革”，謀求廢除黨章、憲法的有關規定，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思想地位，宣布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徹底赦免“改革派”權貴集團的“原罪”，將30年來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廣大人民的血腥掠奪合法化，同時取媚于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必要時為保護30年來從廣大人民身上掠奪的巨額財富，鎮壓人民反抗而引入外國軍隊乃至支持外國瓜分中國，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眾所周知，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一直極力支持全盤西化的“政治體制改革”，這顯然不是希望中國富強起來和它們競爭，而是希望一直和它們勾結掠奪廣大人民的“改革派”權貴集團執政，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　　　

如今，廣大人民對“改革派”權貴集團30年來借助政治權力踐踏黨章、憲法的有關規定，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從廣大人民身上掠奪的巨額財富的種種滔天罪行認識的越來越清楚了。“改革派”權貴集團對此恐懼萬分，不得不打出反對權貴集團的旗號，妄圖轉移人民的斗爭焦點。“改革派”權貴集團采用的這個方法就是“換裝”：力圖把30年來陰謀復辟資本主義造成的生產相對過剩、貧富兩級分化、官商勾結的金權政治等等問題的責任統統推到毛主席身上，推到共產黨身上，推到社會主義制度身上。這樣既可以撇清自己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廣大人民的血腥掠奪的滔天罪行，同時又可以把所有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力圖依據黨章、憲法的有關規定索回30年來被“改革派”權貴集團奪去的一切，并懲處“改革派”權貴集團的黨內健康力量和廣大人民統統打成“權貴集團”。　　

然而，由于本來權貴集團和資本主義“改革派”就是同一伙人，無論怎么切割還是免不了露出馬腳。因此，在辛文中種種破綻隨處可見：“如果主持者是個貪官，為了國企脫困提高經濟效益而改制的這本‘經’就被徹底念歪了。……在處理權貴集團的時候要把這部分人分化出來。”“三大新政不動你們先富的這一塊，不動由于政策界限不清，你們半合法、半非法得到的財富，將來在民主法治的軌道上弄清是非解決問題，……我建議實行這樣的政策，是希望達到趙ziyang設想的結局：‘官僚資本家暴發了，但廣大人民生活也還改善了，生活過得去，于是人民容忍了，以后這矛盾淡化了。’”看看辛文中這些話，辛子陵等人為代表的“改革派”權貴集團反對權貴集團的旗號是多么的虛偽也就一目了然了。　　

二、打著“大規模讓利于民”旗號大規模讓利于權貴集團的“救黨三策”　　　　

⒈關于土地私有化　　　

辛文中說：“第一、兌現‘耕者有其田’，穩住農村，穩住農民。……把地分給農民，給農民完整的產權，不是要農民在一畝地上致富，主要是制止地方諸侯搶地賣地的狂潮。實行耕者有其田，簡便易行的辦法是以農民承包地為基礎，把產權給農民。農戶分得土地后，可以像承包時那樣繼續單干，可以按市場價格出賣自己的份地，可以自愿聯合起來組織土地私有﹑入股分紅的家庭農場，都是合法的，都是光榮的。黨和政府在宣傳上不要帶傾向性，在政策上要一視同仁。”　　　

土地私有化必然會造成土地兼并：只要實行土地私有化，分散、脆弱的農業個體經濟不可能永久性的抵御天災人禍，個體經濟之間的惡性競爭必然會導致農民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必然會造成越來越多的農民破產，被迫出賣土地，最終只能導致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里。這一切問題只有集體化、合作化、公社化才能解決。中國實行了幾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哪一個朝代不是出現了大規模的土地兼并，最后被農民起義推翻？　“目前，無地農民只占中國農村人口的5%。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如埃及、印度、巴西（在這些國家里，無地農民占農村人口20至30% 或更多）相比，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人口。這一差異主要歸功于20 世紀40 年代和50 年代土地改革的成功，和一直堅持到現在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幾乎在所有的土地糾紛案件中，都能清楚地看到集體所有制的主要作用，不論對手是腐敗的政府官員還是不法的開發商，農民總是聯合起來，保衛土地。假如土地私有化了，一家一戶的農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來保衛土地了。” （《文佳筠：關于土地私有化和真實民主的辯論》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9/200905/82220.html）　　

試問，辛子陵難道真的對土地私有化種種惡果一無所知嗎？顯然不是，辛文中不也說了嗎：“必須防止的更壞的結果是，在實現土地私有化的過程中，出現大規模的官商勾結，兼并鯨吞大片土地，一方面造成巧取豪奪田連阡陌的大地主，一方面造成數量龐大的赤貧階層，這將導致農村社會極大的不穩定，甚至引發土地革命。”那么為什么辛子陵明明知道可能出現“更壞的結果”，還拼命鼓吹土地私有化呢？因為如今人民對“改革派”權貴集團30年來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大搞私有化、市場化殘酷地剝削壓榨中國勞動人民的倒行逆施反抗日益激烈，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民工荒”。大部分農民工在農村仍然擁有土地，在“改革派”權貴集團的企業里打工卻 “一不穩定，二沒保障，三工資低到難以生存”。他們便以“民工荒”來反抗。如果實行了土地私有化，剝奪了農民的土地，便徹底斷絕了他們回鄉種田的后路，可以為“改革派”權貴集團源源不斷的提供廉價勞動力。同時，“改革派”權貴集團還可以幾乎不花代價得到農民的土地。要知道：“今天的中國農村，集體欠債高達數千億元。向個體農民或地方政府貸款的債主大都是當官的或他們的親戚朋友。如果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土地私有化，大部分土地都會用來抵債，留給農家的還有什么呢？”（《文佳筠：關于土地私有化和真實民主的辯論》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9/200905/82220.html）　　　

⒉關于“國民收入的分配向民生傾斜”　　　　

辛文中說：“第二、要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資、住房、醫療、教育及各項社會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傾斜，要占到財政總開支的60%。”　　

從理論上說，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決定分配。社會主義的公平分配的前提就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主義的高福利政策如毛主席時代免費醫療（城市公費醫療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免費住房（福利分房制度）、免費養老（城市退休制度和農村集體養老制度）、免費教育、全民就業同樣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而在私有制條件下，資產階級不可能不通過自己占有的生產資料剝削勞動人民，貧富兩極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勞動報酬初次分配不合理，資本家攫取過高比例的剩余價值才是導致社會分配不公、貧富懸殊的根源。私有制不改變，無論實行怎樣的財政政策都不可能解決貧富兩極分化。辛文一方面大搞私有化,另一方面又鼓吹通過再分配解決貧富兩極分化，這本身就是刻意回避資本主義剝削性質，掩蓋社會存在著嚴重的工農大眾被剝削壓迫的事實，為“改革派”權貴集團辯護。　　　

從實踐上看，中國當前在不改變私有制的前提下大幅度增加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的開支會引發嚴重的惡果。 辛文中除了鼓吹大幅度增加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的開支，同時還鼓吹減稅：“康熙在位的62年間，不同程度地減免全國的租賦有 500多次，折合白銀達1.5億兩，相當于清朝四年多的財政收入。乾隆在位60年，曾先后五次免除過全國所有州縣的一年賦稅，執政期間免除的賦銀超過3 億兩。康乾時代的個人稅賦只有當時英國個人稅賦的三十分之一。康乾兩朝向人民讓利多少呢?朝廷12年的財政收入。如果比照一下，我們一年的財政收入是6萬億，12年就是72萬億的概念。”今年中國財政預算的赤字已經達到破紀錄的10500億元，如果再按辛文的主張，一方面大幅度增加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的開支，一方面大幅度對資本家減稅，必然導致財政赤字失控，從而使當前已經相當嚴重的通貨膨脹轉為惡性通貨膨脹，引發財政金融系統的全面紊亂。在財政金融系統的全面紊亂中，唯一可能借機漁利的只有“改革派”權貴集團及其背后的國際壟斷資本。　　

⒊關于國企私有化　　　　　

辛文中說：“第三、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和十七大精神，全民所有制企業要落實實名股份制。……建議從2008年國企總資產的42.55萬億元中劃出20萬億為公民權益基金，分期分批地進行股權改革，將股票分發給約 4億城鎮居民。　”　　

顯然，所謂“全民所有制企業要落實實名股份制”完全是一個徹底私有化的計劃，與馬克思的理論和十七大精神是根本對立的。辛文的“通過設立公民權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個人手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體落實。”“分期分批地進行股權改革，將股票分發給約 4億城鎮居民。” 并不是什么新東西，在蘇聯東歐很多國家早已實踐過，以俄羅斯最為典型：就是將前蘇聯的國有資產經過估價，按1.49億人口每人一萬盧布，無償轉讓給每個公民。每人只象征性地支付25盧布，即可領到一張面值1萬盧布的私有化券，購買企業股份或住房，或委托給投資基金。然而在分的過程中，發生持續惡性通貨膨脹，廣大民眾紛紛出賣私有化證券。而企業的經營者和有錢人乘機廉價收買，私有化證券以極快的速度向他們手中集中。俄羅斯私有化第一階段的公式為：1張私有化證券=俄羅斯70年社會資產總量÷全體居民總數=10000盧布。兩年后變為：1張私有化證券=面值10000盧布=7美元=1公斤香腸。俄羅斯自由改革派代表人物葉·蓋達爾也不得不承認，俄羅斯的私有化實際上是“權貴階層對國家財產的私有化”，私有化是為“權力轉化為資本履行了法律手續”。　　

這樣一看, 辛子陵拋出的這個和俄羅斯“證券私有化”幾乎完全如出一轍的“把國有資產通過公民權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方案的用心也就很清楚了：先把殘余的國有企業徹底瓦解，然后以極為低廉的價格把私有化后的國有資產收購到“改革派”權貴集團和背后的主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手里。　　

綜上所述，辛子陵的所謂“大規模讓利于民”實質是大規模讓利于“改革派”權貴集團，是和“改革派”權貴集團30年來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大搞私有化、市場化殘酷地剝削壓榨中國人民的措施一脈相承的，是“改革派”權貴集團對中國人民新一輪掠奪計劃。如果實行了辛子陵的“救黨三策”，那么中國將出現這樣一幅圖景：在農村，農民的土地在短期內被“改革派”權貴集團兼并一空，絕大多數農民失去土地，或涌入城市到“一不穩定，二沒保障，三工資低到難以生存”的企業打工，或流離失所。在城市，殘余的國有企業被以極為低廉的價格收購到“改革派”權貴集團和背后的主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手里，工人或接受“一不穩定，二沒保障，三工資低到難以生存”的工作條件，或下崗失業。同時財政赤字失控，惡性通貨膨脹，引發財政金融系統的全面紊亂。這樣，中國共產黨在毛主席時代留下的威望將喪失殆盡，再無力抵御“改革派”權貴集團和背后的主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顏色革命”陰謀。一句話，辛子陵的“救黨三策”是不折不扣的亡黨三策。　　

三、圖窮匕見的“顏色革命”藍圖　　　　

⒈在歷史問題上的險惡用心　　　　

欲要亡其國，必先亂其史。辛文中說：“妥善解決重新評毛、為‘LS’平反、為‘輪子功’平反等問題”，應該說這徹底暴露了辛子陵的險惡用心。　　　

所謂“重新評毛”，不過是委婉的說法。辛文中說的很清楚：“建國以后，黨逐漸變質了，前30年是專制獨裁，餓死3755萬人，后30年經濟搞上去了，出現了嚴重的、大面積的、不可遏止的貪污腐敗。” 也就是說，要宣布毛主席是“餓死3755萬人”的“兇手”、“強盜”、 “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獨裁者”，徹底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蘇聯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后果眾所周知，何況斯大林并不是十月革命最主要的領導人，斯大林的思想也從沒有成為蘇共的指導思想；而毛主席是中國革命最主要的領導人，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因此，中國徹底否定毛主席比蘇聯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后果顯然要嚴重的多。此外，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歷代領導人都曾經高度評價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如果某位領導人宣布毛主席是“餓死3755萬人”的“兇手”、“強盜”、 “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獨裁者”，徹底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廣大人民會如何看待這種出爾反爾的行為，會如何看待他的政治品質？　　

當年姑息動亂的蘇聯土崩瓦解，從一個超級大國變成了一個三流的國家。中國當時的具體措施方法或有可以商榷之處，但整體看粉碎動亂是必要的，不存在什么“平反”問題；“輪子功”這種邪教組織被取締更是沒有什么“平反”問題。當然，把希望糾正改革中失誤而受蒙蔽的群眾和受帝國主義控制陰謀搞垮中國的首腦區別開還是必要的。何況當前 “民運”、“輪子功”的首腦方xx、李xx等仍然在海外、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大肆反華，國內甚至黨內的高級干部中也還有一批追隨者，還在不停的興風作浪。“為‘LS’平反、為‘輪子功’平反”如果實行，勢必導致人們思想的極大混亂，共產黨的威望急劇下降，“民運”分子、“輪子功”分子必然會步步緊逼，沖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東歐劇變中的“平反”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更加致命的是，“為‘LS’平反、為‘輪子功’平反”必然會涉及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如果“為‘LS’平反、為‘輪子功’平反”，那么中央粉碎動亂、取締邪教的行動豈不成了犯罪行為？當時的中央領導人豈不成了應該上審判臺的罪犯？想想東歐劇變后領導人的結局，我們大概就明白辛子陵想干些什么了。而且辛文中不是公開表態了嗎“ ‘共產黨’這件衣服上沾滿了血淚和污穢。”這可不光是指毛主席時代，而是指整個新中國60年。一旦他們的陰謀得逞，后果可想而知。　　

即使是一位和歷史問題牽連不大的中央領導人宣布“重新評毛、為‘LS’平反、為‘輪子功’平反”，也很難逃過清算。我們可以參考一下民主德國領導人克倫茨的遭遇：克倫茨1937年出生，長期從事青年工作，被同樣長期從事青年工作的昂納克賞識，選為接班人培養。1989年民主德國形勢出現動蕩，克倫茨趁機向昂納克“逼宮”，于　10月18日　德黨召開的十一屆九中全會上迫使昂納克辭職，接任總書記。克倫茨上臺后，開除了一手提拔自己的昂納克等一些前領導人的黨藉(有的還被軟禁或逮捕)；制定推進改革的“行動綱領”，以劃清同昂納克政策的界限，等等。但是，克倫茨并沒有逃過劇變后的清算，在1997年被判處六年半徒刑，罪名是與當時的政府共謀，向企圖逃往西德的人開槍。　　

⒉毫不掩飾的改旗易幟主張　　　　

辛文中說：“中國共產黨還清歷史舊債，卸掉了歷史包袱，必須改變黨的名稱，對黨進行脫胎換骨地改造。……共產主義這種烏托邦理論，恩格斯晚年已明確否定。共產黨的名稱在理論上也失去了根據。鄧小平提出改名人民黨或社會黨，我支持鄧公的意見。改變名稱是黨自救，自贖。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后種種譬如今日生。與空想社會主義告別，與暴力社會主義告別，與封建社會主義告別，與權貴社會主義告別，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民主社會主義，也稱社會民主主義，起源于19世紀初，恩格斯逝世后，在伯恩施坦、考茨基的影響下，社會民主主義逐步演變為一種在資本主義范圍內通過議會道路來改良資本主義的思想主張，又叫修正主義，用毛主席的話說就是“最壞的資本主義”。布熱津斯基說過，"民主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常常是同共產主義學說的吸引力進行斗爭和為共產主義模式提供另一種民主選擇的最有效辦法。"民主社會主義在蘇東劇變中起了極惡劣的影響。蘇東劇變中幾乎所有的政黨都把民主社會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以蘇聯戈爾巴喬夫“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最為典型，隨后不久就下臺了。　　

辛文中大力鼓吹多黨制：“用不著顧慮普選，多少個黨出來競選，多數選民還是會投共產黨的票。……在民主憲政中，黨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績，像瑞典社會民主黨那樣，連選連任，出現在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當然，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誤出現政黨輪替的思想準備，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贏得大選的信心。無論在朝在野，這個在轉型中新生的政黨都是民主憲政的支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　　

所謂“多少個黨出來競選，多數選民還是會投共產黨的票。”純屬胡扯，蘇東國家實行多黨制的結果還不清楚嗎？何況按辛文中的說法：“ ‘共產黨’這件衣服上沾滿了血淚和污穢。它不代表工人農民，也不代表資產階級，成為權貴集團自利性的組織，可以說已經人心喪盡。”一個“權貴集團自利性的組織”、“人心喪盡”的黨，怎么會“多數選民還是會投共產黨的票”？辛子陵“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誤出現政黨輪替的思想準備”更是再明白沒有了。　　

附帶說一句，為什么“改革派”權貴集團極力鼓吹以多黨制為中心的全盤西化的“政治體制改革”呢？因為以多黨制為中心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更能適應“改革派”權貴集團的要求。所謂“多黨”其實只有資產階級“精英”一黨，普通老百姓是排除在外的。首先，以多黨制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本質上是一種金權政治，或者說是權錢交易。大體上呈“我資助你選舉，你上臺照顧我，下臺我再給你一些股票或公司的職務補償”三部曲。其次，誰掌握“軟暴力”即話語權誰必定當選，而“話語權”從來都在“精英”手里。再次，為避免發生選舉“共產主義瘋子”上臺之類的意外，還在選舉中實行黑社會的監督。更有甚者，以多黨制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政治體制下甚至可能出現“逆淘汰”式的“比爛大賽”，選出最符合壟斷資產階級需要的流氓政客，像薩科奇、貝盧斯科尼之流。總之，在以多黨制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政治體制下，選舉實行“媒體拉票，資本家買票，黑社會催票，政客得票”的一攬子工程，完全可以保證執政者堅定不移的站在壟斷資產階級或買辦資產階級的立場上與人民為敵。就中國來說，就是保證執政者堅定不移的站在中國特色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改革派”權貴集團的立場上。　　　

辛文中公開叫囂分裂黨：“在黨的改造過程中，可以允許毛派分裂出去單獨組黨。保留一個左翼政黨，對照顧弱勢群體利益，保持社會利益的相對平衡和穩定有好處。中國的兩黨制只能從中共分裂中產生。只有像毛派這樣的在野黨才能對執政黨起監督和制衡作用。”　　　

應該說，“允許毛派分裂出去單獨組黨”是個幌子，其實要求把所有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力圖依據黨章、憲法的有關規定懲處“改革派”權貴集團的黨內健康力量統統趕出黨。這和去年極右派網站凱迪網“殺左族毛”的瘋狂叫囂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是稍微隱晦了些罷了。而且，前文已經說了，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歷代領導人都曾經高度評價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這些領導人算不算“毛派”？如果算“毛派”，按辛文的理論是應該清除出黨，更沒有資格執政的；如果不算“毛派”，那么這些領導人就是在政治信仰這個核心問題上說謊，同樣是沒有資格執政的。這樣一來，共產黨就只有下臺一條路了。　　

綜上所述，辛文中關于全盤西化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和蘇東劇變的情況驚人的一致，連同所謂“救黨三策”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的配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和平演變”中國的路線圖。辛文中“重新評毛”，“為‘LS’平反、為‘輪子功’平反”，“對黨進行脫胎換骨地改造”，“中國的兩黨制只能從中共分裂中產生”等等公開叫囂表明極右派——“改革派”權貴集團已經和黨中央公開決裂。辛文是極右派向黨中央宣戰的戰表，是極右派發動 “顏色革命”的集結號。　　

四、辛子陵不是一個人在戰斗　　　

辛文的出籠不是偶然的。30年來 “改革派”權貴集團通過大搞私有化，瓦解國有企業、侵吞國有資產，大搞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產業化，在股市、樓市圈錢，殘酷地剝削壓榨中國勞動人民積累了巨大的經濟實力，又通過買官賣官等手段積累了巨大的政治實力，甚至可能控制了少量軍隊。也正因為如此，“改革派”權貴集團才有恃無恐，借辛子陵之口公開兜售蘇東劇變式的“改革”方案，與中央公開攤牌。近幾年“改革派”權貴集團在他們控制的主流媒體上頻頻借御用文人拋出類似主張，只是沒有這么露骨罷了：　　　　

——“現在，中國改革開放所面臨的很多問題，都是政治經濟學問題。”“如果不解決這些相關的政治問題，不提出相應的措施，好的經濟想法也會得到不好的結果，有些人肯定就會把這筆賬算到經濟學的頭上。”“兩種前途就嚴峻地擺在全體中國人的面前：一種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場經濟的道路。另一種是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如果我們不能通過政治和經濟改革扼制后者的勢頭，來自另一極端的勢力就有可能利用大眾對權貴腐敗的不滿，推銷極‘左’路線，把中國引向另一條歧路。”（《吳敬璉：我們仍處在政治經濟學時代》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90506/09506188198.shtml）　　　

——“我不贊成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 “我們一定要相信，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了，要加快推進。”“我們每個人想一想，問一下自己，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權？……既然大家都要，為什么要回避呢？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潮流。” （《高尚全：政治體制改革要加快推進》http://www.doc88.com/p-4510301916.html）　　　

——“經過這十七年的實踐來看，市場經濟也有兩條發展的道路，一條就是完善的法制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另外一條權貴主導的市場經濟的道路。今天看起來我們應該爭取要向往法制市場經濟發展，要防止走向權貴的資本主義道路，這是我們經濟體制改革里面需要努力的。”“政治體制改革應該作為我們下一階段改革的重點，……會逐步的推進，但是目標還是要實現憲政的政治。” （《周瑞金：最大的遺憾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37&ID=172167）　　　　

——“辛子陵這部書稿從歷史大視角回顧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為批了多年的所謂‘修正主義’翻案，為民主社會主義正名，為中國共產黨向民主社會主義轉變掃清了障礙。他指出，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執政經驗對我們渡過難關、解決面臨的棘手問題有重要參考價值。”“政治體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只有民主憲政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執政黨貪污腐敗問題，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謝韜：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http://bbs.chinaunix.net/thread-1664459-1-1.html）　　

——“至于并無新舊之分的真正的民主主義，在我看來，它并不是社會主義之前的一個發展階段，而是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本質和內容，因為民主與專制的斗爭，追求自由和人權，是人類社會歷史進步的普世規律。我們不能設想能夠有一種不民主或反民主的社會主義。甚至可以把這作為一個分水嶺：只要不實行民主主義，它所宣稱的社會主義就是假的。” （《李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民主》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201/22/7579_352870.shtml）　　　　

——“柏林墻的倒塌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同時發生的東歐劇變、隨之而來的蘇聯解體，宣告了冷戰時代的終結。意識形態至上的時代結束了，二元對立的時代結束了，勞民傷財的軍事爭霸結束了，陌生人之間的互相仇恨結束了。經濟發展替代了政治對抗，全球化共識得到普遍的承認。” “不放過任何一個細小的努力，推翻所有不該有的墻……” （《南都社論：紀念柏林墻倒塌20周年：推翻所有不該有的墻》http://bbs.hdzxw.com/thread-2　　4269-1-1　　.html）　　　　

——“我們黨有7000多萬黨員，是一個最大的黨，而這個黨至今還沒有在社團管理部門登記過，……我們國家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制度。‘國家還是黨的國家’，而不是‘黨是國家的黨’。……再看看，數百萬軍隊還叫解放軍，沒有變，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武裝力量。軍隊的最高領導人還是黨的最高領導人。黨軍一體沒有被國家對軍隊的領導來代替。”（《執政黨要建立基本的政治倫理》http://groups.google.de/group/daluminzhu/browse_thread/thread/816388b　17a　　7c　0eca作者不明，據傳是原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樹立小崗村這一“改革”典型。）　　　

……　　　　

可以看出,這些人有三個顯著特點：　　　　

首先，依靠30年來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發跡，是典型的“改革”制造的權貴。　　　　

其次，拼命鼓吹以多黨制為中心的“政治體制改革”和全盤私有化為中心的 “經濟體制改革”，極力建立一個崇洋媚外、全盤西化、半殖民半封建的所謂“法治市場經濟”、“民主社會主義”國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懷有刻骨的仇恨，不停的依靠種種謠言拼命妖魔化毛主席、妖魔化毛澤東思想、妖魔化毛主席時代、妖魔化社會主義制度，特別是妖魔化階級斗爭、妖魔化文化大革命時期。　　　　

這就是中國極右派的基本特點，也就是中國特色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改革派”權貴集團的基本特點。辛子陵、吳敬璉、高尚全、周瑞金、謝韜、李銳等人為代表的極右派——“改革派”權貴集團及其御用文人是中國共產黨內最腐朽、最黑暗、最邪惡的那部分勢力，是30年來中國一切災難的罪魁禍首，是中國共產黨的掘墓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掘墓人。辛子陵不是一個人在戰斗，他的觀點是極右派——“改革派”權貴集團反動主張的集中體現，是極右派多年來反毛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思想的大匯集。　　

五、請依據黨章和四中全會決議清理極右派　　

成為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首要條件是要“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黨的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于2007年10月21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的總綱里明確指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而辛文則說“共產主義這種烏托邦理論，恩格斯晚年已明確否定。共產黨的名稱在理論上也失去了根據。” 顯然，辛子陵的言論明顯違背了黨的綱領和章程，喪失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基本資格。　　

2009年９月１８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黨內也存在不少不適應新形勢新任務要求、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問題，” “這些問題嚴重削弱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嚴重損害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嚴重影響黨的執政地位鞏固和執政使命實現，必須引起全黨警醒，抓緊加以解決。”而辛子陵公開鼓吹反毛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思想，要求“和平演變”、“顏色革命”，不僅“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而且公開要求改變黨的性質和宗旨。像這樣的一個人，還能讓他留在黨內，以“老共產黨員”、“退休老干部”的名義招搖撞騙嗎？　　　

在極右派已經和黨中央公開決裂的情況下，黨中央也必須果斷的和極右派劃清界限，應該果斷的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清理極右派。包括：把辛子陵、吳敬璉、高尚全、周瑞金、謝韜、李銳等極右派開除出黨；公布極右派——“改革派”權貴集團30年來假借共產黨的名義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廣大人民血腥掠奪的累累罪行；對極右派的喉舌《炎黃春秋》、《南方周末》等進行整頓；讓《中流》、《真理的追求》等左派媒體復刊；等等。在清理極右派加強黨建之后，應該在整頓好的共產黨的領導下，推行恢復和發展人人起來負責，而不是把人民的命運交給幾個選舉出來的“精英”擺布的群眾性大民主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推行恢復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和工人農民民主管理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實現社會主義的偉大復興。只有這樣做才能有效的抵制極右派——“改革派”權貴集團推行以全盤私有化為中心的 “經濟體制改革”，以多黨制為中心的全盤西化的“政治體制改革”，建立一個崇洋媚外、全盤西化、半殖民半封建的所謂“法治市場經濟”、“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罪惡企圖，使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新生。　　　

最后，我想說的是，極右派公開跳出來了，很好。鄧小平同志在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我看了方xx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干什么？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對于那些明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這次就要處理。可能會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對方xx、劉xx、王xx處理要堅決，他們狂妄到極點，想改變共產黨，他們有什么資格當共產黨員？”如今，以辛子陵等人為代表的極右派思想之反動、用心之惡毒、言論之露骨遠遠超過了當年的方xx、劉xx、王xx，他們已經和黨中央公開決裂，吹響了 “顏色革命”的集結號。黨中央會如何應對呢？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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