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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系圖窮匕見——評《政改十三點》

政治體制改革 收藏(0 評論() 字體: / /
趙系人馬積極鼓吹西化的“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其目的是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失敗推卸責任。

第二梯隊圖窮匕見--評《政改十三點》

 蔡子尤(民聲網 www.mshw.org

最近一篇《中組部老干部:我對政治改革的十三點看法》的文章在網絡上流傳。據說該文作者崔武年1948年12月生,曾擔任過中組部青年干部局二處副處長、處長,2000年4月退休。有意思的是,李銳1982年任中央組織部青年干部局局長,1982-1984年任中組部副部長。該文是作者崔武年參加10月份胡德平組織《慶祝粉碎“四人幫”三十五周年座談會》的發言稿,會議組織者安排他做重點發言。此文內容主要是談政治體制改革,將當前資改派官員們所主張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真實內涵展示若干:

該文鏈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308.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bd81b00100ympv.html

http://apps.hi.baidu.com/share/detail/46555120

1、崔武年威脅中共必須接受普世價值

崔文說:

【現在,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又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民生產總值每年以接近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稅收和財政收入增長高達兩位數的年份更是超過了十余年!境內外的思想理論界對這個龐然大物的前景卻普遍不看好,認為它可能在某一個早上會轟然倒下,而后便“烽煙七十二,反王三十六”,不知有幾人稱“孤”、幾人道“寡”,“藏獨”、“疆獨”等等揭竿而起,內亂,內戰,社會失序,百姓遭難,國也不國,黨更不黨,從而一發不可收拾。我覺得這個看法有道理。

為什么它可能“轟然倒下”?是因為它堅持了一個沒有前途的制度,它排斥普適價值觀。 】

  2、借政治體制改革搞資本主義多黨制,推翻共產黨的領導

 崔文說:

【總之毛病都歸到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上。中國的政治制度叫“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的政治體制實際上是“一黨制”。……只要能過上好日子,什么“主義”都是可以接受的;問題的關鍵還在于這個“一黨制”。“一黨制”起源于前蘇聯,搞了七十三年,垮掉了。到現在還原汁原味地搞的,只有中國、朝鮮和古巴。對于這個“一黨制”,我們這個“地球村”的“村委會”肯定是認為不好。但是中國還是堅持。

 ……

人們同時還看到了普遍存在的社會不公、黨以代政、機構龐大、官僚特權、腐敗遍地、貧富懸殊等等;還總是記得曾經發生過的暴力土改、五七“反右”、三年饑荒、“革”文化大革命、“liusi”開槍等等!只一個黨,風險太大了!

……

所以,“一黨制”不行,并且是肯定不行。】

3、反對吳邦國的“六個不搞”

【可是在今年的“兩會”閉幕式上,吳邦國還是高調講了“六個不搞”。當然,國內國外有相當多的人都認為他講的唐突了。地球天天在旋轉,社會天天在進步,人類天天在接受新事物反思舊事物,那六個聲明說“不搞”的東西,“村”里的很多人都在搞嘛!而且搞的時間都很長了嘛!而且搞的都還不錯嘛!怎么就不可以有一點借鑒意義呢!這“六不搞”實在是有問題,而且實在是在常識上都有些說不過去,所以不必我在這里饒舌批評。】

4、希望中國大陸中國共產黨里出個“蔣經國”

 【在這個場合,我想說的是,我想起了蔣經國。是的,想起了蔣經國!我們幾個朋友聊天的時候,有一位女性朋友說:大陸為什么就不能出一個蔣經國!一言一出,舉座默然。都知道歷史是不能復制的,也都知道全世界找不到兩個完全一樣的人物,可是我真的希望中國能再出一個蔣經國!臺灣的民主改革,是蔣經國生前偉大的政治舉措。……國共產黨有八千萬黨員,有九十年的奮斗歷史,出類拔萃之輩聚若河漢——又一位女性朋友說:“不信就出不了個共產黨的蔣經國!”我深以為然。】

 5、認為趙ziyang高瞻遠矚,為趙ziyang翻案

【中國共產黨的前總書記趙ziyang說過:“我們現在不培植反對黨,一旦垮了,國內會大亂的,這是最危險的。現中央不考慮這一點,不愿看到這一點。”(引自2001年11月11日的《杜導正日記》)趙ziyang真是高瞻遠矚!真是深謀遠慮!真是憂國憂民!真是愛黨愛國!根據中國國情,我再補充一句:中國培植反對黨,從黨內開始。】

有意思的是,此文發表多日,各個網站、論壇、博客轉載無數,但是沒有遭到有關部門的封鎖、刪除。如此敏感、如此赤裸裸的內容能夠在互聯網上廣泛傳播,如果沒有高層授意,是不可能的。

有網友客觀指出,反共官員、反共文人,是指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主義的資改派(資本主義改革派)官員和文人。這個客觀定性,沒有任何貶義和褒義,恐怕茅于軾、吳敬璉、高尚全等文人及李銳、崔武年這樣的官員都承認。

分析此文,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該文作者崔武年據傳是中組部青年干部局二處處長,2000年4月才退休。黨內官員中,持崔武年這種觀點的人還很多。這批官員,就是趙系官員。

2、實際上主導中國改革開放的,既不是毛澤東思想,也不是鄧小平理論,更不是陳云的理論,而是趙紫陽的改革開放理論。主導中國改革開放的官員,是趙系人馬。

比如,鄧小平1985年曾說:【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江澤民曾指出:【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163頁。)實際上,這些關于中國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思想完全無法在中國落到實處,也無法主導影響改革開放。

相反,趙紫陽一切私有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路線卻得以順暢推行。2007年(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趙ziyang軟&禁中的談話》一書中披露了趙紫陽的觀點:【迄今為止,相對而言,當前世界上資本主義制度還是一種比較理想的社會制度。】(P169)【所謂要實行現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要實行西方的一套。】(P171)【今后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多元化的出現,高度集中的專制政體必然要支持不下去,必須改變舊體制,結束一黨專政的政體,實行現代民主政治。】(P121)【搞市場經濟,就不能搞社會主義公有制與一黨專政】(P157)【改革開放就是高舉民主旗幟,要實行民主政治,結束無產階級專政。】(P129)【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是有矛盾的,使改革深入不下去】(P2)【政治改革,就是要實行民主政治】【這種政治改革也是要求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學說,這就自然要影響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P184)【市場經濟必須有產權約束(注即私有化)】(P157)【應當拋棄公有制】(P243)【實行私有化,來發展資本主義。這也沒有什么可怕的。】(P90)

看完趙太爺的這些思想,我們可以理解,為何當前主流媒體不熱衷于宣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更不要說宣傳毛澤東思想了。因為趙ziyang趙老太爺有圣旨【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是有矛盾的,使改革深入不下去】,于是,將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和四項基本原則割裂開來,就成為近年來主流媒體宣傳改革開放口號的典型特征。

3、趙系人馬積極鼓吹西化的“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其目的是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失敗推卸責任

趙系的主張,無論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還是西式資產階級多黨制,都是極端荒謬的理念。

A、批判趙系主張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

眾所周知,一切私有化、市場化、外資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推行到哪里,哪里便是兩極分化、腐敗叢生,1%的人攫取全國50%以上的財富,99%的大眾陷入貧困。美國是這樣,拉美是這樣,俄羅斯是這樣,中國也是這樣。

所謂新自由主義,就是主張一切私有化市場化,建立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讓市場決定一切。毫無疑問,在不受政府干預、不受勞動階級約束的自由市場經濟中,國內外的壟斷資本家們是絕對的主導者,讓市場決定一切,就是讓國內外大資本家決定一切。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就是資本家享受最大的自由,勞動者被完全專政。

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是趙系人馬推動的,他們為了推卸失敗的責任,只能把當前兩極分化的問題說成是共產黨一黨專政制度及社會主義制度導致的,因此要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比如,崔武年此文章便將社會不公、官僚特權、腐敗遍地、貧富懸殊……等系列問題之責任推卸給社會主義制度。

趙系人馬千方百計為自己的政策失誤推卸責任,其散播的觀點十分荒唐可笑。受其迷惑和欺騙的網民,是網民群體中智商最低的那部分腦殘網民:

改革開放初期,私營企業(趙系人馬尊之為民營企業,其實很多資本家就是趙系官員的親屬)就以制造假冒偽劣產品而著稱。90年代以來,基本上新自由主義私有化市場化在哪個領域推進,哪個領域就是重災區:國企私有化導致工人階級大面積下崗,很多下崗工人連肉都吃不上,有的餓死,有的上吊,有的全家自殺,有的女的被逼著賣淫,男的當小偷黑社會——越是毛時代重點工業區就越是改革年代的改制重災區,不僅失去了教育醫療住房保障,許多下崗工人的基本生活水平還不如1979年,這樣底層人們不得不去懷念毛時代甚至文革時代,這其實是趙系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惡果;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產業化形成民生三座大山;公交私有化市場化導致車禍增多、市民出行成本高,于是很多地區不得不走公有化的回頭路……

還有,最近出現的食品安全這樣重大嚴重的問題,明顯是經濟改革的失誤:趙系官員們信仰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認同自由市場經濟理念,認為政府不能干預控制市場經濟,他們盲目地鼓吹私有化、市場化,使中國經濟包括食品行業脫離了黨和人民的監督與控制。于是不少資本家為了追逐利潤不擇手段,而政府又奉行新自由主義不干預經濟的原則,無法代表勞動者階級監督資本家,這就導致了食品安全問題。這明明是趙系官員自己的問題。現在食品行業的私有化市場化終于引發了系列惡果,趙系又提出,食品安全問題,這是因為中國人道德素質低的原因,是中國文化領域官員工作沒做好,因此要推行西化的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這明顯是在轉移焦點,推卸責任,把自己的罪行嫁禍給別人。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但是中華傳統對公有制的向往是直覺式的,她一直沒說清楚地主商人對農民是否有剝削及如何進行剝削。于是,才有后來中華傳統與馬克思主義的大結合--毛澤東思想。自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后,無論出身哪個階層,所有有正義感的人都主張公有制,反對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自馬克思身后,主張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文人和官員,要么是腦殘,要么是資本家的走狗。

而當前趙系人馬卻赤裸裸地主張新自由主義、主張一切私有化市場化。資本主義私有制、資本雇傭工人,真的沒有剝削嗎?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真的只是平等的市場交易嗎?按照趙系人馬的自由主義邏輯,工人和老板之間肯定也是自由交易、等價交換:工人付出勞動,老板付給工人工資——以兩者自由簽訂的契約合同為證。

我們從根本上分析這種謬論:按照最基本的原則,財富(包括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從根本上看有兩個來源:第一是來自大自然的饋贈。第二是來自人類自身的勞動。人類社會的價值來自于人類勞動的創造。按照公平正義的理念,來自大自然的財富,應該平等地分給每個人;由人類勞動創造的財富,應該根據人的勞動付出分配財富。——這種公平正義的分配方式就是按勞分配。

從根本上看,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大自然饋贈給人類的自然資源等財富應該歸屬于所有人。每個人勞動的成果,都應該全部歸這個人所有,而不能被其他人剝奪。

我們再來看人類社會的實際情況:在私有制社會里,生產資料都會最終被少部分人占有,大部分勞動者則喪失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

按照傳統的觀點,資本主義分自由競爭階段與壟斷階段,自由競爭階段,資本家的數量多些,壟斷階段,資本家數量少些。但是這種劃分僅僅是在資本家內部觀察的結果。實際上從全社會看,資本家人數再多,相對于工人也是一小撮。無論是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還是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都是一小撮人壟斷控制了生產資料,這一小撮人可以通過這種壟斷權力對沒有這種權力的無產者進行剝削。資本主義早期的所謂自由競爭,僅僅是資本家間的自由競爭,而不是資本家與工人間的自由競爭。資本家與工人的關系,僅僅是資本家階級通過壟斷控制了生產資料,并通過這種壟斷性的權力剝削工人。

生產資料所有權是一個社會最根本性的權力。掌握生產資料的少部分人就可以剝削大多數的勞動者,因為前者相對于后者是絕對的強勢者。

比如,封建社會,地主或莊園主們占有了大量的土地,農奴們沒有土地,雙方在經濟權力上極度不平等。地主們可以不參加勞動。地主提供生產資料如土地,農奴提供勞動。地主通過收取地租方式,無償占有了農奴的大部分勞動成果。設想最簡單的情況:甲擁有一塊土地,乙一無所有。那么甲可以不勞動,而雇傭乙,從而剝削乙的大部分勞動成果。如果甲乙二人共同占有這塊土地,那么甲很難再剝削乙。

而在趙系看來,假如一個地主有一大片土地,而有10個農民沒有土地。地主雇傭農民耕種土地,地主提供土地,農民提供勞動力。地主不投入任何勞動就通過收取地租獲得了土地上的大部分收入。而且地主還可以把土地產權給他的兒子孫子,他的家族可以世世代代如此永遠持續下去,有了土地產權,啥都不用干,就啥都有了。假如趙系認為資本家們對工人沒有剝削,假如趙系主張保護資本家們的自由和人權,按照這種邏輯,也必須保護地主們地自由和人權,他們應該回到封建社會。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里,眾多企業被一小撮資本家所有,廣大工人喪失企業所有權,這雙方在經濟權力上極度不平等。一個工人如果失業就無法出賣勞動力則無法生存,而資本家則可以任意處置如侮辱、解雇這個工人,因為門外還有更多工人在排隊等待雇傭。資本家提供工廠等生產資料,工人提供勞動力。因此資本家根本不用參加勞動。資本家憑借這種企業所有權,就可以雇傭工人,無償占有工人的大部分勞動成果,從而獲得極大的收入。因此,工人得到的工資,僅僅是自己勞動成果的一小部分,只能勉強維持生存。只有工人們共同占有了企業,那么資本家則成了工人階級的一員,如果他不勞動,便沒有任何收入,只有如此才能消除剝削。

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經濟越發展、技術越進步,對工人的剝削越厲害:

【生產資本愈增加,分工和采用機器的范圍就愈擴大。分工和采用機器的范圍愈擴大,工人之間的競爭就愈激烈,他們的工資就愈少。】(馬恩選集,第一卷,P372)

馬克思指出,工人越勤奮,他工作的愈多,他所得的工資整體上看來就愈少,資本的增值就越快——因為他越勤奮工作,他與其他工友之間的競爭就越激烈。

總而言之,【資本的利益與雇傭勞動的利益是截然對立的。】(馬恩選集,第一卷,P371)

趙系說,蛋糕做大了,資本做大了最終對工人也有好處。馬克思其實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批評過他:

【即使實際工資……增加的情況下,只要實際工資不是和利潤同等地增加,相對工資還是可能下降的。比如說,在經濟興旺的時期,工資提高5%,而利潤卻提高30%,那么比較工資即相對工資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了。……所謂資本迅速增加對工人有好處的論點,實際上不過是說:工人把他人的財富增殖得愈迅速,落到工人口里的殘羹剩飯就愈多,能夠獲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會多,依附資本的奴隸人數就增加的愈多。……工人的物質生活改善了,然而這是以他們的社會地位的降低為代價換來的。橫在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社會鴻溝擴大了。】(馬恩選集》,第一卷,第372頁)

趙系可能還會說,資本家和地主不同,資本家也參與了企業管理。

我們知道,資本家階級在產生的初始階段可能還較多地參加一部分勞動。但是由于資本家擁有企業所有權,而工人沒有,這種權力上的不平等必然導致剝削,所以資本家所獲得的收入一定會高于他勞動創造的價值。隨著資本的擴大,理論上看,企業里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過雇傭勞動的方式來解決,如雇傭職業經理人,雇傭技術員,雇傭體力勞動者。而資本家們則逐漸可以完全脫離勞動,他什么都不用干,僅僅憑借企業的所有權來剝削其他人的勞動成果。所以,既然資本家不投入任何勞動都能獲得大部分勞動成果,那么當他投入勞動時,也必然存在剝削。

可以說,職業經理人的出現揭破了所謂資本家養活工人的最后一層遮羞布,因為任何資本家的勞動都能通過雇傭職業經理人來完成,但職業經理人做同樣工作所獲得收入僅僅是資本家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由于資本家對工人有巨大的剝削,為了維持這種剝削,資本家一般會給高級職業經理人多于他勞動價值的工資。這就是說企業高管盡管不是資本家、沒有企業的所有權,但是他憑借他接近資本家的地位,參與瓜分了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也變相剝削了工人。以封建社會做比喻,資本家相當于地主,企業高管相當于家奴,工人相當于田奴,家奴比田奴日子好過多了。

如果消滅了企業所有權上的不平等,一個企業如果屬于全體勞動者共同所有,則誰也不能剝削誰。而這時,廠長、經理及工人的工資都是他們勞動價值的體現。在毛時代公有制國企下就曾經消滅了資本剝削,當工人們對企業擁有和廠長一樣多的所有權控制權時,廠長工資最高也就是工人的十倍。

總而言之,在私有企業里,一小撮資本家壟斷了企業所有權,而工人沒有這種權力,所以民營資本家可以剝削工人。這種剝削的根源就在于資本家對企業產權的壟斷。而在真正的國有企業,由于工人共同占有企業所有權,所以沒有誰可以剝削工人。

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指出的:“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不論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貴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侶,羅馬的市民,諾曼的男爵,美國的奴隸主,瓦拉幾亞的領主,現代的地主,還是資本家”。

自私有制產生以來的人類歷史,都處于這樣的一個階段:生產資料相對被少部分人壟斷,而龐大數量的勞動力之間則是相互競爭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也是如此:生產資料被資本家階級壟斷,而同時,勞動者之間卻在相互競爭,相互比賤,使工人的工資僅僅維持在工人勞動力勉強完成簡單再生產(即生存并撫育后代)的水平上。

一般情況下,上層建筑本身是受經濟基礎所決定的。在以往歷史上的任何一個社會階段,官僚們要想獲得長久的持續的穩定利益,必然要依附于從事生產的、在經濟活動中占主導地位的剝削階級。比如,封建皇帝其實是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和最大的地主。美國總統往往是資本家階級的總代表或出身于大資本家家族。

中國當前官員的腐敗行為分兩類:第一,是一般性的腐敗,是指官員對國庫、對國家財政收入的侵蝕。第二,是官員利用手中權力為大資本服務獲得高額傭金或者直接變身成大資本家。在八十年代,第一種腐敗是中國社會的主要腐敗形式。但是自從90年代中國生產資料大規模私有化后,后者的規模已經遠遠超過了前者。在毛澤東時代,民眾對官員有廣泛的監督制約權力,但是趙系為了推進改革,以及隨著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推進,這些監督都被取消了。

B、批判趙系主張的資產階級多黨制

趙系人馬信仰的是自由主義理論,他們在政治上主張的是資產階級多黨制,他們用【“一黨制”不行,并且是肯定不行。】、【只一個黨,風險太大了!好起來還可以,萬一壞起來,那可怎么得了!】、【任何政黨都只能代表部分社會成員的利益,所謂代表絕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政黨是不存在的】等觀點來欺騙大眾,讓大眾支持他們的西式多黨制。

經濟理念與政治理念是統一的。趙系為何主張一切私有化?因為在他們看來資本家并沒有剝削工人,而政府和共產黨根本不可能代表人民,任何有機構都無法代表人民,讓某個機構代表人民監管國企是不可能的,因此國企只能私有化,讓資本家占有。事實上,在當前,如果政府和共產黨都不可能代表人民,那么沒有任何其他的組織可以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一個曾經代表人民政黨徹底壞了,墮落了,脫離了無產階級和勞動階級,人民大眾自然會首先施加壓力使這個政黨回頭走群眾路線,實在不行會選擇新的政黨來代表自己的利益。但是無論如何,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者都主張一個政黨代表其利益,而堅決反對多黨制。

在階級消亡面前,全民黨當然是不存在的。在徹底消除剝削階級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領域的存在和影響前,全民黨是不存在的。在這個階段,自由、民主、人權都是有階級性的。人民大眾享有民主自由,剝削階級便被專政,剝削階級享有民主自由,人民大眾便被專政。

當年,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就獲得了工人階級及農民階級等絕大部分中國人口全心全意的擁護。如果中國共產黨真正為人民服務代表絕大部分人的利益,那么的確就不需要多黨制了,即便是搞西方式的選舉,讓民主黨派合法化,最終也是共產黨一黨上臺,多黨制的存在便沒有實際意義。

趙系為何主張實行西方的多黨制?按照趙系自由主義邏輯推論,如果一個政黨無法代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利益,那么恐怕兩個也不行,十個也不行,甚至一萬個也不行。這正是自由主義的核心邏輯--自由主義認為,階級、集體、集體主義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僅僅是個體、個人、個人自由和個人主義。趙系就是按照這種邏輯,挑動共產黨分裂,挑動無產階級分裂,最終將無產階級分裂為無數個政黨甚至一個個自私自利無法團結起來的個體,變成一盤散沙。那樣趙系人馬及資本寡頭們就可以千秋萬代一統江湖了。

工人農民等底層勞動者和資產階級玩議會選舉游戲,往往很被動。最基本的問題是,人數眾多而處于社會底層的無產階級要組織起來,成本比資產階級要高很多。比如要培養無產階級的政治家、辦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媒體,首要的問題是缺乏資金。絕大部分工人為了生計不得不天天辛勤勞動,如果沒有資金支持,無法全力投身政治運動。假如要把美國五千萬的底層工人組織起來至少需要幾萬的全身投入工人階級解放的職業革命家,這批人光吃飯就需要大量的資本。所以,由于工人階級受資本家的經濟壓迫和剝削,根本無法享受形式上的政治民主和自由。

哪里像今天美國的大資本家們,已經將整個政治、權力的運作市場化了。大量的媒體、議員、學者、游說公司為大資本家們服務,拿資本家們的薪水。搞一次選舉,甚至到美國主流媒體上露個面宣傳下政治主張,都需要高額的花費,工人階級的代言人完全被排除在外。

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能最大程度上防止無產階級的政治家獲取政治權力。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家在他們的競爭中表現出彼此都是虛偽的兄弟,但面對著整個工人階級卻結成真正的共濟會團體。(《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頁)】當資產階級的輿論宣傳完全喪失公信力、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們通過艱苦努力將工人階級逐步組織起來的時候,資產階級往往通過專政手段鎮壓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運動。

在美國,自由主義是主流意識形態,但美國統治集團卻害怕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美國的著名學者喬姆斯基并不是共產主義信仰者,而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按照美國憲法的精神批判美國統治精英內政外交政策的偽善,結果喬姆斯基也遭受FBI監控和迫害,其文章完全被美國主流媒體封殺。
在美國,連愛因斯坦、卓別林、海明威這些科學界、文學界、藝術界的世界知名人士因為思想同情工人而遭受到美國資產階級御用專政工具FBI的迫害,更不要說有一定影響的毛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
美國和西方表面上是多元社會、信仰自由。當你個人信仰共產主義,但你的力量影響微弱,對壟斷資本的統治毫無危害時,你擁有一定的自由。當你有一定影響時,就會遭受FBI等資本專政工具的迫害。當你試圖將勞動階級組織起來,對資本統治產生重大危害時,直接的專政、暗殺甚至大屠殺就開始了。
 

其實,一黨制不等于沒有民主監督,比如毛時代共產黨。而多黨制不一定有民主監督,比如今天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名為兩黨,但其主要政策觀點又大同小異,實為一黨。名為兩黨競爭、兩黨監督,實為兩黨勾結、兩黨分贓,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是壟斷財團的狗腿子。美國官員及精英階層所受的監督,遠遠比不上毛時代干部所受的監督,甚至也比不上香港回歸前公務員所受的監督。

總而言之,勞動階級的利益,只能有一個政黨代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雖然搞出多黨制來迷惑工人(比如美國資產階級弄了個民主黨迷惑美國工人),但是所有能夠執政的政黨,其本質上都代表資產階級利益。表面上是多黨輪流執政,實質是一黨一階級之獨裁專制。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是你死我活水火不容關系,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政黨與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也是如此,根本無法通過資本主義議會游戲達成共識和和諧。沒有超階級的民主,也沒有超階級的議會,這已經是被歷史反復證明的真理。

4、趙系人馬之所以權力強大,是因為他們和腐敗官員及國內外大資本家融為一體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腐敗最賣國的官員就是那些趙系官員。在中國,自由派文人和腐敗官員通奸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最普遍的傳統。自由主義傾向的阿克頓勛爵說,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歷史業已證明這句話只有對自由主義者來說才是真正恰如其分的。因為人類有文明以來的歷史中,前資本主義社會中有大量的傳統宗教的信仰者曾掌握權力和資本,但不曾腐敗。而社會主義社會中更有無數共產主義信仰者曾掌握權力但也未腐敗。相反,在歷史上和現實中,那些自由主義信仰者一旦掌握權力和資本,我們還找不到不腐敗的案例。因為無論是傳統宗教還是共產主義價值觀,其核心都是強調人應追求精神價值—人應該無私、集體主義、利他,盡管前者是愚昧的而后者是科學的。只有自由主義價值觀才將物質享受當做價值核心:所謂自由主義的核心不過是個人主義、個人利益、個人權利、自私有理、金錢崇拜等理念。總而言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哲學,就是教人腐敗、自私、自利的哲學,同時也當然是為這種腐敗和自私、自利辯護的哲學。

眾所周知,國企最大的問題是私有化改制導致的國資流失,其規模數量級高達百萬億。90年代以來,大規模的國資流失到那些大資本家手中,其中很多人是趙系改革派官員的親屬。而許多趙系官員刻意制定對資本家有利的政策,伙同國內外資本家掠奪國企財富。中國國企改革、國退私進的私有化進程伴隨的國有資產流失是共和國第一腐敗大案,其腐敗金額遠遠高于其他類型的腐敗金額總和,其危害更是難以估計。但由于追究國資流失可能會撼動資改派的私有化路線,所以資改派官僚一直竭盡全力阻止勞動者對國資流失的追究,資改派甚至猖狂到命令司法機關對涉及工人維權、國企改革案件不予立案的程度。伴隨著國有企業被資改派扼殺,多少勞工大眾失去了國家主人身份,淪為受資本家階級剝削的奴隸。由于中國不能侵略其他國家,中國勞工階級的苦難程度遠遠高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來到人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中國資產階級的產生和其他國家一樣是極其血腥的,中國的國資流失及私有化進程,和英國資產階級搞的羊吃人、美國資產階級搞的屠殺印第安人,日本資產階級屠殺中國人一樣,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最無恥地資本運動。

除了侵吞國有企業,本文列舉幾個趙系官員腐敗及賣國的案例。詳見附錄。

崔武年曾在中組部任職多年,李銳也在中組部任職多年,而趙老太爺曾經是黨的總書記。可以想象,他們究竟在中國體制內安插了多少人馬。毫無疑問,凡是支持和同情崔武年一文觀點的官員,都是潛伏下來的趙系人馬。89年,他們的第一梯隊公開和中情局配合試圖瓦解中國,第一梯隊由于暴露充分,被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王震、彭真、薄一波、宋平等元老清查處理了不少,他們一度在高層也比較孤立。但是,當時資本主義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路線的弊端尚未充分暴露,想學習資本主義的優點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觀點很普遍,因此,我黨對趙系人馬的清查十分不徹底,所以趙系第二梯隊、第三梯隊借機潛伏下來了,二十年來,他們一直在逐漸向黨內和民間積累勢力,他們打著改革開放的招牌,執行趙老太爺的理論,用新自由主義改革將中國推向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并把改革失誤的責任推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煽動群眾情緒去仇恨黨和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不僅欺騙了不少的無知的民眾,甚至影響了不少省部級以上的官員。

更重要的是,再加上國內外大資本家的鼎力支持,趙系人馬可以說是當前中國最腐敗、最賣國也最強大的政治勢力。而像薄熙來這種真正為人民服務的干部,雖然得到人民的大力擁護,在黨內反而有點被趙系腐敗官員孤立起來的感覺。如果中國縣以上干部中,腐敗的、賣國的、跟國內外資本勾結的居多,在這個人群中搞民主選舉,那么薄熙來一定得票很少,而趙系推出的代表肯定得票最多進而問鼎最高權力,這就是趙系極力鼓動政治體制改革、搞黨內民主的一個重要原因。只不過由于黨章憲法的制約,趙系官員尚無法正式公開亮相和活動而已。崔文發表并大行其道這個現象說明,這批人已經開始撕開面紗、躍躍欲試了。

今天,新自由主義改革已經導致天怒人怨,資產階級自由化與新自由主義改革路線的弊端也已經充分暴露。如果我黨不對這些反社會主義的趙系官員來一次系統清查,如果不讓民眾真正知道是這些趙系官員在搞資本主義復辟、搞損害人民利益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那么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還是中間派民眾,其怒火最終會燒向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共產黨,那么,中華民族最終一定是蘇聯亡黨亡國的下場。

附錄1:崔武年:我對政治改革的十三點看法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0-25/5657.html

附錄2:

【材料1:據美華文章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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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兒子要為華僑城傷亡及侵占武漢東湖負責

深圳華僑城集團先是在武漢美麗東湖邊開發別墅遭當地人強烈反對和聲討,再是2010年6月26日深圳東部華僑城太空迷航項目出事,據報死6人,傷10人,內有中國留美學生。典型資本家式謀財害命,自然犯了眾怒。

廣東不少受惠于任仲夷提攜的現任廳局級干部涉貪層出不窮,眼下確實有重要的借鏡作用。

任仲夷是中共黨內最具欺騙性的“政客”人物之一,文革前在東北工作,官至黑龍江省委書記,1980年被胡耀邦派到廣東任書記。他在80年代離休后儼然以黨內“改革派”領袖之一自居,宣揚資本主義自由化,和中共黨內右派們互通款曲,高調吹捧自由民主并批評黨內腐敗現象,苛求他人。這邊廂,卻私下以權謀私,與趙ziyang像一個模子刻出來一樣。任仲夷通過關系,將大兒子任克雷轉戶口到深圳;又通過關系將二兒子任克非從北京某工廠調至廣東省委某部門任外事工作,一個“工人”開著紅色跑車滿城飆,這在80年代的廣州非常顯眼。爾后任克非在90年代初任廣州三元里“中央酒店”負責人之一(后破產被海航收購)。任仲夷與妻子王*表面上穿舊衣爛鞋,私下卻收受洋酒洋煙,吃香喝辣,由兩個身居要職的兒子提供大把人民幣享用。90年代末,任仲夷夫婦向中央提議讓趙**回廣東休息被否決。在趙ziyang逝世后,任仲夷畢恭畢敬在京向趙致意。當時中央有意婉拒廣東以任仲夷為首,吳南生、王寧(王石岳父、前廣東省政法委書記、公安廳長)為輔的離退休干部團上京,參加趙追悼儀式,但當時省委副書記陳紹基卻大筆一揮,同意這二十多人集體乘飛機北上,在全國獨樹一幟。趙系骨干陳紹基斂財至少50個億。】

【材料2:萬里與黃光裕兄弟

www.meihehua.cn

一般可以肯定,中國成功企業家背后都有一個高官。萬里與黃光裕是通過萬老四萬季飛認識的,黃氏兄弟二人在內蒙古倒賣電器。失敗,轉到北京發展。通過中間人認識萬里家人。黃發揮潮汕人公關送禮的傳統,成為萬里家的上賓。黃氏兄弟口頭禪:向銀行借100萬,要用80萬公關,20萬營運。憑萬里在北京市當過副市長、全國人大委員長的人脈,黃氏兄弟在北京很快爭到了地皮,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中間人后來都得到了黃氏兄弟給的一套豪宅。再拿件事實佐證:外界很納悶為什么萬里最疼愛的孫女萬寶寶(萬季飛之女),她既非演藝明星有收入,也無正式工作,哪里有那么多錢在巴黎上流社會當名媛、住豪宅,盡享風流?這些,都是由黃光裕兄弟的私下資助!現在黃光裕出事,萬寶寶也乖乖回到北京。現實不就是這樣嗎?我們不能批評萬里本人什么,但他家屬的行為,對中共黨內高層形象有嚴重傷害,當然包括對萬里本人。因為中央一直要求高官約束其家屬,萬里就不該自律嗎?】

【材料3:趙紫陽兒媳任克英 巴黎銀登陸先鋒

 《經濟日報》記者林安妮/聯合新聞網提供 (2009.08.11 11:15)

 法國巴黎銀行10日宣布,任命前美林中國投資銀行董事總經理任克英,出任大中華區企業融資部主席及行政總裁。她的任命案被視為是外商銀行重啟中國版圖爭奪戰的一影。

 彭博信息報道,任克英履新后,她將向法國巴黎銀行亞太區企業融資部行政總裁夏納恩定期匯報,法國巴黎銀行形容,“任克英的龐大人脈網絡和對市場的深入了解,將會成為投資銀行業務的寶貴資產。”

 任克英現年50歲,她是已故前中國總書記趙紫陽的媳婦,她的上一個職務是美林亞太區中國投資銀行董事總經理及主席。上月中,有關她即將跳槽法國巴黎銀行的傳聞,已傳遍中國投資銀行圈,但一直未獲得證實。

來源=臺灣《經濟日報》| 更多精彩內容,詳見《聯合新聞網》

  瑞信中國投行部晉升4高管 胡耀邦孫女任聯席主席

http://stock.hexun.com/2008-08-05/107907063.html

2008年08月05日

 早報訊 瑞士信貸集團昨天宣布了亞洲區(除日本外)投資銀行業務部四位高管的最新任命。五十歲的瑞信投行部中國區主席張利平被提升為瑞信亞洲區(不含日本)投行部副主席。

 胡知鷙是前國家領導人胡耀邦的孫女,她于2005年從美林轉投瑞信。肖志岳2007年11月加入瑞信,此前供職Herbert Smith律師事務所,曾參與多起中國國有企業上市事務。來源:東方早報】

【材料4:胡家子女的履歷

http://www.hljdaily.com.cn/lnrb/system/2009/08/10/010423389.shtml

長子胡德平,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次子劉湖,香港華潤集團常務董事,副總經理;三子胡德華,90年代從中科院軟件中心下海,1994年組建北京泰利特科技公司,從事金融、銀行和辦公室等軟件系統的開發。已故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三子。小女李恒(滿妹),葛蘭素史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外企高管。

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5/12/others051228zt.html

 【材料5:邱曉華。原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是一位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正部級學者型高官。2009年初因腐敗問題被中央紀委監察部嚴肅查處。

而此學者型高官正是全盤西化派在經濟領域的中間力量。

2000年11月6日,國家統計局主辦的《中國信息報》發表該局副局長邱曉華為課題組組長的文章《國有經濟成為經濟發展的控制性力量》。文章的中心內容便是大肆鼓吹“國退民進”,該文把我國工業分為196個行業,公然主張國有企業從146個行業中退出。宣稱:“退出146個行業,將39231家國有工業企業重組或改制,讓1376.3萬職工下崗、轉崗或失業,把7507.9億元凈資產出賣、轉讓。”同日,為了配合課題組的文章,該報發表頭版頭條新聞《國有經濟當退則退,146個行業不宜久留》,還發表了題為《給民營經濟以足夠的空間》的評論文章。這篇評論說:“國有經濟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一般經濟形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它不能是、也不可能成為市場經濟的基礎。它只能在特殊領域里存在和發展,并發揮特殊作用。因此,國有經濟必須從一般競爭性行業里逐步、有序地退出來。”“可以這么說,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主要還是民營經濟。”“因此,我國下世紀初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要通過發展民營企業,或者說發展非國有企業,來培育和塑造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

邱曉華之類可以說是“國退民進”的急先鋒,亦是國企非法地大批私有化的實際執行者。】

【材料6:郭京毅。2008年9月份,商務部條法司官員郭京毅因為在涉及有關外資并購的法律法規制訂和司法解釋時,收受外商賄賂,在法律上留“后門”偏幫外商在中國進行行業并購。

香港有媒體評論道:“如果消息屬實,那麼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宗曝光的經濟漢奸案件,這也是中國經濟主權淪陷的一個重要標志。”從郭京毅開始,涉外經濟領域隨后有五六位漢奸官員被查。

那么郭京毅在案發前是怎樣一幅嘴臉呢?

2006年,高盛集團并購中國最大的肉類加工企業雙匯集團引起爭議。關鍵時刻郭京毅發言:

郭京毅對“外資并購威脅中國經濟安全”的觀點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不是每個行業都涉及經濟安全,一家火腿腸生產企業的并購,與經濟安全的關系不大。

因凱雷收購徐工案引發對外資收購國內龍頭企業的爭議,使得多家類似公司的股權轉讓審批工作遭遇反復論證,于是有部分業內人士猜測有關部門在立法導向上意在“對外資設限”。對此,郭京毅強調,商務部新出臺的相關規定,是為了完善相關法規,使得并購行為更加規范,不會以“對外資設限”為首要目的,吸收外資的積極性并沒有降低。(上海證券報 2006-12-01)

郭京毅在溫州舉行的“2006民營企業對話世界500強論壇”上說,對于凱雷并購徐工、國美并購永樂、法國賽博(SEB)并購蘇泊爾等近期廣受關注的并購案件,商務部正在按有關條例和規定審查上述案件,及時完成審查。

今年8月,商務部等六部委制定了《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郭京毅說,雖然有輿論針對這部規定而懷疑中國要關閉引資大門,但是制定規定的出發點是允許鼓勵外國投資者并購國內企業,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利用外資不動搖,制定方都認為將繼續擴展利用外資的渠道。(新華社溫州2006年11月10日電 )

據上海證券報報道,商務部條約法律司副司長郭京毅在11月10日舉行的“2006民營企業對話世界500強”論壇上表示,關于外商并購國內企業所涉及的國家安全問題,這既是一個風險又或是一個安全閥門,擰多了,自己就會壞,所以政府也不會輕易動它。

今年8月份出臺的《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在社會引起了比較大的反響,對此,郭京毅表示,“允許鼓勵外國投資者并購國內企業,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利用外資不動搖,這是我們的一個出發點。”

郭京毅說,中國不是要對外資關起大門,而是要通過這個規定繼續擴展利用外資的渠道,允許外國投資者用股權出資的先決條件,允許國內企業和國外的企業進行換股交易。(中新網2006年11月13日電)

2007年1月26日,北京——北京大學今天公布了一份研究報告——《戴爾與中國經濟增長》,闡述了跨國計算機制造商落戶中國所帶來的巨大且日益提升的經濟效益。

這份報告是由北京大學深圳商學院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項目研究小組經過6個月的研究而完成,海聞教授擔任項目研究小組的領導。

該報告在由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北京大學和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聯合在京舉辦的“外商投資企業與構建中國和諧社會——經濟增長與社會責任”高層對話活動上正式發布。商務部服務貿易司司長胡景巖、條法司副司長郭京毅、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局長劉亞軍、北京大學副校長海聞、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常務副會長劉治本、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戴爾公司全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凱文×羅林斯、以及來自商務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科技部、信息產業部等政府部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北京師范大學、世界大型跨國公司、部分外國駐華使領館、商協會等機構的高層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動。(央視國際  2007年01月26日)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郭京毅等一干漢奸買辦,以擁護改革開放為幌子,大肆活動,毫無顧忌。漢奸買辦勢力如此猖獗,中國經濟安全怎能不危如累卵?】

【材料7:黃松有。08年12月08日 《華西都市報》報道:《前最高法副院長黃松有被查處后獲法學研究獎》。據了解,10月15日,黃松有被中紀委帶走問話,隨后即對其進行了“雙規”。 10月28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經表決,免去黃松有的最高法院副院長職務。據報道,黃松有主要涉及以權謀私、嚴重經濟問題和生活腐化,他是建國以來因涉嫌貪腐被調查的級別最高的司法官員。錢端升獎是我國法學界首個以個人名義設立的全國性獎項,已被國家認定為與霍英東獎、孫冶方獎和吳玉章獎等齊名的“部級獎”。相關負責人事后證實,在異議期內沒有人對黃松有獲獎提出質疑。

在黃松有被中紀委“雙規”后,中國法學界的主流精英竟然猖獗到以向黃松有頒發重要獎項的方式力挺之,向黨和人民示威。人民無不驚嘆于他們的猖狂與無恥。

實際上,同出于西南政法大學的黃松有與賀衛方等都是中國司法界的自由派、西化派主力。賀衛方認為司法不公“根本原因在于法院不能夠獨立地裁判案件”。( 7月13日 《經濟觀察報》)。在賀衛方、黃松有之流推動地司法改革中,以司法獨立地名義,“法官們形成了法官階層緊緊抱成一團,同時與實權階層和經濟寡頭們等社會精英聯盟的局面”。中國司法體系在毛澤東時代形成了好的經驗,要求法官走群眾路線、聽群眾意見、受群眾監督等,這些好的經驗被賀衛方黃松有們全面破除掉,開啟了中國司法西方化、腐敗化的、黑幕化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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