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歷史性選擇（之三）

        政治改革和毛澤東的遠見卓識

近幾年來，關于政治改革的問題，在中國很吸引人們的眼球。前有“08憲章”，近有“政治改革派”。

這些人的政治改革的口號，無非就是“要民主，要自由，要有話語權”，等等。這些口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會的，一定的愿望

雖然，在改革開放之中獲得了極大利益的“自由派”——包括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已經有了相當的經濟基礎；并且，也掌握了絕大多數的話語權。但是，他們覺得，與他們經濟收入和話語權不相稱的是，他們在政治上的權力，即在執政階層之中沒有他們的利益的，名正言順的代表，或者，沒能夠獲得主宰的權力。同時，他們之中的一些人也覺得，中國的腐敗如此之嚴重，也吞噬了他們的一部分利益。最后，他們覺得，中國目前的狀況離他們的目標，還有一段距離，而現在離他們的目標已經不是很遠。他們想學習美國的私企銀行，壟斷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基礎之后，可以綁架政府，要么，迫使政府來為他們經營的惡果買單，要么，可以改變政治權力，由他們組織政府。美國私企銀行的榜樣，使他們認為可以完全實現他們的目標。所以，他們需要“政治改革”——獲得決定中國政治局面的權力，或者如同他們已經壟斷了經濟上的主導權一樣，壟斷中國的政治權力。

中國的左派，以及在國企改革之中，利益被剝奪的絕大多數人，和新生代的，大量的就業沒有保障的大學畢業生。在世界性經濟危機和國內兩極分化日益嚴重面前，他們現在面臨著經濟收入沒有保障，正在為維持自己的生計而四處奔波的時候，盡管他們沒有時間和經濟實力而過多的關注政治改革，但是，他們也是希望政治改革，期望執政階層之中，有人為他們的生存和利益而仗義執言。

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他們都對目前的政治局面不滿意。盡管他們不滿的原因，很可能是恰恰完全相反的。但是，在一個問題上，則有完全相同的一點。那就是對政府官員的腐敗現象的一致認同和反對。比如有的人將腐敗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

所以，政治改革的確是一個比較能夠吸引社會注意力的問題。但是，政治改革如何改，這一點，才是最關鍵的。而且，這一點，才是左派和右派的，根本的沖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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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目前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自由”最強烈的人，往往是那些手里掌握有一定的權力，特別是話語權的人。因為只有這些人，既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又掌握有話語權。他們壟斷了話語權，完全排除與其完全不同的觀點，在他們所壟斷的媒體，發出他們自己的，成為唯一的觀點的聲音的人。他們爭取“民主和自由”的目的，是為了他們的私利，雖然，在客觀上，這些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會大眾的政治權利。但是，他們對“民主，自由”的取舍，完全取決于是否有利于他們個人的利益，而不是以是否有利于社會大眾的利益，來作為他們是否要求“民主，自由”的，決定性的因素。

中國目前的狀況，在經濟領域是危機潛伏，在社會領域是兩極分化，對立嚴重。而無論是經濟領域的危機潛伏，還是社會領域的兩極分化，都是目前中國所遇到的所有的問題之中，最嚴重的兩大問題。面對這些中國急需解決的問題，難道他們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是比解決這兩大問題，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更加迫切？或者，中國的政治改革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靈丹妙藥？

美國的私企投資銀行，在美國政府所頂禮膜拜的“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國策下，引發了次級債，及其連鎖反應，造成了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債務危機——歐盟的債務危機。而最近，美國第五大的金融機構——曼氏金融MF，在歐盟的債務的巨虧，所造成的破產，很可能會形成惡性循環，再次沉重的打擊美國的金融系統。而無論目前這些狀況是否惡化，就目前美國和歐盟的債務危機，也一定會對中國現實的，和今后的經濟產生不利的影響。這是中國經濟的，潛伏的和現實的危機之一。

其次，這次持續了四年的經濟危機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市場化”和“私企”。在這次的經濟危機之中，美國的私企投資銀行既不遵守“自負盈虧”的，公平的貿易原則，不愿意承擔自己經營的惡果，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對這些私企進行拯救；又綁架了美國政府，使其為了拯救被這些私企造成的經濟危機，而負債累累。所以，“市場化”和“私企”是這次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而中國幾十年所實行的，恰恰是在推行“市場化”和“私有化”。今年年初和前不久，天則經濟研究所和吳敬璉還在為國企“私有化”而公開招魂。把美國，歐盟的國家和政府逼到破產邊緣的“市場化”和私企的現實，難道不應該成為中國避免重滔覆轍的前車之鑒嗎？難道造成美國和歐洲債務危機的，不是這些國家所實行的“市場化”和“私有化”——私企嗎？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什么天則所和吳敬璉對造成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現實及其原因閉口不談？你們敢不敢在全國公開對世界性經濟危機及其原因進行辯論？難道不應該對這些錯誤的，引發了美國和世界的經濟危機的經濟理論進行批判嗎？這樣的批判，難道不會對中國今后的經濟的持續發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避免陷入美國和 歐盟的目前的種種危機，是必須和有益的嗎？難道美國的“市場化”和私企會引發世界性經濟危機，而中國的“市場化”和私企就不會造成這樣的經濟危機嗎？溫州私企所發生的倒閉潮，難道不會對溫州和中國，產生沖擊嗎？中國的“市場化”和私企所產生的現實問題，難道比所謂“政治改革”，對中國而言，應該處于次要的地位，還沒有“政治改革”那樣重要嗎？

最后，這一次由美國私企引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惡果，由此造成的美國和歐盟的國家債務，竟然不公平的要由美國（美國的國債最終是要由美國的稅收來解決）和世界（美元的泛濫和貶值就是向其他國家轉嫁危機）絕大多數人來償還。正是這種不公平，造成了世界性經濟危機轉變成了政治危機——“占領華爾街”，并且由此而獲得了越來越多的人的支持。在中國，究竟是誰，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國家的媒體上宣傳“美國不會發生金融危機”，“美國的金融危機不會變成經濟危機”，“美國不會發生債務危機”，“美國的危機不會對中國經濟產生沖擊”，“中國不會發生通脹”，“中國不會發生滯漲”······，現在，這所有的，由中國的一些冠冕堂皇的人的口中，所發出的聲音，都已經被現實證明，是對中國和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趨勢的，錯誤的判斷和對人民的欺騙。如果繼續讓這些人壟斷和霸占著國家的權力，難道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是有利的嗎？這難道也是公正和公平嗎？而在中國，鼓吹和發出以上的言論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積極鼓吹“政治改革”的人。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他們這些鼓吹“政治改革”的人，不顧中國的經濟發展急需進行拯救，和中國的兩極分化比政治改革更加急需處理的現實。他們致中國的這兩大經濟和政治問題于不顧，而只是關心有利于他們的所謂“政治改革”，實際上是為了他們的私利，是為了能夠奪取和獲得更多的政治的權力。

所以，“政治改革”，必須首先把這些制造了中國的經濟大起大落，中國的社會發展兩極分化的政客，和那些鼓吹“私有化”，“市場化”并且壟斷了話語權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對他們導致中國經濟和社會陷入目前局面的錯誤行為的人，毫不猶豫的實行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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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確需要更多的“民主和自由”，但是，這種民主和自由，并非只是給少數人，而不給大多數人。

近幾年，“與國際接軌”成了中國最時髦的口號。但是，為什么世界資本主義國家都有的，包括公務員在內的“罷工”的權力，在中國，卻是非法的呢？為什么這一點就不“與國際接軌”呢？中國的憲法，在文化大革命之中，“罷工”的權力是由毛澤東提議而寫入的。這難道不是毛澤東給中國的大多數人的“民主和自由”的權力嗎？究竟是誰，將毛澤東的憲法之中，給以大多數人的這種罷工的權力，給剝奪了，并且從中國的國家大法——憲法之中，取消了的？

中國目前鼓吹“政治改革”的人之中，其中有一些人，自從改革開放開始，就瘋狂的反對所謂毛澤東的“獨裁，專政”，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包括反對“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和大辯論，以及罷工的權力的人。而現在，他們卻又要求實行“民主，自由”。似乎在中國，只有他們才是講“民主”的人，只有他們才是民主的斗士。。

今年以來，胡xx提出要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筆者不知道，胡xx是否依然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之中，憲法賦予絕大多數人的“罷工”的權力？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現在這樣的做法，難道不是“獨裁，專制”嗎？這難道不是剝奪了絕大多數人的“民主，自由”的權力嗎？當今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里，都有“罷工”的權力，難道社會主義國家里的大多數人，倒沒有這種權力？現在難道不是要與國際接軌嗎？如果說，目前的這種做法是錯誤的，要給以絕大多數人有罷工的權力，那么，顯然，文化大革命才給以絕大多數人的罷工的——民主和自由的形式之一的權力，就不應該否定的。這樣，胡xx如果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顯然就是在否定和反對給以絕大多數人“罷工”的權力，就是在搞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獨裁和專制！這樣的推論難道不對嗎？所以，如果其堅持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話，那么，他就是一個口頭上講“民主，自由”，而實際上卻要剝奪絕大多數人的民主，自由的權力的，只是給少數人“民主和自由”的權力的，以社會主義“政治改革”面貌出現，實際是維護少數人——即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力的政客。（對于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筆者將在另外的文章之中，進行分析）

或許有人會認為，現在比起文化大革命以前，實際的民主和自由，已經有了很大的改進。的確如此?，F在互聯網上，盡管還有許多管制，但依然有對國家政策的批評，對貪官污吏的痛斥，有如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四大。但是，首先，這樣的行動，難道不是在復制和繼承文化大革命的民主形式嗎？由此可見，文化大革命的四大，的確是毛澤東和憲法給以社會大眾民主的一種形式。這樣，現在這些民主形式的復制，就證明了，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論斷是錯誤的。而且，恰恰相反，現在出現的，這一文化大革命的民主形式，是歷史的必然的選擇。無論什么人，無論是以什么“社會主義”或者是馬克思主義的面目出現，都無法壓制和取締，消滅這一由毛澤東首先為人民爭取到的，民主形式的法律保障。其次，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是由于國家政策出現了極大的錯誤。遠的說，從改革開放以來，主流經濟學家們所宣傳的，國企改革“冰棍”理論，“所有者缺位”論，“產權不明晰”論。近的說，從美國發生金融危機以來，壟斷了話語權的人，對全國人民所作的宣傳之中，表現的淋漓盡致：“美國不會發生金融危機”，“美國不會發生經濟危機”，“美國不會發生債務危機”，“美國的經濟危機不會沖擊中國”，“中國不會發生通脹”，“中國不會發生滯漲”?，F在，在這些壟斷了話語權的人的宣傳之中，這所有不會發生的情況，竟然都一一發生在了全國人民的面前。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還要壓制社會大眾的不滿 ，不許他們對那些欺騙和蒙蔽他們，掌握了話語權的少數人的表達不滿，那么，“改革”就一定會變成“革命”了。最后，如果我們的憲法，沒有賦予并且保護社會大眾這樣的民主和自由的權力的話，那么，這一權力的獲得和實行，就是沒有保障的，就是只能夠由少數人以他們的喜惡來決定，是否施舍給社會大眾了。同樣，如果憲法規定了社會大眾的這些民主和自由的權力，而執政階層或者某一些人故意壓制社會大眾的這種權力，那么，社會大眾就可以運用憲法作為維護自己民主和自由的權力，以起訴或者其他憲法規定的法律武器，進行斗爭。所以，憲法有沒有保護這些民主和自由的權力，并非是一個可有可無，而是事關保護民主自由的法律保障問題。

這是從民主，自由和政治改革，就中國的現狀及其歷史，以及對大多數人實行“四大”和罷工權力——民主的一種形式，和對一些要求以“民主，自由”作為政治改革的人的言行，所作的分析。

由此，政治改革的第二點，就是必須要盡快的，和堅決的恢復憲法給以絕大多數人以四大和罷工的權力——即實行民主的一種形式。并且提供國家憲法在法律層面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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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和“罷工”的權力，是由于毛澤東，才在文化大革命時，在中國的憲法里給以保障的。而在改革開放的時候，卻被取消了。那么，面對這樣的事實，筆者想對那些宣傳毛澤東獨裁，專制的人請教：究竟是在中國的憲法之中，以法律保障形式，給以了絕大多數人“四大”和“罷工”的權力的人，才是講“民主，自由”的人？還是說，是那些取消了中國憲法里的四大和罷工權力的人，才是講“民主，自由”的人？難道取消在憲法里，對大多數人的四大和罷工權力的人，倒是給大多數人“民主和自由”的人？難道社會主義的民主和自由，就是這樣的？所以，這樣的歷史告訴我們，是毛澤東，才是真正將民主和自由給以社會大眾的人。而不是現在那些高呼“民主，自由”的，或者是要搞“政治改革”的人，給以社會大眾的。而恰恰是那些以前反對毛澤東，反對文化大革命，包括否定人民四大和罷工權力的，認為毛澤東獨裁，專制的人，現在卻以“民主，自由”的口號，以為民請命的姿態，騙取社會大眾的支持，為他們的私利而奪取和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力。但是，他們至今還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給社會大眾的四大和罷工的民主和自由的權力，這難道還不足以清楚的表明，他們反對給以社會大眾的民主和自由的權力的真實面目嗎？所以，他們的所謂民主和自由，并非是給社會大眾的，而只是給他們自己的。

“民主，民主，多少罪行假爾名而行”這是一位哲人，對一些人利用民主，來達到其目的的行為的，精辟的分析。

我們不要忘記：希特勒難道不是由德國的民主選舉產生的國家元首嗎？······。同樣，美國對中國的干預——在新中國成立以前對國民黨的支持，難道不也是由其民主選舉出來的總統所下令而實行的嗎？······。

同樣，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之后，也不是有過“民主”選舉蔣總統的歷史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英國，法國等等國家的，民主選舉出來的總體，難道不是代表了這些“民主”的意愿，選擇了對德國的投降嗎？當時這些國家的絕大多數人，難道是反對這些投降行為，都起來反抗的嗎？這些現象，難道不是在所謂“民主”的口號下，堂而皇之的以“民主”的面貌出現的嗎？

當今世界正處于債務危機之中，美國，希臘和意大利等等國家，難道不是由民主選舉出來的政府嗎？這樣的民主選舉出來的政府，造成了世界性經濟危機，債務危機，難道這樣的民主，也是值得世界為之而自豪和仿效的嗎？蘇聯解體之后，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掠奪，難道不也是在民主的口號下，堂而皇之的實行的嗎?美國，歐盟許多國家對利比亞的戰爭行為，難道不也是在民主選舉出來的政府的決定下，實行的嗎？這難道也是民主的，值得夸耀的事情嗎？如果這樣的民主也是值得夸耀的話，那么，我們也應該夸耀希特勒了······。

所以，不要把民主當作十全十美的東西。當然，民主是必須的和需要有法律保障的。特別是必須要讓不同的聲音，能夠呈現在決策層面前。但是，民主并非就一定是正確的。

筆者并非認為，中國不須要民主。恰恰相反，筆者認為，中國很需要民主，中國很需要把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大多數人被剝奪的民主——四大，迅速恢復，并且給以法律保障。

同樣，筆者并非反對政治改革。當政府和國家，如同希臘那樣，被私企和奉行“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政府迫入破產邊緣的時候；當政府被私企所迫，不公正的用社會大眾的血汗錢，去拯救私企，而使政府陷入負債累累的時候；當政府被私企所綁架，用天量國債拯救私企，政府負債累累卻要由社會大眾來償還的時候；當世界已經被私企和奉行“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的政府迫入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債務危機和政治危機，而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卻置世界大局不顧，依然在鼓吹“國企私有化”的時候，難道不應該對這樣的政治，進行改革嗎？難道不應該對那些保護和縱容這些，為了私利而喪心病狂的政府官員，按照憲法實行追究責任，他們難道不應該引咎辭職嗎？難道中國也要等到被私企迫入破產邊緣，如同美國，希臘，意大利等等國家，和中國溫州私企將政府和國家，地區迫入破產邊緣那樣，將中國也迫入破產邊緣的時候，那些鼓吹“國企私有化”的政府官員和主流經濟學家們，才心滿意足嗎？以國企“沒有效率”，和國企“壟斷”，來作為“私有化”的理由，難道就不怕由私企壟斷國家的經濟和政治權力，而將中國迫入破產和 四分五裂嗎？

當今中國存在的兩極分化——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使社會大眾不由得想起，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口號：“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今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社會的接軌，已經清楚的證明了，毛澤東的這一預見，是何等正確！同樣，現實把那些將毛澤東及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稱之為“個人權力斗爭”的言論，打得粉碎。這的確是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而不是什么個人權利的斗爭。當然，由于道路和路線是，而且一定是由不同的人來代表的，所以，以“個人權力斗爭”所表現出來的后面，是兩條不同的道路和路線的斗爭。對此，鄧小平在其最后的年月里，所曾經說過的，如果產生了兩極分化，就是走了“邪路”的話，也在一定程度上，隱隱約約承認了，這是“邪路”和“正確的路”——即兩條不同的道路和路線的問題。

無論是當今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的現實，還是社會大眾的四大和罷工權力的法律保障的缺失，都清楚的證明了，毛澤東的遠見卓識。

中國的大多數人，和中國共產黨黨員們，當你們面對著，以前曾經有過的，憲法保障的“四大”和“罷工”的權力，而現在卻失去了這種權力的保障的時候，你們有何想法？當你們面對著一些人心目之中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實際的資本主義的，現實之中的兩極分化的時候，你們難道不認為，毛澤東的確是一個有遠見卓識的人嗎？

 徐強

                             201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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