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丁1971年訪問陳永貴：陳永貴談對“共產風”和“窮過渡”的看法

老田按：根據萬里后來披露的回憶文章，他說“農村第一步改革過程中怎樣同‘左’的錯誤作斗爭，大體有三個回合”：“頭一個回合是突破學大寨的框框”“第二個回合是突破‘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第三個回合是突破‘不許包產到戶’”。（《張廣友 韓鋼：萬里論農村改革》，載“三農中國”網站，下面引文同）萬里這個對農業(yè)改革的理解，對于分田時期的宣傳有很大的主導作用。

萬里為什么要堅定不移地“突破”“學大寨”的框框呢？這源于他對大寨經驗的一個政治化的理解，他希望通過批判大寨來實現批判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錯誤”的目標，把批判大寨聯系上否定“四人幫推行極左路線”的政治需要，因此，正確的態(tài)度只能是選擇與大寨經驗勢不兩立。他對學大寨的理解值得記錄在案：“‘文化大革命’時期，毛主席號召全國學大寨，要樹這面紅旗，事情就走到反面去了。中國這么大，農村的條件千差萬別，只學一個典型，只念大寨‘一本經’，這本身就不科學，就不實事求是。何況這時學大寨，并不是學它如何搞農業(yè)生產，搞山區(qū)建設，而是要學它如何把階級斗爭的弦繃緊，如何‘大批促大干’。農村‘四清’中，曾提出基層‘四不清’干部有走資派做后臺，后來又提出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問題，黨內資產階級的問題，逐步形成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錯誤理論。有些人就吹捧大寨不是生產典型，而是政治典型，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典型。大寨也自我膨脹，以為自己事事正確，一切正確，一貫正確，把‘左’傾錯誤惡性發(fā)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成為‘四人幫’推行極‘左’路線的工具。”

正式因為萬里把突破學大寨作為一個政治上“撥亂反正”的要點來看待，所以，學大寨就必然意味著肯定了毛澤東那一套“政治不正確”，既然大寨在政治上“該死”，那么現實中間的學大寨就只能有“負面”的表現，不然就無法實現否定大寨經驗進而批倒極左路線和繼續(xù)革命理論，所以萬里看到的大寨典型只能是這個樣子：“定遠縣嚴橋公社有個紅崗大隊，是省里學大寨拔尖的典型。我去一看，莊稼似乎長得還可以，但仔細一了解，所謂‘學大寨’實際就是推廣‘大批促大干’，取消自留地，不準搞家庭副業(yè)，推行‘大寨式’的‘大概工’。最糟糕的是強調算政治賬，不必算經濟賬。”根據萬里的優(yōu)秀理解，大寨干了些什么，陳永貴說了些什么，都已經不算數了，毛主席周總理推廣大寨經驗時總結的是什么經驗，那都不重要了，必須按照特定時期的政治需要來進行負面表述，只能羅列負面材料以證明學大寨是荒謬的、有害的。杜潤生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間，說到他自己在制造分田輿論時，有兩個大的動作：一是否定農業(yè)學大寨的宣傳熱潮，一是為鄧子恢平反（這個平反僅僅是一個宣傳活動，鄧子恢原本就沒有遭遇任何冤案或者政治處分）。另外，杜潤生還回顧了胡耀邦要求宣傳“造林勝過治水”、通過制造“林派”和“水派”對立來進行批判，在報章上按照一個杜撰的口徑“以糧為綱、全面砍光”進行宣傳，杜潤生說這是一個不成功的宣傳切入點。（參閱《杜潤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參閱第121-125、166-169頁）

本來，毛澤東和周恩來對于農業(yè)學大寨都有總結，這在萬里看來那都不能算數了。但是為了比較，還是把相關總結拿出來羅列一下，便于比較和鑒別。1964年5月10日一11日，5月13日，10月19日，毛澤東在幾次聽取計委領導小組匯報第三個五年計劃設想時，作了一些插話，在這些插話中間，毛澤東總結的大寨經驗是“建設高產穩(wěn)產農田”和“干部參加生產勞動”“不向國家要東西靠群眾辦事”：“要注意種好16億畝。在這個基礎上建設4億多畝穩(wěn)產高產農田。”“要自力更生，要象大寨那樣，他也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干部不參加勞動，永遠‘四不清’，‘懶、饞、占、貪’，都由懶而來。”“農業(yè)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眾辦事。”（顧龍生主編《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595、599、613頁）按照萬里的說法：“周總理專門總結過幾條，特別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應當認真學習，發(fā)揚光大。”

一對照問題就比較明顯，萬里說毛主席是在文革時期要樹大寨這面紅旗，首先是時間對不上，毛澤東是在文革前推廣大寨經驗的；最為奇特的事情是，萬里說毛主席一要樹典型，“事情就走到反面去了”，至于毛澤東要樹什么，萬里沒有說，只解釋說全國那么大只有一個典型不好，萬里既然有這樣一個認識，很奇特的是，他自己后來又重復毛澤東的錯誤把小崗村這么一個典型推廣到全國去了。而且，萬里還很謙虛，自稱解放后沒有管過農業(yè)，又沒有多少經驗，但是在面對很有經驗的多數管農業(yè)的老干部時，對他們的共同憂慮——“農業(yè)部門的一些領導，認為包產到戶破壞了集體經濟，阻礙了機械化、水利化，思想很不通。”——卻那樣不屑一顧，不知道是什么道理。在萬里的極端謙虛和極端自信面前，管農業(yè)的老干部經驗是不起作用的，并且大寨自己所總結的經驗和認識也是無所謂的，正是按照萬里的高明理解，農業(yè)學大寨被重新表述為：窮過渡，共產風，大批促大干等等，這正是分田時期全國主流媒體的宣傳調門，事后與萬里的回憶對照一下，很容易看出其源頭所自。恰好，陳永貴還不是那種特別藏私的人，他的很多觀點和看法都是公開的，而且很容易找到；我們至今沒有聽說陳永貴授權萬里代表自己發(fā)言，改變自己從前的觀點，所以，看看陳永貴自己的認識，對照一下萬里的說法，還是有比較意義的。

文革期間，有人總結了“走資派”的四大政治策略（據說是林杰總結的）是：“政治斗爭無誠實可言，組織路線結成死黨，路線斗爭引導對方犯錯誤，革命造謠好得很。”看起來，萬里主導的分田宣傳，與毛周推廣大寨經驗時期的總結，與陳永貴本人的理解，實在是天差地遠，不能不讓人感覺到萬里先生是在做“革命造謠”的事業(yè)。

“革命造謠”只是一個手法問題，說到底，造謠只能更方便地找到突破學大寨框框的證據，還不能說明為什么需要造謠所支持的那個結論。這里，隱含了一個重大的理論認識問題，這一點應該提出來說，應該算得上是萬里的一個巨大的理論貢獻，他顯然認為要徹底顛覆毛澤東晚期思想，就必須顛覆人們有可能不為物質利益工作的假設。根據萬里的理解，意識形態(tài)的爭論中間包含著一個人為什么而活著、為什么而付出勞動的動機，顛覆了大寨經驗就實現了從人們理解的底層建立起“沒有物質利益人們將會拒絕工作”的現實支撐點，從而得以最徹底地顛覆繼續(xù)革命理論和實踐，為了達到這一理論目標，萬里需要推廣這樣一種看法：“我們認定，大寨那一套辦法保不能夠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而是壓制了農民的積極性，所以不能繼續(xù)學大寨那一套，而必須改弦更張，用新的政策、新的辦法去調動農民的積極性。”

也因為政治高于一切，所以，農村現實變革的宣傳都需要服務于政治需要，一切農村變革的成就和原因分析，都要滿足于論證改革在新的動機理論上的新成就，這樣，就必須把幾十年努力的成就在敘述上壓縮為僅僅是一個分田政策的結果，這樣就建立起了“所有的貧困和落后都來源于集體經濟”“所有的成就和發(fā)展都來源于分田到戶政策”，只要人們接受了這個解釋，那么，毛澤東晚期思想的全部支撐點就被顛覆了，這個“積極性決定一切”的論點能夠最大限度地支持萬里的政治目標，所以，分田輿論在喉舌上面都是這么安排的，最開始的源頭還是政治敏感性很強的萬里的一個經典總結：“回想一下改革以前，要什么沒什么，只能憑證憑票供應，什么糧票、布票，這個票那個票的，連買塊肥皂也要票。至于水果，什么香蕉、橘子呀，見也見不到。什么都缺，人們把這種狀況叫短缺經濟。現在完全變了，短缺變?yōu)槌渥悖踔磷優(yōu)轱柡汀Ｊ裁雌弊C也不要了，只要一個票，就是人民幣。有了人民幣，什么都可以買得到。”“發(fā)生這個變化的關鍵一條，就是農民有了積極性。幾億農民的積極性提高了，農產品便豐富了，市場供應便充足了。”

按照萬里對于意識形態(tài)轉型需要的深層次理解，只有在顛覆人們的工作動機的認識之后，才能更徹底地顛覆毛澤東晚期思想和實踐，這個關鍵認識看來還沒有為學術界所充分理會。為了推進對于改革經驗的深層次總結，就需要對照大寨經驗創(chuàng)造者的陳永貴本人的說法，看看大寨人自己是怎么說的、怎么做的，然后才能夠更好地理解萬里先生在新的意識形態(tài)理論建設方面的貢獻。

二○○九年一月一日

下文是韓丁1971年訪問陳永貴時的談話。摘自韓丁：《深翻》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第635-645頁

八十三　沃土豐收

大寨確實取得了值得學習的成就。有一個月，韓瓊和我曾看到了農業(yè)特大豐收——每畝玉米產1270多斤，高粱1700多斤，他們推土山造梯田，大寨農民利用豐富的黃土，用優(yōu)質土壤填溝造地，然後修筑石堰，把這種土壤固定在適當的地方。所有的石堰都呈弓形，象馬掌一樣都彎向山的方向。弓形石堰有足夠的強度，經得起七月暴雨造成的洪水沖擊。修筑這種梯田需要大量的勞力，每畝高達三、四百個勞動日，結果充分證明，這種嘗試是合算的，特別是冬閑季節(jié)，人們沒有事可做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氮肥廠把大氣中的氮和一氧化碳氣混合，能幫助保證新造的土地奪高產，這是大寨人民自力更生開山造地，充分顯示了他們的力量后，縣政府利用中央的撥款，修建了這座化肥廠。充分顯示了現代技術一旦和強大的集體力量相結合，所發(fā)揮的作用。如周恩來總理告訴我們的一樣，大寨并不是完全依靠自力生的典型，而是自力更生為主的典型。　

昔陽縣各大隊和公社，在改造完集體大面積土地后，開始把注意力轉向規(guī)模更加宏大，尚未開發(fā)的全縣五條河谷和荒山荒地上。

我們看到了綿延數公里的攔河大壩，把一條大河攔到河灘南側，而用人力運土，填平北側亂石滾滾的河灘。這樣造出的大面積平坦的土地，可以用河水灌溉，種植玉米、谷子、高粱甚至大量水稻。　

我們看到一條隧道穿過懸崖絕壁，使河流從原來整整半英里長的環(huán)形河道改道，大隊的農民用炸藥開通了數百米長的石山，建造攔河大壩，然後把土運到環(huán)形河床上，另造新地。僅這一項工程，就可使他們大隊的可耕地面積擴大一倍多。　

我們看到昔日貧脊的山頂上種滿了郁郁蔥蔥的樹木。為了確保樹木生長，大隊嚴格控制牧區(qū)和造林區(qū)域。石灰刷白了礫石，標出了牧區(qū)和林區(qū)，數里以外都清晰可見。　

除了大寨大隊修筑梯田外，大部分工作，是一九六七年陳永貴擔任昔陽縣革委主任后開始的。

陳認真聽從周恩來總理的勸告，避免在困擾山西的派性沖突中選擇派別，集中力量發(fā)動全縣學大寨。他幫助一個又一個大隊成立核心領導組，象大寨已經開始做的那樣，相信政治掛帥，先公后私。那樣，通過自力更生，大搞基本建設，充分發(fā)揮集體的潛力。這種重新組建的領導班子，促使全縣的生產顯著提高。　

農民把注意力轉移到改造山河后，工程的規(guī)模很快超出了個別大隊完成工程的能力。這些工程需要集中幾個大隊，全公社或幾個公社共同協力合作。因此，陳建議組織農田基本建設專業(yè)隊。由這些專業(yè)隊在公社和縣所創(chuàng)造的生產力和財富，展示了向更高一級的通力合作，更高一級的核算和分配單位過渡的可能性。　

把全公社組織成有效的生產合作社，而不是生產大隊的服務中心，突然變得切實可行了。甚至把所有生產單位合并成一個大型縣農揚，最終跨入國營農業(yè)的問題成了令人注目的中心，這是這一代以及在不遠的子孫后代，可能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當陳永貴談到他的希望和打算時，洋溢著一般具有感染力的激情。參觀的人們，通過短暫親眼目睹這些睛形，可以看見在富有創(chuàng)造精神的農民手中，中國農村具有的強大的潛在力量。

他興奮地憧憬新型的人與人的關系，將釋放出尚未發(fā)掘的生產力，而新的生產力反過來必定產生新的生產關系。這樣不斷地螺旋式上升擴大，把生產力推向前進。　

“這些年來我確實感受到的”，陳說，“是樂觀主義。”　

我們在傾聽他談話時，發(fā)現很容易和他共享樂觀主義精神，而且把樂觀主義看作中國農村一種具有重大意義的社會力量。　

一九六六年前，全縣的糧食產量從未超過七、八千萬斤，無論哪一年的年產量都沒有超過這個數字。我們二十萬人民耕種著四十萬畝土地，畝產二百斤，人均四百斤。這些糧食還得提供種子、飼料和食品，銷售給國家和糧食以及積累資金。如果一個人除去所有必需的糧食，每年就只剩下二百斤了。由於糧食產量低，賣給國家的糧食很少。一九六六年僅達到七百萬斤。實際上我們那年賣了一千四百萬斤，但是為了幫助人們過到第二年收獲季節(jié)，不得不向國家返還要回七百萬斤。　一九六七年，情況開始改變了。一九六七年，我們成立了新的革委會，制定了改變全縣落后面貌的計劃，開始了重新安排昔陽山河的工作。一九六七年以后，生產逐年上升，而且是直線上升。從一九六六年的全縣畝產二百斤到一九七一年畝產六百五十斤。你一作比較，就能看到這說明了什么。　

到一九七零年，全縣糧食產量達到二億斤，即人均千斤。所有這一切變化都是在短短四年中發(fā)生的。我們可向國家交售5200萬斤糧食。每年賣的糧食都在增加，人均口糧也隨之上升，

現在每人消費五百三十斤。一九六六年只有大寨大隊給國家制作粉條，現在全縣有三百多家粉坊，消耗1200多萬斤糧食。我們把所有的粉條賣給國家，支援城市發(fā)展工業(yè)。這是按標準交給國家糧食以外，額外的東西。一九六六年前，我們總是扣留糧食定額的百分之五，來加工這些粉條，但是現在我們不扣留一斤一兩，我們用各大隊的額外糧食制粉條。這個數字比我們過去賣給國家的糧食多得多，多好幾倍。這一切都有助於說明我們的盈余糧食在增加，我們的消費也在增加，都是由于我們的產量增加了。只有產量增加了，我們才能說，我們確實支援了城市，支援了新興工業(yè)，支援了國防和世界革命。　

今年如果沒有嚴重災害的話，我們應該收26 000萬斤，人均1 300斤。我們將把大約三分之一的糧食賣給國家，人均400斤，總計8 000萬斤，相當於一九六六我們縣的總產量。即使賣這么多糧，每人仍剩余九百斤。就是他們吃六百斤，還有三百斤糧食。我們能命令每個農民吃六百斤嗎?無論如何要把六百斤吃完嗎?幾乎不可能。說實在的，沒人能吃六百斤，甚至五百斤也吃不了。只是因為他們家庭有剩余糧食，就應該讓人們去自由市場出賣嗎?不行，我們應該教育人民積存糧食，我們糧食很多，就應該多積存一點。我們會命令大家把六百斤拿回家去。他們吃不完，就必須積存起來，把糧食保存在自己家里。我們大寨這里不太會背毛主席語錄，但糧食實實在在的在人們家里積存著。　

在斗爭過程中，人們已經改變了他們自私自利的個人觀念。如果你只是空談毛主席路線那么好，但是農民沒糧存，沒錢花，你什么事情也證明不了。政治斗爭和經濟斗爭非常尖銳，路線斗爭到處都很尖銳。凡是那些信口開河，高喊無限忠于而不肯苦干的人，其實并不那么忠誠。　

矛盾總會產生的，我們已經意識到我們縣先進單位和落后單位之間的矛盾。先進單位往往變得更先進，而一些一般單位卻遇到困難找不到出路。　

一個解決辦法是把小集體合并成大集體。但是干得不好的落后單位覺得他們應該走相反的路：試試搞小型組織。他們灰心喪氣，覺得自己太落后了，差距太大，發(fā)展太不平衡。他們想前進，但是又有憂慮，害怕其他人走得太快，他們落后的太遠了。　

所以我們必須提出新想法，制定新計劃。我們在考慮利用高級組織機構解決問題；我們還考慮如何幫助落后單位趕上先進單位，讓全縣平衡發(fā)展。我們也在考慮把增加集體儲備作為基本投資的手段，但是有人說：集體儲備過多，違背《六十條》。　

我們正在縣、公社和大隊試驗成為專業(yè)隊，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這種專業(yè)隊非常流行。現在每個大隊都有自己的專業(yè)隊，因此有人說，我們在刮共產風。這種謠言在山西流傳很廣，但是這的確不能叫做共產風。我們已經經歷過那種東西了，除了虛報浮夸外，共產風還包括把個人財產無償轉給集體，或從低級形式的集體單位無償轉給高級形式的集體單位。正如養(yǎng)豬的情況一樣。首先把豬轉移給公社，然後轉調飼料，首先要求大隊勞力修公社豬圈，然后占用大隊土地修豬圈。　

由於我們成立了專業(yè)隊，人們就說共產風又刮起來了，但是我們不同這種說法。　

專業(yè)隊集中勞力是為了搞土地基本建設，修水壩、建水庫。各地大隊提供一些東西，當年就可馬上見效。他們創(chuàng)造了以前不存在的生產力，根本不是原來意義上的一平二調。這些專業(yè)隊不是轉調財富，而是在創(chuàng)造新的財富。這并不是不合理的。他們是從基層單位派到大隊、公社甚至縣屬工程的人員組成的。現在在河邊縣農場干活的專業(yè)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許多人都參加了。　

一九六七年，我試著把某些大隊百分之十的勞力分配給集體工程。我們不知道這種分配，會對大隊本身的生產產生什么影響。我們不敢大規(guī)模的這樣做，只是動用了幾個大隊的人力，效果不僅不壞，而且大隊的產量也提高了。他們減少了百分之十的勞力，卻干得更加好了。　

我們?yōu)槭裁匆讶肆D調入專業(yè)隊呢?我們具有各種各樣的山溝、河流。怎么能在短時間內安排好呢?如果你真正想把它們安排好，就必須找到一種可以作為樣板的可行的辦法。當我們抽調大隊勞力時，并沒有影響他們的熱情，剩下的百分之九十的勞力比以前更加苦干實干，工作做得更好了。大隊勞力多時，他們認為勞力沒問題，時間充分，勞力充足，但是我們一調出一些勞力，大隊領導就警惕起來了，他們不再感到信心十足了。勞力缺乏激發(fā)了他們的積極性。盡管百分之十沒有多大意思，但是這一抽調發(fā)出了一個信號。我們一減少勞力，大家就都警覺起來了!大家都開始問：“我們怎么能解決這個問題呢?怎么才能動員普通群眾呢?怎么才能發(fā)展新技術呢?”干部積極起來了，他們開動腦筋，出主意想辦法了。人們每年出勤天數也增多了。

首先，我選定兩個可以淤灘造地的點，一個點在風竹，是個公社工程；一個在界都河，是個縣級項目。這兩個試點工程立竿見影成功了。人們看到用這樣短的時間集中勞力完成了這樣大的工程，他們承認了專業(yè)隊的優(yōu)點，我們抽調的勞力越多，他們在家干的越歡，產量也就越高了，從而推動了全年的生產。因此這兩個工程為全縣樹立了榜樣。　

我們在界都河修了一座很長的攔河壩，造地三千畝。我們在風竹淤灘造地一千畝。一年時間內，我們在修筑攔洪壩、水壩、墊土，并收割莊稼，在全縣分配的勞力的幫助下，界都河收了四十多萬斤糧食。風竹動用全公社勞力，收了十四萬斤。

我們總結了經驗，并組織參觀學習了這些地方，然后，我們要大隊討論勞力短缺的問題。于是，這兩個樣板的經驗傳開了。全縣人民開始了重新安排河山的工程。如果人們僅數數河灘的水壩、攔洪壩，就知道我們修了200萬立方米的石方工程，填土造地五萬畝。單從這些新造的地上，今年我們就能收大約三千萬斤糧食。我只計算了已經種上莊稼的土地，還有更多的土地正在修造，還沒有填造好或沒有下種。　

但是，象這樣的工程，堵住批評者的嘴了嗎?　

沒有。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零年，一些人仍然設法誹謗我們又刮起了共產風。從許多地方來參觀的人都說，他們聽到了這種說法。就我們而言，我們下定決心堅持我們的計劃，頂住這種誹謗，但是，盡管我們站穩(wěn)了立場，我們也確實不能放松警惕。遲早這些說法一定會傳到中央的。我覺得，如果中央領導同志能來這兒看看就更好了。如果我們做錯了，可以糾正；如果我們做對了，可以進一步得到肯定。去年，幾位中央委員終於來了。他們對看到的事情很高興。我們才發(fā)現我們原來組織的是“專業(yè)隊”。

中央委員們說：“你們有了‘專業(yè)隊’，沒有它大建設項目是搞不成的。”　

我們感到有中央的全力支持，於是站穩(wěn)了立場。我們不相信那種共產風的說法，如果分不清什么是共產風，什么是一平二調，什么是穩(wěn)步發(fā)展生產力，人們就不能搞這樣的大工程。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期間發(fā)生的事，是縣從公社，公社反過來又從大隊無償調撥物資。他們把資力雄厚地方的財產，調撥去填補資力貧乏的地方，這是把繁榮地方的財產轉移給貧窮落后的地方，這決不能增加任何財富，而只是重新分配已經存在的東西。

如果你只看到這個壞典型，不敢從下面調撥勞力，你就無法大干任何大型工程。那些指責我們刮“共產風”的人是不現實的。如果那是我們干的事情，我們的產量怎么能提高得這樣快，而且更快呢?那些不敢集中勞力的人，只是把人力壓了起來，他們害怕解放生產力。

大寨人生活得非常好，為什么呢?隨著思想轉變，土地改良了，產量也就變了。如果你要增產，你就得解放思想，改造土地，提高產量，你不能只坐在那兒吃老本。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了集體經濟的優(yōu)越性。如果集體不敢搞任何工程，不敢改造山河，改造土地，怎么能談到集體的力量呢?這就正好象大集體單位搞單干—樣，去搞小農經濟。我們必須批判這種吃老本，搞單干的個人主義的觀點，必須樹立起體現集體經濟優(yōu)越性的典型來。

當這種做法受到攻擊時，我們的第一個反應是：你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我們想干的事我們就是要干。后來，壓力很大，我們心煩意亂了。但是我們仍然堅持干我們想干的事。他們越是攻擊，我們就越批判。我們批判誰呢？劉少奇。我們把這一切叫作“劉少奇的流毒”。這使那些人非常氣惱，所以我們到底還是取勝了。我們贏得了新陣線，制止了錯誤的東西。

現在我們打算修建八百個水庫。以前我們打算由縣和公社干大部分工程，現在大隊就能完成。四百個大隊每個大隊修兩座水庫，還包大、中、小型水庫，但是甚至大型水庫，也沒河流上的重點水庫大。至於大寨村山上的蓄水池，那不是水庫，只是一個池塘，即水坑。我們叫它蓄水池。

我們開始搞這些開發(fā)工程時，我們就從那兒著手發(fā)生了爭吵。應該選在河灘上造地，還是應先修水庫蓄水呢?　

我們根據一切行動首先要符合老百姓心愿的老原則，解決了這個問題，你必須拿出一些實實在在的成績來，這就意味著首先必須造地。我們在每個河灘上都造一些新地，當莊稼長出來時，大家看見都感到心滿意足，只有一個憂慮，洪水會把一切沖跑嗎?他們不得不為此而擔憂。人人都開始談論洪水問題了，這是縣領導激起的話題。他們宣傳開了這樣的看法，新造地遲早是一定會被河水沖掉的。結果，建水庫的要求從下面提出來了。所以現在到處都在修水庫，而且修得又快又好。

當群眾的熱情激起來時，我們幫助制定了修水庫計劃。起初，大部分都是縣級或公社一級的工程，我們要求各大隊都出人出力，但是很快大隊就把工程接管過來了。現在他們在自己修水庫。如果人們看不到河灘上的好地，他們是不會懂得修水庫的重要性的。

這一切都有助於證明：要解決次要矛盾就必須抓住主要矛盾。一造地人們就開始擔心洪水了，如果沒有地要保護，你叫人們去堵水建工程，他們就沒有這樣做的動機，你就無法動員他們。

怎樣給專業(yè)隊報酬呢?他們主要靠自己在大隊掙工分，因此大隊就為工程提供了資金。我們給各大隊分派改造工程的勞力時，附近大隊多出人力，而遠的大隊少出人力，如果離的更遠的大隊則不在本隊掙工分，而從縣里掙工分，從公共稅收資金中付給他們報酬。

實際上，我們用這種辦法為界都河工程籌集了資金。那些離家在這項工程參加勞動的人，第一年在自己所在大隊掙工分，當這項工程開始產生效益時，就由縣里償還大隊的支出。

直到現在，縣農場的工人仍然算各自所在的大隊的社員，在家里掙工分。但是當農場得到鞏固后，可以把他們轉調到農場當工人，切斷他們和所在大隊的聯系。然后，他們會根據相互評議來確定各自的工分。他們的工資從農場收入中支付。但是數目不能按通常大隊分配方法，根據收入的比例來分配。但是，他們會得到比全縣平均工資高的收入。如果按農場收入比例分成，他們的工資就會過高。

通過搞公社一級的工程，解決了公社積累資金的問題，盡管經常要求大隊提留百分之二到三的收入，歸入公社積累資金，但是從來沒有人上交過。大隊從來都不愿意把錢交給公社。另一方面，他們倒是愿意分派些勞力。他們派出勞力，就不再有欠款了。有了勞力，公社就可以發(fā)展生產力，淤灘造地，開辦牧場等等，因此公社就開發(fā)了收入來源。

盡管公社是很久以前成立的，但是只要沒有自己的收入來源，公社所發(fā)揮的作用就不明顯。現在公社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公社飼養(yǎng)家畜，種莊稼，既有糞肥，又有收入，就可以幫助貧窮大隊了。這不能叫做“共產風”，貧窮和受災的大隊可以享用公社財富，這的確是一種共產主義按需分配的形式。即使這樣，窮隊也不是享用其它大隊辛苦勞動的財富，而是公社自己的集體財富，是他們自己幫助創(chuàng)造的財富。　

這些事情必須進行恰當分析，不能把所有的共同分享與共產風混為一談，現在無論這些貧窮大隊需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需要錢，他們就可得到錢，需要糧食，他們就能得到糧食，需要耕畜，就可得到耕畜。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援助和國家救濟非常相似，但是這樣做不需要國家負擔。當一個公社能這樣救濟它的成員時，所有社員都會感到公社好。　

當然，公社幫助一個窮隊時，要設法利用生產資料，而不僅僅靠救濟。這樣，公社可以幫助大隊把生產搞起來，而不是只給大隊社員吃的、穿的。　

我在這一點的想法是抓公社一級。當一個公社有豐富的物質基礎時，就能幫助落后生產隊縮小他們和先進隊之間的差距。在某個時候所有的大隊可以在公社一級合并起來，而不把較富裕的生產隊拖垮。通過幫助窮隊前進，公社為向公社所有制和公社核算過渡鋪平了道路。如果我們都這樣在公社一級進行合并，富裕大隊是不會反對的。

可是如果你過多地談論這個問題，該何時和如何實行公社所有制，人們會開始抱怨你刮共產風，要窮隊分享富隊的財富。因此即使你腦子里有個好計劃，還是別說為好。

我們大寨公社(大寨所在地)已經有錢買機器了。我們不需要國家和大隊的錢，我們已經創(chuàng)造了這種物質基礎。但是核算仍然是按大隊進行，甚至保持大隊核算，我們都受到很大壓力，因為全國都在學大寨。當人們知道，我們以大隊核算單位時，他們也會有類似的做法。但是如果一個集體不創(chuàng)造適當條件，就過渡到大隊核算，最終會搞得一團糟。有些地方甚至還沒有進行小隊的合作生產，更不用提生產隊核算了。因此當我們采取這樣的步驟時，不得不偷偷干。

我們也必須考慮到我們山區(qū)大隊規(guī)模小的事實，大部分大隊還不到一百戶。如果這些大隊分成生產隊，是不可能搞我們現在搞的工程的。我們大隊的規(guī)模確實只有河北平原一個生產隊的規(guī)模大。　

我們還為自留地和個人開小塊地問題展開了爭論。　

我們大寨不需要自留地。維持生活的一切東西都可以在集體地里種植。我們可以生產足夠的糧食養(yǎng)活所有的人，所以取消自留地是毫無疑問的。　

一九六三年，洪水沖走了集體的大塊土地，更不用提自留地了。為了恢復生產，我們必須先修好集體用地，先修自留地是會犯錯誤的。在克服了重重困難，恢復集體生產后，一切就開始好轉了。所以我們說：“咱們修自留地吧。”可是那時社員們說﹕“這是錯誤的。我們渡過了災難，克服了這樣的艱難困苦和饑荒，全憑的是集體力量。如果依賴個人自私自利思想，我們怎么能經受得住考驗呢?”

人們把自留地等同於自私自利思想、個人主義，既然山地溝地、大塊小塊地的莊稼都長得好，我們就決定取消自留地，如果你現在在這兒分自留地，人是不會要的。

當參觀的人們看到我們所有土地的莊稼都長得一樣好時，感到吃驚。“在我們家里，”他們說，“自留地里的莊稼看上去長得好。”有些人回去后就收了自留地，想用這種辦法讓所有的地長出最好的莊稼來，但是他們這樣做，結果集體地里的莊稼比以前還要糟。階級敵人立即大肆散布：“我不學大寨，學大寨是災難，越學越糟!”　

問題是這些參觀的人只看到了我們大隊的表面，沒有看到實質。因此自己給自己帶來了災難。我們是物質條件成熟后，人們不愿意要了。才放棄了自留地。可是當人們仍然需要自留地，甚至還想要大塊的地時，他們卻把自留地沒收了。因為條件不成熟，人們政治覺悟不夠高，集體生產也就搞不好。在這種情況下你不能取消自留地，人們還覺得自留地還不夠大哩。　

因此，現在我們不談進行大隊核算，或取消自留地。談這個問題沒有好處，只能挨批。我們只是說，我們大隊和其它地方的小隊大小差不多，我們不能再分成更小的單位了，因為那樣做行不通。

昔陽普遍進行大隊核算嗎?我們只說有好多單位是這樣做的。重要的事情是集體意識傳播開了。大河有水小河滿，大集體富裕了，大隊、小隊、家庭和個人就都富裕了。　

實際上我們碰到了新的問題。我們的生產發(fā)展得很快，勞力缺乏了。我們把山地和羊群交給了公社。我們無法自己把一切都管理起來。為了解決這類問題，我們需要機械化，由于公社已經積蓄資金，與其等大隊的機器還不如讓公社先走一步購買機器。一臺大型拖拉機，一臺大型脫粒機就可以干好幾個大隊的話兒。　

水漲船高。由於生產逐年提高，收入也年年增加。現在全公社每個勞動日值一塊錢，等一個工達到三塊錢，消費品可能就要短缺了。人們會排隊一直排到太原。但是如果我們不把收入分給社員們，卻和不太先進的單位搞平均，那不又是搞一平二調了嗎?那不又是共產風了嗎?那不是我們自己刮起共產風來了嗎?

大寨大隊已經連續(xù)三年保持每個勞動日一塊五毛錢的水平。人們沒有發(fā)牢騷抱怨這個固定工分值，因為我們的積累資金劇增了。他們知道我們在籌集資金，積累經驗，向公社核算單位過渡，等所有的勞動日都值一塊五，而不是五毛或甚至一塊時，就可以實際公社核算了。　

我們可以一個勞動日給大寨社員分三塊錢，但是那樣我們就不能過渡到公社核算單位，因為我們領先的太遠了。在公社的幫助下，落后大隊現在平均一塊錢。等他們達到我們的水平，平均均一塊五，進行公社核算的條件就成熟了。　

一旦我們實行了公社核算，我們就能重新制定整個生產計劃了。我們就可以在該種樹的地方種樹，在最適於種莊稼的地里種莊稼。我們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大塊地上，充分利用機器，那么一切事情都可以有條不紊地進行了。　

現在公社已沿河灘造地三百畝，總數可達到三千畝，可以全部連成一片，你這一塊新地就等于三個大寨大隊。公社能應付得了嗎?可能我們大寨人得撥出幾個人去那兒種樹，其他人下河灘去平原種。光靠我們大隊無法管理所有的新造地，公社也照管不好。我們可能得和其它大隊聯合起來過渡到公社所有制，共同管理一切東西。如果有人說這樣做錯了，應該重新分開，讓他們解釋怎么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怕共享繁榮，我們的財產太多了，必須共同享用，這和共同受窮不一樣。　

這一切產生了種種問題。毛主席號召全國學大寨，大寨怎么辦?我們必須繼續(xù)前進。我們必須跨入更高級的組織，我們被迫通過發(fā)展生產來這樣做，但是社會上就全國的形勢而言，條件還不成熟。　

那么下一步怎么辦?實行縣級所有制(一種全民所有制的形式——承認為全體人民的財產)。把昔陽建成大寨縣就蘊含這種想法的萌芽。當這種想法實現后，我就成了包含全縣的大農場的頭頭了。　

到那時山上長滿了樹木，溝溝長滿了糧食，通過開山修建水庫，為造平原準備條件，通過人造平原為實現機械化準備條件。　

幾年后你回來，我們不僅讓你看莊稼，而且要看水庫。昔陽會看起來象江南一樣。我們不僅不必南糧北調，而且我們還要在北方造出南方式的良田來。南方氣候可以一年二、三熟。加起來每畝達到八百斤。當然那兒也有大隊畝產一千多斤的，但是不多，甚至達到八百斤標準的產量也不多，就象北方一樣達到四百斤的也不太多。　

如果修整好土地，提高了肥力，我們一季收成就可以收他們三季的收成。他們那兒勞力缺乏，一年收三季人手非常緊張。他們得擠時間下種、鋤草。我們只收一季，節(jié)省一半勞力還多，所以我們有人力搞新的基本建設。他們能種水稻，我們也能種；他們有地下水、水池、水井。我們可以在所有的山上修水池；南方山上長滿樹木，我們也能種樹，伐木、收果子。如果我們不發(fā)展林業(yè)，就無法趕上去。

文革前，我總想去南方親自看看。我們的產量跨進了長江(畝產八百斤)，但是我們自己從沒有過長江，看看那里究竟是個什么樣子。文革期間我仍然無法去。今年我終于去一趟。我看了南方，有了新的想法。我還得知南方有它自己的缺點。我是冬天去那兒的。白天不是大霧就是陰天，陽光很少，他們說夏天情況更糟。我心中暗想，至少我們那兒有陽光。一旦我們修整好土地，提高了肥力，我們生產的糧食比他們不會少，因為我們這兒陽光充足。我回想起毛主席和他的改變南糧北運的號召：使北方不再依靠南方的糧食。

但是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干革命。不搞革命什么也干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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