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語

當我寫完本書草稿，回想起“前言”中提到毛澤東主席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時，覺得還要寫一篇后語使書的前后有個照應。　　

我在“前言”中，用很膚淺的文字提到毛澤東看到人性中私有觀念的頑強存在和表演，這使毛澤東進一步認識到人的私有觀念并不會隨著私有制度的消滅而消失，它還要存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這說明毛澤東并沒有簡單地按照“存在決定意識”的哲學觀點看待人的私有觀念的來源問題，將私有觀念看成是對私有制度的意識反映。而在私有制度被基本消滅以后，作為社會意識的私有觀念，它會不依賴私有制度的存在而存在，它主要體現在人的意識形態里和表達人性意識的文化形態里。只要這個社會存在不消失，它就無時無刻不在還原或創生新的私有制度。共和國成立后，尤其是在私有制度被基本消滅以后，毛澤東不斷發動反映意識形態的文化領域里的批判與革命都是基于這種認識。隨著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不斷深入與發展，毛澤東不僅看到在人民群眾中，由私有觀念滋生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他更看到了共產黨內的各級領導，特別是高層領導由私變修的政治軌跡。高層領導由私變修是群眾中私有觀念轉變成國家私有制度的決定條件，只有高層領導手中的權力才能在短時間內將自發的私有制單元迅速組織成國家私有制度。這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超越，對列寧主義的發展。毛澤東雖不把政治權力看作終極價值，但政治權力是達到某種終極價值的根本手段。這是對世俗權力觀的超越。　　

毛澤東不只是理論的探索者，經驗的總結者，他更是一個制度創新的實踐者。他以前無古人的勇氣和魄力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以群眾運動的巨大沖擊力來沖垮黨內高層由私變修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同時，讓廣大的人民群眾在同修正主義的斗爭中，看清“私”是產生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滋生新型私有制度的根源；讓人民群眾在斗爭中自己清除自己頭腦中的私有觀念，鏟除復辟資本主義制度或滋生新型剝削制度的土壤；讓群眾自己將自己從私有觀念的奴役下解放出來，阻斷人性在私有觀念下的自我異化。這是群眾性的自我解放運動。這是對宗教中的拯救與救贖活動的偉大超越。　　

毛澤東雖然沒有像馬克思主義那樣，系統地論述私有觀念的來源、去向和社會功能，但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卻全面的回答了私從哪里來，私到哪里去，私的社會功能是什么。這是思想家、政治家、哲學家、宗教學家幾千年來要回答而沒有回答清楚的問題。所以，這場以“斗私、批修”為綱，“觸及人們靈魂”的文化大革命是對歷史的超越。　　

毛澤東以超越現實人性的神圣思想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本來是要讓超越文化戰勝具有復辟功能的還原文化，要讓神圣戰勝世俗。為什么這樣一場影響整個世界人性升華的人性大革命運動卻像早到的生命一樣夭折了呢？　　

馬克思曾經說過：“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決定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徹底的革命只能是徹底需要的革命………”（《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超越是一切生命存在與發展的形式，沒有自身超越的內能和機制，任何生命體都會枯竭，這是自然律，人和由人組成的社會也不例外。但生命的自我超越是有條件的，只有當內在和外在的條件都具備時，超越的能量才會發生正常交換，超越才能產生積極的結果。否則，就會重復拔苗助長的故事。　　

社會形態的歷史變遷也許有它內在的規律，但人類社會不同于其他有生命物質的社會完全按照自然律運行。人類社會是個有意識的利益群體組成的社會，利益群體間的矛盾和斗爭有時會引發社會形態的突變。但原有社會的文化形態（人性意識）并不會隨著社會形態的突變而突變。社會形態可以通過外力來構建，但作為社會遺傳的文化形態是不能通過暴力使其脫離原文化的母胎。　　

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里誕生的，這無疑是偉大的超越。這個超越是以暴力革命為前提的，毛澤東又以政治和經濟的手段對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改造，這在毛澤東看來是順理成章的事，而且在短短的幾年里就完成了。但要完成對人頭腦中私有觀念的改造既不能像奪取政權那樣使用暴力，也不能像對私有制改造那樣使用強制和贖買，只能用教育的方法，這是一個極長的歷史過程，它不能像社會制度那樣發生歷史性的突變。　　

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有其內在向上超越的動力，但原有的社會文化又有使其還原的內在動力。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制度內在向上超越的文化需要，毛澤東發出了“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躍進口號，他想讓億萬小生產者的私有觀念在躍進式的群眾運動中得到改造，完成思想意識和文化形態的超越，以滿足社會主義新生制度的內在需要。　　

為了盡快實現思想意識和文化形態的超越，他將倫理政治化，也就是用政治的手段解決倫理范疇的問題。“公”與“私”，“利己”與“利他”，“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等等，這本來是倫理范疇的認識問題，盡管它們也有明顯的階級屬性，但也只能通過漸進的教育方法來解決，不能用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來解決。用政治手段解決倫理問題容易無限上綱上線，容易擴大化，容易混淆矛盾的性質，將人民群眾中的一般私有觀念上升到走資派由私變修的政治問題上來。用政治手段解決倫理問題，即使暫時取得某些效果，由于人性的多樣性、易變性和可移植性的固有屬性使然，其成果也很難持久，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得尤為清楚。毛澤東之所以這樣做，也許是他對“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這一提法的認同。　　

毛澤東不僅以圣潔的目光審視人民群眾，而更以圣潔的目光審視他的接班人，其結果是接班人一個接一個地在他面前倒下了。無奈之下，毛澤東又將政治問題倫理化，他想起了那個在歷史上曾做過“毛派頭子”的“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本來是關系到文化大革命生死存亡的政治問題，毛澤東因念“舊情”，聽信了“永不翻案”的一紙謊言，把嚴肅的政治問題變成了“情誼”的倫理問題。盡管毛澤東以后也采取了果斷補救措施，但為時已晚。其最終結果是，那個“毛派頭子”采用了倫理問題政治化，政治問題專政化的手段，將毛澤東的超越理想還原到辛亥革命的始點。　　

超越是克服引力向上飛騰，它需要持久的、強大的外力推動，需要克服人性中原始欲望的引力場做功，做功的外力一旦減弱，超越就會向始點還原。世俗的保守就是慣性的還原，還原就像自由落體運動，它是人性內生的原始欲力做功，只要約束力一解除，它就會產生向下的加速度。看看那些與吃、喝、性有關的文化形態就一目了然了。　　

現實中的大部分人都有進入理想世界的愿望，當要他們“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放棄現實中的物質利益，他們中的大都數人就憂豫了，甚至反對了。就像《圣經》里講的一個故事：有一個有錢的青年人請求耶穌讓他得到永生，這個青年人在倫理道德方面做得非常好，耶穌喜歡他。當耶穌要他“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時，那個青年人就變了臉色，憂憂愁愁地走了。這個故事說明，要人超越現實的既得利益，比讓駱駝從針眼里穿過去還難。毛澤東不僅希望現實中的大多數人，都能像張思德、白球恩、雷鋒那樣脫離“低級趣味”；還能像蔡永祥等英雄那樣，為了保護別人的生命而犧牲自己，希望中國人民成為“解放全人類”的真正無產階級，這是何等的精神超越啊！　　

也許，超越永遠是少數先知先覺者的事業，能為此獻身者更是少得可憐。從超越和還原（復辟）力量的對比上就決定了文化大革命夭折的必然性。其實，毛澤東在臨終之前就預感到了，對文化大革命“擁護的不多，反對的不少”。　　

寫到這里，我又想起了《圣經》中的另一個故事。當耶穌的信徒們聽說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處死的時候，他們一哄而散。三天后，又得知耶穌復活，升天。他們又聚集在十字架前，這便是基督教的火種。千百年來，正是圣徒和信徒們的靈光都折射在耶穌基督周圍，耶穌基督才獲得了真正的永生。　　

文化大革命雖然夭折了，但她探索直接民主制度和人類未來社會的實踐精神將會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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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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