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普世價值必須批判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tǒng)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地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fā)展過程中要同傳統(tǒng)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實現(xiàn)這兩個“最徹底的決裂”要比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困難得多，因為這是史無前例的。“普世價值”所宣揚的就是 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就是兩個“最徹底決裂”要清掃的歷史垃圾，要清掃就必須進行不間斷的共產主義批判運動，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運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成立到現(xiàn)在已經有59個年頭了。在這近60年里，中國經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洗禮 ，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和人道主義受到口誅筆伐的嚴厲批判。但它正像列寧指出的那樣：“革命爆發(fā)的時候，情行并不像一個人死的時候那樣，只要把死尸抬出去就完事了。舊社會死亡的時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fā)臭并毒害我們。”文化大革命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清算只是暫時打退了它的進攻，并未將其掃進歷史的博物館。相反，在開放改革的催生下，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封建主義意識形態(tài)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為了占領無產階級的上層建筑，它們又結成了市場“拜物教”的神圣同盟，這正像新基督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結下的神圣同盟一樣。　　

后30年，實際上是恢復中共“八大”路線的30年。“八大”政治路線的目標就是繼續(xù)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質就是資產階級革命，說穿了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走孫中山先生未走完之路，竟國民黨蔣介石未竟之業(yè)。今日中國社會之現(xiàn)實明白無誤的證實了這一點，本文不打算多談。30年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必然催生一大批資本家，形成新型的資產階級，它們一定要構筑自己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tài)，從而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新興資產階級的這一政治訴求必然與共產黨的領導發(fā)生尖銳的沖突。這一矛盾在40多年前，毛澤東就預見到它的不可避免性。所以，他提前結束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的科學思想體系不能與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混為一談。近期，有關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普世價值”爭論就充分證明意識形態(tài)領域里的階級斗爭十分尖銳復雜。以人道主義為價值核心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又向無產階級“炮轟”了。在當前形勢下，共產黨所面臨的決擇：要么改變自己的信仰和社會制度，以適應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對工農勞動大眾實行資產階級專政；要么逐步結束“八大”的政治路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補課”期，繼續(xù)搞社會主義革命，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人道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它把推崇個人價值作為終身自我求證的目標。以個人為本位的人道主義在哲學上強調自我意識，在社會觀上強調社會契約論，在經濟觀上提倡個人間的自由貿易。它形成于文藝復興時期，文藝復興的實質是文化復辟。這個時期的知識份子及思想家以回復羅馬的藝術文化為先導，全面復辟中世紀以前的希臘文化。文藝復興的知識特征就是福柯所說的“相似性”，人與萬物是相似的，就像現(xiàn)代話語中的“變形金剛”。在“相似性”知識文化的導引下，新興的資產階級文化與古希臘文化實行了有選擇的對接。第一個就是與希臘文化中的斯多亞學派的“自然理性”相對接。斯多亞派從自然主義的角度對“理性”作了細致的討論，文藝復興的思想家們接過斯多亞派自然理性主義學說，把人還原成動物的“相似”形；又接過拉馬克的生物“進化論”完成了人與動物肉體的對接。動物是完全按照自然理性生存的，因為自然規(guī)律（自然理性）的規(guī)定性就保存在動物的遺傳基因里。由遺傳基因決定的動物習性就是動物的本性。思想家們憑借知識的“相似性”，再利用人在形態(tài)上的物理結構及心理行為上的某些相似之處，人為地將人貶低成動物。之后，再利用亞里士多德的“靈魂進化”說（動物靈魂包含植物靈魂，人的靈魂包含動物靈魂）來論證人和動植物有共同的靈魂，也就是人和動植物有著共同的理性。于是，一個活生生的“自然人”在文藝復興時的知識份子筆下誕生了，人的肉體等于動物的肉體，人的靈魂類似動物的靈魂，并以此批判、否定人是神創(chuàng)造的“神創(chuàng)說。”。與這種自然還原主義人性論相適應的文化形態(tài)就是以吃、喝、性為主體的自然主義還原文化形態(tài)，這就是文藝復興的藝術文化主題。　　

第二個對接是第一個對接的直接結果，即具有動物理性的“自然人”再與亞里士多德的以“自我幸福”為目的的價值理性相對接。這樣又把動物具有的自然理性上升為人的價值理性。于是，從生物進化論的角度看，人與動物有“相似性”；從價值理性看，動物人又成了具有價值理性的社會人。這就是文藝復興時的思想家們把人變成既像動物又像人的“相似”形，這一“相似”形也是社會進化論的思想根源。這兩種對接的完成就實現(xiàn)了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人是理性動物”向人是“金錢動物”的轉變。這樣，“理性主義”變成“拜金主義”；“理性主義信仰”就是“拜金主義信仰 ”。文藝復興的社會文化功能將基督教信仰中的“神”變成“拜金主義”信仰中的“錢”，使人性從拜“神”的異化狀態(tài)變成拜“錢”的異化狀態(tài)。　　

第三個對接就是與基督教教義中的“愛”相對接，并放大為“博愛”。“博愛”不是動物理性，是基督教徒的理性。這三個對接的完成就構建了人道主義的思想體系。把動物的自然理性“相似”到人類身上，再把動物社會中的自然行為法則“相似”到人類社會；再用上帝的“愛”作為麻醉劑注射到人的中樞神經里。　　

在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思想體系里貨色具全，各有各的用處。僅以亞當.斯密為例，當他用“自然秩序”（自然理性）看人時，他認為人應該像動物那樣服從自然理性，弱肉強食，而且弱者并未因為強者的殺戮而絕跡，強者也不會因為弱者的充足而脹死。自然界好像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調節(jié)著生態(tài)的平衡。他把這一觀察用到人類的經濟社會，認為人的經濟社會也應該像自然界那樣被一只“看不見的手”調節(jié)著。當他發(fā)現(xiàn)人類社會不像自然世界那樣“無頂尖強者”時，為了保護人類強者的所得不被弱者以數(shù)量的多數(shù)掠食，他放棄了“自然理性”，訴求約定法則，即法律。資本主義法律的本質不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一個無法證實的偽命題），而是為了制裁那些弱者以自然理性的法則從強者嘴里奪食；當他發(fā)現(xiàn)人為法也不能解決社會沖突時，他又以《道德情操論》來感化社會；當他發(fā)現(xiàn)道德說教不能解決窮人的肚子時，他就訴諸法律進行鎮(zhèn)壓。這時，他不相信那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他相信槍鏜里射出的子彈是最權威的；當他發(fā)現(xiàn)子彈也鎮(zhèn)壓不了人民的反抗時，他又請出了上帝的來世“審判”。斯密的思想是對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專政性質作了最全面、最權威、最徹底地注釋，他的注釋和求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永遠不會過時。 　　

現(xiàn)在我們來看看斯密在中國的徒子徒孫們是怎樣解釋由自由主義經濟 理論造成的金融海嘯及經濟危機的。他們首先否認這場金融海嘯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反而倒打一耙，認為是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體制改革的不到位、不徹底。緊接著又以攻為守地綁架共產黨，要搞具有“普世價值”的政治改革。其用心有二：其一是，轉移批判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方向；其二是，集結反共勢力逼共產黨下臺。人們不禁要問：美國的政治體制不是最民主嗎？經濟體制也是最自由的，這場波及世界的金融海嘯和經濟危機，卻為什么恰恰是由美國引起的呢？其次，他們充分運用老祖宗的“相似性”學說，當他們要否定社會主義國有企業(yè)時，說國有企業(yè)是計劃經濟的產物，代表的是落后生產力，應該賣給洋人來改造，社會主義工人階級的失業(yè)是“社”改“資”應付的“代價”。當他們鼓吹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帶來更大的經濟危機時，又說那些生產力比國有企業(yè)落后得多的私營經濟是“民生”經濟，這些企業(yè)倒閉了會造成大量工人（大部分是廉價的農民工）失業(yè)，會造成社會不安定，以此對國家、對政府相威脅。而且通過輿論工具煽動農民工靜坐示威，同時又要脅政府廢除《勞動合同法》，說這些私營企業(yè)倒閉的原因之一就是《勞動合同法》使生產成本上升所致。他們一面煽動工人“維權”，一面又要脅政府修改《勞動合同法》逼工人鬧事，狼子野心何其毒也！與其祖宗斯密又是何等“相似”乃爾！　　

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欺騙性是源于理論前提的不確定性和荒謬性。文藝復興的思想家們打著復興的旗號，干著復辟希臘文化的勾當，把復辟當著復興的旗幟來揮舞，正像現(xiàn)在有人打著改革的旗號復辟資本主義一樣。為了滿足發(fā)展自由資本主義的需要，他們首先復辟的是斯多亞派的自然理性主義和亞里士多德的價值理性主義以及靈魂進化說，以此理論為武器先將人還原成“自然狀態(tài)”下的“自然人”。人既然是“自然人”就應該服從“自然狀態(tài)”下的自然理性，也就是以食物鏈為紐帶的弱肉強食。這一理論上的還原就証明了人類社會中的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不平等和不正義狀態(tài)是由人的自然差別造成的，而且具有不可更改的天賦合理性。　　

下面我們來討論人的“自然狀態(tài)”和“自然人”的不可確證及荒謬性。第一，生物進化論拿不出人是由哪種古猿進化來的確證；第二，人類考古學拿不出人是離群索居的自然狀態(tài)人的確證，相反，卻證實了人是群居生活的社會人；第三，生物進化論拿不出人的類遺傳基因是怎樣在“自然狀態(tài)”下進化而來的確證；相反，文化考古學可以證明人是在社會文化條件下進化的證據(jù)，從人的遺傳基因到人的后天成長都是社會文化的產物，文化生成與發(fā)展的軌跡就是人類進化的軌跡。沒有文化考古學的確證而對人類進化所作的生物學推斷只能是主觀的猜測。第四，現(xiàn)代分子生物技術拿不出合成人的類遺傳基因的確證，也不能將人的類遺傳基因還原成其它生物的基因。現(xiàn)在有研究表明人的遺傳基因與黑猩猩的遺傳基因只有2%的差別，但我可以大膽地說，即使是萬分之二的差異，這個差異一定是內源的人性遺傳基因，而且這個差異是動物永遠不可逾越的。 　　

“自然人”說的唯一證據(jù)就是人同其他生命體對自然物質的依賴是共同的。但不要忘了，人不是直接將自然物質作為自己生命的一部份，而是經過人化后才能作為生命的一部份，動物只能直接將自然物質作為生命的一部份。即使是陽光、空氣和水這樣的天然物質，人也是可以創(chuàng)造出來，但動物絕對不能。人之所以不是“自然狀態(tài)”下的“動物人”的根本原因就是人本身是人性化的生命物質，不是獸性化的生命物質，人是通過實踐活動不斷創(chuàng)造文化的文化生命實在。動物除了可以重復地獸性化復制自己的子代以外，別的什么創(chuàng)造也不會。由此可見，人和動物根本沒有什么共同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人性，動物的本性是獸性，人性和獸性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種屬性。但文藝復興時的思想家們，又利用“相似性”把動物的本性上升為人性，認為人像動物那樣生來是自由、平等的，并把動物的“母愛”本能上升為人的同情心和“博愛”。于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口號出籠了，什么“自由”、“平等”、“人權”、“博愛”成了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最強音，并作為核心價值到處“強賣”。此后，又把完全政治化的“民主與法制”也加了進去，構成了現(xiàn)代性的人道主義。這個人道主義是靠飛機、導彈推銷的，伊拉克戰(zhàn)爭就是對現(xiàn)代人道主義最好的詮釋。　　

由此不難看出，具有現(xiàn)代性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實質是打著“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為幌子的獸道主義，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毫無“普世價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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