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當前經濟形勢

——兼評某部長最近在清華大學的演講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余斌

　　前些時，某部長應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錢穎一院長的指派，到那里作了一次演講，說是對清華校慶的貢獻。高官露面給母校長臉的確是一個貢獻，只可惜他的演講內容怕是起不到長臉的貢獻作用。尤其是清華的最著名校友更早些時候強調要依憲治國，但該部長的演講，卻半點也不涉及憲法中規定了的指導思想。

　　對于該部長的演講，我本來沒有半點興趣，因為他以前在海外投資上的崽賣爺田心不疼的表現讓我認定他只是一個不學無術的紈绔子弟，盡管有人吹捧他是學者型官員。而且錢穎一院長的水平我也質疑過，他邀請去演講的人的水平自然也不可能高。但是，前幾天范景剛給我打電話，要我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也就是憲法中規定了的指導思想，來分析一下中國當前經濟形勢，兼評一下該部長的演講，我想了想還是答應了。因為我覺得可以借此機會談談我暫時沒有精力去寫成文章的一些東西。

　　該部長的演講題目是“中高速增長的可能性及實現途徑”，分成四個方面。我先按這四個方面進行分析，最后再談點看法。

　　一、“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階段概括”的分析

　　該部長首先指出，“從改革開放開始，我們可以看到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早期，工資的增長大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是成本真實化的早期，當時我掙七八十元的時候，廣東打工的掙二三百元。計劃經濟時期我們把工資壓得特別低，使得利潤比較高，因為基本上都是國有企業，高投資，高利潤，高上交。早期成本真實化過程持續到九十年代的中早期，壓抑的工資已經基本上解決。在這個過程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并不平穩，而工資增長快，造成了通貨膨脹壓力。

　　“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了進一步工資成本真實化的第二階段。原來養老支出、醫療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資中，而是反映在企業的其他成本里，到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推行這些方面的改革，即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住房貨幣化的改革，工資成本進一步真實化。隨著十四大確立了市場經濟的地位，多元所有制的興起，這段時間勞動力和勞動生產率得到了釋放，再加上人口紅利釋放的非常充分。改革早期，基本是搞鄉鎮企業，到90年代中后期很多鄉鎮企業都垮掉了，因為真正的市場化開始后，遂形成了真正的競爭，那些夾縫中的鄉鎮企業不再有競爭力。勞動力開始真正的流動，我們可以看到人口紅利大規模進入制造業。這個階段一直持續到2007年，其間工資增長低于勞動生產率增長。

　　“在前面兩個階段，經濟增長基本達到9%—10%，而且可以說是基本健康的;當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說養老、醫療、住房改革都還存在很多問題，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紅利縮小了這些扭曲帶來的效應，使得經濟增長比較快。除了中間有一些波折或是外部沖擊導致的通貨膨脹或者通貨緊縮，總的來說沒有大的問題。”

　　在這里，我們首先看到的是，這位部長前后矛盾，邏輯混亂。他先是說“計劃經濟時期我們把工資壓得特別低，使得利潤比較高”，然后，又說“原來養老支出、醫療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資中，而是反映在企業的其他成本里”。既然如此，那么工資低的同時，企業的其他成本提高，從而又怎么能肯定利潤比較高呢?他只看到他掙的七八十元，比廣東打工的掙二三百元少，但是，他的養老支出、醫療支出以及住房支出的福利要遠比廣東打工的多，他卻沒有看到。把他的工資與福利相加的總勞動報酬，并不會比廣東打工的少。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他所謂的成本真實化，是把作為企業其它成本的福利反映到工資里，因此，所謂工資的增長只是一種虛假的增長，根本談不上大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更談不上“工資增長快，造成了通貨膨脹壓力”的問題。那個時期出現的通貨膨脹，完全是當時一些領導人的錯誤，尤其是引進西方貨幣主義取代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的惡果。可能還有人記得，當時還搞價格的雙軌制，于是一些人低價從體制內獲得產品，高價在體制外出售，完全是不勞而獲，形成自己的原始積累，他們的所得，就是國有企業及其職工之失，減少了國有企業用于更新改造的資金，妨礙了國有企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時，一方面，按體制內低價計算的勞動生產率，少計算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另一方面，體制外的高價提高了消費者的購買價格，從而提高了勞動者的勞動力價值，給工資增長造成了壓力。后來放開價格，體制內的低價格向體制外的高價格看齊，造成貨幣貶值，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打亂了有序的資源配置，造成經濟動蕩和社會動蕩。這不是一句波折就可以一筆帶過的。

　　至于很多鄉鎮企業垮掉的確跟競爭有關，但在競爭中垮掉的企業很多，甚至包括跨國公司，而不只是鄉鎮企業。但是，中國鄉鎮企業從集體走向私營，則是很多鄉鎮企業垮掉的原因之一，相反地，一些堅持走集體經濟道路的鄉鎮企業反而發展得不錯。而對于這一點，這位部長只會選擇性忽視，是不會去反思的。

　　另外，工資的高低，還涉及貨幣的幣值問題。西方經濟學也清楚，通貨膨脹后的高貨幣工資，未必比通貨膨脹前的低貨幣工資有更高的實際工資水平。只是這一點看來這位搞財政金融的部長也是不清楚的。

　　再來談一下經濟增長。在馬克思看來，不論勞動生產率如何，同一勞動在同樣的勞動時間內創造的價值是相同的。因此，如果今年與去年投入的勞動時間量是相同的，在創造的價值量上是沒有增長的。如果有增長，那一定是今年投入的勞動時間量更多，這要么是延長了每個人的平均勞動時間，要么是提高了勞動強度，要么是增加了勞動者人數，從而在這個意義上講存在所謂的人口紅利，但是，勞動人口的增長率是遠低于經濟增長率的，因此，用人口紅利來解釋經濟增長是遠遠不夠的。我很奇怪，這位部長忘記了一些人掛在口頭的改革紅利。要知道，在很多私有制企業里，包括內資與外資，平均勞動時間大大超過勞動法規的規定，勞動強度也很大，以至于只有青年工人能夠勝任，應當說中國經濟增長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剝削紅利，這也是紅利的本義。

　　經濟增長的另一個原因來自于產業結構的變化，農業的比重下降。農業是靠天吃飯的，盡管農忙時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但農閑時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都大大減少，而工業每天或每周都能凝結相當程度的勞動量，平均下來，就一年的時間來說，農業能夠凝結的勞動量低于工業。從而，農業的比重下降，農業勞動力轉化成工業勞動力，也能導致經濟增長。

　　上面是從新創造的價值量來看經濟增長的，而我們平時所看到的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部分，是由計算方法和通貨膨脹造成的。比如，去年生產了一萬雙鞋，今年同樣生產了一萬雙鞋，是談不上經濟增長的。但是，去年生產了一座廠房，今年同樣生產了一座廠房，卻是有經濟增長的，因為在今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計算中，要算入去年那座廠房的折舊的。如果今年是把去年生產的廠房炸了，重新生產了一樣的廠房，也是有經濟增長的，因為GDP只算增量，不算存量，即便存量減少了，也不影響增量，而且炸掉舊廠房的費用是要算入增量的，所以經濟還是有增長，如果通貨膨脹導致房價上漲，那就更有經濟增長了，即便仍然只有一座廠房。從這里也可以看出，為何拉動經濟增長要靠投資和拆遷了。

　　關于通貨膨脹，我在《45個十分鐘讀懂〈資本論〉》中提到，目前計算通貨膨脹的方法，低估了通貨膨脹。比如，去年生產一萬雙鞋消耗了4萬小時勞動量，而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今年生產兩萬雙鞋同樣消耗了4萬小時勞動量。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今年的鞋價應當只有去年的一半。如果由于紙幣的大量發行使得今年的鞋價與去年一樣，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就應當有100%的通貨膨脹率，但是現代的計算方法則會認為沒有通貨膨脹，因為鞋價沒有變化，只有鞋價上漲才有通貨膨脹。這樣一來，盡管價值量沒有變化，但是由于隱性通貨膨脹的存在，經濟增長率反而達到了100%。南開大學有一個已經去世了的叫柳欣的教授，曾經研究過日本和中國的貨幣發行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認為經濟增長是貨幣現象，貨幣發行的多，經濟就增長的快。有興趣的，可以看看他的東西。事實上，中國的貨幣增長率遠高于經濟增長率。這位財政部長大概也不知道這一點。

　　還要指出，中國的GDP增長不等于中國經濟增長的另一方面在于，中國的GDP中包含著外資企業的產出，也就是不歸中國所有的部分。中國的GDP增長完全可以高于甚至遠遠高于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我想，國內生產總值和國民生產總值的差別，這位部長大概也是不大清楚的，否則他不應當籠統地講什么經濟增長。

　　這位部長接著說，“2007年是一個拐點。從這一年開始，工資的增長高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2007年在討論《勞動合同法》，2008年1月實施。這個《勞動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當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和靈活性。職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職工，很多投資人離開中國也是這個原因。推行企業集體談判是對的，但是提出行業集體談判和區域集體談判，是可怕的，歐洲就是這個問題造成了勞動力市場僵化。美國底特律行業工會力量很強大，工資福利特別高，如果以美國南部日本投資的汽車企業作為標桿的話，每輛汽車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終導致底特律汽車業破產。

　　“另外一個大的問題是老齡化社會即將到來，勞動力增速開始減慢。而且農民工已經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擇業標準也不同了。這時候需要盡快調整政策。也就是恰恰這個時候，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四萬億刺激政策出臺，大規模的投資驅動掩蓋了需要解決的問題。比如，2009年和2010年，雖然工資增長很快，但經濟增長更快。但不可持續的刺激政策消退，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又慢于工資的增長。”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可以不依賴技術進步和生產方式的改變，而可以僅僅靠刺激政策。這表明，這位部長不懂勞動生產率為何物。現在的勞動生產率是用銷售收入來計算的，同樣的生產技術和生產能力，如果產品賣價高或賣得出去，勞動生產率就高，如果因為銷售方面的因素導致產品賣價低或賣不出去，勞動生產率就低。

　　這位部長一方面鼓吹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和靈活性，另一方面又只要求企業集體談判，反對行業集體談判和區域集體談判，這也是自相矛盾的。顯然，如果一個勞動者每進入一個企業就要進行一次談判，其流動性和靈活性，會大大低于一個勞動者進入一個行業或一個區域只需一次談判的情形。行業集體談判和區域集體談判無疑會促進本行業和本區域內勞動力的流動。

　　其實，這位部長的意圖并不在于勞動力的流動，而在于壓低談判工資。如果是企業集體談判，企業主可以用企業外的同行業工人或同區域工人替代集體談判工人來要挾壓低工資，而如果是行業集體談判或區域集體談判，企業主就難以進行這種要挾。

　　這位部長把底特律汽車業破產歸咎于行業工會力量的強大和工資福利特別高，但是，賬面上的收入水平高，不等于實際生活水平高。在1976年，美國的通貨膨脹已經使得生活費用達到5050美元的四口之家的家庭成員只能“不看電影、很少肉食、無錢治牙、不訂報紙、缺少衣服，等等。”[1]還趕不上同一時期年生活費用達到1800元人民幣的中國家庭。在1977年，美國的貧困線確定為年收入6191美元。如果工人不高的生活水平，也會造成企業破產，那只不過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到了歷史的盡頭，無法讓人們過上稍微好一點的生活了。事實上，曾經的中國首富——娃哈哈集團的老總宗慶后在實施《勞動合同法》后還呼吁政府少收點稅，以便他能給工人漲工資，也就是說，連資本家都覺得中國工人現有的收入水平太低了些，而政府的部長卻覺得工資的增長高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是什么了不得的大問題似的。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提到，“工資越低，它的任何提高，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提高，在百分比上也表現得越高。”假如，一個工人的月工資只有300元，他提供的利潤是500元，每年工資上漲10%，體現為勞動生產率的他所創造價值的貨幣價格每年上漲8%，這樣一年后，他的月工資是330元，所創造價值的貨幣價格為864元，提供的利潤為534元。我們看到，雖然工資增長率高于所謂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但是資本家得到的利潤更多了。這樣持續20年，工人的工資水平將達到每月2018元，他提供給資本家的利潤為1711元。資本家有什么理由不滿意呢?更何況，雖然在單個工人身上，資本家獲得的利潤增長率，低于工資增長率，但是，如果在這20年里資本家的企業擴大，招工人數增加，例如年均增長3%，資本家的利潤增長率也會超過工資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才是資本家在意的人口紅利。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勞動生產率被大大低估。勞動生產率是按企業的銷售收入來計算的，而真正的勞動生產率應當按最終的銷售價格來計算。在《〈資本論〉正義——怎樣理解資本主義》一書中，我提到這樣一個例子。香港樂施會給出了2004年一件零售價100元的T恤的利潤分配情況，其中品牌公司及零售商拿走75元，其它環節占10元，原料和工廠營運成本即生產企業的出廠價只有15元。而勞動生產率的計算只是按生產企業來進行的，但是其余的85元也是工人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也應當算入勞動生產率。根據這個例子，我算出，如果一個生產T恤的工人一天工作10小時，那么他只有12分鐘12秒是為自己工作，也就是生產自己的工資，其他的時間都在為國內外大大小小的資本家生產供他們瓜分的剩余價值。而我們的部長居然認為這樣的工資水平不應當增長得比勞動生產率更快些。

　　二、“當前經濟的階段性特征”的分析

　　這位部長認為，“當前中國經濟處于經濟增速換擋期、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他認為，經濟換擋的原因，第一是老齡化，第二是勞動階段人口的凈減少，第三是工資陡然上升，即前面提到的所謂工資增長高于勞動生產率增長。他說，2014年，我們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左右，比馬來西亞低，比泰國略高。但是，上海的工資是吉隆坡的1.16倍，曼谷的1.8倍。我們的工資已經沒有競爭力。

　　但是，老齡化與經濟增速換擋沒有直接聯系，它只意味著勞動階段人口的相對減少，與經濟增速換擋有關的只有勞動階段人口的絕對減少。但是，雖然勞動階段人口絕對減少了，卻存在大量失業和待業人員，無法把這些人的勞動能力有效利用起來，這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這里，我們看到，這位部長認為上海的工資比吉隆坡和曼谷高時，他比較的不是上海與吉隆坡和曼谷的人均GDP，而是比較中國與馬來西亞和泰國的人均GDP，這是為了得到“我們的工資已經沒有競爭力”而故意進行扭曲的比較。事實上，在中國的GDP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屬于外國人時，中國還能成為世界奢侈品消費的第二大國，就足以表現中國的工資普遍偏低了。

　　這位部長看到，“由于近年來工資增長非常快，沿海一些地區制造業已經開始機器人化，它的規模和速度都超過了我們的想象。”他本該由此得出工資增長會促進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論，進而支持工資增長才對，只可惜不知道他的腦袋是怎么長的，反而把工資增長視為洪水猛獸。

　　這位部長接著說，“前期刺激政策帶來了一些問題。第一是高杠桿率。歐洲的M2/GDP是160%，我們是193%。這個比率自2008年以來，提高了大概四五十個點。在杠桿率中，有40%是政府債務，主要是地方政府債務大規模地上升。

　　“第二，全要素生產率下降。我們可以看一個簡單的數：設備投資占總投資之比。2007年是23%，2013年降到20.4%，降了2.6個百分點。設備投資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是直接相關的。那么，前期刺激期大量的是造城和房地產。所以在消化期，要去杠桿，要考慮緩慢地、穩妥地消化過剩產能和去杠桿，還要恢復勞動生產率。”

　　在這里，我們看到，現在的問題又與工資增長沒有關系了，反而是與貨幣發行過多、政府債務、造城搞房地產和過剩產能有關。當然，有人會說，這不是與工資增長無關，而是這些問題與工資增長的問題疊加。那也先得把這些問題去掉后，再來談工資增長問題吧。說不定這些問題去掉后，工資增長已經不再是問題，而是成績了呢。而且，與工資增長的問題不同，上述問題主要是政府部門自己造成的，比如，撥改貸直接提高了杠桿率，限制地方國有企業的發展，自然減少了設備投資，因此，無論怎么說，政府部門及其部長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再去指責其它吧。而M2/GDP較高，也與這位部長也有直接和間接的關系，這是因為中國的外匯儲備越高，人民幣的發行量也越大，這些外匯儲備是用人民幣換來的。而這位部長在海外的投資失敗，導致外匯儲備白白損失，減少了用外匯儲備購買國外商品回籠人民幣和刺激GDP增長的可能性，直接影響到M2/GDP偏高。

　　三、“結構調整期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分析

　　這位部長認為，“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覺得是五五開。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上是停滯陷阱，但是容易發生在中等收入階段。1050美元到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5500—12470美元，是中等偏上，我們現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國家和東南亞國家，也是在這一階段停滯的。

　　“為什么我們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剛才提到，我們的老齡化和勞動力人口下降來得太快。老齡化比率從7%上升到14%，世界平均時間是40年，我國是23年;14%上升到21%，世界平均時間是50年，我們是11年。勞動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萬人的速度下降，要降20年。

　　“為什么特別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怎么滑入的呢?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增長主要來源于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如果政策是比較合理的，而且重視教育，特別是有效的教育，就可以帶來人力資本的提升，這時候勞動生產率就會上升，收入也在提高。由于開始時勞動力幾乎無限供給的，所以工資的增長并不是很快。這個時期資本收益很高，資本積累非常快。伴隨這個過程的是，資本質量得到提升，經濟向價值鏈更高端躍升，工資在上漲，然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當然這個過程是轉型過程，也是各方面矛盾交織的過程。成功地經過這樣一個過程，就可以脫離停滯陷阱，否則就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從這位部長的上述論述中，我怎么看也看不出什么陷阱來。如果在老齡化和勞動力人口下降的情況下，全體國民的人均收入還能停滯不前，不正表明下降了的勞動力人口的勞動效率的提高嗎?至于這位部長所講的經濟發展過程，則完全是沒有任何歷史依據的胡編亂造。英國資本主義早期的工資水平高于后來的工資水平，以至于為了扶持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英國早期的法律規定了最高工資水平來加以限制，只是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工資水平下降過快，才用法律規律了最低工資水平。根本不存在“開始時勞動力幾乎無限供給的，所以工資的增長并不是很快”的問題。而在工資很低的情況下，資本積累的確很快，但是，資本的質量并不會因此而提升，因為完全沒有提升的必要，反而機器使生產更貴。只是在發達國家工人階級進行遠比集體談判激烈得多的罷工斗爭和政治斗爭之后，工人的工資和福利增加，發達國家的資本質量才得到提升。因此，如果說什么經濟因素會導致特別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那就是工資和福利的增長出現停滯，工人階級受到更為沉重的壓迫。而這正是拉美一些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狀況。

　　這位部長為不滑入陷阱開出的藥方是，“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資本提升的政策;靈活的勞動力市場;產權保護;要素流動和交易，特別是土地;開放的經濟環境。拉美為什么出問題，第一是不開放，第二是勞動力市場逐步僵化，還有民粹主義。東南亞的問題和拉美不太一樣，他們還有另外的問題，如法治化比較差。

　　“在這個過程中，有一條鐵律，就是在正常情況下，工資的增長一定要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還有一個一般規律：政府收入占比，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宏觀稅負，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在這些環節中的任何一個環節出錯，都會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這些環節往往是綜合的，容易表現為民粹主義，社會浮躁，法治缺失，腐敗盛行，最后出現陷阱。”

　　他還提到，“金融危機后南歐國家推行勞動力市場改革時，第一項措施就是終止區域集體談判和行業集體談判。拉美行業集體談判帶來的問題也很大。巴西各行業都推行，工資過快上漲，然后是通貨膨脹，結果是普通貸款利率、債券利率高達20%，對經濟增長帶來嚴重影響。我在中投公司時，去巴西訪問，正趕上巴西銀行業工資集體談判，銀行業工會一帶動，不管是有效益的銀行還是沒效益的銀行都漲工資。這種情況下，誰敢去投資。”

　　問題是，我們在前面的計算表明，不存在“在正常情況下，工資的增長一定要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的鐵律。而作為財政部長，他要求提高宏觀稅負的做法，反倒是違背了西方經濟學和西方國家的減稅“鐵律”的。他要進行的再分配，其實也是一種成本的非真實化，并存在再分配后工資和福利的增長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問題。他用南歐國家來舉例，可惜那里并不是一個經濟發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范，而他在中投公司時雖然沒有去巴西投資，但是后果卻是嚴重虧損，可見，投資有無收益，跟行業集體談判并沒有直接關系。

　　他還提到，“我們是開放的受益者，是加入WTO的受益者。我們自己和國際的分析都認為，WTO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國，而且我們是全方位的逐步開放。我們的財政能力應該說還是比較強的，而且總體來說是比較謹慎的”。但是，當中國在生產的一件100元T恤中，只能收回15元的成本和收益，反而要讓出85元的利益時，如果誰還會說，在中國的對外開放中，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國，而不是跟中國打交道的外國和外資，我只能懷疑他有沒有計算能力。當然，我這樣說，并不是要放棄對外開放，而是反對殖民地式的對外開放，要求平等開放權。另外，既然財政能力還是比較強的，那么財政部長能否不再提高宏觀稅負，不然怎么看都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嫌。

　　四、“保持中高速增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徑”的分析

　　這位部長雖然在前面也開了點藥方，但最主要的藥方還是在這一部分中。他的第一個藥方是“釋放農業人口”，而做法是把價格放開，讓農民根據比較效益自主決策。但是怎么看，這個做法都釋放不了農業人口，反而束縛農業人口。這是因為在國家的幫助下，有些事情農民可以交給國家去做，而如果把全部事情都交給農民去做，農民就必須投入更多的精力，更不可能從農業中釋放出來。而價格放開的后果，必然是價格的大起大落，中國的小農受得起這種折騰嗎?這位部長是要制造大量的貧雇農嗎?這樣的貧雇農，能夠支撐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這位部長的第二個藥方是“戶籍改革”。他提到，“財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推行終身學籍制度，正在探索義務教育資源隨著學籍流動。”但是，難道一個地區的學校可以隨著學生學籍的流動而流動?這個藥方，如何促進中高速增長，也是一個謎。他還指出，“戶籍制度改革現在已經開始了，但是不理想，2014年7月份戶籍制度改革文件下發，到現在為止有14個省市出臺了落實的方案，而人們最愿意落戶的那些省份一個也沒有。”

　　這位部長的第三個藥方是“合理的城鎮化”。但這個藥方與上一個藥方有沖突。因為，要做到合理的城鎮化，就要避免人口擁擠在人們最愿意落戶的大城市里，而這位部長所理想的戶籍改革，恰恰會造成后面這個后果。

　　這位部長的第四個藥方是“社會保險體系必須改革”。他要求實行“多繳多得的制度”，但是，要多繳，就要有較高的工資水平，這又可能與他限制工資增長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相沖突。另外，他后來又指出，“買了保險最后的結果是相當于同等年齡段的人，互相之間互濟。說直白點，就是短壽補長壽。”這表明，多繳的短壽者并不能多得，而只是補了長壽的別人，從而與多繳多得又是相互矛盾的。

　　與保持中高速增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這個大目標相比，上述四個藥方，即便沒有互相沖突和內在矛盾，也有小馬拉火車的感覺。可以看出，這位部長的目的之一是要促進勞動力的流動，但是，這個流動主要不是勞動力的自覺自愿的流動，而是資本家隨意解雇工人的強制性流動。要說這種流動能夠保持中高速增長，這位部長還得好好論證一番。只不過，我懷疑他根本沒有論證的能力。

　　五、小結

　　最后，這位部長指出，“總之，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確定下來的決定性任務，如果到2020年我們按時完成了，我認為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所謂途徑，就一句話，按照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真這么做就對了。這樣，我們就可以實現一個中高速的增長，而且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他最后說的這些話，只是給他自己找場子的敷衍的官話，并不是他真實的想法。如果他真是這么想的，那么在前面的演講中，他就應當好好解說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確定下來的決定性任務，而不是另外提出工資增長要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和反對勞動合同法等主張。他前面的演講表明，如果不修改勞動合同法，不把工資增長率降下來，即便完成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確定下來的決定性任務，也是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也許他會辯解說，他只是表明，如果不按他說的做，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確定下來的決定性任務，就無法完成。他是為完成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確定下來的決定性任務出主意。如果是這樣，那么他的演講也是表明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文件很膚淺，連最根本要做什么都不清楚，從而即便按照那些文件去做，也達不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的。

　　撇開這位部長給他自己找場子的想法，我認為，只要我們做到一條，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四中全會文件的說明中所指出的，“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就不僅能跨越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能夠進入社會主義的中高級階段。在這里，依憲治國和依憲執政的關鍵，是遵循憲法所規定的指導思想，也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文件中加了一個“科學發展觀”。政府部門負責人尤其要遵循這些指導思想，不要對馬列主義一無所知，只會動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歪腦筋，那樣必然與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規定的決定性任務背道而馳，不僅會使中國陷入停滯不前的陷阱，而且會使中國經濟出現混亂的倒退局面。

　　當前中國經濟出現一種新常態，增長速度放緩，這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我們在前面也提到了其中的一些因素，但是，主要的一個因素高速增長會受制于再生產的條件。在《45個十分鐘讀懂〈資本論〉》一書，我參照馬克思的計算，給出了一個數值舉例，也就是撇開貨幣的貶值問題，即便1克黃金那么微小的經濟規模，以每年8%的速率增長，連續增長742年后，它也將增長到超過與一個地球同等質量的黃金即超過600億億噸黃金的價值量規模，若按60億人口來算，人均將超過10億噸黃金的價值量規模。這是不可能的。因此，與馬克思指出的平均利潤率下降規律相適應，存在一個平均增長率下降的問題。但是，中國的經濟仍然存在高速增長的可能性。

　　按照馬列主義的觀點，資本主義的發展從自由競爭進入了壟斷競爭的時期，這是歷史發展的趨勢，如果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也是因為他們進入了壟斷競爭階段，從計算的角度來說，壟斷也是生產力。而中國目前的一些政策卻是鼓勵自由競爭，限制壟斷，這是造成一件100元T恤，我們不得不讓利85元的根本原因。如果我們順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勢，遵循其規律，推動壟斷競爭，那么只要我們從讓利的85元中收回15-20元，中國經濟就還能有一個高速的增長階段。但是，要在中國推動壟斷競爭，那么我們既不能讓外資壟斷中國，使中國成為外國的經濟殖民地;又不能像西方國家那樣讓國內的少數家族壟斷本國經濟，重回四大家族統治中國的黑暗時代;我們愿意做的，只能是實現公有制經濟的壟斷競爭，這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時代體現。但是，現在的一些政策卻是要做大坐實前兩大類壟斷競爭，這也是造成中國現在許多問題的根本原因。

　　對此，我們必須堅決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維護國家利益，毫不動搖地在中央、省、市、縣各級發展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若能如此，中國的前程必然一片光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將在堅強有力的工人階級的支撐下不可動搖。

　　[1] 參見陶大鏞：《現代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貧困化》，載《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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