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比較與啟示賈根良 陳國濤賈根良新浪博客，發表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13年第4期（八月出版）

　　賈根良按：略有世界經濟史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從英國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的韓國，擯棄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的教條，保護民族產業和國內市場不僅是落后國家經濟崛起的必要條件，而且也是發展中國家避免淪為發達國家經濟殖民地的基本前提。在這一問題的理論觀點上，馬克思主義和以李斯特為代表的經濟民族主義是一致的。本文的研究為我國在國際金融危機后擺脫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的侵略和掠奪、采行保護中國民族經濟新戰略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武器。該文說明，上海自貿區的建立和企圖加入ＴＰＰ（ＴＰＰ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的簡稱）不僅違背落后國家經濟崛起的歷史規律，而且也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這在仍然以馬克思主義為意識形態的國家是極其不正常的。無論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英國、美國、德國、日本和韓國類型的資本主義道路，對中國來說，經濟民族主義都是必由之路，而把自由貿易和比較優勢作為國家發展政策制定的理論基礎，必然走的是殖民地經濟的道路。改革者不想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沒有關系，但經濟民族主義是必須要堅持的，不然，這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上海自貿區的建立和企圖加入ＴＰＰ說輕一點，是食洋不化的結果，說的嚴重一點就是充當跨國壟斷資本和美元霸權的走狗，國內一小撮新自由主義改革者正在把中國的改革大業引到近代史上淪為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地經濟的邪路上，筆者強烈地懇求我國政府對此引起嚴重警覺和深刻的反思。

　　經濟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比較與啟示

　　摘要：發達國家的自由貿易政策和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是經濟民族主義這同一硬幣的兩面。自19世紀50年代開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欠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問題的看法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也導致他們對欠發達國家的政策選擇——自由貿易還是貿易保護的觀點發生重大變化。本文探討了這種變化的原因，并通過文本解讀和比較研究方法，揭示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與以李斯特等人為代表的經濟民族主義學說之間所具有的廣泛的共同觀點。這種共同觀點包括對經典比較優勢理論和自由貿易提高全世界福利水平理論的批判、落后國家幼稚產業保護的必要性、工業化的基本原則以及自由貿易導致欠發達國家社會動蕩的看法。對于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來說，馬克思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的這些共同觀點具有重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揭示了經濟民族主義主要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實質，但對于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說，傳統經濟民族主義的這種缺陷可以得到有效克服，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可以成為我國共同富裕和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

　　關鍵詞：經濟民族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馬克思主義;自由貿易;保護主義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典著作中，他們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觀點都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準繩，從階級斗爭的角度出發來進行論證的。他們認為，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在無產階級全面取得政權后，人類最終將從階級社會過渡到無階級社會。從這一點來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似乎與以李斯特為代表的經濟民族主義者的觀點沒什么交叉之處，因為在前者看來，民族斗爭是從屬于階級斗爭、民族發展是從屬于人類社會發展的，而后者則主要關注各民族國家作為個體如何實現自身的發展。但通過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重新梳理，我們發現在階級斗爭這一基本命題背后，他們對于階級社會中的民族解放斗爭、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等問題也有著清晰的認識，而這些認識與欠發達國家經濟民族主義的基本觀點，例如欠發達國家的幼稚產業保護、欠發達國家工業化的基本原則，有著不謀而合之處。本文的目的就是在分析經濟民族主義基本概念的基礎之上，對經濟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FormatStrongID_4#之間的交叉與分歧進行初步解讀，并進一步指出在全球化的今天，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欠發達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為什么具有強烈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什么是經濟民族主義

　　經濟民族主義一詞的廣泛使用是在二戰期間，但其思想則可追溯到16-18世紀的重商主義時期。在其隨后的發展過程中，比較著名的經濟民族主義者當屬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以亨利·凱里(Henry Carey)為代表的美國學派。但直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學者對經濟民族主義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定義。例如肖夏娜·坦賽(Shoshana B. Tancer)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是指一個國家的這樣一種愿望：在世界經濟體制范圍內掌握本國的經濟命運，以及在本國領土范圍內行使主權，決定誰可以開發自然資源，誰可以參與各經濟部門的活動。”[②]坦賽顯然是從國家權力的角度來理解經濟民族主義，而這與當時拉丁美洲的經濟狀況是密切相關的。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的觀點也與之類似，重點強調國家利益，認為經濟民族主義的核心思想就是經濟活動應當從屬于國家建設的目標，為國家的利益服務。但喬治·科瑞恩(George Crane)等人則批評了吉爾平的概念，認為他的概念缺少對民族主義的強調，實際上只是一種國家主義。還有人直接把經濟民族主義等同于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例如大衛(David Levi-Faur)就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是現代形式的保護主義，它反對商品、服務、資本或人的自由流動。這種觀點顯然有失偏頗，太過于片面。

　　綜合上述學者的一些觀點，再結合傳統的經濟民族主義理論，筆者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應包括以下幾個要點：一是要體現整個國家的利益，將國家利益置于個人利益、地區局部利益和國際利益之上。就像17-18世紀工業革命前夕的英國那樣，“英格蘭孕育發展了經濟民族主義……，早期英格蘭的經濟民族主義專注于民族的共同利益，而英格蘭個體民族成員的利益則被認為是從屬性的。”[③]這一點主要是針對主流經濟學虛偽的“世界主義”的，李斯特在其經典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對后者有過深刻的批判。此外，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ield)對此也有著類似的看法。例如，對于被主流經濟學奉為鼻祖的亞當·斯密及其《國富論》，他曾這樣評價道：“斯密的思想充滿著對民族理念的欣賞，民族主義賦予他靈感，以《國富論》一書開始，如果離開了英格蘭民族意識的框架，就無法正確地理解他的任何論述。……換句話說，斯密的世界主義是個花招，是英國民族主義的工具。”[④]因此，主流經濟學所謂的“世界主義”實質上也是一種經濟民族主義，更確切地說，是一種站在領先國家立場上的經濟民族主義。

　　第二，經濟民族主義的核心目標在于提高民族國家自身的生產力，用李斯特的話說就是“創造財富的能力”，而且這種力量不是眼前的、暫時的，而是長期的、永久的。因此，民族國家的所有政策制定，都應該以這一目標為中心。對于這一點，我們尤其應該注意的是，要“區分經濟民族主義中的目的與手段，內容與形式，避免把經濟民族主義歸結為一種民族情感，更重要的是要避免把它等同于人們習以為常的民族國家為增進民族財富的手段，例如“自給自足、重商主義、保護主義、國家干預、戰略貿易”等等。雖然這些形式都被經濟民族主義所利用，但不過是一定歷史時期的特定目標所為。”[⑤]顯然，艾薩克和大衛對經濟民族主義認識就犯了這方面的錯誤，沒有把經濟民族主義的目的與手段分開，僅僅把它等同于保護主義。事實上，在李斯特看來，隨著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尤其是工業競爭力的不斷提高，最終必須走向自由貿易，這樣才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換句話說，對于像英國這樣的領先國家，如果站在英國的立場上，李斯特是完全支持它實行自由貿易的。因此，經濟民族主義的政策建議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它會隨著一國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只不過我們在探討欠發達經濟問題時，總是會站在落后國家的立場上來思考問題，因此經濟民族主義才會被貼上“李斯特”的標簽。不過，這對于我們研究欠發達問題不會有什么影響。

　　第三，經濟民族主義是一個經濟學問題，它僅用經濟學術語就能得到充分解釋，而無需考慮意識形態和種族等因素。往往我們在談到民族主義時，總是會把它與這些因素聯系在一起，這樣，狹隘的民族主義、尤其是民粹主義總會導致一些非理性決策的出現。但經濟民族主義只是從經濟視角出發考慮發展問題，它需要民族精神作為經濟發展背后的一種支撐力量，但除此之外它與一般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沒有太多關系。因此，把經濟民族主義稱之為經濟國家主義或者國家主義經濟學也未嘗不可。

　　二、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民族發展與階級斗爭關系的觀點

　　前面已經講到，經濟民族主義是站在民族國家的立場上來分析經濟發展問題，而馬克思主義則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分析人類社會的發展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是階級斗爭而不是民族斗爭。因此，他們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民族斗爭從屬于階級斗爭、民族利益從屬于階級利益。但在這一基本觀點背后，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民族發展與階級斗爭之間關系的認識也經歷了一次階段性的變化。

　　在其觀點形成的早期階段，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上只強調階級斗爭。在他們看來，所謂的“民族主義”帶有明顯的資產階級的階級屬性，對民族主義的強調實質上就是對資產階級利益的強調。正如馬克思在《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所指出的：“不管單個資產者同其他資產者進行多么激烈的斗爭，資產者作為階級是有共同利益的;這種共同性，正像它在國內是針對無產階級的一樣，在國外是針對其他國家的資產者的。這就是資產者所謂的他的民族性。”[⑥]正是因為每個國家的資產階級的特殊利益都寓于民族主義之中，因此為了無產階級斗爭的勝利、為了全人類的解放，各國無產階級應該摒棄民族偏見，一起來面對資產階級這個共同的敵人。這個時候各個民族自身的發展是次要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才是主要的。

　　但自19世紀50年代開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態度有所轉變，他們開始重新思考民族主義問題。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1848年爆發的歐洲革命使馬克思和恩格斯意識到了民族解放與各國無產階級的斗爭之間具有一致性。因為各國的無產階級要想在本國打敗資產階級、取得最終的革命勝利，它首先必須上升為民族的階級，而要成為民族的階級就必須獲得民族獨立，取得民族解放斗爭的勝利。正如恩格斯所言：“無產階級的國際運動，無論如何只有在獨立民族的范圍內才有可能。”[⑦]一個受外國奴役或者控制的民族國家是很難建立起本民族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因此也就無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這種奴役或控制是以殖民地的形式存在的，而在今天則是通過不平等的國際分工以及跨國公司來實現的，它們在本質上并沒有什么區別。當然，這種民族解放運動必須要以無產階級革命為最終目標。

　　第二個原因就是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現實讓馬克思和恩格斯意識到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雖然是大勢所趨，但不是短時期內能夠實現的，在這一過程中，受壓迫的落后民族可以而且也應該首先發展自己的民族經濟，同時也培育本民族無產階級的力量，為將來的階級革命做準備。例如馬克思在1867年11月寫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就明確指出愛爾蘭需要脫離英國而獨立，要對英國實行保護性關稅以發展自己的工業。而這種看法同馬克思在19世紀40年代論述德國問題時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轉變呢?難道是因為愛爾蘭的資產階級比20年前的德國同行更為先進?顯然不是，只是因為馬克思意識到了資本主義的生命周期將比他原先設想的要長。”[⑧]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各民族之間的利益沖突始終會存在，只有“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一致化，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孤立性和對立性日益消逝下去。”[⑨]這也就是說，馬克思所講的無產階級專政后各民族之間的對立和隔閡的消失、全世界的民族大融合的實現是有條件的，那就是生產力高度發達、各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趨于一致，人類已經得到徹底解放。而在生產力還沒有達到這一要求的時候，各個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還無法達到一致、甚至差距較大的時候，各民族國家之間的利益差別就顯現出來了。領先國家對落后國家的剝削不僅會激發兩個國家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激發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因為領先國家的資產階級可以通過讓渡一部分從落后國家掠奪來的利潤，從而緩和與本民族無產階級的矛盾，雖然無產階級能夠獲得的仍然只是基本生活資料，但這個時候的基本生活資料與落后國家的無產階級所能夠獲得基本生活資料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這種生活水平的差別自然會激發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從而有意無意地把不同國家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利益捆綁在一起。有時，領先國家的無產階級對于這種剝削也是喜聞樂見的，正如恩格斯在1882年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那樣，“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們(指資產階級——引者注)共享英國的殖民地壟斷權和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⑩]而在今天，這種情況則更為普遍。反之，如果領先國家的資產階級無法對落后國家進行剝削的話，他就只能剝削本國無產階級，從而激化兩大階級之間的矛盾、加速社會革命的爆發。而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則會趁此獲得進一步的發展，無產階級的力量也會隨之增強，兩大階級的矛盾也會朝著激化的方向發展，進而為社會主義革命埋下革命的種子。而在這個時候就可以真正實現各國無產階級之間的聯合，共同反抗資產階級的統治。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族利益、尤其是落后國家的民族利益與階級革命之間具有完全的同一性。

　　三、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階級社會中欠發達問題的論述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在人類社會進入無階級社會之后，生產力水平將會高度發達，所以不會存在發達與欠發達問題。因此，欠發達問題只會存在于階級社會。而對于階級社會中的欠發達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作過系統的論述。因為發達與欠發達問題實質上是一種民族矛盾，而民族斗爭是從屬于階級斗爭的。消除階級矛盾從而消滅剝削之后，民族矛盾自然就會得到解決。因此，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是無產階級專政。但在通往無產階級專政的過程中，欠發達問題始終是客觀存在的，而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之間又具有某種一致性，這樣的話，如何在不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思想的條件下，探索出一條民族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道路對于落后國家、特別是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講將具有重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而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對此也有較多的論述，這些論述與經濟民族主義的觀點有著諸多類似之處。

　　(一)“工業”[11]對于落后國家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

　　關于工業對一個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性，重商主義、李斯特和美國學派等都有過大量的論述。從經濟發展方面看，李斯特在談到城市生活與工業時總是極盡贊美之詞，對工業對農業、商業、生產和消費等方面的積極作用都有過詳細的論述。從社會發展方面看，“李斯特還看到了農業與專制、工業與自由之間的聯系，工業增長的非經濟效應是李斯特理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2]同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從兩方面對工業的作用進行了論述：一是階級斗爭的角度，二是純粹的民族經濟發展的角度。

　　首先，從階級斗爭的角度，也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一個強大的無產階級是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的前提條件。而要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首先必須要培育出無產階級，也就是使農民變成工人，要從一個農業國發展成一個工業國。一個落后的農業國是不可能孕育無產階級革命的種子的。而且資本主義工業越發達，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越尖銳，無產階級的力量也就越強大，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希望也就越大。因此，工業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與結果。對于欠發達國家來講，不光是從經濟上追趕先進國家需要發展工業，從階級社會發展的趨勢來看更應該發展自己的工業。

　　其次，從純粹的民族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工業的繁榮是一國經濟繁榮的基礎，也是一個國家避免處于被奴役地位的關鍵。就像恩格斯在談到德國問題時指出的那樣，“整個國內貿易、漢堡和不來梅以及斯德丁一部分的海上貿易的繁榮、銀行業的繁榮，都依賴于工業的繁榮。”[13]而那些依靠農產品和原材料出口以換取工業制成品的國家則注定貧窮，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著清晰的認識。例如恩格斯在《德國的制憲問題》中指出：“這兩個國家(指英國和法國——引者注)的富有首先是依靠工業品的輸出。相反地，德國輸出的工業品很少，而輸出的谷物、羊毛、牲畜等等卻很多。”[14]在為馬克思的《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的英文版作序時，恩格斯針對美國當時的情況同樣指出：“像美國人這樣一個大民族不能只靠農業為生，因為這等于讓自己注定永遠處于野蠻狀態和從屬地位;在我們的時代，任何一個大民族沒有自己的工業都不能生存。”[15]類似的，馬克思在1879年的一封信中也曾提到：“一般說來，鐵路當然有力地推動了對外貿易的發展，但是這種貿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國家里卻加深了群眾的貧困”。[16]顯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觀點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出口制成品、進口原材料”的工業化基本原則是不謀而合的，他們都認識到了工業對一國經濟發展的至關重要性。

　　此外，對于把國際分工和比較優勢單純歸結為自然稟賦的觀點，馬克思也作過辛辣的諷刺和批判。他在1848年《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中曾講到：“先生們，你們也許認為生產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賦吧。二百年以前，跟貿易毫無關系的自然界在那里連一棵咖啡樹、一株甘蔗也沒有生長出來。也許不出五十年，那里連一點咖啡、一點砂糖也找不到了，因為東印度正以其更廉價的生產得心應手地跟西印度虛假的自然秉賦作競爭。而這個自然秉賦異常富庶的西印度，對英國人說來，正如有史以來就有手工織布天賦的達卡地區的織工一樣，已是同樣沉重的負擔。”[17]通過這段話可以看出，馬克思對于所謂自然條件決定比較優勢的理論是持否定態度的，換句話說，工業優勢是可以通過后天發展而獲得的。這與經濟民族主義對被主流經濟學奉為經典的比較優勢理論的批判是一致的。

　　(二)自由貿易還是保護主義——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觀點的新闡釋

　　前面已經講到，工業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那么一個國家應該如何發展自己的民族工業呢?或者說該采取哪種政策，自由貿易還是保護主義?對此，經濟民族主義的觀點非常明確：對于落后國家來講，在經濟起步的過程中必須對本民族的工業進行保護，至于自由貿易，它只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一種選擇。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有何看法呢?通過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相關著作的解讀，我們發現，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可以從三個角度來分析：首先，從無產階級的角度看，無論是自由貿易還是保護主義都只是資產階級的游戲，與無產階級沒什么關系;其次，從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角度講，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支持自由貿易的;最后，如果拋開階級分歧，僅僅從民族國家的經濟發展的角度講，保護主義顯然對落后國家是有利的。目前，面對當今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的前提下，我們可以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的觀點作一些發展，使其在當代條件下更加有利于指導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指導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首先，從無產階級的角度來考慮，馬克思和恩格斯無論是對自由貿易還是貿易保護都持批判態度。因為“不論占統治的是保護關稅制度還是自由貿易制度，或者是以這兩者的原則為基礎的混合制度，工人得到的工資都不會多于他維持起碼生活所絕對必需的。”[18]所謂的自由貿易不過是資本追逐自由、追逐利潤的要求，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全球統治的表現。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宣稱自由貿易能夠提高全球生產效率、降低商品價格，從而提高人們的福利水平，但實際上“隨著自由貿易的逐漸實現和成為生活現實，勞動商品的這一規律，即最低工資的規律也就愈益明顯地顯現出來。”[19]因此，所謂自由貿易提高人們的福利水平對無產階級來說不過是個美麗的謊言。貿易保護又怎么樣呢?馬克思認為保護主義不過是資產階級借用“民族主義”情緒把無產階級拉到同一條戰壕里，使其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的剝削，而反對外國資產者的剝削。這正是馬克思對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的批判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所以，對于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來說，他們應該“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愛，用以對抗舊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偽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義。”[20]

　　其次，從社會主義革命的角度出發，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支持自由貿易的。無產階級的解放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因此任何有助于無產階級解放、有助于社會主義革命的政策，馬克思和恩格斯必然是采取支持態度的，而在他們看來，自由貿易正是這樣一種政策。“因為在實行自由貿易以后，政治經濟學的全部規律及其最驚人的矛盾將在更大的范圍內，在更廣的區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發生作用;因為所有這些矛盾一旦擰在一起，互相沖突起來，就會引起一場斗爭，而這場斗爭的結局則將是無產階級的解放。”[21]在馬克思看來，自由貿易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選擇，反過來它也會加速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資本主義越是發展，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也就越激烈，這樣就會加速社會革命的爆發。因此，自由貿易是推進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一種有效手段。“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22]

　　在這里，馬克思的邏輯是，無產階級貧困化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條件，自由貿易必然導致落后國家廣大人民群眾的貧困化，貧困化引發社會革命。在更一般的意義上說，落后國家實施自由貿易將導致社會動蕩，這種社會動蕩有可能被引向社會主義革命，如19世紀60年代法國實施的自由貿易政策是催生巴黎公社的重要原因，以及后來在受到帝國主義奴役的落后國家所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馬克思只是在加速社會革命的這種意義上才贊成自由貿易。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自由貿易在落后國家并沒有催生社會主義革命，它所導致的卻是周期性社會動蕩、長期停滯和追趕發達國家的國家組織能力的喪失，正如拉丁美洲和非洲等所表明的，很顯然，這種情況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愿看到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將會反對自由貿易。這一點對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我國尤為重要，如果我國要維持社會穩定并建設和諧社會，就不能實行與發達國家一樣的自由貿易，至于對民族工業如何保護，則是需要討論的另一個問題。

　　最后，從落后的民族國家經濟發展的角度考慮，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支持貿易保護的，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關于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的主要觀點。在階級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還不成熟的時候，雖然階級矛盾始終存在，但仍然有必要站在整個民族國家的立場上，考慮民族國家的發展問題，這也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自19世紀50年代開始重點關注落后的民族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如前所述，民族國家的發展重點在于發展自己的工業，對于如何發展自己的工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與經濟民族主義的觀點是一樣的，即實行貿易保護。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相當多的論述。例如，對于大力宣揚自由貿易的英國，馬克思和恩格斯用英國經濟發展的史實證明了其“自由貿易”的虛偽性。恩格斯在1888年為馬克思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講所作的序中指出：“現代工業體系即依靠用蒸汽發動的機器的生產，就是在保護關稅制度的卵翼之下于十八世紀最后三十多年中在英國發展起來的。而且，好像保護關稅率還不夠似的，反對法國革命的幾次戰爭又幫了忙，確保了英國對新工業方法的壟斷。英國的戰艦割斷英國在工業上的競爭者同他們的殖民市場之間的聯系達二十多年之久，同時又用武力為英國貿易打開了這些市場。南美各殖民地脫離了它們的歐洲宗主國，英國侵占了法國和荷蘭的所有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被逐漸征服——這就把所有這些廣大領土的居民變成了英國商品的消費者。于是，英國在國內市場上實行的保護關稅制度，又用在國外對它的商品的一切可能的消費者實行自由貿易作了補充。由于兩種制度的這樣巧妙的結合，到戰爭終了時，即1815年，英國就已經成了一切最重要的工業部門的世界貿易的實際壟斷者。”[23]

　　上段話充分反映了，英國經濟的起飛是建立在保護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基礎之上的，而絕不是所謂的自由貿易。它之所以宣揚自由貿易是因為它在世界市場是已經占據壟斷地位，其自由貿易理論是“建立在英國應該成為農業世界的唯一大工業中心這樣一個假設上的。”[24]當英國能夠領先全世界的時候，它極力宣揚自由貿易，但當它失去自己的工業壟斷地位的時候則完全換了副嘴臉。例如，在保護主義的條件下，英國在1830年就已取得對其它國家的絕對的工業領先地位，因此在1860年，英國單方面取消了所有貿易和關稅上的限制，但隨之而來的結果是英國沒有料到的：在全面實行自由貿易20多年后，英國的工業優勢地位就受到美國和德國等國的挑戰。不僅如此，英國在各種工業發明方面已經落后于美國，而且德國也逐漸趕上來了。針對這種情況，1886年，英國著名政治家約瑟夫·張伯倫開始呼吁英國放棄自由貿易政策，實施關稅保護，在全國很快就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關稅改革運動。對此，恩格斯在1888年為馬克思的《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的英文版所作的序中評論說，“它的工業壟斷地位是一去不復返地喪失了，同其他各國相比，它正在不斷喪失地盤，而它的競爭者卻正在取得進展，它將落到只得滿足于作為許多工業國之一的地位，而不再像過去夢想的那樣，要成為‘世界工廠’。為了躲開這種迫在眉睫的命運，那些在四十年前認為唯有自由貿易才是救星的人的兒子們，現在卻如此狂熱地呼吁實行用‘誠實的貿易’和懲罰性稅率等要求拙劣地掩蓋起來的保護關稅制度。”[25]由此可見，不管是自由貿易還是保護主義，都是英國根據現實需要來進行選擇的，當它處于落后地位時，毫不猶豫地實行保護主義，而當它領先時則宣揚自由貿易。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有著清晰的認識。

　　因此，在談到當時處于落后狀態的德國、美國和波蘭等國家的工業發展時，他們的態度是支持貿易保護的。例如，恩格斯在《德國的制憲問題》中明確指出：“在只有英國人不怕任何競爭的今天，要建立這樣一個工業體系就需要有一套完善的、適用于一切受到外國競爭威脅的部門而且經常隨著工業狀況而改變自己形式的保護關稅制度……在德國尤其需要這樣一套保護關稅制度，因為那里的工場手工業已經奄奄一息了。如果不規定出一套完整的保護關稅辦法，工場手工業就經不住英國機器的競爭，而所有到現在為止還靠工場手工業謀生的那些資產者、小資產者、工人也都要遭殃。”[26]對于當時的新興大國美國，恩格斯也持同樣的看法：“如果美國要成為一個工業國，如果它有一切希望不僅趕上而且超過自己的競爭者，那末在它面前就敞開著兩條道路：或者是實行自由貿易，進行比如說五十年的費用極大的競爭斗爭來反對領先于美國工業約一百年的英國工業;或者是用保護關稅在比如說二十五年中堵住英國工業品的來路，幾乎有絕對把握地堅信，二十五年以后自己就能夠在自由的世界市場上占有一個地位。這兩條道路中哪一條最經濟、最短捷呢?”事實也正如恩格斯所言，德國和美國在采取了針對英國的貿易保護政策20多年之后，到了19世紀末期，它們的工業發展水平都已趕上甚至超過昔日的霸主——英國。此外，馬克思也在1867年寫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針對愛爾蘭的民族發展問題給出了自己的建議。他指出，由于英國對愛爾蘭的殖民統治，迫使愛爾蘭廢除了為保護其剛剛萌芽的工業而建立的保護關稅，結果愛爾蘭工業便完全衰落了。對此，馬克思建議愛爾蘭脫離英國而獨立、進行土地革命并實行保護關稅以抵制英國。“愛爾蘭人一旦獲得獨立，需要就會使他們變成保護關稅派，就象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所發生的情況一樣。”[27]

　　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的態度，即支持落后國家進行貿易保護，但貿易保護政策對落后國家來講并不是完美無缺的，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也會遇到很多麻煩。例如恩格斯就指出：“保護關稅制度再好也不過是一種無窮螺旋，你永遠不會知道什么時候才會把它轉到頭。你保護一個工業部門，同時也就直接或間接地損害了其他一切工業部門，因此你就必須把它們也保護起來。這樣一來你又會給你原先保護的那個工業部門造成損失，你就必須補償它的虧損，這一補償又會像前面的情況一樣，影響到其他一切部門，并且使它們也有權利要求補償，——就這樣繼續下去，沒有盡頭。”[28]對于這一點，恩格斯的憂慮是有道理的，但這并沒有成為他反對貿易保護的理由，只不過是在實施貿易保護的具體過程中要有所注意，例如保護的對象必須是對本國經濟建設至關重要的行業，或者是那些處在學習曲線下降較快階段的行業，而不應該對所有行業一視同仁。最主要的一點是不能對原材料行業進行保護，對此，馬克思也有著清晰的認識，“因此很清楚，廢除或減輕原料關稅，對工業具有很大的意義。因此，讓原料盡可能自由輸入，已經成了合理地建立起來的保護關稅制度的重要原則。”[29]此外，恩格斯還擔心保護關稅制度一旦實施起來就不容易擺脫，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說：“民族工業的某一個部門一旦徹底占領了國內市場，出口便成了它的必然要求”[30]，只要時機成熟，資本追逐利潤的動機自然而然會沖破保護主義的枷鎖。同時，馬克思也承認保護主義會激發國內的競爭，但他同時也認為這將使得采取保護主義措施的國家更加依賴世界市場，“自從對世界市場有了依賴性以來，對自由貿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賴性。”[31]

　　從上述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貿易政策的幾種論述來看，他們關注的重點在于無產階級革命的最終勝利，他們支持的是有利于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政策。但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的條件下，結合世界經濟發展的現實，我們對貿易政策的選擇可以作出不同的判斷。馬克思關于自由貿易激發階級矛盾的判斷是從世界整體的角度出發而作出的，但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最終的表現形式卻是某個國家的社會革命的爆發，而且這個國家必定是落后國家。因為自由貿易會摧毀落后國家的工業，所有的工人都會因此遭殃，而隨著工業的衰落，這些國家將“無力養活那人為地創造出來的無產階級，于是社會革命就要爆發。”[32]但這種革命并不是生產方式與生產力之間的摩擦而導致的。實際上，自由貿易摧毀的不僅僅是落后國家的無產階級，也同時摧毀了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而使得落后國家從整體上受領先國家的奴役和控制。因此，這種社會革命爆發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本國無產階級與本國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本國無產階級與外國資產階級的矛盾。即使落后國家的無產階級取得社會革命的勝利，在全球自由貿易體制下，這種矛盾仍然是存在的，絲毫不會得到解決。而且，這種社會革命也不會傳導到領先國家。因為領先國家的資產階級為了緩和本國的階級矛盾，完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與無產階級分享從落后國家所“掠奪”來的利潤。這也是為什么恩格斯發現英國工人能夠十分安然地與英國資產階級一道共享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的原因。而這種“共享”在當今世界的表現則更為明顯。另一方面，即使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在自由貿易的體制下，新興的無產階級還是無法發展本民族的工業，它仍然得受到領先國家資產階級的剝削。而要改變這種狀況，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它必須實行保護主義政策，重建自己的工業體系。這一點對于處于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尤其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現在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種情況，所有的落后國家都實行保護主義政策，那么領先國家的資產階級的剝削范圍將大大縮小，可能僅限于少數幾個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甚至只能是本國的無產階級。一旦資本的流動受阻，其可獲得的利潤就會下降，這樣的話，領先國家的資產階級將加大對本國無產階級的剝削，階級矛盾就會激化，社會主義革命就可能在這些領先國家發生。而這種社會革命的爆發正是生產方式不符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表現。落后國家又會怎么樣呢?它們的工業在貿易保護的羽翼下獲得發展之后，接下來的事情仍然是重復先進國家的老路，即社會主義革命。因此，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這是多此一舉，因為最終都會爆發社會革命。落后國家的保護主義政策卻延緩了革命的到來。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先發展工業，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或者是相反，對落后國家來講都逃不脫的一個事實是，必須依靠保護政策發展本民族的工業。

　　四、對經濟民族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批判

　　經濟民族主義，不管其政策主張如何，有一個基本的東西是不變的，即它是從整個民族國家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但是在資產階級占主導地位的階級社會中，資產階級才是民族利益的主要代表。因此從整體上分析民族利益，而不考慮階級之間的利益差別，有時甚至忽視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例如“當李斯特談到鄉村生活時，他實際上是在說農業工人或農民的生活，當他談到城市生活的樂趣及自由精神時，他卻指的是經理人或商人的生活，而不是產業工人的生活。”[33]這樣的話對處于弱勢地位的無產階級就有失公允。正如本·塞爾文(BenSelwyn)所言：“反自由主義的發展政策只能為發展中國家的少數精英階層帶來福利，由于它沒有分析資本——勞動關系，因此并不能為大多數底層民眾服務。”[34]他的這一評價并不完全正確，畢竟隨著落后國家的經濟崛起，無產階級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與資產階級共享經濟增長的果實，正如戰后日本和韓國所表明的。

　　實際上，在賴納特(Reinert E.S)、赫德森(Michael Hudson)和廖子光等人對李斯特學說的當代發展中，他們對工人、農民和其他中下層收入者的關注已成為其理論工作的一個重要特點。賴納特就認為國民的實際工資是衡量國富國窮的首要標準，這里的國民首先當然是指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工人和農民;赫德森也對美國學派的高工資經濟學說推崇備至;廖子光批評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工資套利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根源，他認為提高各國工人的工資水平是解決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本之道。盡管這些理論重點強調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但就其實質而言，其目的仍是要挽救資本主義制度的衰敗，它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關系，不能改變階級剝削的事實，這是經濟民族主義的內在局限性。但在目前尚未出現一種替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社會主義新學說的情況下，經濟民族主義對于落后國家的經濟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尤其是對于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講，勞動階級的利益已經成為民族利益的主要代表，在這時，經濟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就有了完全的同一性。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按照經濟民族主義的政策原則來發展自己的民族經濟。

　　五、現實意義

　　通過上述對經濟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比較與分析，再結合當今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條基本結論：保護和扶植中國民族產業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最終勝利的前提保證。這條結論不僅符合經濟民族主義的政策原理，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雖然今天的經濟已經全球化，各國之間的經濟活動完全超越國界，資本、商品以及人員的跨國流動使得國與國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但這并不等于民族經濟的終結。正如安德里亞斯·皮克爾(Andreas Pickel)所言：“民族經濟作為一種政治、社會和文化的經濟，仍然是全球經濟的基礎。”[35]如何發展自己的民族經濟，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給出了解答。

　　當然，今天的經濟活動已遠比當年復雜，但落后國家從欠發達到發達的歷史規律并沒有被改變。我們現在需要發展的僅僅用“工業”二字已不能概括，在馬克思、恩格斯和李斯特的時代，“出口工業制成品、進口原材料”是欠發達國家工業化的基本原則，但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今天，這一原則已經轉變成為“出口高端產品、進口低端產品”，然而，作為兩者共同的基礎，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經濟活動是國家致富的基礎這一歷史規律并沒有改變。

　　我國目前在高端產品或全球價值鏈的高端上仍處于落后地位，離發達國家的差距還很大，要想縮小這種差距并趕超發達國家，靠自由貿易肯定是不行的，貿易保護將是我國在一定時期內不得不選擇的政策。因此，“保衛民族產業和內向型經濟是實現黨中央建設創新型國家、建設和諧社會、城鄉統籌、建設環境友好和節約型社會的必然選擇，是應對美元霸權問題的根本性措施，也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最后將不得不面臨的抉擇。如果仍然繼續沿襲以自由貿易、利用廉價勞動力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鏈和依賴外國直接投資為核心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中國不僅不可能崛起，而且將會在依附型經濟中越陷越深。”[36]只有解決好了這些問題，我們才能實現經濟崛起，從而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設想的社會主義道路上邁出重要的一步。

　　參考文獻：

　　[1] Eric Helleiner，“Economic Nationalism as a Challenge to Economic Liberalism?Lessons from the 19th Centur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46，2002.

　　[2] David Levi-Faur，“Economic nationalism: from Friedrich List to Robert Reich”，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23，1997.

　　[3] 賈根良：《新李斯特主義：替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新學說》，載《學習與探索》，2012年第3期。

　　[4] 湯在新主編：《<資本論>續篇探索——關于馬克思計劃寫的六冊經濟學著作》，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5年。

　　[5] 賴納特、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上下卷)，賈根良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6] 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賈根良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

　　[7] 廖子光：《金融戰爭：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林小芳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

　　[8] 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陳萬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年。

　　The Comparison and Implications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Marxism

　　Jia Genliang& Chen Guotao

　　(Renmin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The free trade polici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rade protectionism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economic nationalism. Since the 1850s, Marx and Engels' views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had changed, which also led to great changes in their views on policy choice for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between free trade and trade protection.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reasons of this change, and through the methods of text interpret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y, reveals that there are extensive common views between Marx and Engels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 represented by List and so on. These common views include the criticisms on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and the view of free trade being able to improve the world welfare, and the supporting of the views of the necessariness of protecting the infant industries in backward countries, and the cardinal principle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views of free trade possibly giving rise to social unrest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For China, a big developing country, these common views are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significant. Marx and Engels also reveal that economic nationalism mainly represents the interests of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but in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defects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nationalism can be effectively overcome,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 policies can be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and its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words: Economic Nationalism; Marx and Engels; Marxism; Free Trade; Protectionism

　　注釋：

　　[①] 本文的馬克思主義僅限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

　　[②] 肖夏娜·坦賽：《拉丁美洲的經濟民族主義——對經濟獨立的探求》，涂光楠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27頁。

　　[③]里亞·格林菲爾德：《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張京生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33頁。

　　[④] 里亞·格林菲爾德：《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張京生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0，271頁。

　　[⑤] 龐中英：《權力與財富——全球化下的經濟民族主義與國際關系》，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頁。

　　[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7頁。

　　[⑦]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61頁。

　　[⑧] Roman Szporluk，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Karl Marx versus Friedrich Lis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78.

　　[⑨]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87-488頁。

　　[⑩]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53頁。

　　[11]準確的說，應該是報酬遞增的產業，沿用“工業”之說是因為在20世紀之前，主要的國際分工形式是工業與農業之間的分工，而工業則是報酬遞增的典型代表。

　　[12] Roman Szporluk，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Karl Marx versus Friedrich Lis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34.

　　[1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0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0頁。

　　[1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18頁。

　　[1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8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57-458頁。

　　[1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8頁。

　　[1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56頁。

　　[2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62頁。

　　[2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95頁。

　　[2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59頁。

　　[2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14頁。

　　[2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29頁。

　　[2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28-429頁。

　　[2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1頁。

　　[2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6頁。

　　[2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19頁。

　　[2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23頁。

　　[3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22頁。

　　[3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58頁。

　　[3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22頁。

　　[33] Roman Szporluk，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Karl Marx versus Friedrich Lis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p141.

　　[34] Ben Selwyn，Anti (Neo) Liberal, State-led Development: Towards a Marxian Critical Appraisal of Friedrich List and his Modern Day Followers，PSA Conference, Swansea, April, 2008.

　　[35] Andreas Pickel，Explaining with Economic Nationalism，TIPEC Working Paper, Jan, 2002.

　　[36] 賈根良：《保衛民族產業與內向型經濟：中國崛起的唯一選擇》，載《當代財經》，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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