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摸著石頭過海”到“中華民族靠什么實現偉大復興”

牧  川　　

摸著石頭過海　　

每一代青年都是時代的產物。每一代青年身上的問題，其實都是這個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中一系列問題的反應。一般而言，國家追求什么，青年就追求什么；國家和社會有什么病，青年就有什么病。　　

今日之中國青年，內心有著絕大的疑問和困惑。空虛、麻木、糾結、痛苦、亞健康的狀態比比皆是。很少有人能夠清晰的告訴自己，我到底要成為怎樣一個人，這一生到底要怎樣度過，如何才能夠堂堂正正做人，如何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如何才能無怨無悔、問心無愧？在這個喧嘩與騷動的世界，各種各樣的欲望在心中膨脹，道德和良心被催逼著、壓迫著、折磨著。　　

與此相對，則是我們的國家和社會。有誰能明確的告訴我們，今日之中國，到底要成為怎樣一個國家？二十年后，中國將成為怎樣一個國家？　　

我們高喊著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是我們究竟要建設怎樣一個國家？我們要建設怎樣一個政治文明，怎樣一個經濟文明，怎樣一個思想道德文化，怎樣一個社會關系，怎樣一個人際關系？　　

這個問題真是近乎天問！舉國上下，似乎沒有什么人能夠說的清楚。摸著石頭過河30年后，我們總該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了吧，但是我們卻不知道。我們似乎還要摸著石頭過海。河是可以摸著過的，但是海呢？　　

一個國家必須有清晰的戰略目標，一個國家必須有切實可行的路線方針、規劃計劃、步驟方法。路線是綱，綱舉目張。有了正確的路線，遵照著正確的路線才能制定出正確的計劃、方法，然后遵照其執行，最終才可以達到目標。國家不可以像個人那樣迷茫。　　

人類文明的整個歷史無不表明，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崛起，無不是建立在一整套先進的文化、先進的政治文明、先進的經濟文明基礎之上的。沒有先進的文明作為基礎，沒有道義的制高點作為基礎，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崛起，都不過是過眼煙云、轉瞬即逝。　　

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物質建設成就，這一點毫無疑問！但是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也是格外深重。內政外交、各行各業、所有領域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經濟領域，貧富兩極分化，區域發展不均衡，三農問題遲遲無法解決，轉變發展模式乏力，人民幣升值與外匯儲備損失不斷，通貨膨脹節節升高，就業問題，共同富裕缺乏有效措施；　　

政治領域，嚴重腐敗，共產黨的道義、信譽遭到從未有過的質疑，意識形態和文化主導權開始喪失，顏色革命問題開始凸顯，社會主義民主缺失，民眾缺乏參與管理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途徑。　　

思想文化領域，理想滑坡，信念動搖，道德退步，世風日下；　　

外交領域，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美國售臺武器問題，在一個霸權主宰的國際社會，在一個沖突和戰爭頻繁的國際社會，中國缺乏有效的應對措施。　　

還有教育問題、住房問題、醫療問題等等。真是千頭萬緒，難以收拾。　　

在這樣的現實目前，無怪乎胡錦濤總書記在建黨九十周年講話中指出：　　

全黨必須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　　

問題是巨大的，危機是嚴峻的。我們的政府天天發文件，希望可以治理這一系列的問題，但是卻近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且效果還很不好。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國務院下發了170余道文件[1]，卻就是治不了通貨膨脹這頭犟驢。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治理能力愈來愈低下，很多政策甚至走向反面。　　

1980年代我們開始農村改革，農民獲得了一些實惠，但是進入1990年代，農村卻被徹底遺忘，三農問題愈來愈嚴重。農村凋敝的狀況觸目驚心，全國5800萬留守兒童，4000萬留守老人，留在農村的全成了老弱病殘。　　

教育市場化改革，大學擴招，學費節節升高，學校幾乎變成名利場。本應追求真理、知識、高尚的大學迅速墮落成賺錢公司，教學質量直線下滑，學風節節敗退，教授成為老板、叫獸。　　

醫療市場化改革，病人看不起病。醫生曾經被稱為白衣天使，現在卻見死不救。矛盾惡化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我們不得不重新撿起毛澤東時期合作醫療的經驗。　　

住房市場化改革，憑空冒出來一個周扒皮房地產商。房地產被列為支柱產業。自從2003年，很多城市房價上漲幅度超過十幾倍！房地產商不僅搶劫了我們，還搶劫了我們父母一生的積蓄。無數的80后不得不把一生抵押給房地產商，無數的90后、00后將為此付出代價。還有很多人連當“房奴”的資格都沒有，只得蝸居、蟻族。　　

國企改制，根據國家發改委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粱的統計數據，1995—2005年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總共六千萬下崗職工，大量國有資產被鯨吞。私營經濟、外資經濟迅猛擴大，國企容納不了我們這些青年就業，我們不能為國家服務，只能去一些低端的加工廠打工，為外資和私人資本家服務。　　

還有腐敗問題，中央將腐敗問題提高到亡黨亡國的高度。反腐敗的力度在加大，但是腐敗的金額和腐敗的人數卻在不斷擴大。不僅官場腐敗，民間的各行各業也開始出現腐敗，以至于被人稱之為全民腐敗。　　

貧富兩極分化，世界銀行2009年統計數據，聯合國約有190多個國家，在有完整的統計數據150個國家中，基尼系數超過0.49的不超過10個，排名前10的除了中國外，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2]　　

在這樣的現實面前，很多曾對改革曾經充滿信心的人，也開始懷疑起來。著名三農學者李昌平大聲疾呼：“90年代以來，幾乎每一項改革都背離了改革初衷”。在嚴峻的現實目前，黨內黨外的一些人已經開始警醒起來。　　

雖然很多青年、很多國民還在沉睡，做著他們的發財夢、享樂夢、小資夢、幸福夢，雖然全國上下很多人做著和諧盛世夢，雖然主流和輿論界的氛圍都是燈紅酒綠、紙醉金迷、放縱奢侈，腐化墮落，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但是已經有一些人開始覺醒。　　

空軍上校“仗劍直言、血濺文章”、振聾發聵，《2030：中國面臨被肢解的命運》；著名左派學者張宏良教授大聲疾呼：“中華民族再一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就連鼎鼎大名的何新也慨嘆：歷史留給中華民族翻盤的時間不多了。不光一些有識之士開始驚醒，甚至連一些沒什么文化的邊遠地區的底層老百姓也開始有了危機感。　　

很多人已經意識到，未來十年、二十年對于中國將是一個極為關鍵的時期。2008年國際性的金融危機以來，國際局勢變得愈來愈波云詭譎，危機四伏。中國的周邊地區愈來愈不安穩。若是我們不能早點解決內政問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那么在未來的某個時間，中國的內政外交問題很可能會一起發作，造成國家和人民的災難。　　

如果中國能夠挺過這個關口，順利實現內政的和諧，那么中國將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國家。一個獨立、自主、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中國，必將打破目前為霸權國家所把持的國際秩序，必將為世界人民做出重大貢獻！中華民族將實現偉大復興！　　

于此關鍵時機，到底是像毛主席所說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到底是抓住主要問題、主要矛盾，力挽狂瀾，還是任其逐步惡化，陷中國于內憂外患，就成為一個歷史的疑問。　　

中華民族靠什么實現偉大復興　　

一波三折的國家現代化　　

1840年帝國主義敲開了中國的大門，中華民族差一點走上亡國滅種的悲慘命運。正是因為有了一大批仁人志士的上下求索、不懈奮斗、不怕犧牲，中華民族才出現了希望。正是因為有了中國共產黨，有了毛澤東主席所說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中華民族才從亡國滅種的危險中走出來，中國人民才從此站立起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真正主人和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一切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是中國共產黨克敵制勝、勝利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原因。站在這樣的立場上回顧歷史、審視今天的中國，我們才可認清現實中的問題，才可展望未來。　　

不過，有些人會說，這太虛了。中國當前的價值觀墮落，在很多人看來，理想、信念都太虛，還是來點實際的。如此一來，我們就先退一萬步，先講點實際的。我們先務實，然后再務虛。先講經濟，然后講思想道德文化，再講政治體制。　　

中華民族靠什么實現偉大復興？　　

毫無疑問，靠“吃祖宗飯、斷子孫路”的發展方式是不行的；靠“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是不行的；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是不行的；靠出口導向型經濟、世界加工廠的模式是不行的；靠賣8億件襯衫換一架波音飛機的模式是不行的；靠房地產泡沫經濟是不行的……　　

那么中華民族靠什么實現偉大復興？　　

我想還是要靠四個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　　

1964年12月，在第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根據毛澤東主席提議，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紀末，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并提出四個現代化“兩步走”的設想。　　

第一步，用15年時間，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中國工業大體接近世界先進水平；　　

第二步，力爭在二十世紀末，使中國工業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補充一點，毛澤東主席是把文化和科技并列，列在四個現代化中。“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他非常強調文化的作用。　　

第一步目標在1970年代中期基本實現，但是第二步目標卻沒有能夠實現。當然，第二步目標是有些過高了。后來鄧小平又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三步走戰略，到2050年左右，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國家。　　

這個目標很明確，但是在實際發展過程中，我們的發展方向卻受到多次重大干擾。　　

1980年代之前，我們國家是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爭取外援為輔”的原則下建設社會主義。　　

1980年代整個知識界輿論都是西化、美國化，貶低自我、貶低中華民族，貶低社會主義。上層一定程度上夜受此影響，盛行“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邏輯，因此導致很多重大產業和高科技項目流產，“運　十”　大飛機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個例子。還有“有水快流”的發展邏輯，導致很多礦藏被毀壞、賤賣。　　

1990年代到本世紀初，國企私有化，很多大中型國企被私有化賣掉，因此導致很多二線、三線、四線城市失去了財政和稅收來源，工人也失去工作崗位。地方政府缺錢花，在GDP至上的邏輯下，在全面開放的背景下，只好招商引資，只好搞土地財政。今天很多地方政府一半的財政收入都要依靠賣地，房地產成為支柱產業。　　

1992年南巡之后，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中國對外開放的格局由沿海發展到內地，而且范圍不斷擴大，發展不斷深入。對外開放的范圍和規模進一步擴大，形成了由沿海到內地、由一般加工工業到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的總體開放格局。”[4]　　

“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世界工廠模式即是在此一時期形成。2001年中國加入WTO，世界加工廠的模式進一步擴大。在此過程中，高污染、高能耗、低端的企業快速增長。地方政府開始大規模招商引資，競相搞起割肉競爭，又是送土地，又是減免稅收。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1998年，中央第一次提出啟動內需，要從“出口導向型經濟”到“內需拉動型經濟轉變。”但是至今內需占GDP的比重卻逐年下降。　　

2003年，胡錦濤主席提出科學發展觀，建立和諧社會。2006年中央提出要從7個方面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從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從資源消耗型向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轉變；從技術引進型向技術創新型轉變；從外需拉動型向內需主導型轉變；從投資拉動型向居民消費拉動型轉變；從資本引進型向資本輸出型轉變；從傾斜型發展戰略向均衡型發展戰略轉變。2008年，胡錦濤提出建設“五有社會”，“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可是很快，次貸危機爆發，世界經濟經濟危機，“救美國就是救中國”語調開始流行，出口退稅、出口導向刺激的聲音又大起來。轉變發展模式又一次遭遇瓶頸。　　

可以看出，這些年我們的發展模式一直在變，但是離開現代化的目標卻似乎越來越遠。我們似乎愈來愈不明白現代化的目標和途徑。更可怕的是，我們的國民經濟體系愈來愈失去獨立自主，殖民化的傾向愈來愈強。　　

奪回我們的產業主導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在39個工業行業中，外資在23個行業中占優勢地位。　　

我們眼睛所見，從奶粉到食用油，從洗劑用品到化妝品，從玻璃到電梯，從手機到電腦，從汽車到飛機，從大型機械到潤滑油，從咨詢業到互聯網，外資都占據著統治地位。　　

而在流通領域，外資的商場、物流、超市更是在我們國內占據著統治地位。在這個渠道為王的世界，控制了渠道就控制了市場。　　

外商直接投資最近幾年平均只有800億美元，僅占我國總投資的5%左右，但外資存量卻已我國工業總資產的26%和增加值的28%。只投入了5%左右，卻控制了我們30%的工業。[5]這簡直是天上掉餡兒餅的事情！　　

2009年，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產值、稅收、出口分別占全國的28%、22.7%和55.9%，直接吸納的就業達到4500萬人。[6]今天這個比例已經更高了。2004年，中國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新近完成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外商直接投資FDI總量達到GDP的比重超過40%。　　

裝備制造業是國家工業的核心，但是我們的裝備制造業，卻支撐不起我們的工業。2006年的統計數據，進口裝備占據了我們國內市場的70%以上，每年進口裝備大約占了國內總需求的10%，相當于東三省GDP的總和。[7]這么大的蛋糕，我們卻不能自己享用。　　

我們的高科技產業，也支撐不起產業升級。在高科技領域中，國內高新技術產業產值的60%、出口的90%由外資企業完成。科技創新徒有其名。　　

改革開放至今，我們的重大科技成就遠遜于毛澤東時代。由改革開放排頭兵廣東地區的機構， 廣東省發明協會評選的“新四大發明”，雜交水稻、漢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島素、復方蒿甲醚，這些成就全都出自毛澤東時代。除了人工合成胰島素，其它三個還都出在文革期間。而火箭、衛星、原子彈、氫彈、洲際彈道導彈，這些也都是毛澤東時代的成就。　　

改革開放至今，我們唯一取得重大成就的是航天領域，是神七，是天宮一號。而航天則是中國唯一未開放的領域。其它開放的領域，原有的科技創新能力都喪失了。航天之所以未開放，還是因為美國對我們封鎖。美國人的封鎖反倒成了好事。否則，我們航天領域的成就也很可能取得不了。另外，航天之所以能取得重大成就，也是因為錢學森、任新民等老一輩航天人頂住了私有化的壓力。　　

我們的外貿依存度長期在60%—70%之間，出口值的一半多都是由外資企業完成（2003年，外商投資企業占全國進出口總值的55.48%，占據了中國60%的進口份額），利潤也是由外資賺取。國民經濟深受外貿、外資限制，缺乏獨立自主性。像日本、美國這樣的外向型經濟，外貿依存度常年維持在10%—20%左右。發達國家如此封閉，如此保護國內產業，而我們第三世界國家卻如此開放？如果世界局勢發生動蕩，中國沿海出口企業立馬停工，失業率大增，中國經濟將崩潰。　　

我們的GDP不是我們的GDP，因為其中至少三分之一都是外資創造的。2006年博鰲亞洲論壇，UPS亞太區總裁肯·托羅先生甚至說，中國外資對GDP的貢獻率是53％。我們的綜合國力也不是我們的綜合國力，因為我們不掌握核心技術和產業。這簡直太可怕了，可是很多人卻根本不當一回事。　　

而從國際上看，更是匪夷所思。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更是創造出一個新詞，“中美國”（Chimerica）。這個詞的含義真是太豐富了。　　

中國負責生產，美國負責消費；中國負責出口，美國負責進口；中國負責儲蓄，美國負責花錢；中國做牛做馬，美國花天酒地；中國借錢給美國，美國購買中國的戰略產業；中國借錢給美國，美國在中國周邊進行軍事演習……世界上竟然有這樣奇異的景象？可這卻是現實。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想轉變發展模式，我們該怎么轉？　　

我們的目標是在2050年左右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們該做什么？在最近十年二十年內，我們最緊迫的任務應該是什么？　　

毫無疑問，最緊迫的任務應該是重新奪回我們的國內產業主導權、技術主導權，奪回我們的國內市場主導權。這應該成為我們轉變發展模式的最重要的任務。具體標準[8]：　　

國內每個產業中，占據前幾位的企業都應該由本國資本控制；　　

國內每個產業，都擁有強大的、自主的科技創新能力和機構；　　

國內每個產業的核心設備、核心技術都能夠由本國企業提供；　　

國內的金融市場和金融部門，能夠為國家現代化提供強大、穩定的資金支持，而不是投機炒作、泡沫化運作；　　

國內的流通領域的企業，由本國資本控制，控制原材料和產品的定價權。　　

爭取掌握國內企業所需要的國際原材料的定價權，爭取掌握國內企業所生產的出口產品的定價權，由各個行業的企業成立聯合會，統一與外部公司進行談判，避免國內公司被跨國公司所分化瓦解；　　

國家有充分的調控手段，淘汰落后的、低端的產能，邁向先進的、高端的產能；　　

國內各個產業之間，國家資本、私人資本之間，可以經由國家調控組成一個統一的有機體，可以在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中從容應對，而不是像現在的分散狀態，極容易為各個跨國公司所分化瓦解；　　

國內生產、流通所創造的財富，能夠為本國人民所共享，縮小當前極為激化的貧富差距和社會矛盾，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大多數利潤都被外資所攫取；　　

明確了轉變發展模式的內容，接下來我們需要做的就是研究我們的國情。我們必須要問一下，在當前的國情下，哪些大政方針、哪些政策與轉變發展模式相矛盾，哪些原因導致了轉變發展模式乏力，哪些現狀必須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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