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建設成就。與此同時，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外交、人民日常生活等各個領域都出現了很多發展帶來的新問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中國社會各方對未來的改革方向展開了大討論。改革雖是共識但怎么改卻莫衷一是。

　　曾經追求的農業現代化未曾實現，三農問題卻成為社會焦點。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村改革也面臨新的選擇和挑戰。

　　一，三農問題是結構性危機

　　1980年代中國開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村改革，使農村獲得了飛躍性發展。隨著我國“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形成，廣大農村在中國經濟體系中逐漸邊緣化，三農問題愈來愈嚴重。2000年后中央開始重視并著手解決三農問題，2003年免除農業稅，2005年中央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方針是“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新農村建設方針僅20字，涉及了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管理，卻缺乏操作主體。新農村建設由誰來搞?怎么搞?以家庭聯產為單位的農民在市場經濟中無力建設新農村。不得不承認，農村發展見效慢，產出少，許多地方寧愿賣土地搞房地產，也不愿意對農村長期投資。很多地方政府在提到社會主義新農村都會講“要建立農民增收長效機制，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多次強調千方百計，恰恰表明仍未找到有效手段。

　　時至今日，雖然國家加大了對農業的補貼，但三農問題并沒有根本改善的趨勢。城鄉差距仍在擴大，農業問題愈來愈嚴重。糧食產量出現9年連增，但糧食問題、糧食危機卻愈加凸顯，農村和農業均已結構性失衡。新一代農村青年的道路選擇變得越來越尷尬，當農民看不到前景，當工人也前途堪虞。農民僅靠一畝三分地，很難實現共同富裕。我國經濟中低技術、高污染、高能耗、勞動密集型產業，為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務工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崗位。但我國企業低利潤的現實導致無法給工人更高的報酬。3億農民在發達地區、大中城市打工，卻無法在城市安家。

　　農業后繼無人

　　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嚴重，勞動力素質不斷下降，種糧收益更是愈來愈低，農業后繼無人。最新資料顯示，全國農村有5800萬留守兒童，4000萬留守老人。農業勞動力從1991年3.91億人，下降到2009年1.5億人。根據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教授的調研，農村常駐人口老齡化程度超過了30%，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平均年齡達到57歲。筆者調查發現，農村很多“80后”青年不會種地，“90后”更是如此。農業生產資料漲價，人工成本上升，農副業效益下降，種糧收益更低，多地農田撂荒現象比較嚴重。這樣嚴峻的現實，令人不禁擔憂，等到平均年齡57歲的農業勞動力干不動了，誰來繼續種地?

　　農業的客觀環境越來越差

　　農業的客觀環境越來越差：化肥農藥濫用，土地質量嚴重下降，水資源短缺，抗災能力不足。由于家庭聯產承包的小農戶土地少、資金不足等各種主客觀因素，導致農業新技術難以推廣應用，生態農業難以發展。

　　我國耕地占全球7%，卻消耗全球35%的氮肥和30%以上磷肥、鉀肥。單位面積化肥用量從1978年的58.9公斤/公頃增加到2009年的466.67公斤/公頃，糧食產量從1978年的2527.4公斤/公頃增加到4872公斤/公頃。2009年單位面積施肥量是1978年的8倍，糧食單產僅為2倍。

　　雖然我國磷礦儲量較多，但按目前消耗測算，品位在30%以上富礦僅夠開采20年，中低品位的磷礦破壞情況比較嚴重。我國每年消費鉀肥實物量1000萬噸左右，是全球最大的鉀肥消費國之一，但鉀肥自給率不足40%，鉀鹽資源探明儲量只占全球的1%，現有儲量只夠開采20多年。一旦國際局勢變化，進口化肥受阻，糧食生產必將面臨極大危機。

　　我國每年遭受殘留農藥污染的作物面積達12億畝，相當于耕地面積的67%。2010年2月發布的《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顯示，農業污染源已經超過工業，成為全國水污染的最主要因素。

　　目前，我國水資源短缺矛盾愈來愈凸顯，多地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近年西南地區特大干旱、冬麥區冬春連旱等，顯示出農業抗災能力嚴重不足，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亟需推進，農田水利建設卻很滯后。

　　糧食產量9年連增，糧油自給率不到80%

　　我國2010年糧食總產量54641萬噸，2011年糧食產量57121萬噸，2012年糧食產量達到創紀錄的58957萬噸。但如果計入大豆和食用油、肉類的進口，僅以重量計算，我國糧食自給率不到90%。再考慮到大豆、油菜籽、植物油為高蛋白高熱量低產量的農產品，那么中國的糧食和油料自給率估算還不到80%。目前，我國西部地區人均肉蛋奶消耗較低，隨著西部地區人均肉蛋奶消耗量的提高，未來我國糧食缺口還會增加。

　　盡管我國糧食產量9年連增，但仍然面臨嚴峻的糧食問題。大米、小麥、玉米的自給率都在99%以上，油料作物的自給率非常低。我國2010年進口大豆5480萬噸、食用油670萬噸;2011年進口大豆5240萬噸、植物油627萬噸;2012年進口大豆、油菜籽等食用油籽6228萬噸，進口植物油近1000萬噸，進口谷物達1398萬噸。如此龐大的糧食進口總量，一旦國際環境發生巨變，我國可能會面臨十分嚴重的糧食問題。

　　跨國公司大規模滲透，國有資本少有作為

　　國際跨國巨頭正在中國大規模滲透，試圖控制中國農業。大豆產業是第一個大型案例，如今來自美國孟山都的大豆占據著中國80%的市場，國際巨頭控制著中國80%的榨油企業。從2010年初開始的轉基因和糧食問題大討論，更是暴露了我國種業安全、糧食安全、農業安全、環境安全、生物安全、經濟安全、科研體制安全、國家安全等諸方面的問題。

　　當國際跨國公司正在對我國脆弱的農業進行布局時，國有資本卻在農村、農業、農民等問題上少有作為，似乎忘了農業也是我國的命脈產業。

　　二，三農問題的關鍵

　　中國人口眾多、耕地資源少、水資源緊缺，自然條件復雜、生態環境脆弱、農村貧困，這決定了中國不能走美國、加拿大等國家超大規模的農場經營模式，也不能采取日本、韓國等國家的高補貼，從而維持小農戶高收入、高價格的做法。中國必須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農業發展之路。這一點已經是體制內外許多人的共識。

　　土地集中趨勢明顯

　　隨著我國城鎮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將會脫離土地和農業。未來10年，等到平均年齡57歲的農業勞動力退役之后，土地的經營制度將面臨重大轉變的現實需求，土地集中是必然趨勢。

　　土地的集中形式多種，在現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度的基礎上可以承包給種田大戶、家庭農場、工商企業、農業龍頭企業，也可以組建農民合作社;如果取消現有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度，實行土地集體經營使用，按照各個集體中農民的人數來分配收益，則類似于原來的人民公社。這幾種方式都符合我國憲法規定。

　　在這幾種合法的方式中，我們需對工商企業、農業龍頭企業承包土地予以特別說明。《2013年一號文件》規定：“堅持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引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文件并未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工商企業、龍頭企業流轉。

　　在國務院舉辦的關于《2013年一號文件》的發布會上，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對工商企業、龍頭企業進入農業進行了特別說明：“我們不主張在有限的耕地上，工商企業以自己雄厚的資本實力去和弱小的農戶爭奪耕地的經營權。耕地應該更多的讓愿意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的農戶經營，尤其是大田生產，主要適合于農戶經營。當然，一家一戶不具備資金、技術上等條件、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種養業，如投資比較大的設施農業、規模化的養殖業，公司去做可能更好，但明確具體的范圍。”他認為公司企業長時間、大面積租賃農民土地，對于農業發展、農產品供給是不利的。這些企業租賃土地，醉翁之意不在酒，租了地未必認真搞農業，而是在等待著有一天轉變土地的性質搞非農產業。

　　陳錫文指出工商企業、龍頭企業會不會與農民爭利，關鍵是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系。首先，龍頭企業大部分從事農產品的加工業或者流通，使農業有更長的產業鏈條，使農產品有更多的增值。如此一來可以帶動農民收入的增加。其次，要處理好龍頭企業和農戶之間的利益關系，“推動龍頭企業與農戶建立緊密型利益聯結機制，采取保底收購、股份分紅、利潤返還等方式，讓農戶更多分享加工銷售收益”。

　　土地私有化問題

　　在前述幾種合法方式之外，很多媒體、學者、官員鼓吹土地的私有化，即土地通過買賣集中到少數人或者外資手中。自由派經濟學家張維迎的觀點非常典型，“土地應該私有化，土地的交易應該完全按照市場的邏輯去做，這樣才可以真正保證農民的利益。現在的土地交易當中，充滿了強盜的邏輯。”

　　2012年2月27日，世界銀行發布報告《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一方面提出中國應對現有的國有金融機構進行全面的商業化，國有銀行和金融機構的管理應該更像私人金融機構(即為美國人民痛恨的的華爾街金融模式)，另一方面中國應大幅縮減龐大的國企規模，潛在含義就是國企私有化，由外資和國內私人資本接管國家經濟命脈。世行報告對中國的土地所有制度也提出改革意見，要求農民享有永久的土地所有權，也就是土地私有化。

　　土地私有化的做法為我國憲法所不容。如果推行土地私有化，中國或將出現大量失地農民和大地主。這將嚴重危害我國社會穩定，顛覆國家的社會主義法理基礎。

　　目前，一些地方非法將集體土地高價流轉給私人資本。這種現象在一些地區已經很普遍，如果任由其繼續發展，資本就會滲透地方權力機構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將裹挾足夠的體制內外、國內外資源，強行實現土地私有化。

　　我國還需要警惕“城鎮化大躍進”。須知工業化、現代化是因，城鎮化是果。沒有大規模的工業化、現代化，農民進城后將無立錐之地。一些官員和學者卻說鼓吹只要城鎮化了，就可以快速實現工業化。這根本不是解決三農問題，而是加重三農問題。

　　科學種田和農業基本設施建設

　　在土地集中的基礎上，由農村合作社、集體公社或者種田大戶、家庭農場采取先進的節水、節肥、高產、生態、環保的科學技術來經營土地和農業，是趨勢之一。從農民的收益角度來講，在確保技術支撐的條件下，農村合作社、集體公社的組織方式更符合農民的利益，私營資本為主導的種田大戶、公司農場還是會與農民爭利。

　　中國要解決糧食和農業問題，農業基本設施建設和新技術的作用將愈來愈顯著。將沙漠改為綠洲，將貧瘠的土地改造成為高產田，將高產田改成超高產田，或者改造為高質量的有機農田、生態農田，重點用于種植糧食、油料作物。中國的糧油自給率僅有80%，糧油作物種多了可以出口，可以儲存，更可以用于糧食外交。糧食外交是世界政治中的一個重要武器，中國不必擔心糧食過剩。蔬菜瓜果作物的種植則不能太多，過剩了，菜賤傷農。

　　目前，農民沒有資金、沒有技術，難以獲得先進的技術，也難以進行農田基本設施建設。《2013年一號文件》指出，“加快構建公益性服務與經營性服務相結合、專項服務與綜合服務相協調的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文件要推動科技下鄉。筆者以為，不管是公益性服務機構,還是經營性服務機構，都難以與一家一戶的小農作業形式相對接。科研機構難以與9億分散的農民打交道。小農也缺乏意愿應用先進的技術，既缺乏知識儲備、人才儲備，也缺乏經濟動力。土地集中之后，農民可以與一些科研機構、農業大學進行合作，國家也可以給予政策扶持，在稅收、貸款、補貼等方面給予扶持。為實現真正的科學種田，我們應該大力推動合作經濟、集體經濟。同時，國內的科研機構和院所也應該予以整合，根據中國國情、各個區域的自然條件情況來進行研究，關注中國亟需解決的問題，并將其研究成果有效應用于實踐。目前國內農業科研機構太過分散、實力太小，很難與跨國公司競爭，反而容易被跨國公司利用。

　　農民的出路

　　在土地問題之外，還需要關注離開土地和農業的農民的出路問題。城市能否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吸收農民進城就業?可否在農村發展集體經濟，吸引農民就業?或者通過“資本下鄉”，將城鎮工商業積累的科技、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吸引到農村去?亦或其他正在現實中運作的方式?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超過農業問題和糧食問題。如何穩定農村，如何避免繼續擴大的兩極分化，如何建立起農民增收的長效戰略，如何提高農民的地位、增強農民的話語權，如何讓農民分享改革的好處，是三農問題的重中之重、關鍵所在。

　　三，解決三農問題的基本路徑

　　為了解決三農問題，一些地方政府積極推動在農村地區大規模拆遷，讓農民進城。還有一些地方政府簡單地將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提高城鎮化率，在統計數字上解決三農問題。這些方法既不能治標，更不能治本。要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有兩個方案可以參考，兩條方案需要一齊實施。

　　在中西部城市創建新的工業區

　　第一個方案，在中西部城市創建一批企業和工廠，提供工作崗位，讓一部分農民進入城市工作生活。新的投資建設應避免低端的、高耗能、高污染、生產過剩的產業。

　　僅靠東部沿海解決全國農民進城就業問題不太可能。所有產業都集中在東部沿海，將失去國防縱深。一個結構失衡的社會無法長治久安。人才、勞動力大量東移，西部地區人口進一步虧空，貧富兩極分化將進一步加劇，民族矛盾將進一步惡化。

　　我們應主動在中西部城市、三線城市、四線城市創建出一大批的產業和企業。這個任務不可能靠市場自動完成，必須由政府大力扶持。目前的西部大開發政策進度緩慢，和三農問題的緊迫性、社會矛盾的激化形成鮮明對比。汶川大地震之后的救災重建模式值得借鑒，東部發達省市援建西部落后地區，將發達地區的資金、人才優勢，和不發達地區的勞動力、資源優勢進行互補。

　　發展合作經濟、集體經濟，建立城鄉供銷流通體系

　　第二個方案，是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在農村創建合作經濟、集體經濟。同時調動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整合資源，發展出一整套的農資產品、農副產品、日用品供銷流通體系，將合作社、企業和市民對接起來。通過該流通體系，將化肥、農藥、農機等農資企業與農業合作社對接，提供給農民價廉物美的日用品，將農村高質量的食品與城市居民直接對接，讓農業可以獲取較大利潤。

　　通過該流通體系，可以將高毒、低效的農藥化肥產品排除在外，進行食品分級。農產品的質量追溯制度也可以建立，一旦出現質量問題，可通過供貨專業合作社直接追溯到田間地頭。這既能鼓勵農民采取安全的、健康的、生態的、有機的農業生產技術，也可以提高農民的收入，還可以解決食品安全問題。

　　該體系的建立，將把中國農村、農業、農民組織起來，把城鄉統籌組織起來。這將有效避免外資超市、物流體系對中國的威脅。

　　集體經濟、合作經濟的建設，將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農民的話語權將逐步增強，民主法制權力意識也會逐步提高。在農民重新組織起來之后，則可以因地制宜創辦集體企業，這方面可以借鑒中國第一村華西村的經驗。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之后，華西村仍然堅持實行大隊核算，堅持集體經濟。華西村全村實現銷售超500億元，每戶村民的存款最低600萬元，已經基本實現了農村城鎮化，農業工業化，農民知識化”。

　　1958年毛澤東主席說，“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單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個把較窮的生產隊提高到較富的生產隊的生產水平的過程，又是一個擴大公社的積累，發展公社的工業，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實現公社工業化和國家工業化的過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東西還不多，如社辦企業、社辦事業，由社支配的公積金、公益金等。雖然如此，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里。”

　　毛澤東是將城市的工業化和農村的工業化并提的，他認為中國的工業化是兩條腿走路。農村的現代化要建立在集體經濟的基礎上。

　　鄧小平也有類似觀點。鄧小平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初期，1980年5月31日的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上指出，“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鄧小平已經預見到，包產到戶只是中國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個過渡階段，集體化、合作化仍然是中國農村的必由之路。

　　《2013年一號文件》明確指出：“大力支持發展多種形式的新型農民合作組織。”“因地制宜探索集體經濟多種有效實現形式，不斷壯大集體經濟實力。”對于合作經濟、集體經濟，國家政策應大力扶持。各級政府在經濟上要給予稅收、貸款等優惠，在政治上要大力提倡。在各個地區主動樹立起一批典型，以穩健的方式推動農民積極主動搞集體經濟。

　　四，多管齊下，統籌城鄉發展

　　三農問題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調動全國各個方面的力量。各個地方情況有所不同，適合的針對性措施也未必一樣，筆者參考余云輝先生的觀點，提出以下思路。

　　1，需要發展壯大國企，國企是社會主義的基石，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中堅力量。國企的發展壯大，將改變目前很多地方政府以土地財政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窘境。政府財政收入增加了，才有能力投資到中西部地區、三線四線城市，投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村地區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服務水平。

　　2，主動調整經濟區域布局，在中西部地區、三線四線城市創建新的工業區。吸引人才、技術、資本、資源從東部地區回流中西部。

　　3，主動調整經濟結構，發展高新科技產業，提高中國制造的附加值，進而提高中國工人的工資。工資提高了，內需就擴大了，可以將目前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逐步轉變到內需導向。由國內市場來消費中國巨大的生產能力。這樣的經濟模式將更均衡、更健康。

　　4，在國有企業大發展同時，以國企的產業鏈、技術鏈體系帶動私營企業，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信貸優惠，促使國進民進。國有企業若是不能大發展，中國民營企業只有被外資吞并整合的命運。

　　5，統籌全局，在某些區域引進外資和技術，建立新的產業集群基地。引進外資產業時需要注意保護國內產業，盡量避免低端的、低技術、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

　　6、在自身實力強大的基礎上，國企可以與民企聯合走出國門，整合國外的資源。投資農業、礦產資源等領域，收購國際領先的技術。可以給過剩的民間資本、熱錢找到出路。

　　7，在城鎮經濟大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吸引農民進城。農民進城過程中，不要斷然收回農民的土地和宅基地，應給農民留以后路。如果出現經濟危機，農民還可以回農村休息。

　　8，通過各方面政策扶持，積極引導農民重新組織起來，建立農民協會、合作社。在合作社里面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擴大農民的話語權，使得合作社能夠真正代表農民利益。有條件的地方，鼓勵其建立起類似華西村的集體經濟，在農村地區創立起工業區。

　　9，調動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發展出一整套的農資產品、農副產品加工、供銷流通體系。

　　10，在農村地區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新修水利、道路、電力等設施，改善農村投資環境和居住環境。可以考慮讓農民合作社直接參與工程施工建設，將利潤留給農民。

　　11，完善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實現城鄉公共服務體系均等化，提高城鄉社會保障的標準。對農民孤寡老人和留守兒童給予特別優待。特別要重視農村地區的教育資源投入。在城市建設大面積的公租房、廉租房，為農民工、大中專畢業生、城鎮住房困難戶提供住房保障。

　　12，根據形勢的發展，重新平整土地。可以因地制宜，將一些人數特別少的村莊合并，建立農民新村，增加耕地面積，節約基礎設施建設費用。不過《2013年一號文件》明確規定，“農村居民點遷建和村莊撤并，必須尊重農民意愿，經村民會議同意。不提倡、不鼓勵在城鎮規劃區外拆并村莊、建設大規模的農民集中居住區，不得強制農民搬遷和上樓居住。”對于城鎮周邊人口稠密地區，拆并村子的做法可能將導致更多社會矛盾，所以不建議在人口稠密地區拆并村莊。

　　13，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打擊黑惡勢力和違法犯罪。不打擊黑惡勢力，打掉一些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新的政策無法順利實施。

　　14，積極扶持一些農業科技企業和農業科研機構、院校，使得節水、節肥、高產的農業技術下鄉，改善耕地質量，提高農業產出。

　　本文參考了余云輝先生《如何處理好新時期的中美關系——兼談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思路》，并參考溫鐵軍、賀雪峰、李昌平等人觀點。一并致謝。

　　(作者系海南海洋安全與合作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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