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受阻與生產關系——看吳敬璉掩蓋與欺騙　　

葉勁松

10月8日，鳳凰網貼出名為《吳敬璉談中國體制性障礙：政府掌握太多重要資源配置權力》的文章（以下筒稱吳文）。雖然吳敬璉在我等民眾眼中，只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他卻要以飽有學識姿態，以似乎關心提高民眾消費能力的樣子，大談制約消費的影響因素以及如何提振消費。他企圖以民眾利益維護者的面目出現，以欺騙民眾。而作為資產階級出錢開辦的喉舌機構——鳳凰網，也一貫樂意為資產階級豢養的文丐提供欺騙民眾的平臺。但不管吳敬璉如何以假面目來偽裝自己，他還是會露出他那為剝削勞動大眾的資產階級服務的真面目。　

吳敬璉在文中說：“經濟增長……我們所依靠的是自然資源(土地)和資本的投入。如果這兩個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費就不太可能。……現在需要改變消費和儲蓄結構，提高消費在GDP中的比重。但是怎么才能提高?往往就是希望依靠政策支持，因為消費結構取決于生產要素的結構。當生產主要靠資本的時候，資本所有者在整個收入分配中就會占很高的比重;當生產主要靠自然資源投入的時候，自然資源的所有者在整個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較大。……另外，資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國家，然后是私企。在收入結構上，一定是資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的比重越來越大，而這些要素擁有者的消費傾向都是比較低的。所以，依靠自然資源和資本投入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不改變，或者經濟發展方式不改變，要提高消費的比重是相當困難的”。吳文實際是說，當存在資本和擁有土地等“自然資源的所有者在整個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較大”時，“要想增加消費就不太可能”。　　

吳文的整個講述是在說謊，他企圖掩蓋事情的實質。這具體表現在于他掩蓋我國資本擁有的真相，掩蓋消費與社會生產關系、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關系，掩蓋社會消費關系被生產關系、生產資料所有制所決定的真實內在關系。　

 吳敬璉首先進行的掩蓋與欺騙，是假裝不知道我國是私有企業占統治地位的國家，資本主要是私人（即那些資產階級成員）擁有，假裝不知道“資本所有者在整個收入分配中……占很高的比重”就是那些資產階級成員攫奪大部分國民收入。吳文硬說“資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國家，然后是私企”。吳文中，似乎私企老板這些資產階級只擁有我國的少量資本，因此私企老板這些資產階級成員不應為“資本所有者……收入占的比重越來越大”造成的消費增長受阻承擔主要責任。吳敬璉一貫鼓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指責政府干預，因此可知吳文實際是指責政府使增加消費“不太可能”，指責政府賣土地造成“資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的比重越來越大”，使增加消費的不太可能。在吳文這兒，似乎增加消費不太可能的原因是政府，而不是我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不是資產階級對勞動的剝削。因此，吳敬璉實際是為資產階級開脫，并在什么是我國消費增長受阻的主要原因上，進行歪曲和欺騙。　　

但我首先要指出，即使吳文指責的、企圖回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阻礙消費增長的“土地所有者收入”巨大的情況，不正是吳敬璉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鼓吹向國際資本主義接軌的結果嗎？　　

在社會主義下，土地沒有絕對地租。按馬克思主義觀點，土地不是人類勞動的產物，其本身沒有價值。所以按照此理論觀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按計劃實施的城市建房、建廠等占用土地，不需支付什么費用（在1980年代前的中國，以及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這樣）。不但是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按計劃用地是這樣，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職工個人對國家或單位提供的住房不太滿意，自己要通過國家無息建房貸款建房改善居住條件，國家也免費提供建房所需土地。　　

但是，在追逐利潤盛行的資本主義，不是人類勞動的產物因而本身沒有價值的土地，卻成為炒作、買賣的對象，具有價格。而且這價格高低與土地級差地租有關。由于市中心、好口岸較近的地方土地有限，級差地租很高，購買土地來建沒住宅、工商企業等要支付更高的價格。這高昂地價，使20世紀上半期起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或地區）大城市里，單位建筑面積占地更少的摩天大樓林立、住宅間間隔較小等現象的大量出現。即使這樣，房價、房租仍很貴，工人們常常不得不住貧民窟、蝸居。不斷上漲的房租，就是資本主義對工人工資的掠奪，實際上，它使工人的實際工資不斷降低，使工人消費能力受到抑制。而高昂的地租也是商業店鋪房租高昂，以及商品價高昂的推動因素之一，而商品價高昂又削弱了勞動大眾的消費能力。　　

因此，吳文所說的“土地所有者收入”巨大而使社會消費受抑制，其實就是資本主義的特點。而中國現在的出售幾十年的土地使用權（其實也就是收取幾十年的地租），也正是我國按照吳敬璉等主流經濟學家鼓吹的復辟資本主義的“與國際接軌”結果。但是，吳文通篇掩蓋“土地所有者收入”巨大而使社會消費受抑制的資本主義性質。因為他如果揭示出這種性質，無疑將向民眾暴露，吳敬璉等鼓吹實施的資本主義，正是吳敬璉所講的“土地所有者收入”巨大而使社會消費受抑制這種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民眾也就會知道，吳敬璉在這兒義憤填膺狀地譴責“土地所有者收入”巨大而使社會消費受抑制，不過是他的賊喊捉賊的把戲。　　

“土地所有者收入”巨大使社會消費受抑制的因果關系的確存在，但是，我國社會消費受抑制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存在（“土地所有者收入”巨大這一現象，也不過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必然產物）。吳文大談消費，大談“增加消費”，卻回避消費與生產關系間的關系，回避制約我國消費增長狀況與我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回避我國的資產階級對我國工人農民的殘酷剝削使我國廣大的工人農民的消費受到制約的事實。當然，這也不奇怪，因為吳敬璉雖然在民眾面前做出大學者樣，但他其實不過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磚家。因此，寄希望吳敬璉會揭示我國消費受抑制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希望他會揭露資產階級剝削勞動大眾的事實，是不現實的。因為他如揭露出這些，人民大眾就會得出結論：消滅我國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主要內容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才能解放我國的消費。　

從吳文以上談論以及他關于“增加消費有什么辦法?一個是增加就業，另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進技術進步。知識、技術的所有者是專業人士，如果他們的比重增加就會增加專業人員、所謂‘白領’的收入，而白領邊際消費傾向比資本所有者高得多”的“指點迷津”等看，吳敬璉所談的消費不是生產消費，而是個人消費。照吳文說法，似乎采取一些“增加就業”，“促進技術進步”就能“提高消費的比重”（即提高消費在GDP的比重），就能改變消費不足對經濟發展的制約。　

資產階級豢養的文丐們，對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各種問題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關系，始終不能正視，而用盡各種方法回避或掩飾。吳敬璉也有這樣的特點。　　

資本主義社會里消費不足對經濟發展的制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人剝削人的生產關系。這生產關系造成勞動大眾的貧困，從而使資本主義產生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億萬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的巨大矛盾，從而經常出現商品銷售困難。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的名為《勞動者報酬占比考察經濟體健康度》的文章講，據國家統計局資料計算，“在1995—2007年間，……剔除社保福利繳款后，勞動者實際取得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從1995年的49.8％下降到2007年的40.9％，下降8.9個百分點。如果將社保福利收入看做當期可支配的勞動收入，則可支配勞動收入占比從51.2％下降到44％，總計下降7.2個百分點。”由于以前計劃經濟時代，勞動者不必用工資徼納社保就享受醫療基本全報銷、退休工資等待遇；而市場經濟下勞動者要用工資徼納社保，卻只能享受比計劃經濟下更差的醫療報銷待遇，因此意味著在1995—2007年間，勞動者實際取得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下降，比8.9個百分點還多。　

由于現在拿工資的都屬“勞動者”，資本家做為董事、總經理等高管，也在企業拿高于一般員工十幾倍、幾十倍的工資（英國匯豐銀行控股的中國平安保險公司總裁馬明哲，有一年年薪6000多萬）。如把這部分“勞動者”的工資去除，真正勞動者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將下降更多。由于大規模的公有企業私有化是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因此可以說，在我國企業從主要是公有制企業，轉為主要是資本家的私有制企業（即吳敬璉等說的“民營企業”）后，勞動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急劇下降，造成億萬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因此統計數據說明，私有企業大量產生，其收入分配不利勞動者，有利于資本家。從1990年代起，我國經常講內需不足、消費不足，其實就是我國廣大勞動者飽受資本家剝削，使社會產生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億萬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的結果。而勞動大眾收入的降低，從而勞動大眾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持續下降的狀況，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造成的。不消失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卻談什么“增加消費有什么辦法?一個是增加就業，另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進技術進步”，不過是欺人之談。　

吳敬璉空泛談“增加就業”來“增加消費”，但它卻隱瞞大量失業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必然產物這一因果關系。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億萬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使市場擴大遠趕不上生產的擴張，從而使工廠開工不足是成為通常現象，而這又大大減少了對勞動力的使用，造成失業人口的增加。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追求和迫于外部競爭的壓力，總是盲目地、不斷地改進技術，擴大生產規模，不變資本比可變資本增長更快，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也必然引起失業的增長。

另外資本家為降低成本以攫取更多剩余價值，普遍加大在職職工的勞動強度，并大量加班，工人每天常干10多個小時（例如，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黨國英曾講，“前不久我在浙江某地了解到，那里的農民工每天平均要勞動14小時，工資單價已經低于農業臨時工”），使一個工人干著一點幾個工人乃至兩個工人的工作量。那么從全國宏觀來看，如按國家規定的周工作時間為40小時，而資本家使工人平均周工作時間為60小時，則需1億職工的工作，實際上資本家只雇用約6千6百萬職工就完成了。照此計算，如果全國需3億職工完成的工作，實際上資本家只雇用約2億職工就完成了。而這必將使全國約1億職工被拋向社會，成為失業者。

資產階級需要社會出現勞動者的大量失業。因為幾千萬、上億失業者相互競爭情況下，資產階級可以壓低求職工人和在職職工的工資，并給工人更差的工作、生活條件，壓榨工人更多血汗（而這又極大壓抑了勞動者的消費能力）。因此我國官方統計的登記失業率為4%多一些，但不少經濟研究機構認為我國的實際失業率為10%幾。現在，美國歐洲對失業狀況有所掩蓋的、官方公布的失業率，也普遍在10%左右，乃至10%幾。因此，吳敬璉空泛談“增加就業”來“增加消費”，但他卻掩蓋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必然產生大量失業，并由此必然加重消費增長困難的事實。他掩蓋了真正要通過消滅失業來大幅增加消費，必須要消滅產生大量失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事實。

吳敬璉空泛談“促進技術進步” 、“增加專業人員、所謂“白領”的收入”來“增加消費”，但是他不能用論據來對他的這些論點進行論證。但是我有充分論據對他的這些論點進行批駁。　　

被吳敬璉等主流經濟學家稱為市場經濟楷模的美國，總體講，枝術最進步。另外，美國的“專業人員、所謂‘白領’”也多，但是消費增長困難也是照樣存在。　　

1992年3月，美國國會預算局發表的一份報告說，從1978年到1989 年的幾年間，美國占家庭總數1%的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長了77%，占家庭總數20%的收入最低家庭的收入卻下降了9%，占家庭總數20%的較低收入的家庭也下降了1%。即使在粉飾現實的美國官方機構的報告中，美國總共6600萬個家庭中，在這幾年里有2460萬個家庭的收入減少了，不僅沒有分享到美國經濟發展成果，反而情況惡化了。在這幾年里，美國家庭納稅后的總收入在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后凈增了7,400億美圓，其中96%被收入較高的20%的家庭所占有，而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又占7,400億美圓的60%。　

1996年3月29日，美國最大的資產階級報紙——《紐約時報》報道，蘭德公司經濟學家林恩.卡羅利在最近一期《牛津經濟政策評論》上發表文章說，90年代以來美國收入差距擴大趨勢進一步加快。在美國最富有者收入迅速增加的同時，占人口10%的美國窮人1993年的收入比1989年下降14%，占人口50%的美國一般人（這中間包括大量的“白領”或稱“中產階級”的人士）1993年收入也比1989年下降8%。據這些資料看，美國勞動大眾不僅是收入在1978年到1993年的15年間GDP中的比重持續下降（即廣大群眾不僅是相對貧困化），不僅是億萬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而且15年間實際工資（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后的工資）是下降，表明美國普通民眾已經陷入長達15年的絕對貧困化，億萬包括所謂“白領”或稱“中產階級”的勞動群眾購買力已經是絕對縮小。　

約10年前，吳敬璉曾鸚鵡學舌地講要用西方流行的資產階級辯護詞——機會均等來縮小中國的貧富懸殊。但美國學者愛.艾亨指出，美國“機會均等的宣傳，只是讓少數人變得更加富有，而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正匯入窮人大眾的洪流”（《國外理論動態》1996年合訂本第107頁）。艾亨的話再次證明，所謂“白領”、“中產階級”的增多，并不能使包括“白領”、“中產階級”在內的勞動大眾擺脫被資產階級剝削而貧窮的局面，因而也不能使消費得到提振。　

1995年6月21日，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刊載了伯納德.桑德斯寫的題目為《美國老百姓有理由憤怒》的文章。文章說：“近來傳播媒介普遍報道，美國老百姓憤怒了。依我看，美國老百姓應該憤怒。”作者指出：“自1973年以來，這個國家的勞動人民工作時間越來越長，收入越來越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以前的那種經濟保障。在過去22年中，80%的美國家庭實際收入下降或者在原地踏步。在此期間，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而有錢有勢者的日子卻從來沒有這樣好過。”“人們的工作時間不斷延長，工作越來越來越辛苦，效率越來越高——然而他們越來越窮。難道美國老百姓不應該憤怒嗎？”美國工人的生產效率在提高，但實際收入卻在下降，美國資本家的剝削在加重。據這資料講，美國勞動者是陷入長達22年的絕對貧苦化。

進入新世紀，美國勞動大眾收入仍趨下降。2009年8月4日，美國“商務部說,美國私人薪水發放金額 6月減少 286億美元,為2005年1月以來最大減少量。這一數字在今年5月為減少113億美元。另外,實際可支配收入6月下跌1.8％,為過去一年間最大跌幅。”　新華社信息北京2010年9月19日電　美國《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絡版9月17日刊登題為《美國家庭收入經歷“失去的十年”》的文章講，“美國人口普查局最新數據顯示，……近年來工資收入增長陷入停滯，過去十年成為至少半世紀來美國家庭最難過的時期……2000年至2009年經通脹調整的家庭中位收入下降4.8%”。而2009年后，美國勞動者工資繼續下降。 據美國《新聞周刊》雜志2010年7月22日報道，“ 1/5的美國人在2009-2010年期間發現家庭收入下降25%以上（包含25%）”。奧巴馬在2010年國情咨文中也承認：“在過去十年，就業崗位增長最為緩慢，美國家庭的平均收入下降，而醫療成本和學費達到新高”。““在過去十年……美國家庭的平均收入下降”，意味著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職工實際收入下降趨勢，在新世紀的10年中仍未改善。

以上都說明，“市場經濟楷模”的美國，資產階級對民眾的剝削也是極其嚴重的。這剝削的結果是美國民眾的消費能力很弱（相對美國經濟能力而言）。美國資產階級就用各種貸款（包括在21世紀初廣泛采用的、后被資產階級說成引發了2008年經濟危機的次貸）來刺激消費，其結果是美國家庭財富集中在資產階級家庭中，美國許多勞動者家庭只有幾百美元凈資產。　

據《美國階級現狀分析》講：“1％最富有的美國家庭所積聚的財富大約占整個國家財富的40％”，這些平均擁有上千萬美元財產的富翁們的財產還在增加。“美國社會的另一極是人數幾乎達到1億的工人階級……工人階級越來越成為實實在在的無產階級,在1983─1995年間生活在最底層的40％人口的家庭平均凈資產（即家庭資產減去貸款等債務后的剩余值──筆者注）下降了80％,從4400美元下降到900美元,而生活在最底層的20％的美國人（當時人數應在5000萬以上──筆者注）凈資產在零以下,他們的債務超過了資產……現在為消費而借貸的比率上升……工人階級為美國社會創造了巨大財富,但他們所得到的實際工資日益下降,只能從日益延長的工作時間得到部分補償。1998年有子女的家庭平均一年工作83周,而在1969年,這一數字是68周。”（封永平編《美國階級現狀分析》《國外理論動態》2001年第8期）　

在全世界最富裕的美國,廣大的勞動大眾拼命工作,延長工作時間,但因為飽受剝削,仍然不能使自己財產增加,仍然擋不住使自己凈資產減少的趨勢。許多勞動者食品等日常消耗品之外的消費，越來越多靠借債來實現，也有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因為不能還貸而財產被債主變賣。據資料，2009年，美國有約100萬戶家庭不能償還房貸，其中許多家庭被從住房中趕走。美國的統計資料顯示，美國人均凈資產10多萬美元。但占美國人口40％的1億多窮人的家庭平均凈資產僅900美元。家庭平均凈資產僅900美元是這樣一個概念,即由1億窮人組成的幾千萬個家庭中,平均算,每家有一輛舊得不能再舊的舊車是自己的,家庭其他財產都是債主的或租借的。而5000萬最窮的美國人的凈資產則為負值（資不抵債）,即平均看,他們家中的財產已沒有一件是他們的。中國有順口溜大意說：揚家財產一千萬，九家鄰居零光蛋，十家財產一平均，十家全上一百萬。美國號稱人均凈資產10多萬美元的數據，但占美國人口40％的1億多窮人的家庭平均凈資產僅900美元，也就表明資本剝削下美國貧富懸殊，以及勞動大眾消費能力的虛弱。也表明日常消耗的食物等外，購買稍能長期使用以計入家庭財產的那部分物品消費，美國勞動大眾很大程度要靠各種消費貸款等來實現。吳敬璉等主流經濟學家們常贊嘆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但在這“自由市場經濟”中，勞動大眾飽受剝削而長達約30年內實際工資是下降、億萬勞動群眾購買力是絕對縮小，從而使家庭凈資產很低等事實，他們卻避而不談。而美國從1990年代上半期到2008年就發生了3次全國性的生產過剩經危機，也證明了，在號稱枝術最進步，“專業人員、所謂‘白領’”最多的美國，消費增長極其困難。

因此，不管美國還是中國的情況都告訴我們，個人消費不僅有個人屬性，還有社會屬性。消費者購買消費品的差距大小，不僅有個人生理、心理等不同的原因，更重要還有他們所存在社會生產關系是否有剝削造成貧富懸殊。擁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購買的消費品，比工人農民更高檔，購買普遍民眾不敢企及的豪宅、名車等。受剝削的工人農民中，很多家庭只能滿足溫飽等基本生活需要。消費水平是反映消費關系的重要方面，消費水平非常巨大差距，則是剝削社會對抗性的消費關系的表現。他表明，資本主義人剝削人的生產關系，決定了分配、交換和消費領域人們間的對抗關系。對于資本主義的這種因果關系，吳敬璉等主流經濟學家們也是極力回避、掩蓋的。　

勞動大眾的消費除與勞動者在生產勞動中是否受資本家剝削有關外（即與生產關系有直接有關外），還與不同生產關系下的財政開支狀況，社會就業等有關。即不同生產關系還通過決定政府財政開支狀況、社會狀況來影響消費。　

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者繳費買醫保后，治病住院時還要交不同比例的醫藥費。對那些有家庭成員長期患病的勞動者家庭來說，家庭醫療開支很大，這必然使這些家庭消費支出相對其他家庭大受影響。即使有的家庭成員目前并未有長期患病者，也要捂住錢包、節制消費以備萬一以后家庭成員出現大病或長期患病時用。在美國，醫療主要由市場上購買保險和看病后自掏腰包解決，“看病的醫療費對窮人來說是嚴重的威脅。嚴重的疾病對窮人來說，意味著經濟崩潰。”（傅驪元《“福利國家”剖析》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頁）而2007年初的一則報道講，美國私人家庭破產案的約一半，是因為支付高額醫療費舉債造成。奧巴馬在2010年國情咨文中也承認：“在過去十年，就業崗位增長最為緩慢，美國家庭的平均收入下降，而醫療成本和學費達到新高”。“醫療成本……達到新高”，醫療造成一些美國家庭“經濟崩潰”、“ 家庭破產”，足以表現醫療對許多美國家庭消費的影響。而歐洲現在還以減少財政赤字為名，大肆削減包括用于醫療在內的福利開支，這意味著歐洲勞動者以后為醫療將會更多的付費，這將更加重歐洲勞動者的經濟負擔，抑制歐洲勞動者的消費能力。

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以改善整個社會全體成員生活條件為目的，列寧指出，社會主義意味著“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生產過程來保證社會全體成員的福利和全面發展”（轉引自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三聯書店132）。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如以前的蘇聯東歐國家，以及現在的朝鮮、古巴，全體公民都享受免費醫療，醫療費用由國家財政中的公共消費基金完全承擔，醫療不會給勞動者家庭造成經濟負擔，對家庭消費沒有什么影響。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下公民，不必象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勞動者那樣存錢來應付可能的醫藥開支。

又例如，經濟生產目的是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社會主義國家（或工農掌權的國家）,其住房建設目的也是滿足人民生活居住需要。在這種經濟制度下,滿足人民生活居住需要,是國家或單位的任務，國家（或單位）負有解決人民（或職工）住房的職責。所以,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城鎮中,一般由國家或單位建房,再由國家（或單位）免費分配給居民（或職工）居住,人民支付極少量的房租,作為使用住房的代價。社會主義國家低廉的房租通常只有住宅維護費用的1╱3～1╱2。維護費用的不足部分則靠國家或單位資金彌補。所以社會主義下勞動者是免費住房（準確說，國家是倒貼錢讓勞動者住房），住房對勞動者消費能力幾乎無影響。而資本主義以住房由市場解決為借口，國家和企業不負責職工的住房，將民眾拋向由資本主宰的、搜刮百姓油脂的房地產市場。民眾只能在外花費大量開支去買房、租房（房租常占工資的20～40%。東京“很便宜”的、“ 每個格子間深不過2米，寬和高不過1.5米”的這一只能坐睡的窄小“膠囊蝸居”，每月房租也達640美元），這極大地削弱勞動者的消費能力。

社會主義社會中公共消費基金的安排，保證勞動大眾享受免費醫療、免費住房、免費教育等。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因為能力差異和撫養人口多少不同等原因，造成不同家庭的人均收入有一定差異，社會消費基金在國民收入中保持較大比重，能起到縮小群眾消費差異、保證城鄉包括較貧困家庭在內的所有家庭都享受免費住房、教育和醫療等權利的作用。所以，社會消費基金(或稱公共消費基金)體現社會公道、平等。

這些共同享受的免費消費，以及家庭間不是很大的消費水平差距，是社會主義消費的特點。他也表明，社會主義的消費關系體現社會主義“保證社會全體成員的福利和全面發展”的經濟目的，體現了社會主義所有成員平等的新型的人與人的關系，他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帶來的人們在生產、分配的平等關系在消費領域的體現。

反過來，資本主義（以及與國際資本主義接軌的改革）使醫療、住房、教育和文化等變為賺錢的產業，剝削勞動大眾。而這也說明，資本主義社會里，廣大無產階級（美化資本主義的所謂“中產階級”，大部分其實也是雇傭勞動者，實質就是無產階級成員）在生產勞動中要被雇傭他們的資產階級剝削；在消費過程中，也是要被盤剝。因此，社會消費關系反映著社會生產關系，并且被生產關系所決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比證明，社會主義公有制下才能實現以人為本和社會和諧。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談以人為本、社會和諧，不是幼稚，就是欺騙。

正如吳敬璉極力掩蓋“土地所有者收入”的資本主義性質一樣，吳敬璉也極力掩蓋消費關系反映著生產關系，并且被生產關系所決定的社會真相。吳文通篇回避對消費增長的制約，是我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因為他如果揭露出這一因果關系，那么人們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只有消滅我國的、產生人剝削人的生產關系的生產資料私有制，才能徹底解決我國內需不足、消費增長疲軟的問題。而作為極力為資產階級效勞、極力維護有利于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吳敬璉，是力圖阻止勞動大眾得出這樣結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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