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值得汲取的歷史教訓

——從日本近現代興衰看戰略哲學在國家崛起進程中的作用

李橋銘 張文木

日本軍國體制從明治維新時代開始，1945年日本敗亡后結束。與其同步的是日本始于明治時期的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并臻于巔峰時，即被激進擴張政策所毀亡。總結其間軍界少壯參謀們制訂的那些不知節制的戰爭政策及其導致國家毀滅的歷史經驗，對今天的中國是有益的。

一

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3月，“奉天會戰”結束，日軍大勝。滿州軍（日俄戰爭時日本的參戰陸軍編成“滿州軍”）總參謀長兒玉源太郎回國匯報戰果，長岡外史參謀次長去新橋車站迎接他。兒玉見了長岡劈頭就問：與俄國和談之事有沒有眉目？當聽長岡說還沒有眉目時，就是一頓痛罵：“戰爭一旦開始，最大課題就是怎樣結束。連這個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最終，日本贏得了對俄戰爭的勝利。

事實上，當時日本的戰爭潛力已近枯蝎。我們知道，中日戰爭后，日本將從中國攫取的3.64億日元戰爭賠款中的90%用于擴軍備戰。在隨后的7年間，日政府還分3次發行外債，得到了總計1.9億日元的公共事業投資資金。日俄戰爭期間，日政府又接連不斷地分4次發行了相當于8億日元的外債用作戰爭經費。1904年1月5日（俄歷），日本駐倫敦公使拜訪并明確告訴英國外交大臣蘭斯多恩：日本“用自己的儲備只夠打一年，通過增稅和發行紙幣可以把戰爭再支持6個月，到那時候，財源就枯竭了。”“1905年底在與俄國進行和平談判時，日本財政已處于崩潰的邊緣”。現在看來，那場戰爭日本贏在節制而并非所謂“武士”精神。

爬坡最難下坡處。自古用兵多不敗于“上坡”時的進攻，而敗于沒有做好進攻后“下坡”的善后設計。從1905年日俄戰爭結局看，在日本崛起之初他們的戰爭文化是有哲學的，他們的戰略家頭腦是清楚的，他們對戰爭的目的、規模的理解是有非常清晰的界限的。這些不僅參謀本部，就連一線作戰的指揮官都牢記著。

當時的戰爭指導者如山縣有朋、大山嚴等軍人，與日本后來的軍人不同。他們都是舊藩出身，不僅是軍人，還是政治家。他們不是在學校里學來的戰爭，而是在幕府末年的內亂開始從戰爭中學來的戰爭。所以他們知道“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知道有一個開始就肯定有一個結束。今天看來，與其說他們贏得了戰爭，不如說他們贏在哲學。

民族的清醒認識，往往產生于其被壓迫的民族身份。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涌現了一大批被西方（主要是美國、英國）先進技術和制度“打醒”的政治家、戰略家。他們知道自己有多少“家底”，因而最懂得節制，他們的戰略目標設計都非常有限，戰爭手段的運用也非常節制與務實，這讓日本在1894年和1905年贏得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

二

這些勝利使日本戰爭文化滋長了一種不可一世的驕橫情緒，日本老一代政治家、戰略家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后，大有天之驕子意識的日本陸軍大學（簡稱“陸大”）的畢業生走上政治前臺。這些主要是學校書本教育出來的青年開始介入，繼而左右整個國家的決策，致使日本政府對軍事機器完全失去控制，最后導致全民瘋狂投入致使國家資源無限透支、并因此必然失敗的戰爭之中。

當時日本軍國少壯們的戰略思想嚴重脫離實際。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與當時日本軍事教育方式有直接關系。陸大聚集了日本軍事教育的精華。軍事人材從幼年時期便被送到學校。這部分來自“幼年學校”的學生是陸大生源的主體。這種“幼年學校”是陸軍辦的一種培養“精英”的學校，在東京、仙臺、名古屋、大阪、熊丁各有一校，每年各校只招50人。從這些學校畢業的學生一般都進入“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后從軍；然后再考入“陸軍大學”，畢業后再被分配到軍隊中去。當時，擴張是日軍戰爭理論的出發點，由此，陸大培養的參謀們重戰術而輕戰略，其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只適合培養單純執行和完成任務的旅團一級主官和師團一級副官，缺少必要的政略和戰略思想培育。這種從小學開始培養出的軍人，與社會不發生交往，先天就不懂政治，不懂社會，迷信軍事力量，滿腦子只裝著毛澤東在1929年就要求紅軍注意克服的“單純軍事觀點”。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陸大畢業的這幫少壯幕僚們與老一輩政治家不同，他們既不知“餓死”的滋味，更沒有被“撐死”的經驗。結果，在“愛國”的情緒下國家一步步地被他們置于后一種即被“撐死”的絕地。

當時，陸大畢業生中比較有名的參謀有四人，他們是石原莞爾、辻政信、瀨島龍和東條英機。這四人中晉升最快、職位最高的是戰略能力最低的集總理大臣、陸軍大臣、內務大臣、外相、文相、工商相、軍需相和總參謀長等要職于一身的東條英機。瀨島龍考試成績優異，但基本上沒有帶過兵、沒有上過戰場，就在大本營的地圖上指揮遠在千萬里外的百萬部隊。辻政信被稱為“作戰之神”，其行為有些麥克阿瑟的范兒，是個成心鬧事的作戰參謀——從東北到武漢、從南亞到太平洋，所到之處總要鬧出些動靜來。

石原莞爾是陸大慘淡經營十幾年中唯一的一位有戰略頭腦、但不被重用的軍人。他策劃了“九•一八事變”，但沒有被所取得的“勝利”沖昏頭腦，事后專門上書天皇，反對日本擴大侵華戰爭，認為經營好東三省、朝鮮即可。他后來更是堅決反對發動太平洋戰爭。東條英機不喜歡他，把他轉入了預備役。把他長期被邊緣化了。石原莞爾評價東條英機，只有“上等兵”的水平，其“能力只配指揮一個連、十挺機槍；超過十挺機槍，他就不知道怎么辦了！”。

當時，對陸大畢業生們影響最大的并不是石原莞爾，而是東條英機、辻政信、瀨島龍這些人。全校充滿政治短視和無知，不懂得軍事要服從服務于政治，不懂得戰略目標必須與國家實力相一致，不懂得戰略擴張不能超過國力支撐的極限，“舍我其誰”的心態使他們不顧主客觀條件癡迷于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將整個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置于國家軍事目標之下。這些少壯軍官們在政治上的得勢，使得國家機器都圍繞著戰爭瘋狂運轉。毛澤東曾在古田會議上，批評早期紅軍的“軍事盲動主義”者“只想大于，腦筋里充滿著唯心的幻想”[1]，如果將這句話用于當時日本陸大畢業的少壯們是很貼切的。1937年初，蘇軍步兵的25%、大炮的17%、坦克的22%被調集到遠東地區。1939年“第一次諾門坎事件”后，蘇軍派出朱可夫上將領兵，并向遠東前線增援了至少兩個機械化師。日本從來就不缺對蘇軍的情報收集，但當“皇軍士兵以一當十”或者“皇軍一個師團能當蘇軍三個師團”這種荒唐透頂的謬論已經成為日軍信條時，“諾門坎事件”的敗局就已注定了。辻政信是這場戰爭的主要推動者。他雖然知道實力對比懸殊，還是鼓搗了13個大隊（相當于營，編制600人），112門火炮、70輛坦克、180架飛機和400輛汽車去打蘇聯人。結果，被蘇軍打得丟盔棄甲、鼻青臉腫，一個整編師團全部報銷，陸軍航空兵的精英也一命嗚呼。

“單純軍事觀點”是日本軍事教育的一大短板。畢業于陸大的少壯軍人有戰無略，長于冒險，短于節制，過于迷信“精神的力量”，戰爭已啟動卻不知其邊界何在。

比較典型反映日本這一時期“只想大干，腦筋里充滿著唯心主義幻想”的另一樣板作品是1943年提出“絕對國防圈”思想。在太平洋的敗局已定的情況下，日本軍部搞出一個所謂“絕對國防圈”，其特點是只有戰爭邏輯的推演，而沒有現實可行性經驗的支撐。他們的想法是：要保衛日本，就要占領朝鮮半島；要保衛朝鮮半島，就要占領中國東北；要保衛東北，就要占領華北；要保衛華北，就要占領全中國；就要占領南洋，就要占領澳大利亞……。如此推出的戰爭目標使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不久，國力基本就被掏空了。1931、1941和1944年，日本軍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分別為3.76%、28%、98.5%。在短短的13年中，日本的軍事擴張就突破了國力可承受的極限。軍費已占國民生產總值的99%。這樣的國家，焉有不敗之理。

正是滋長于陸大培育出的這種“唯心的幻想”，最終將明治以來的改革成果毀于一旦，將已經崛起的國家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從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間日本陸軍的戰死和戰殘的人數是：1937年5.1萬人，1938年8.9萬人，1939年8.2萬人，1940年4.2萬人。這段時間，日本陸軍全部兵力是70萬人，也就是每年要消耗掉陸軍的10%左右。幾乎人人都說過仗不能再打了，需要從中國撤軍了。但1940年，德國希特勒在歐洲戰場的勝利使日本那些少壯“精英”們的“唯心主義幻想”再次被激發出來，他們像被打了興奮劑一樣氣宇軒昂，“生怕誤了班車”，生怕等到希特勒把全歐洲都拿下來了，“連湯也沒得喝”，得趕緊行動。他們不僅沒有考慮如何結束在中國的戰爭，甚至還進一步擴大戰爭，向英美開戰。1940年9月，在沒有海軍戰斗艦船護衛的情況下，日本陸軍在海防港登陸，入侵法屬印度支那。由此，日本將英美推到了中國一邊，同時在軍事節節勝利的情況下，日本為自己打開了通向地獄的大門。

日本軍人的“唯心的幻想”，戰爭后期近似狂顛。1944年，日本太平洋的戰爭形勢每況愈下，第14方面軍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將和參謀長武藤中將計劃在菲律賓與麥克阿瑟打持久戰。這是在當時力量對比和大本營“絕對國防圈”的緊箍咒下，唯一的選擇了。12月15，日軍擊毀美軍第三艦隊兩艘重型巡洋艦“休斯敦”和“堪培拉”號。也許這時日本太需要一場勝利了，以至前線電報發給大本營的“戰果”變成為至少擊沉擊毀航空母艦19艘、戰列艦4艘、巡洋艦7艘、驅逐艦等15艘。這給他們打了一針嗎啡，他們感到這次是真的贏了。可笑的是，這種臆斷出的“戰報”竟使大本營一夜之間改變主意，拿著這個胡說八道的戰果去指揮作戰。參謀次長秦彥三郎和作戰課長服部卓四郎親赴馬尼拉，指示第14方面軍改變原定的呂宋島決戰“捷一號作戰”為萊特島決戰。結果，日軍又喪失了數萬人，“菲律賓大決戰”也成為畫餅，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的失敗成為現實。

與日本那些少不更事的軍人們截然相反，1941年6月22日，當斯大林看到德國納粹入侵蘇聯成為事實時，便知道希特勒的大限將至。1945年2月4日，在雅爾塔會議上丘吉爾曾問斯大林“對作為戰略家的希特勒有什么評價”，斯大林回答說“希特勒作為一名戰略家已經徒具虛名了”。由此比較，二戰中日本與蘇聯的輸贏也就不難作出判斷了。

1941年初，為了不得罪日本，美國在“日美諒解案”中已表示愿意承認“滿洲國”并且同意為日本提供急需的戰略物資。這對日本無疑是天上掉下的“大餡餅”，也是日本止戰的最好時機：接受美國在中提出的條件，就可以在美國幫助下從中國大陸這片沼澤里拔出腳來，并可以不花一槍一彈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戰略物資。但這個對日本絕對有利的方案，還是被“皇軍的精英”們的干云豪氣給攪黃了。1895年和1905年對華對俄戰爭的勝利使日本軍界少壯派利令智昏，他們竟天真地認為：美國人只知口香糖和跳舞，訓練時連步都走不齊，這樣的國家不可能舉國打贏一場戰爭。他們決定偷襲珍珠港，其結果是親手幫著羅斯福啟動了毀滅日本的戰爭開關，加速了日本的滅亡。

軍事高于甚至蔑視政治，是日本軍事目標無限膨脹的制度性原因。從沈陽到盧溝橋發生的一系列事端，多是高級參謀們起事在前，政府被逼承認在后。全面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更是由佐級參謀群體不斷策劃出的一個個“下克上”的軍事冒險積累到臨界點而最終觸發的，其國家的戰爭能力也是在其中由量變全面激活后就迅速轉入質變即透支枯竭的。戰爭的這種“下克上”的逆推方式，決定了日本從戰爭開始到結束，在戰略方向和目的上從來是完全混亂的；雖然取得了戰役戰術上的一個又一個勝利，但堆砌起來的卻是戰略失敗，最后不得不把明治維新初期到手的利益全部吐出來。例如，“七•七事變”前，日本未做任何全面戰爭的動員準備。時任參謀本部作戰課長的石原決定了不擴大的方針，參謀總長閑院宮也向“支那駐屯軍”下達了不擴大的指示，近衛內閣也在內閣會議上作出了不擴大的決定。但這時的局勢已經不是他們能夠控制的了。石原搞了個“滿洲事變”一舉成名，但這在無哲學的日本戰略文化中迅速膨脹并由此埋下了日本滅亡的動因。石原的那些后輩們紛紛效仿石原，一擁而上：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從沈陽到盧溝橋，各種各樣的“事變”逐層升級，最終拉開了中日全面戰爭、繼而太平洋戰爭的帷幕。日本也由此被那些激進少壯們推上不歸路——戰線的延長和戰爭資源動員能力的同比下降使日本掙扎八年后土崩瓦解。

三

這是一段日本由明治改革后崛起，在其達到巔峰時卻被一些激進力量推向毀滅的歷史。總結日本這段百年興衰歷史，對于今天的中國發展是有益的。概括起來，值得從中汲取的經驗教訓至少有如下幾點：

1．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我黨初期的武裝力量即工農紅軍中的相當部分是對中國舊式軍閥改造后的結果，而中國舊式軍閥的軍事觀又更多的是學習日本（甚至德國）軍事理論的結果。1929年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明確反對“在組織上，把紅軍的政治工作機關隸屬于軍事工作機關”的主張，要求警惕紅軍走上“國民黨軍隊所走的軍閥主義的道路”，出現“以軍隊控制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危險”[2]。明確要求將我黨的軍事力量嚴格地置于黨的領導之下，這使中國工農紅軍從誕生之日起就走上了與中國舊式軍閥及日本等西方軍國主義不同的發展道路。它規定了中國人民武裝力量“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又使這些原則有了不能輕易更改的制度保證。這些曾在中國革命進程中產生過巨大的積極作用的基本原則，仍將是今天和今后中國改革成功的基本保證。

2．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其他主義的軍事理論為指導，以提升我們的戰略認識水平和戰略執行能力。堅持實事求是和理論聯系實際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理論研究的基本原則，也是我黨長期堅持并行之有效的優良學風。歷史表明，“‘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批評的那種“只想大于，腦筋里充滿著唯心的幻想”，就是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必須警惕和克服的從“左”的方面葬送社會主義的重要表現。王明的“左傾”空談和赫魯曉夫的右傾機會主義曾給中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巨大災難，這讓毛澤東在晚年對當時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屬于那些沒有經驗的人，或者像飛蛾投火的共青團員”——的治國能力深感擔憂。就在赫魯曉夫下臺的1964年，毛澤東將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條件除了立場可靠外，更加強調政治經驗的成熟；5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此前兩個多月，毛澤東要求“教育革命”，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學生不會脫離實際，不會“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其目的就是要防止遠如大宋近如蘇聯的唯心主義認識導致的國家悲劇在中國重演。如果再總結日本近現代從崛起到毀滅的教訓，及其當年日本陸大“精英教育”中嚴重脫離實際的學風造成的惡果，我們就會意識到這些教訓都是中國教育未來發展的前車之鑒。

3．群眾路線不僅要貫穿黨的政治工作，同樣也要貫穿于黨的軍事工作。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僅是一支能打硬仗的武裝力量，它更是一支執行和貫徹黨的路線的武裝力量。毛澤東同志說“除了打仗一件工作之外，還要擔負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等任務，如果脫離了這些，也“就完全失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根本失了紅軍存在的意義。”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就需要建立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這些話，對于今天仍有巨大的現實意義。失去了人民，我們的武裝就失去了動力和力量來源——這是日本在其軍事力量達到巔峰時迅速毀滅的重要教訓。

今天的中國改革已取得巨大的成功，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遠未達到它的高峰。其路也漫漫，其修也遠長；國家之間的競爭，是境界而非力氣的競爭。今天的日本已遠不是昨天的日本，今日之中國也遠非昨日之中國；在歷史進入21世紀的今天，中日再次聚焦于東海；無疑，雙方戰略境界及其修行的高下將再次決定各自的未來。

說明：

1．本文主要參考和引用書目

俞天任：《軍國的幕僚》，中國友誼出版社2007年版。

毛澤東：《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本文主要內容以《戰略境界決定國家未來》為題整版發表在2013年7月2日《中國國防報》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