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北京大學哲學系77級的學生,也是北大哲學系當年00001號學生;他是中央黨校歷史上的首批碩士、首批博士。
王偉光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求索者,也是一位典型的學者型領導干部,長期從事學術理論研究,又長期從事行政管理工作,成就斐然。自輪訓培訓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的最高學府中央黨校到中共中央國務院重要的思想庫和智囊團中國社會科學院,盡管崗位變了,但是于王偉光而言不變的是對真理的追求,不變的是嚴謹求真、篤學慎思的學者風范和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領導藝術,以及謙和睿智、與人為善的人格魅力。
(圖為博主余瑋采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王偉光后合影)
做馬克思主義的“秀才”
“是中央黨校培養了我,我對中央黨校的事業是有感情的,對中央黨校的老師和同志們是有感情的,對中央黨校的一草一木是有感情的。”2007年12月,中央正式決定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王偉光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院長。在離開中央黨校時,王偉光動情地如是說。
王偉光是自中央學校這塊理論沃土上一步步成長起來的,他在這里學習、工作和生活20余年。中央黨校是成就他的地方,他在這里為黨、為國、為人民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即將離開這塊曾經朝夕相處的地方,他的內心自然十分復雜……
王偉光1950年出生于遼寧丹東,1967年11月參加工作。1981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4年的大學生涯很快就要過去了,同學們都為在社會上找一份工作而努力。當時,北京大學哲學系輔導員找到王偉光說,學校領導想讓你留校做學生工作,人事關系可以放在哲學系倫理學教研室。一時間,消息傳開了,引起同學們的羨慕和贊嘆不已。
恰在此時,招考研究生的消息傳出來了。是留在北大工作,還是進一步攻讀學位研究生?王偉光的腦海里出現甲乙兩個小孩打架似的情景,甲小孩叫“北大工作”,乙小孩叫“報考研究生”。經過長時間的“打架”,最終乙小孩取勝。“文革”中被停止的招收研究生工作得到恢復,王偉光對學習和知識的渴望重被喚醒。他去教育局查看了招生目錄,結合自己所學專業和功底,報考了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專業碩士研究生,導師是著名哲學家和教育家、時任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韓樹英。
報考研究生,同樣面臨準備時間短的問題。這是恢復高考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招考研究生,準備時間只有暑假一個半月。更讓王偉光著急的是,考試的內容不明了,特別是考幾門、考什么都說不清楚,導師也毫不熟悉。既已決定,王偉光就豁出去了,貪婪地全面復習外語、政治、哲學、文學,拼命汲取著知識。“從清晨4:30一直準備到夜里12:00,體力、精力消耗很大。”
最終,王偉光脫穎而出。1981年底,接到中央黨校的入學通知書時,王偉光十分激動。當時中央黨校只有兩個班次,一個是中青年領導干部培訓班,再一個就是碩士研究生班。“我們是中央黨校復校以后招收的第一批碩士研究生,我們這個班共28個人,其中有黨員20人,編成一個黨支部,歸三部(即理論部,后改為研究生部)管理。”報到后,班主任楊宗禹找王偉光談話,說經學校和部里研究,讓王偉光擔任支部書記。
到黨校后,大家求知欲望非常強烈,希望多開一些課程,多學一些知識,總感到吃不飽。為此,王偉光所在的支部商量了一下,由全體支部委員找一下校領導,反映一下同學們的要求。當時主持中央黨校工作的馮文彬在家里熱情地接待了王偉光等。王偉光向他匯報了入校以來的學習情況,同時提出了增加課程的要求。馮文彬聽了以后說:“學校領導十分關心你們這個班。校委決定舉辦這樣的班次,目的就是要培養馬克思主義的‘秀才’、馬克思主義的‘筆桿子’。你們的主要任務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基本教材就是馬克思主義原著,不一定要安排那么多課程。最重要的是自學原著,真正力爭做到讀懂精通馬克思主義,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說明并解決實際問題。”返回后,王偉光向同學們認真傳達了這個精神,進一步修訂了學習計劃。
“回顧起來,3年的讀書生活是十分緊張的,許多同學連續幾個寒暑假不回去探親,舍不得放棄節假日,抓緊時間拼命讀書、調查研究。”王偉光記得,畢業時胡耀邦同志代表黨中央在中南海接見了他們并合影留念,勉勵大家“到實際工作崗位上去鍛煉,真正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秀才’”。
1984年底,王偉光以《馬克思論人的本質和他的科學世界觀的形成》的優秀論文一舉獲得哲學碩士學位。碩士研究生畢業后,王偉光留校哲學教研室歷史唯物主義教研組任教。
次年2月,中央黨校招收首屆博士生,王偉光橫下一條心,將“冷板凳”坐到底,著手報考。“決心已定,我就抓緊時間,進入分秒必爭的戰前準備。對我來說,基礎課和專業課的考試,應該問題不大,難度最大的是英語,聽、說、寫都要會,至少要達到五級英語的水平,才能應付博士研究生的外語入學考試。于是,作為已經步入成年的我,開始像年輕人一樣背外語,連騎自行車送孩子上托兒所的時間,我也不放過,戴著錄音機練習聽力。”
工夫不負有心人,王偉光等3人成為中央黨校建校以來的第一屆博士研究生,成為韓樹英導師的開門博士弟子。在王偉光眼里,無論從事哲學研究還是教學工作,無論是做人還是做事,韓樹英一直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獨立思考的理論立場和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自己的影響很大。當時,理論部(現研究生院)把王偉光等3人編為第一屆博士研究生黨支部,由王偉光任黨支部書記。
經過3年的潛心攻讀,王偉光順利通過了題為《論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立足于經濟分析》的博士學位論文答辯。參加答辯會的學者認為,該博士論文對現實性很強、難度很大的課題“作了有意義的探索和貢獻,是一篇有相當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的博士論文”。不久,被國務院授予“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博士學位獲得者”。
扎下身子深入實踐以豐富人生閱歷
在中央黨校,王偉光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擔任過哲學教研室歷史唯物主義教研組組長,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研室主任等職。
1991年3月,王偉光作為中央黨校中青年代職鍛煉干部被派到河北省秦皇島市,先任該市市委常委,在海港區委兼職,分管黨建、工青婦和農村工作;后任市委副書記,分管黨建、農村、工青婦、對外開放等工作。王偉光說,在秦皇島市代職鍛煉的近兩年,盡管時間并不長,但是自己領導才干增長最快的時期。他深有體會地說:“這段時間里,使我豐富了人生閱歷,積累了工作經驗,提高了領導才干。年輕干部,特別是從事黨的理論工作、干部教育工作、機關工作的年輕干部一定要到基層去鍛煉。缺這門課的,要盡早、盡快補上。年輕干部到基層鍛煉,不能浮在上面,不能去鍍金、混經歷,必須扎下身子,實實在在的深入實踐、聯系群眾、聯系干部,和他們一起生活、一起工作。”
他的父親曾在秦皇島地區參加過“四清”運動,王偉光沒有想到自己也同這塊土地結緣。盡管自己初中畢業后便開始走上社會,首先接觸的基層是“北大荒”兵團農墾,但是王偉光認識到自己從北大到黨校,從學生到教師,離開基層已1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基層的實際情況已發生很大的變化,有待于自己深入了解。當時,王偉光給自己下了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只在地方干事,不參與地方人事。后來,他把這條不成文的規定,又具體化為只進行調查研究,不具體接待或回答來訪上訪,遇到此類問題只負責反映不表態;廣泛聯系干部群眾,不具體參與干部任免和人事調配;只完成分配的任務和交辦的工作,不干不屬于自己分管的事情。
王偉光一開始在海港區兼任領導職務,用了8個月時間,幾乎跑遍了海港區大大小小的街道、村莊和企業,交了一大批鄉村干部朋友。除此之外,對海港區委和區政府的各個機構也做了較為全面的調查,了解了一個區的黨和政府的運作程序,全面管理一個城區的工作,同時又在黨建、經濟發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實際工作。8個月后,又任市委副書記,一度分管經濟工作和對外開放工作。在秦市工作期間, 他提高了對市場經濟的認識水平,積累了全面運作經濟工作的經驗。
正當王偉光甩開膀子,準備在秦市大干一場的時候,突然接到中央黨校組織局的電話通知,告知組織上將對他進行考察,馬上讓他提前結束代職鍛煉,返回學校。因在秦市工作期間,與同志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臨走時秦市的同志一撥一撥送王偉光,使他感受到了基層干部的熱情和真誠。不久,王偉光被任命為中央黨校哲學部副主任,后又被任命為教務部常務副主任、主任等職。十四大之后,進入了校委班子,成為當時最年輕的校委委員,從此走上了黨校教學管理的崗位。
理論沃土上成就學者型領導干部
在擔任教研部和教務部負責人期間,除在第一線從事教學研究外,王偉光投入很大的精力從事教學行政管理,現在中央黨校的教學管理主要制度的基本框架還是他當年主持教務部工作時制定的。
不久,王偉光出任中央黨校副秘書長,1998年2月擔任副校長。在副校長的任上,他身體力行,堅持黨校姓“黨”的根本原則,充分發揮“三個陣地、一個熔爐”的作用,自覺地探索黨校的辦學規律,努力推進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教學和教材新體系的建設。他說,自己在中央黨校所主管和分管的部門大部分關乎黨校的日常運轉和保障,樁樁件件都不是小事,做好這些事又都得從細節入手,馬虎不得。
步入山水相依的中央黨校校園,滿眼樓臺掩映,草木蔥蘢,隨處可見勵志名訓等文化景觀,建筑風格不乏肅穆典雅而實用,規劃合理而設施完善。然而,中央黨校的主校園區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建設的,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原有的設備設施嚴重老化失修,已很難滿足大規模培訓干部的需要。為落實中央擴大辦學規模,加大培訓力度的要求,建設一流的黨校校園,打造一流的學習生活環境,提供一流的學習生活條件,成為新形勢下加強校園建設的重要任務。在中央領導同志和校委領導下,王偉光在具體主持謀劃和組織校園基本建設的日子里,精心制訂校園建設規劃,建設功能齊全的教學辦公區,建設相對獨立的職工住宅生活區,并改造南校園建立研究生教育基地。十易寒暑,王偉光與他的同事們踏遍了校園的每一個角落,通過現場勘查、反復斟酌,徹底解決了教職員工的住房問題,改善了學員的學習生活條件,使校園面貌煥然一新。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到中央黨校時豎起拇指稱贊道:“從黨校校園和綜合大樓,切身感到了大國大黨大校的大氣!”
擔任領導職務后,事務繁雜,需要處理的工作很多,清靜的時間很少,但王偉光并未因此影響對學問的探求和理論的思索。他充分利用一切業余時間,甚至在車上或飛機上也要看書或寫作。有一次,他乘飛機出差,突發靈感,可是隨身沒帶稿紙,王偉光便在清潔袋上撰寫文章,一連寫了6個清潔袋。一下飛機,交給秘書,整理出來就是一篇高質量的學術文章。
他說,寫作除了能夠提高自己的表達能力,怡情養性,還能通過傳播正確的思想推動社會。“思考、語言表達、寫文章,是一個學習、思考、消化、吸收和升華的辯證聯系的有機過程,寫是重要環節,寫文章是領導干部提升自己素質的有效方法。領導干部自己動手寫文章,是加強學習,努力提高自身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方式,也是一種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讀書是學習,自己動手寫文章也是一種學習。”
行政事務再多,他始終也沒有忘記自己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的責任,主持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利益關系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研究、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研究等多項重大科研項目,并擔任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主持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若干專題研究。
在如何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創新探索中,王偉光深感焦點和難點均在如何抓住重大現實問題,找準馬克克主義哲學與中國社會重大現實問題的結合點,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時代精神和新的社會實踐這三者有機結合起來。王偉光說:“設想一個問題并不難,但做起來卻非常之難。把設想變成理論,不但需要勇氣和智慧,更需要不怕失敗的胸懷和氣度。在創新的征途上是沒有退路的,理論只有在回答現實問題的過程中才能獲得新的生命力。”
王偉光哲學研究和創新的主要途徑是“抓兩頭”:一頭是歷史源頭,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寶庫中,到中華民族哲學和國外哲學中探求哲學理念;另一頭是現實源頭,結合時代精神,針對改革開放的鮮活實踐,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上加以分析和回答,企求哲學的概括與升華。
盡管身處高位,王偉光不忘耕耘,出版理論著作、發表學術論文、撰寫講稿等各類文稿總字數達數百萬字以上。作為一位學者,王偉光把闡述并踐履黨的創新理論、運用理論回答重大現實問題當作義不容辭的責任。在《科學發展觀的研究和實踐》、《科學發展觀基本問題》專著中,他從馬克思哲學世界和方法論的高度對科學發展觀的實踐基礎、理論來源、科學內涵、精神實質作了較為全面的論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發展,發展什么,怎樣發展,為誰發展,靠誰發展”和“五個統籌”的戰略要求,對如何實現又好又快發展作了哲學理論層面的闡述。
王偉光雖然大量時間從事行政管理工作,但他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名教師,他從1984年走上中央黨校講壇,20多年來就沒有停止過當教師講課,他已指導了幾十名碩士、博士和在職研究生,僅近年來聽他講過課的領導干部就數以萬計。每年中央黨校都要舉辦或承辦一些高規格的會議和班次,他都承擔講課任務。在1997年起的幾年里舉辦的省部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王偉光不僅擔任領導小組成員兼辦公室主任,負責日常辦班任務,還承擔講課重任。每次從接受任務到親自動手收集資料,分析問題,形成思路,撰寫講義,最后到講課,他都是全身心投入。因為擔負繁重的日常行政事務,備課更多的是在晚上完成,有一次為寫講稿,他在除夕之夜打了個通宵戰。
王偉光對自己講課的要求極高,他要求自己對基本理論和現實情況首先要吃透,要把道理說清楚,案例講明白,高深的理論要通俗化,真正做到入耳、入腦、入心,要使大家聽后有所收獲,能夠運用所學道理解決實際問題。為了力爭良好的講課效果,每在講課之前,他反復修改、推敲講稿,以達到既環環相扣、論證嚴謹,又脫稿講課揮灑自如的程度,工作強度非常大。中央黨校的學員都說,能聽王校長的講課是一種享受。他講課的最大特點,就是能把玄秘深奧、枯燥乏味的哲學講得通俗、生動、樸實,有如閱讀一本常識書,總能吸引住各色各樣的學員與聽眾。
王偉光不僅用辯證思維的方式闡述理論,還運用了大量的數據來分析事實,他直面現實、切中肯綮、深入淺出、旁征博引的教學風格激發了學員們對重大理論和現實的濃厚興趣,以至社會各界紛紛邀請他講學。然而,王偉光認為,最應該向他們傳授的不是具體的知識,而是科學的思維方法、嚴格的治學態度、大膽的創新精神、正確的人生追求。
尋求科研強院的切入點與突破口
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履新后,在全國政協副主席、院長陳奎元的指導和關心下,在院黨組成員的幫助下,王偉光為盡管適應新的崗位,盡快進入角色,開始馬不停蹄的調研活動。通過個別面談、小組討論、實地走訪等多種形式或渠道,他多方收集信息,了解情況,把握干部職工的所思、所想,關注社科發展的熱點、難點和焦點,尋找開展工作的切入點和突破口。
圍繞科研人員和工作人員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王偉光樂于同他們談民情、議民生,幫助他們解決科研、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在調研中,他了解到全院有很多人屬于無房戶,還有相當數量人員屬住房條件差,便把逐步解決職工住房問題作為硬任務,提出住房要靠幾條腿走路來解決的思路,一是爭取北京市“兩限房”,二是爭取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的經濟適用房,三是爭取燕郊較低價商品房等。讓他高興的是,在院黨組和陳奎元同志領導下,目前這項工作正在積極推進,已開始解決無房戶住房問題,同時低價商品房有望明年交付使用。職工住房條件已漸漸有了改善。為了改善科研、教學、辦公條件,在陳奎元院長指導下,全院上下努力,正在積極推進科研學術交流大樓項目立項工作,600畝的研究生院新校園已經開工。
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王偉光不是把自己定位為院領導,而是把自己當作社科院的勤務員,為了社科院的發展,積極工作,得到了陳奎元同志肯定的和同志們的贊同,但他永遠都是謙虛地說,智慧出于實踐,功勞屬于集體,成績歸于群眾。
在陳奎元領導下,王偉光具體主持起草院工作報告的任務,走訪了社科院的所有單位,進行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院黨組逐步形成了2008年和今后五年的工作思路。王偉光代表院黨組做了2008年院工作報告,提出了社科院實現黨中央“三個定位”要求的六項戰略。
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考察工作時,他得知,1997年,研究生院在團中央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黨組的關心支持下,派遣了一個由39名博士生組成的“博士生服務團”到剛成立不久的重慶直轄市掛職,開創了我國“博士服務團”之先河。后來有10多位博士留了下來,目前已經成長為其所在單位的重要骨干,他們的成功與成才,說明了人文社會科學的人才培養要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路子。王偉光認為,要積極鼓勵研究生參加去地方掛職鍛煉的“博士生服務團”,把專業知識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把知識運用到實踐中去,以使青年知識分子在實踐中盡快成長。
為更好地落實中央要求,實施院工作會議提出的六大戰略,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又及時召開改革工作座談會。會上,王偉光代表該院黨組作了主題發言《深化改革,加強適應哲學社會科學創新體系的管理體制機制建設》,在報告中他提出發人深省的“三問”:為什么要改革?改革什么?怎樣改革?并一一作了響亮的回答。他說:“我們要向改革要成果,向改革要人才,向改革要效益,向改革要出路。”
王偉光在采訪時說,“我院的中心工作就是科研,全院一切工作都要圍繞科研工作來開展,一切工作都要有利于科研工作,都要以科研為中心,都要以是否有利于科研工作作為首要的檢驗標準。”正在這個意義上,社科院黨組提出了科研強院的戰略。
很快,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形成了《深化管理體制機制改革的方案》,為加強領導院黨組還成立了改革協調小組,各個口的改革實行分管院長制,穩步推進。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處于歷史上的最好時期,也處于關鍵時期。在采訪中,王偉光說:“發揮好思想庫和智囊團作用,使科學研究完全服從服務于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完全融入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在黨和政府決策的醞釀、制定和執行等各個環節隨時提供充分的知識儲備和理論支持,提供有重要價值的咨詢、論證和建議,這是中國社科人的心愿。為了共同的心愿,為了共同的追求,我們全院同志在陳奎元同志和院黨組領導下,在共同研究發展與改革的大課題,在共同撰寫改革與創新的大文章,在共同努力科研強院的大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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