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國學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國學商道：“大商經邦”說管子》提到，所謂易理大道“天人合一”，就是說從看不見的微觀世界到斗轉星移的宏觀宇宙世界，見微知著與見著知微道理都是相通的。經營自己與經營事業團隊，經營企業與經邦濟世，道理也是一樣的。只是把管子的商道思維放大至“商人經邦”，我們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其中的細節脈絡。從小本生意的經營來講，管子并不是一個成功的商人。可就大資本大生意而言，管子卻是天下少有的成功者。因為他后來當上了齊國的“CEO”，并把“董事長”齊桓公推上了“春秋第一霸”的巔峰。故此，他自己也被后世稱為“春秋第一相”。在春秋戰國時代，“商人經邦”的成功案例，后來還有輔佐越王勾踐成就霸業的范蠡，以及秦王嬴政的“相邦”呂不韋。但作為“商人經邦”首開先河者，無疑還是“春秋第一相”管子。

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在周王朝“禮崩樂壞”內憂外患之際，首先從最大的天下“公”利出發，高舉“民族統一戰線”和愛國主義大旗，分清內外敵我聚攏人心，以占據道義的制高點。管仲倡導的“尊王攘夷”，就是呼吁諸侯各國共尊“周天子”以抵御外族的侵略，團結互助維護華夏民族生存與發展的共同利益。但管仲“尊王攘夷”的施政綱領，絕不是對周朝君臣上下尊卑貴賤等級禮法體制的“克己復禮”，而恰恰是對“舊體制”大刀闊斧的改革與變法。管仲的“變法之道”集中體現在，“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和“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民”的“準平”，以及“唯官山海為可也”和“通貨積財富國強兵”的“作內政而寄軍令”。“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御。” 管子“尊王攘夷”敢于言戰且戰之能勝，便是基于此齊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和“軍民團結如一人”的舉國體制。

“私天下”的“諸侯經濟”和“霸道邏輯”的“國際慣例”

然而，“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管子這種“以下犯上”的思想言論，顯然與“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周禮及儒家教條格格不入。士農工商皆“準平”相待，贍貧窮而抑豪強，則難免會觸動齊國王公貴族階層的固有特權和利益。管子權衡輕重之變求公平，即使能夠通過“參其國而伍其鄙”打破“井田制”，讓平民和奴隸可以均等獲得自有土地。但由于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私有制”的經濟基礎，因此便注定了這種公平公正是相對的和暫時的。“圣君賢臣”人亡，則“變法革新”政息，“霸諸侯一匡天下”亦即成過眼云煙。自夏朝起“私天下”而“大道廢有仁義”，上古“公天下”早已成神話傳說，此“公乃全，全乃天”又豈是管子一己之力可以扭轉乾坤？但管子變法，能于“公與私”之間覺察“靜因之道”，就已經遠超其他“百家”之“術用”了。

如前所述，“黃老之說”承傳易理大道，至“諸子百家”則皆自引大道之理而求“術”以致“用”。管子論“道”而求“經邦濟世”之“法用”，孔子論“道”而求“克己復禮”之“儒術”。所謂“百家爭鳴”，或皆出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志”。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可見，孔子的“克己復禮”，不僅僅是復辟“周禮”，而且正是循源于夏朝“私天下”諸侯分封的君臣上下尊卑貴賤等級禮法體制。夏朝“家天下”體系的創立，正式宣告了上古“公天下”時代氏族公社制度的解體。諸侯分封建藩，便孕育了各自為政的“諸侯經濟”體系，并給周期性的“禮崩樂壞”天下大亂埋下了禍根。“諸侯經濟體”的“市場競爭”與弱肉強食的“兼并重組”，則必然形成“弱國無外交”和“金戈鐵馬”的“強權出公理”，或稱“霸道邏輯”的“國際慣例”。至于管子“尊王攘夷”而“霸諸侯一匡天下”，只不過是給這種“霸道邏輯”的“國際慣例”披上以“王道”外衣而已。所謂春秋爭霸戰國爭雄，實際上就是這樣一個假“王道”之名以行“霸道”之實的市場經濟“國際慣例”歷史故事。

到了秦始皇廢分封設郡縣創建中央集權的“大一統”體制，算是對春秋戰國五百多年“諸侯經濟”的統一“沒收充公”。漢承秦制，卻為了在復辟“諸侯分封”與“尊王削藩”之間走鋼絲搞和諧平衡，于是便弄出了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國策，從而給君臣上下尊卑等級的“孔子之說”換上了時代新衣。但是，同樣因為自夏朝“家天下”以來的“私有制”痼疾，使得“禮崩樂壞”改朝換代的“歷史周期律”依然難以打破。故此，所謂“王道”與“孔孟圣言”的“失靈”，根本還是在于“私天下”的“失公”與“大道廢有仁義”。可這些都是后話，卻說當年就在管子相齊“霸諸侯一匡天下”期間，曾有一位晉國公子到齊國流亡避難。這位晉國公子名叫重耳，就是繼齊桓公之后“尊王攘夷”和“霸諸侯一匡天下”的晉文公。或也正是因為這段流亡齊國的“留學”經歷，才使他能夠心領神會地接過這個“霸道邏輯”的“國際慣例”衣缽。

“晉文稱霸”背后的“政治姻緣”

世界歷史上著名的“英法百年戰爭”，是中世紀歐洲各封建王國宗室之間通婚聯姻關系及利益沖突的典型反映。而據“英法百年戰爭”約兩千多年前，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各諸侯國之間的相互征伐，同樣是與其王室宗族彼此通婚聯姻的恩怨情仇關系交織在一起。此歷史印記，在“秦晉之好”這一成語典故中就能集中體現出來。關于“春秋五霸”究竟指誰，這個問題歷來說法不一。但就像古漢語里“三皇五帝”的“三”與“五”一樣，其實都是數量上的疊加泛指，而并非絕對概念的“三”或“五”。自齊桓公“尊王攘夷”成為“春秋首霸”之后，接下來對中國歷史影響最大的“霸主”，當數晉文公和秦穆公。從時間先后來講，是由齊桓公到晉文公至秦穆公。從地理位置變化轉移來看，則是沿黃河流域“山海相接”之處自東向西的回歸。在這個過程中，晉國位于自齊國至秦國的必經之地。于是，在這三位“霸主”交接班的過程中，也便演出了“齊晉之好”與“秦晉之好”的姻緣大戲。而“晉文稱霸”，或正是齊秦雙簧協奏的歷史必然。

自管子死后，齊桓公“尊王攘夷”的霸業即開始日見頹勢。當此期間，西部“攘夷”前線的秦國，正在一步步發展壯大。到秦穆公繼位后，在對外抗擊戎狄收復周朝失地的同時，也已經開始關注和參與中原地區的“尊王”大政了。而此時的晉國，卻長期處于內亂不定狀態。齊桓公與秦穆公的隔代隔空交手，也便在三晉大地展開了。據載，齊桓公之女曰齊姜，初嫁于晉武公為妾。但武公年老不能行房事，獻公遂與齊姜私通，生子名申生。晉獻公初娶賈氏為妻，無子。繼娶齊姜，生秦穆公夫人及太子申生。晉獻公繼位后，以齊姜為夫人，申生為太子。獻公再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生夷吾。他后來又娶驪姬，生奚齊。

通過梳理這些錯綜復雜的姻緣關系，我們就可以看出，齊桓公與晉獻公為翁婿關系，而秦穆公則為齊桓公的外孫女婿。從輩分來講，秦穆公夫人穆姬與晉文公重耳為同父異母的姐弟，而齊桓公則應屬晉文公之父的老岳父。這種“秦晉之好”與“齊晉之好”的姻緣關系，就是接下來晉國君位之爭及“晉文稱霸”的國際政治背景。

晉獻公晚年寵愛驪姬，常聽其讒言，先逼死太子申生，又欲加害公子重耳和夷吾，以達到讓奚齊繼位的目的，史稱“驪姬之亂”。在太子申生自殺后，公子重耳和夷吾出逃。公元前651年，晉獻公死，驪姬子奚齊繼位，旋即被其臣里克殺死。于是，秦穆公派百里奚帶兵護送夷吾回國繼位，是為晉惠公。夷吾此前為表示對秦穆公的感激，曾承諾將河西八城割給秦國作為回報，但夷吾繼位后卻毀約不報。公元前648年，晉國發生大旱災，秦穆公又運了大量粟米給晉。誰料，公元前646年，秦國又發生饑荒。這時，晉國不僅不給秦國糧食救災，反而乘機出兵，於次年攻打秦國。經“韓原之戰”，秦軍大敗晉軍并生俘晉惠公。最后，在周襄王和秦穆公夫人穆姬的請求下，秦穆公與晉惠公締約結盟，將其放回。按照盟約，晉惠公送太子圉到秦國為質子，并將黃河以西的地方獻給秦國以履前諾，秦晉由此重修舊好。

長線“潛力股”的國際化市場運作

且說晉獻公當年娶齊姜、大戎小戎二女、驪姬，乃至釀成“驪姬之亂”。在諸子爭奪君位的內亂角逐中，背后也交織著外戚干預晉政的影子。當初太子申生的外公是齊桓公，應該說后臺最硬。怎奈齊桓公霸主雄風已經江河日下，故此申生的提前出局似為必然。奚齊的君位隨“驪姬之亂”而喪失，夷吾則因“秦晉之好”的援手而得大位。戎國乃部落小國，對重耳角逐君位提供不了太大的幫助，所以重耳就只剩下出逃流亡了。然而，重耳的舅家人卻非等閑之輩。特別是他的舅舅狐偃，是屬于比較優秀的“經邦濟世”棟梁之才。如果把當時晉國有望承繼君位的公子們比作股票，那么以狐偃、趙衰、先軫、賈佗、魏犨為代表的“五賢”，便是始終將重耳視為最佳投資“潛力股”的經紀人班子。而最終“晉文稱霸”的成功，其實就是狐偃等人“經邦濟世”的成功。

據載，當年晉獻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在狐姬嫁給晉獻公時，其父狐突即“事晉為大夫”。狐姬的兩個哥哥狐毛和子犯，也便隨其父入晉。子犯就是狐偃，亦稱舅犯、咎犯、臼犯、狐子。因為他是晉文公重耳之舅，故又稱舅氏。公子重耳少年時期，便受教于狐偃、趙衰等人。狐偃隨重耳出亡時已逾花甲之年，但仍不辭勞苦護輔重耳顛沛流離十九載。他們先是居戎狄之地翟國，蓄力待時。春去秋來，一眨眼12年就過去了。戎狄之國雖無力幫助重耳回晉國繼位，但終究是重耳的母國，所以對重耳一行的生活照料還算比較優越。重耳在這里也已經娶妻生子，甚至都有些意志消沉“樂不思晉”了。

可樹欲靜而風不止，晉惠公擔心國人依附重耳威脅自己的君位，于是便派人去翟國刺殺重耳。狐偃等人聞訊后，即匆忙備車帶著重耳出逃，方才甩掉了刺客的追殺。他們自翟國往東，一路狂奔顛簸。來到衛國境內時，衛文公對這位落魄的晉公子不但毫無收留接待之意，甚至連一點錢財和食物幫助都不給。在衛國五鹿，這一行饑餓難耐的落難人，在向當地人乞討時還受到了戲弄。于是，為了讓重耳活命，有一位名叫介子推的隨從就跑到山溝里，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了一塊，并與采摘來的野菜同煮成湯給重耳吃。當重耳飽餐后，知道吃的是介子推腿上的肉時，心里大受感動，這便是介子推割肉救重耳的典故由來。

那么，下一站給投奔何方呢？這時狐偃等人分析，當世“霸主”齊桓公素有愛賢之名，且“管仲歿沒哀而思始”，定會收留人才濟濟的重耳一行。于是，他們一路顛簸至齊后，果然受到桓公的熱情款待，對重耳更是深加恩渥。桓公以其宗女嫁于重耳，盼能捆住重耳，即便重耳最終復國，也可續“齊晉之好”。誰料，公元前643年齊桓公病逝，五子爭位，諸侯叛齊，齊國陷入內外交困。此時，以齊之力復國已經無望，但重耳在這里卻已“樂不思晉”，更不愿再去品嘗顛沛流離之苦。雖然狐偃、趙衰等人多次催促提醒重耳，可重耳就是不從。

重耳出亡時是四十二歲，到齊國已經五十五歲，能獲得一個安適的生活環境，又有如花似玉的齊國宗室女子為妻，人生苦短，國事如麻，但求安樂，哪里還記得別的事情呢？但隨他出亡的狐偃等人，卻一直將“重耳復國”視作自己畢生的事業追求，眼看一轉眼近二十載光陰就要過去了，他們心里都十分焦急。有一天，狐偃、趙衰等人正在為此謀劃密談，恰有一侍女竊聽，遂報與宗女。嫁于重耳的這位齊國宗女姜氏膽識不凡，她立即殺死泄密報信的侍女，并與狐、趙二人合謀，將重耳灌醉。然后拖上馬車，快馬出城，離開齊國臨淄。等重耳一覺醒來，卻為時已晚。重耳氣得操戈要砍狐偃：“如果不能復國，我吃你的肉！”狐偃邊逃邊半開玩笑：“如果復國失敗，我死在荒野，也是被狼吃。若你能復國，晉國的肉都是你的，我的肉不好吃！” 重耳無奈，只好硬著頭皮上路。

為了尋求復國的幫助，重耳一行離開齊國，先后經曹國、宋國和鄭國，但都大失所望。最后，他們便一路南行到達楚國。自平王東遷后，以東都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周圍諸國，向來以中國正統文化自居，就連周朝鎬京故地的秦國都常被視為與西戎同類，楚、吳、越諸國則被更是被鄙視為南方“蠻夷”。齊桓公“尊王”之“攘夷”，有很大成分就是針對楚國的。而楚人對“周禮”的“鳳歌笑孔丘”，也是其民風秉性的一貫使然。重耳一行到底楚國時，正值楚成王在位。且說在齊國霸主地位衰落之際，有中原大國的公子來楚國避難，楚成王對重耳一行的熱情款待，實際上也有幾分自尊自豪與自信的心理滿足感。當然，楚成王也同樣抱有“逐鹿中原”的稱霸雄心。有一日，楚成王在酒宴中問重耳：“今日，我待你如何？”重耳答曰：“甚厚！”楚成王又問：“他日若你返國，將作何報答？”重耳思忖一會，答道：“若返國，皆君之福。倘晉、楚對戰于中原，我必然退避三舍，以報今日之恩！”

公元前637年，晉惠公死，公子圉自秦私逃回國繼位，是為晉懷公，并繼續迫害逃亡的公子重耳。于是，秦穆公將重耳從楚國迎來，以極為隆重的禮節接待。秦穆公還將自己最寵愛的女兒文嬴嫁于重耳，另外還將四位宗室女子一起作為陪嫁，以繼修“秦晉之好”。公元前636年春，秦穆公派秦軍三千護送重耳渡過黃河入晉，殺死子圉并繼位晉君，是為晉文公。后來，晉文公又在秦國的協助參下，“尊王攘夷”，并敗楚于城濮，由此而成為繼齊桓公之后的中原霸主。

效“管子變法”富國強兵“尊王攘夷”

在重耳流亡十九年間，晉國內訌動蕩不已，元氣大傷。但重耳一行在游歷諸國備嘗險阻艱難的同時，也大大開闊了視野，積累了寶貴的知識和經驗。特別是“管子變法”的經邦濟世的模式，在晉國隨后的新政中處處都留下了印記。晉文公授權狐偃理政，趙衰輔之，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據《國語》記載：他們“安排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同時，“大搜于被廬”，改上下兩軍之制為上中下三軍之制。這些改革舉措，可以說簡直就是管子“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和“作內政而寄軍令”的翻版。從而在短短三四年間，就使晉國呈現了“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的昌盛景象，并奠定了與秦楚抗衡的國力基礎。

公元前636年，周室內亂，襄王弟昭叔伙同狄人伐周，占洛邑。襄王避難于鄭，派使者求救于晉和秦。但晉文公考慮到晉國國力尚在恢復中，因此遲疑不決。狐偃敏銳地捕捉到，這是晉國“尊王攘夷”稱霸中原的天賜良機。他力勸文公：“繼父之業，定武之功啟土安疆，于此乎在矣！”第二年，文公終于出兵勤王。他撇開秦穆公，徑直向王畿腹地推進，殺王子帶于隰城，護襄王回周都洛邑。周襄王為答謝晉文公，將陽樊、溫、原、欑茅等四個城池賜予晉。于是，晉國南部疆域擴展至今太行山以南、黃河以北地帶，“逐鹿中原”的大門即豁然敞開。

公元前634年，楚脅迫陳蔡攻宋，宋求救于晉。在當時，晉軍的實力還遠遜于楚軍。但面對強敵，狐偃采取“調虎離山之計”，避其鋒芒，以智取勝。于是，晉軍伐曹衛取五鹿，攻占曹國都城，迫使楚軍撒出宋國。當楚軍復攻宋國時，狐偃毫不畏懼，決心同楚國決一雌雄。他預言：“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無害也。”《呂氏春秋》云：“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曰‘楚眾我寡，為之奈何’，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以文，繁戰之君，不足以詐，君亦詐之而已。”在城濮之戰中，晉軍始終貫徹狐偃“詐”的策略。戰爭初期，晉軍“退三舍避之”，使楚軍更加驕橫輕敵。戰爭中間，狐偃、先軫命令晉軍以虎皮蒙馬，馬后拖著樹枝，揚起塵土，制造逃跑假象，“伐其木以蓋其兵”，迷惑楚軍，使楚軍處處被動挨打而以“敗績”告終。

城濮之戰打敗楚國，晉文公親自至周都，告捷獻俘。周襄王萬分感激，并正式策命文公為侯伯，意為諸侯之長，準許其保衛王室，討伐不臣諸侯之權。自此，晉文公即正式接了齊桓公“尊王攘夷”的班，成為新一代“霸主”，這也便是春秋戰國時代“霸道邏輯”的市場經濟“國際慣例”。

晉文公在外流亡漂泊19年后終復國，選賢任能，以狐偃為相，先軫為帥，趙衰、胥臣輔其政。內效“管子變法”富國強兵，外聯秦合齊，保宋制鄭，“尊王攘夷”。敗楚師于城濮，盟諸侯于踐土，繼齊桓公后“霸諸侯一匡天下”，文治武功彪炳史冊。但如前所述，同樣因為自夏朝“家天下”以來的“私有制”痼疾，使得“禮崩樂壞”改朝換代的“歷史周期律”依然難以打破。故此，所謂“王道”與“孔孟圣言”的“失靈”，根本還是在于“私天下”的“失公”與“大道廢有仁義”。所謂“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晉文公的霸業輝煌，也因此埋下了“三家分晉”的邦國解體禍因！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