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國學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國學商道：“河洛探幽”說文王》提到，所謂大道至簡，一陰一陽而已，亦一公一私而已，或1%與99%而已。周室崛起于西岐，經文王武王兩代接力，最后牧野之戰伐殷紂而取天下，固然是順應時勢的成功善舉。周朝前期的“禮樂昌盛”，自然也是夏商兩代所不可堪比。但自成康之后，仁德之政即見式微。經昭王、穆王、夷王，衰勢日甚。至厲王之時，一場“國人暴動”，便直接加速了周王朝的分崩離析。短暫的宣王中興，緊接而來的就是幽王烽火戲諸侯。周室之興，起于文王西伐犬戎。而西周之亡，亦滅于西來之犬戎。于是平王東遷洛邑史稱“東周”，隨即便進入“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代。中國“西興東衰”的歷史，亦便進入了下一個周期的循環。

此所謂滅商者，商也。亡周者，周也。猶若族夏者，亦夏也。三代相繼興亡如斯，何也？皆因一家之私或1%王公貴族奴隸主階層之私也。可嘆文王囚羑里七載推演八八六十四卦而著《周易》，卻至是未曾參透“大道惟公”的玄機！而后世儒生推崇備至文王周公之圣賢，且“克己復禮”其尊卑貴賤等級之仁義道德，則更是迷途失道之至了！

據說，西周等級禮法制度的主創者為周公姬旦。因此，在春秋時代“百家爭鳴”之際，孔子創立儒家學說以“克己復禮”為原旨，便把周公一步步推向了圣壇。孔子刪編《詩》、《書》、《禮》、《易》、《樂》并著《春秋》，以“春秋筆法”演繹中國歷史而作為“正統文化”教材，從而使周公的歷史作用和形象進一步被放大拔高。最后，便形成了堯、舜、禹、湯、文、武及周公這樣一個圣王圣賢系列，并以此作為“克己復禮”教化后世君臣萬民的楷模。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兩千多年來，孔子所創立的這套儒家“正統文化”教材，也就真的變成中國“正統文化”主流了。而在孔子以“春秋筆法”放大拔高周公的過程中，不但歪曲了周朝的歷史，而且有意淡化和忽略了與周公同期的一個重要人物召公。當然，按照儒家尊卑等級長幼排序的規矩來講，周公為兄召公為弟，首先突出周公也是合乎其禮法規范的。但真正的原因，恐怕遠不止于此。

今天，為了還原和解讀這段歷史故事，我們不妨先從周族的起源說起。《說文》有云：“黃帝居姬水，以姬為氏，周人嗣其姓”。就是說周族也是發源于渭河流域的姬水，其始祖為軒轅黃帝曾孫帝嚳元妃姜嫄的兒子棄，即被民間尊為“農神”的后稷。至商朝初年，后稷的后代公劉率族人從邰遷到磁，即遷徙于今中國陜西省武功縣和周至縣一帶。他們善事農耕，但卻經常遭到西面戎狄等游牧部落的侵擾。于是，到古公亶父為首領時，又率族人遷到岐山南邊的周原定居下來，始稱為周。周部族興盛于周文王姬昌作首領的時候，并為其子武王姬發伐紂滅商建立周朝打下了根基。

周文王姬昌的兒子，除了武王姬發，還有周公姬旦和召公姬奭。周文王死后，武王姬發繼位，周公和召公共同輔政。對于武王伐紂的牧野之戰，司馬遷在《史記》中有這樣的記載：“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意思是說，攻殺殷紂王后，周公和召公分立于周武王左右，殺牲取血以祭社神，向上蒼和天下百姓公訴殷紂王的罪行。由此可見，周公和召公在周朝創建過程中，的確是替著周武王的左膀右臂作用。

召公姬奭，又稱“召伯”、“邵伯”。召音讀“shào”同邵，奭音讀“shì”。一般認為他是周王室宗親，與武王姬發和周公姬旦平輩。但也有記載說他是周文王庶子，與武王為同父異母的兄弟。因受封采邑在召，音同邵，故稱召公或邵伯。據《古今姓氏書辨證》載：“召公后裔孫穆公虎至簡公盈，皆襲爵士，為王卿士”，即召公奭的后代世襲召公爵位，一直是輔佐周天子的政要。召公后裔在召字旁加受封采邑之“邑”，即為邵氏。《氏族博考》云：“召與邵，春秋本一姓，后分為二。”因此，今天中國的邵姓和召姓人口，即均尊奉召公姬奭為本姓始祖。

周朝有三公，即太師、太傅、太保。早在周朝創建過程中，周公姬旦和召公姬奭就與太公姜望（姜子牙）共列為周初“三公”。武王死后，其子周成王年幼即位，繼續由周公和召公共同輔政。《史記》有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書．君．序》亦云：“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這些記述都將召公和周公相提并論，也足見兩者在周朝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實是很難分伯仲的。

司馬遷在《史記·燕召公世家 》中這樣評價：“召伯作相，分陜而治。人惠其德，甘棠是思。莊送霸主，惠羅寵姬。文公從趙，蘇秦騁辭。易王初立，齊宣我欺。燕噲無道，禪位子之。昭王待士，思報臨菑。督亢不就，卒見芟夷。”據載，召公最早受封的采邑是在周族的周原故地。他輔佐周武王滅商有功，又受封于北燕，都于燕京即今天的北京。他派長子克去管理燕國，自己仍留在鎬京即今天的西安與周公共同輔掌周朝國政。周成王時，“召伯作相，分陜而治”，“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這里的陜，是指陜州，即今天河南三門峽市陜縣。今天陜西的省名由來，最早即源于此。召公常巡行鄉邑體察民情，遇到問題便在鄉間樹蔭下就地解決。《史記·燕召公》稱，在召公的治理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因此倍受轄區及周境內百姓的愛戴。

《詩經·召南·甘棠》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意思是說，不要看這是一棵普通的甘棠樹，但絕對不能攀折不能采伐，更不能讓它枯死了，因為召公曾經在這棵樹下休息過啊！后來，也因此有了“甘棠遺愛”和“甘棠之思”的成語典故。直到今天，人們也常以“召棠”典故，作為對勤政愛民善治的稱頌。

在周成王年間，周公姬旦受封于魯，為魯國始祖。召公姬奭受封于燕，為燕國始祖。但他們都是派長子去封地管理其諸侯國政，而自己則留在鎬京共同輔佐周天子。同時，他們的后代也均世襲爵位“為王卿士”。因此，“共和行政”的周公和召公，也都已經是其后世子孫了。所謂周召“共和行政”，又是起因于“國人暴動”。

周朝沿襲自夏朝以來的諸侯建藩分封制慣例，周王為“天下共主”。但這種諸侯經濟朝貢賦稅體系，實際上便是自夏禹分割上古“公天下”后形成的“分國承包單干”體制。而各諸侯王公奴隸主貴族“食利階層”的自私貪婪窮奢極欲，則必然驅使他們去挖空心思地“增收節支”。所謂“增收”，就是對下變本加厲地壓榨廣大奴隸和平民的血汗。而所謂“節支”，就是對上處心積慮地“偷稅漏稅”，以減少和逃避給周朝中央財政的貢賦。再加上各諸侯國資源人口的差異與經濟發展不平衡，便導致其彼此之間橫向矛盾和上下之間縱向矛盾的不斷積聚甚至激化。

包括周王室的直轄領地在內，周朝的基本土地制度是“井田制”。王侯貴族奴隸主將其所有的大塊田地分割成九塊，排成“井”字形。中央一塊田地由奴隸們合耕，但收獲歸奴隸主所有，是為“公田”。其余八塊則受田于奴隸各家耕種，此勞作所得即為奴隸各家活命糊口的來源，是為“私田”。奴隸們平時還要向奴隸主和所在王侯公國交納賦稅，戰時還必須承擔服兵役和作戰義務。另外，也有庶民“助耕公田”和承擔賦稅兵役的制度。王侯公國所營筑的領地城邑或大莊園，通常有兩層城墻，從內到外分別為城和郭。城內稱“國人”，城外的稱“野人”或者“鄙人”。在這個領地范圍內，除了王公貴族奴隸主和奴隸之外，還有一部分“國人”，是沒落貴族和失勢的官僚士族及百工商賈等工商業庶民階層。貴族精英文士字典里的“民”，就是指這些庶民或平民。而廣大奴隸們，當然是沒有被稱作“人”或“民”的資格。

這樣，隨著王侯貴族奴隸主對奴隸和庶民的盤剝加重，“國人”們為了活命，就紛紛到遠離“井田”的山林湖澤去開墾“私田”或捕魚打獵覓食。而另一方面，到了周夷王時，就已出現諸侯不來朝交納貢賦的狀況，這對周朝的中央財政收入來源構成了直接的威脅。周夷王死后，其子周厲王姬胡繼位。為了改變朝廷的經濟窘境，周厲王任用榮夷公為卿士，實行“專利”政策，將山林湖澤改由天子直接控制取利，不準“國人”私自進入謀生。此令一出，就連周都鎬京的“國人”都怨聲載道。召公虎向周厲王直言進諫說：“民不堪命矣！”可周厲王不但不聽，反而又命令衛巫監謗，禁止“國人”談論國事，違者殺戮。

在周厲王的高壓政策下，國人不敢在公開場合議論朝政。人們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談招呼，只用眼色示意一下，然后就匆匆走開，這就是“道路以目”。周厲王得知后十分得意，他對召公說：“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苦笑著勸諫道：“是障之也！”他進一步向周厲王解釋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此！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意思是說，你這樣堵住人們的嘴，就像堵住了一條河。河一旦決口，將會造成滅頂之災。人們的嘴被堵住了，帶來的危害遠甚于河水啊！治水要采用疏導的辦法，治國也要讓天下人暢所欲言啊！但周厲王對此，卻依然是置若罔聞。于是，不久便爆發了“國人暴動”。

公元前841年，因不滿周厲王的暴政，鎬京的“國人”集結起來，手持棍棒、農具圍攻王宮，要殺周厲王。周厲王急忙下令調兵遣將，這時傳旨意官提醒他說：“我們周朝寓兵于國人，國人就是兵，兵就是國人。國人都暴動了，還能調集誰呢？”無奈之下，周厲王只得倉皇逃離鎬京，沿渭水河岸，一直逃到彘，即今天的山西省霍州市。“國人”攻進王宮，沒有找到周厲王，便轉而尋找太子姬靜。召公將姬靜藏了起來，“國人”圍住召公家，要召公交出太子。于是，召穆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受死。憤怒的“國人”，便將這個被調包的“太子”殺掉了。《竹書紀年》記載道：“（國人）執召穆公之子殺之”。

接著，召公強忍喪子之痛，與周公一起勸解平息了“國人”的怨氣。而此時周室無主，周公和召公根據貴族們的推舉，暫時代理朝政，重要政務由六卿合議。這種政體，史稱“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共和行政”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準確紀年。此后，中國的歷史脈絡清晰，一直到今天沒有間斷記載。正是這件事，讓我們能夠上溯幾千年而不迷惘。在此之前，中國的歷史只能是口頭傳說，文字記載的時間脈絡也十分模糊，只能夠通過文物考古來追溯確證。司馬遷的《史記》，也是從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開始“記年記事”。但正是從“共和行政”開始，中國的歷史有了確切的紀年，這是中國歷史得以保證延續性的重要開端。

“共和行政”結束以后，宣王即位。周宣王在召公和周公的輔佐下，采取明智政策改善了統治，西征戎狄南伐淮夷和荊蠻也接連取得勝利，史稱“宣王中興”。但“宣王中興”為時短暫，宣王死后其子幽王繼位。幽王姬宮涅驕奢淫逸，寵幸美女褒姒，整天沉溺于后宮佳麗之中，朝政荒廢，加上各種天災人禍，鬧得民怨沸騰。周幽王為取悅褒姒，數舉驪山烽火，失信于諸侯。公元前771年，犬戎進攻周朝都城鎬京。幽王雖以烽火報警，但各國諸侯害怕再次被戲弄，都沒有發兵前來勤王。結果，周幽王被犬戎兵殺死于驪山之下。犬戎攻破鎬京，殺死幽王劫掠財物后退走。第二年，朝臣們擁立太子姬宜臼即位，是為周平王。因鎬京已遭戰爭破壞，而周邊地區又大多被犬戎所占，周平王恐鎬京難保，即于公元前770年在嬴秦部族軍隊的護送下遷都洛邑，即今河南洛陽，始稱東周。平王東遷之后的周王室大權旁落，中國由此進入了列國紛爭的春秋戰國時代。
周朝的興起，固然顯示出文王、武王、成王及周公與召公等帝王將相的文治武功。而周朝的衰亡，則是由夏至周“私天下”等級禮制體系本質所決定了的歷史必然。這種“禮崩樂壞”的必然，是這些帝王將相們所難以洞明的，更是后世“克己復禮”的儒生們至死也難以參悟的。但召公奭“甘棠斷訟”簡樸勤政的作風和后世召公“為民者宣之使言”的開明思想，卻是歷代王侯官僚不一定都能具備的。周公與召公共同輔佐武王伐紂創建周朝，后世周公召公“共和行政”并共同輔佐“宣王中興”，這應是歷史上周公召公共同輔周的最基本事實。可我們從這里面卻很難看出，后世儒生們所推崇的“圣人”周公，究竟“圣”在何處呢？或許，非惟周公圣賢，而是因為要“克己復禮”，所以周公就必須“顯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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