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國學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國學商道：“千秋功過”說夏禹》提到，具有原始大眾民主性質的部落聯盟議事會制度和“四岳”參議制度，一旦蛻變為官僚權貴的議事行政體制，差不多便等于宣告了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解體。一個官僚貴族特權階層的形成，由此即成為不可逆轉之勢。這種1%精英民主取代99%大眾民主的歷史性轉折點，便是肇始于虞舜時代。

中國上古時代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解體進程，從虞舜時代開始，到了夏禹及夏啟之際，終于是畫上了一個句號。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從“公天下”到“家天下”的私有化進程，是發端于虞舜時代。在此過程中，發揮著承前啟后主力推動作用的歷史人物，就是夏禹。夏禹自虞舜時代開始，最大的功績并不是水土整治，而是在于建立了“分疆封侯”的朝貢和稅賦體系。后來被萬世頌揚的“大禹治水”，卻原來是為了“咸則三壤成賦”和“各以其職來貢”的最終目的。包括夏禹對唐堯和虞舜的兒子“分疆封侯”以“示不敢專也”，實際上是對“公天下”的最后分贓和利益均沾。

由此，我們也就能夠看明白，當初虞舜創建國家法治體系及官僚體系的經費來源和最終目的。可以說，是夏禹幫助虞舜創建了貢賦體系，才使得這個新創建的法治及官僚體系有了取之不竭的財力支持。最后，虞舜禪讓夏禹繼位，而夏禹則創建了自己的“家天下”，但同時也讓虞舜的子孫世享“分疆封侯”的爵祿。或許，這本身就是事先的分贓默契和利益交換。總之，從“公天下”到“家天下”的私有化進程開端與完成，是虞舜和夏禹聯手實現的，這是已經成為事實的古往歷史了。

只是我們的困惑卻在于，人類歷史的公有制社會與私有制社會，同生產力與科技發展階段究竟有無必然的關系？是發展水平落后的生產力經濟基礎決定公有制上層建筑，還是發展水平先進的生產力經濟基礎才會產生公有制社會？在人類社會文明發展進化的二三百萬年漫長歷程中，為何最后選擇了原始共產主義這種社會形態？而當從“有巢氏教民筑居造房”解決“住房難”、“燧人氏教民取火熟食”解決“食品安全”、“燧人弇茲氏教民織衣”解決“御寒保暖”、“伏羲氏教民結網漁獵”解決“生活改善”、“神農氏教民稼穡”和“嘗百草”解決“豐衣足食”與“看病難”，直到黃帝“治五氣藝五種”全面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數”，這樣生產科技水平不斷突飛猛進物質產品不斷豐富的時候，中國上古社會怎么就發生了自“公天下”到“家天下”的乾坤逆轉？

這些，都是上古時代留給我們的謎題。而這些中國人世代口耳相傳的故事，也正是給人類世界今天所面臨危機困境的冥冥啟示！

現在，我們也都知道，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奴隸制王朝是夏朝，也就是從夏禹開始的“夏后國”。而此前，則是氏族公社制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時代。那時，氏族公社和部落聯盟首領的產生與接班，實行以民主推舉為基礎的“禪讓制”。那么，對于從“公天下”到“家天下”的改制，盡管虞舜和夏禹已經做了長期的基礎準備，但在“天子”世襲繼位這一幕真的破天荒正式上演時，當時天下人究竟是做何反應呢？

據《史記》載：“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避居箕山之陽”，“于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這里大意是說，夏禹當初雖然按照“禪讓制”的傳統，提前選定益為繼承人，但由于益輔佐夏禹理政的時間太短，威信還沒有建立起來，所以諸侯們都疏遠益而聽命于夏啟。于是，益在主持料理夏禹國喪三年期滿后，就按照慣例避居山野以示謙讓，而夏啟便正式承繼天子位。夏啟賢能，這也是天下眾望之所歸。

但與此同時，《史記》也記載道：“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甘”。而天子御駕親征，則必定是一場關系到國家命運的決戰，也足見當時反抗力量之強大。有扈氏部落亦屬姒姓，居于今天陜西省戶縣一代。啟繼禹位后，在鈞臺大宴各地部落首領。有扈氏對啟破壞禪讓制度的做法十分不滿，拒絕出席鈞臺之會。于是，啟便以“恭行天之罰”的名義討伐有扈氏。為此，啟在甘舉行戰前誓師大會，《尚書·甘誓》對此也記載道：“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啟在這里大意是講，啊！六軍的將士們，我要向你們宣告，有扈氏違背天意，輕慢五行大道，藐視國法。因此，上天要剿滅他們。現在，我謹遵天意，來執行對他們的懲罰。我要你們向左殺，你們如果往右跑，就是違抗的命令。我要你們向右殺，你們如果往左跑，也是違抗我的命令。駕戰車的兵士，如果你們發揮不好戰車的作用，同樣是違抗我的命令；如果服從命令，我就會在先祖社稷廟堂前嘉獎你們；如果膽敢違抗命令，我就會把你們斬首處決，或者把你們作為奴隸服役后再殺掉！

這一段殺氣騰騰的誓師動員令，堪稱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軍法》。同時，也反映了夏啟假借天道公理之名，創建“家天下”私有制王朝的野蠻和專橫。這場戰爭的結果是，有扈氏被打敗，夏啟遂將其部族全部為罰作牧奴。中國奴隸制王朝和私有制“家天下”的歷史，便由此正式拉開了帷幕。

那么，對于從公天下“禪讓制”到私天下“世襲制”的這場歷史性劇變，究竟是“天下屬意焉”還是“大戰于甘”的結果？為何即便是同一部《史記》，也會出現這么矛盾的記載呢？或許，治史嚴謹的司馬遷，也便是以此筆法來表示存疑！

關于“益讓帝禹之子啟，而避居箕山之陽”，我們也可以在其他史籍中發現不同的記載。在中國歷史上，益這個人物很關鍵。據載，益除了是夏禹按照“禪讓制”選定了接班人外，他還是后來統一中國的嬴秦部族的先祖。相傳益善于畜牧和狩獵，在虞舜時代就曾助禹治水有功。《早于《史記》的《竹書紀年》，相傳為戰國時代魏國史官所作。該書記載先秦時期及以前的歷史，與傳統正史記載亦多有不同，但卻往往能與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銅銘文相吻合。而據《竹書紀年》記載，禹死后由禹之子啟繼位，而益因與啟發生爭執，帝啟六年，被啟殺死。《紀年篇》云：“益干啟位，啟殺之。”就是說，益因干擾啟繼禹位，所以被啟誅殺了。

可見，夏啟是通過武力手段，排除異己，鎮壓和剿滅了天下反抗力量后，才實現了從“禪讓制”到“世襲制”的“家天下”王朝創建。還有記載說，大禹死后，啟為了承繼天子位，啟并沒有急于清除反對他的人，他認為當前最需要做的是收買人心，以讓民眾心服口服地擁護自己。于是，為了贏得民心，啟便嚴于律已，除了祭神和祭祖外，他不許演奏音樂來娛樂。他平時過著粗茶淡飯的儉樸生活，還尊老愛幼任用賢能。這樣，才過了一年，他的聲譽便迅速開始提高了。就是對于啟“子承父位”而為天子，人們也逐漸覺得并沒有什么不合理。
或許，當初夏禹先是選定年邁的皋陶為接班人，在皋陶不幸逝世后才又選定益為接班人，這本身就給“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埋下了伏筆。而夏啟“一手軟一手硬”，作秀扮“賢”和“予則孥戮汝”雙管齊下，則更顯現出不輸乃父的權術機巧。故此，自虞舜時代創建官僚體系之后，夏啟也堪稱是中國歷史上玩弄政治陰謀的第一人。而一旦當他帝位穩定后，便旋即露出了腐敗墮落的真面目。他整日飲酒作樂，歌舞游獵。為了粉飾盛世太平，據說夏啟還曾親自創作了名為《九韶》的大型樂舞。

 不久，啟便因為荒淫過度而病亡。早在啟臨死之前，他的“五子”就為爭奪帝位繼承權而大動干戈。小兒子武觀甚至聚眾反叛，啟不得不命大將彭伯壽帶領大軍出戰，才終于將其征服。在啟死后，太康繼父位，也是政事不修，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有窮氏的首領后羿乘機奪取了政權，直至后羿被他的大臣寒浞所殺。其間，中康、相即淪為傀儡，中康抑郁而死，相則被寒浞殺死。相之子少康，又名杜康，逃到有虞氏并得到有虞氏的幫助，乘寒浞內部混亂之時，出兵打敗了寒浞父子的力量才恢復了夏王朝的統治。這便是歷史上的“太康失國”、“后羿代夏”和“少康中興”事件。

到了夏桀之時，更是把這個奴隸制王朝的腐化而又暴虐推向了極致。于是，商部族首領湯率領著方國部落討伐桀。經鳴條之戰，夏朝被推翻，商湯稱“王”，始稱商朝。此后，周之代商，如商之代夏。清之代明，亦如秦之代周。中國“家天下”的王朝歷史，就這樣循環演繹了四千多年。《易·革·彖辭》有云：“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里的“革命”，僅指王朝更替而言。相較于“公天下”與“家天下”或“公有制”與“私有制”的根本性歷史劇變來講，這樣的王朝更替你方唱罷我登場，其實都是談不上“革命性”變化的。即使是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直至資本主義社會，也都僅僅只是“私天下”的“換湯不換藥”。

自夏啟伐有扈氏開始，“私天下”的建立者與維護者，便均是“依天道據法理”來懲治忤逆的。因此，除了憑借軍隊武力征討外，法治體系的日漸完備就是大勢所趨了。奴隸制的夏王朝是在氏族公社體制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奴隸制國家的世襲王權和世襲貴族，也是以氏族父權家長制家庭為基礎逐步發展起來的。因此，這種世襲王權與分封諸侯的宗族關系，同樣是按輩分高低和族屬親疏來確定等級地位的。“私有制”與“等級制”，從來就是一對孿生體。而等級禮教和法制，也便由來就是“一手軟一手硬”的連環套。從人人平等的“公天下”到人分等級的“私天子”轉制過程，實際上就是“槍桿子”暴力強權和“筆桿子”等級禮制教化與法治文明不斷發展的過程。 
夏朝的“天子”是最高統治者，集軍政大權于一身。其下屬的軍隊、官吏和監獄等，便是維系國家政權的支柱。自夏王朝建立之后，為了鎮壓各地諸侯和人民群眾的反抗，就在以往的基礎上制定了《禹刑》，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奴隸制法典。據《左傳·昭公六年》記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左傳》引述《夏書》所稱“昏、墨、賊、殺”，是指觸犯昏、墨、賊這三種罪過的人要判死刑。據說，夏后槐的“圜土”、商湯被夏桀囚禁的“夏臺”，便是夏時的監獄，為中國史書記錄最早的監獄。《史記·夏本紀》云，桀“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索引曰：“獄名”。

《尚書·呂刑》稱：“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便是指周穆王將夏朝的《贖刑》作為制定周國刑法的參考依據。《唐律疏議·名例律》載，夏刑三千條，鄭玄注《周禮》說：“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此外，夏朝除了《禹刑》，還有《政典》及《甘誓》等。

由此可見，夏朝“私天下”而“依天道據法理”的禮法體系，對中國后世各朝各代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所謂“大道惟公”，“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關鍵是在于一個“公”字。所謂公道、公德、公理、公平、公正及公義，原本便是源自于“公天下”的上古遺風。離開了這個“公”字，又何言“天”？何言“道”？何言“理”？何言“義”？此或便是老子“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的奧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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