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國學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國學商道：“天下為公”說唐堯》提到，我們從前面《國學商道》系列的歷史回顧考察中可知，且不說從有巢氏到燧人氏、華胥氏、女媧氏及伏羲氏時代的古遠歷史，就是自伏羲氏世系與神農(nóng)氏世系之交，距黃帝時代已經(jīng)有大約三千年時間。而自“神農(nóng)氏世衰”與黃帝“代神農(nóng)氏”之交，距司馬遷所處的西漢時代，也已有大約三千年的時間。僅自夏朝私有制“家天下”時代開始，距司馬遷時代也已足有兩千年之遙。這樣，包括司馬遷在內(nèi)，在數(shù)千年后處于私有制“家天下”時代的人們，要想理解公有制的原始共產(chǎn)主義社會歷史，的確是有“風教固殊焉”的大“代溝”。

但從《史記》的記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以“信古而不惟史，疑史亦不惟書”的態(tài)度，努力以理性邏輯分析進行綜合分析判斷，提倡群眾觀點、學者觀點、典籍史料、實證考察與邏輯論證相統(tǒng)一。特別是反對死讀書讀死書，迷信“圣人之言”，而以當世習俗觀念和慣性思維來推測評判古往的歷史。雖然后世對帝堯“命鯀治水”的“用人失誤”也毫不諱言，但他能夠堅守“天下傳賢而不私傳于家”的接班制度，還是贏得了萬代頌揚。若對照后來大禹之子繼父位，并由此開啟夏朝“家天下”的傳統(tǒng)，這一點就更顯得意義重大。

至于在后來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儒墨兩家競相把帝堯推崇為德政與仁愛的“圣君”楷模，則是明顯把上古時期的“帝”與夏朝以后的“君”混為一談了。當然，同樣是在講“天下為公”和“公正道義”，我們也不能苛求當時的“諸子百家”們能夠真正理解，公有制原始共產(chǎn)主義時代的“公”與“道”，與私有制“家天下”時代的“公”與“道”，二者是有著怎樣的本質(zhì)不同？而老子所言的“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究竟又是什么意思？

從時間推算我們就可發(fā)現(xiàn)，“百家爭鳴”之際距黃帝時代也已經(jīng)有兩千多年了。因此，“諸子百家”大多也是在夏商周時代君臣等級制度的思維定勢下，來思考和理解上古時代的歷史。同時，也是在此私有制“家天下”君臣等級制度的慣性思維框框里，來尋求恢復(fù)“天下”秩序的穩(wěn)定之策。于是，他們的關(guān)注點無非是在“上下”兩個方面。首先是寄望于“上”有一個推行德政仁政的“明君”，其次便是“下”有諸侯官民都遵守君臣尊卑等級規(guī)范。為了建立一個這樣的“王道”社會，就必須首先塑造和樹立一個“明君”楷模。所謂“堯舜、商湯、周文”等列代“圣王”形象，便是“諸子百家”特別是儒家“造神運動”的歷史成果。

從一定程度來講，“諸子百家”對唐堯的“神化”與“圣化”，是在給虞舜的出場做鋪墊。因為唐堯“傳賢不傳子”的“天下為公”，正是在于傳位給了新的“圣賢”虞舜。而虞舜又何以更為“圣賢”，則是因為他除了比唐堯更加“圣明”外，還具有“孝道”之“賢”。這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綱五常”倫理楷模，就可在虞舜這里集于一身了。這些對虞舜功德的添油加醋論述，無疑也會給司馬遷的《史記》增加了不少憑據(jù)和作料。故此，《史記》中對虞舜的功德記載，自然也就比唐堯還要詳細得多。甚至，關(guān)于唐堯時代的歷史記載，主要篇幅也是在描述虞舜如何賢能如何神明。至于成書或修編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及其以后的各種論著史籍，對虞舜功德的記述與贊美就更是汗牛塞棟了。

今天，我們就此來解讀虞舜的故事。

據(jù)載，虞舜雖然具有帝顓頊后裔的高貴血統(tǒng)，但五世為庶人，處于社會下層，堪稱是一個典型的“草根平民”成功者。這也從側(cè)面證實，在虞舜時代以前，是不存在“官二代”特權(quán)貴族階層的。因此，舜的家世甚為寒微，他從小就得從事各種體力勞動。他曾在歷山耕種農(nóng)田，在雷澤打魚，在黃河之濱制作陶器，總之生計艱難，顛沛流離，為養(yǎng)家糊口而到處奔波。舜在家里的生存環(huán)境也非常惡劣，父親是個盲人，母親很早去世。父親續(xù)娶，繼母生弟名叫象。舜的父親心術(shù)不正，繼母兩面三刀，弟弟桀驁不馴，幾個人串通一氣，總欲置舜于死地而后快。舜在家里人要加害于他的時候，及時逃避。但在家人有求于他時，便馬上會回到他們身邊。就這樣，舜在20歲的時候，就以孝行而遠近聞名。后來，當?shù)蹐蛳蛩脑勒髟兝^任人選時，四岳便推薦了舜。

帝堯?qū)λ吹目疾爝^程，我們在前文已經(jīng)講過了。舜在代帝堯攝政和登基執(zhí)政后，建立健全國家法制體系，以興利除弊懲惡揚善。舜的法治舉措，最有代表性的一項創(chuàng)舉就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即在器物上畫出五種刑罰的形狀，以起警戒作用。他又設(shè)鞭刑、撲刑、贖刑，特別是對不肯悔改的罪犯嚴加懲治。他嚴明法紀，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歡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驅(qū)逐到三危，把治水無功的鯀流放到羽山。在帝堯時代就已經(jīng)惡名昭彰的“四兇族”，即帝鴻氏的不才子渾敦、少皞氏的不才子窮奇、顓頊氏的不才子梼杌、縉云氏的不才子饕餮等，也都被舜全部流放到了邊遠荒蠻之地。

舜還對國家政治體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重新設(shè)置了行政機構(gòu)，明確了官職分工。帝堯時代，國家管理實行部落聯(lián)盟議事會制度和“四岳”參議制度。議事會主要成員有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等，但他們并無固定的行政官職。舜給他們分別明確地委任了不同的官職。其中，禹擔任司空，主管水利與國土整治；后稷為農(nóng)官，主管農(nóng)業(yè)；契為司徙，主管道德教化；皋陶為司法官，主管刑律；倕為共工，主管手工業(yè)；益為虞官，主管林業(yè)和漁獵畜牧業(yè)；伯夷為秩宗，主管祭祀典禮；夔為曲樂，主管文藝和貴族子弟的教育；龍為納言，主管政務(wù)監(jiān)察和民間言論輿情。舜尊重知識，愛惜人才。他對帝堯時代就已經(jīng)名揚天下的“八元”和“八愷”等賢才，也都給予了官職任命。舜還規(guī)定，每三年考核一次官員的政績，由考察三次的結(jié)果決定提升或罷免。有成績者加以提拔，不稱職者予以撤換。

于是，“庶績咸熙”，“四海之內(nèi)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呈現(xiàn)出了前所未有的清平盛世局面。

但透過這些史籍中對虞舜的歌功頌德和“神化”與“圣化”，再對比前文的歷史回顧，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中國上古時期的原始共產(chǎn)主義社會，到了虞舜時代的確是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知道，在黃帝時代以前，中國上古社會一直體現(xiàn)著“大道惟公”和“無為而治”的精神。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聯(lián)盟內(nèi)部，體現(xiàn)的是公有制為基礎(chǔ)的人人平等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那時的氏族公社和部落聯(lián)盟首領(lǐng)，只是民主推舉產(chǎn)生的“人民公仆”，根本不允許有什么個人私利和貴族特權(quán)。此所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當然是不需要用刑律來強制約束的。

反之，所謂“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也就顯得兇頑奸佞之事叢生，而必須以嚴刑峻法來維穩(wěn)了。于是，也便有了法治的肇創(chuàng)。有了官僚機構(gòu)的規(guī)范化與常態(tài)化，也便必須有政風政績的制度化嚴格考核與監(jiān)察。這樣，具有原始大眾民主性質(zhì)的部落聯(lián)盟議事會制度和“四岳”參議制度，蛻變?yōu)楣倭艡?quán)貴的議事行政體制，差不多便等于宣告了原始共產(chǎn)主義社會的解體。一個官僚貴族特權(quán)階層的形成，由此即成為不可逆轉(zhuǎn)之勢。這種1%精英民主取代99%大眾民主的歷史性轉(zhuǎn)折點，便是肇始于虞舜時代。如果我們再聯(lián)系到接下來夏禹時期及夏朝“家天下”時代的開啟，這種社會文化的嬗變軌跡就更清楚了。

固然，虞舜后來也是依照帝堯先例，“天下傳賢而不私傳于家”，把“天子”寶座禪讓給了大禹。但很遺憾，這也是中國上古時代的最后一次“禪讓”了。而這種歷史結(jié)局，又恰恰是虞舜一手釀成的。或許，虞舜并不是有意要推動解體那個公有制時代，而絕對是出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良好愿望。也或許，虞舜僅僅是缺乏了一些“順天應(yīng)道”力挽狂瀾的智慧才能。但不管怎樣，中國君臣等級制“家天下”的瓶口是虞舜打開的，這已經(jīng)是不可掩蓋的歷史事實。所謂“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自虞舜時代以后的公道公理公德公平公正公義及法治刑律等，便因此也再無“公”之原始本意了。

據(jù)《史記》載：“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傳說虞舜后來葬在九嶷山，此地被后人稱為零陵，位置在今天湖南省寧遠縣東南。于是，這里便留下了“斑竹點點湘妃淚”的典故，以及歷代文人騷客綿綿不盡的敬仰、贊譽和幽怨。李淑曾《斑竹怨》詩云：二妃昔追帝，南奔湘水間；有淚灑湘竹，至今湘竹斑。云深九疑廟，日落蒼梧山；余恨在湘水，滔滔去不還。

不過，又有多少人能夠破解和洞穿，“諸子百家”特別是儒家對虞舜“神化”與“圣化”的歷史疑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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