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國學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國學商道：“順天應道”說黃帝》提到，從“盤古開天”，到伏羲“作《易》八卦”，再到神農氏“道法自然”發明農耕技術，直到黃帝推陰陽五行“道行天下”。從“有巢氏教民筑居造房”解決“住房難”、“燧人氏教民取火熟食”解決“食品安全”、“燧人弇茲氏教民織衣”解決“御寒保暖”、“伏羲氏教民結網漁獵”解決“生活改善”、“神農氏教民稼穡”和“嘗百草”解決“豐衣足食”與“看病難”，直到黃帝“治五氣藝五種”全面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數”。我們都能看到中華文化“大道惟公”與“天人合一”精神的一脈相承，而最后也皆歸于一個“公”字，是為有“道”?；蛟S，也只有從這個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故事里，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所謂公道、公德、公理、公平、公正等，為何總離不開一個“公”字？而所謂大道智慧與勇氣，為何總是始于“大公無私”？

如前所述，“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而蚩尤最為暴”，“炎帝欲侵陵諸侯”。當此之時，“軒轅乃習用干戈”，通過與炎帝的戰爭與結盟，又打敗并擒殺了蚩尤，于是“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從而結束了豪強混戰的局面，實現了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的安定與統一，鞏固和發展了自有巢氏、燧人氏、華胥氏、女媧氏和伏羲氏及神農氏以來，中華民族持續成長壯大的態勢，為中華文明走向新的輝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在“天下大亂”之際，軒轅黃帝崛起于渭水田埂“草根階層”，“修德振兵”以“替天行道”的歷史壯舉，由此也深刻地影響和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與性格。

至于在那個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時代，從有巢氏、燧人氏、華胥氏、女媧氏和伏羲氏到神農氏的統治權“禪讓”，具體程序究竟是怎么進行的，我們現在已經難以考稽了。不過，《尸子》有云：“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據此來看，所謂“神農氏世衰”，是在神農氏世系“禪讓”繼傳到七十代以后，終于出現了不“賢”的狀況。若以每代平均三十年計算，神農氏“天下”總共維持了大約兩千年到三千年。但接下來的這一次統治權“禪讓”，從“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直到“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卻是以“天下大亂”的武力爭戰來解決的。而且，通過前面《國學商道》系列的歷史回顧考察，我們這也是第一次發現，在上古時期的“禪讓”換代過程中，出現了以武力征討來爭奪“天下”的記載和傳說。

那么，我們自然就想知道，這樣通過戰爭和暴力手段來實現“改朝換代”，會否自此即成為“天子”更替“禪讓”的常態呢？而黃帝身后的繼位“禪讓”問題，究竟又該怎樣來進行呢？所幸，自黃帝“命倉頡造字”以后，黃帝時代的傳說也便有了可供參證的文字憑據。于是，治史嚴謹的司馬遷，就為我們留下了黃帝后世繼位“禪讓”的詳細記載。

據《史記》記載：“黃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四人。”其中，這二十五子包括青陽和昌意。而顓頊為昌意之子，帝嚳為青陽之孫，帝摯為帝嚳長子，唐堯為帝嚳次子，虞舜為昌意第代孫，夏禹為昌意曾孫。據說，此后夏朝、商朝、周朝的君主，都是黃帝的子孫。其實，現在漢族的各個姓氏，也都可以從黃帝這里找到源頭。而從中華民族的文化起源與融合發展及傳承角度來講，我們所稱的“炎黃子孫”，也不僅僅只是漢族的姓氏意義。

在《史記·五帝本紀》篇尾，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順，薦紳先生難言之”，“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書缺有間，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這大意是說，學者們人經常提到的五帝，是很久以前的上古往事。盡管除了《尚書》記述的只是帝堯時代以來的事，而其他《百家》等論著則都記載了黃帝時代的事，但那些語句文字大多粗糙不嚴整，因此都很難在社會上推廣傳播。在華夏大地，各方鄉村野老長者經常能夠講述一些黃帝和堯舜時代的故事。傳說那時的社會風尚和制度法規，與現在的情形有著根本的不同，只有依據當地方言古語的本意，才能真正悟解當時的社會概況。而現在的各類書本典籍，關于以前歷史的記載往往會有缺失，但其中遺漏的相關內容信息，又常常會零星出現于其他論著里。因此，除非博學深思，認真探索領悟，否則很難從書本上的只鱗片甲之語中，了解到歷史的真相全貌。

由此可見，司馬遷著《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以“信古而不惟史，疑史亦不惟書”的態度，努力以理性邏輯分析進行綜合分析判斷，提倡群眾觀點、學者觀點、典籍史料、實證考察與邏輯論證相統一。特別是反對死讀書讀死書，迷信“圣人之言”，而以當世習俗觀念和慣性思維來推測評判古往的歷史。

這里要說明的是，我們從前面《國學商道》系列的歷史回顧考察中可知，且不說從有巢氏到燧人氏、華胥氏、女媧氏及伏羲氏時代的古遠歷史，就是自伏羲氏世系與神農氏世系之交，距黃帝時代已經有大約三千年時間。而自“神農氏世衰”與黃帝“代神農氏”之交，距司馬遷所處的西漢時代，也已有大約三千年的時間。僅自夏朝私有制“家天下”時代開始，距司馬遷時代也已足有兩千年之遙。這樣，包括司馬遷在內，在數千年后處于私有制“家天下”時代的人們，要想理解公有制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歷史，的確是有“風教固殊焉”的“大代溝”。

如前所述，中國自夏朝建立私有制“家天下”以前的上古時期，是公有制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因此，那時的氏族公社部落和部落聯盟，就是基本的生產核算單位和社會管理組織。而那時所謂的氏族公社部落“首領”、“諸侯”、“王”、“帝”及“天子”等，充其量只是“高級人民公仆”而已，這與后來私有制“家天下”時代的“王侯”、“君主”和“皇帝”概念根本不同。但后世人們往往會這樣稱呼那時的“高級人民公仆”，這本身就是為了更符合私有制“家天下”時代人們的心理習慣。

我們再言歸正傳，繼續說黃帝之后的接班與“禪讓”問題?！妒酚洝份d：“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姒?！庇纱丝梢姡慨斝隆疤熳印钡腔?，就會以更改國號來標志“改朝換代”。《史記》又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嚳”，“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而弟放勛立，是為帝堯”。從這些記載來看，自黃帝到帝堯的“天子”傳位，有上一代“天子”駕崩后的繼位，也有在位“天子”的“禪讓”。而且，“天子”繼位或“禪讓”，也并不是嚴格按照“長子長孫”的“家天下”規矩進行的。其中，在位“天子”的“禪讓”，是發生在“帝摯立，不善，而弟放勛立，是為帝堯”。

那么，這些繼位“天子”的產生程序和辦法是怎樣的？“天子”繼位后的“不善”，又是由誰來監督評定呢？對此，關于“堯崩”和帝舜“之中國踐天子位”的前后過程，《史記》里便有十分詳細的記載。

據《史記》記載，帝堯在位時，就開始公開討論和研究自己的接班人問題。他把四岳召集來問道：“我在位已經七十年了，你們中間有誰能承天命來接我的班？”四岳齊聲回答：“我等鄙陋無德，不能辱沒神圣的帝位?！钡蹐蚪又f：“那么，就請你們把近親貴戚和埋沒在民間的賢才，都推薦篩選一下吧！”于是，大家一致推舉道：“有個民間的鰥夫，叫虞舜?！钡蹐蛘f：“噢，我聽說過。這個人究竟怎樣？”四岳說：“他是一個瞎子的兒子。父親固執，母親放肆，弟弟傲慢，他卻能以孝道使得家庭和睦，不至于出亂子。”帝堯說：“那就讓我來考察試試他吧！”

于是，帝堯將自己的兩個女兒娥皇和女英嫁給舜，來觀察他的德性。舜便讓二妃回自己老家中去侍奉公婆，以盡行婦道。帝堯對此很滿意，為了考察舜處理社會事務的能力，就又派他負責調解民間鄰里糾紛，也都能使大家彼此心服口服。接著，帝堯又派舜到各個部門輪流擔任公職，舜所負責的工作都能有條不紊地進行。然后，帝堯又派舜負責番屬事務與外交工作，他接待四方部族酋長和使者時，彬彬有禮而又不卑不亢，從而贏得各方廣泛的尊敬。

接下來，在暴風雷雨交加的天氣里，帝堯派舜到大霧彌漫的山林河澤地區去執行任務，而舜始終都沒有迷路。這樣，經過多年考察鍛煉后，帝堯認為舜做自己的接班人很合格。于是，他召見舜正式宣布說：“你處事周全，而且大家也都一致肯定你的工作實績。經過這么多年的考察試用，你可以來接我的班了！”舜推辭道：“不行，我的德行還達不到要求。”這便惹得大家都不高興，最后舜只得接受了帝堯的禪讓。

此前，帝堯知道自己的兒子丹朱不行，不能將天下托付給他。因而才通過組織推薦考察，將管理天下的權力交給了舜。他心里明白，把權力傳給舜，天下人會受益，卻不利于丹朱。而如果將權力傳給丹朱，就會使丹朱得益，但卻不利于天下人。當有人勸帝堯，要他給自己家兒子多考慮一些時，帝堯斷然拒絕道：“我決不能為了一個人的私利，而讓天下人的公共利益受損害！”帝堯在位七十年時發現和考察舜，二十年后讓位于舜，由舜行使天子權力。帝堯讓位八年后壽終正寢，天下百姓都很悲哀。為了表示對帝堯的悼念，在三年內各地都停在了一起娛樂活動。

當然，從《史記》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帝堯為后世廣為稱頌的功德還很多。大家對他的政治過失也毫不諱言，特別是他的用人失誤。在帝堯時代，中國又是發生了一次洪水災難。當時，帝堯專門為此召集各方諸侯部落首領討論此事，并讓大家舉薦治水人選。四岳一致推薦了鯀，也就是大禹的父親。堯覺得鯀這個人靠不住，不適宜承擔這項重要的工作。但是四岳堅持要讓鯀試一試，說實在不行，再免去他的職務。于是堯任命鯀去治理水患。結果，鯀治水9年毫無功績，從而讓天下百姓多遭受了幾年水患的煎熬。但帝堯能夠堅守“天下傳賢而不私傳于家”的接班制度，還是贏得了萬代頌揚。若對照后來大禹之子繼父位，并由此開啟夏朝“家天下”的傳統，這一點就更顯得意義重大。

由此我們也可以想見，從黃帝到帝堯，天子繼位與禪讓雖然也是“賢不避親”，但其中對在位天子帝摯的“彈劾”及對接班人的推舉考察，也是有一套比較嚴格的制度程序。這里的“四岳”，就應當是華夏部落聯盟內各地的氏族部落首領或群眾代表。這種民主參政議政機制，盡管不實行嚴格的“一人一票制”，但協商一致后所形成的多數意見，還是具有決定性的權威。包括帝堯“命鯀治水”的“用人失誤”，實際上也是這種“民主決策”的失誤，過錯自然不能全記在帝堯名下。

至于在后來的春秋戰國時代，儒墨兩家競相把帝堯推崇為德政與仁愛的“圣君”楷模，則是明顯把上古時期的“帝”與夏朝以后的“君”混為一談了。當然，同樣是在講“天下為公”和“公正道義”，我們也不能苛求當時的“諸子百家”們能夠真正理解，公有制原始共產主義時代的“公”與“道”，與私有制“家天下”時代的“公”與“道”，二者是有著怎樣的本質不同？而老子所言的“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又究竟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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