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國學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國學商道：思維拓展的心智啟蒙》提到，如今“西方文明病”需要“文化中藥”來救治，但并不說明中國文化就絕對優于西方文化。中西文化的優劣，只是在“道、術、用”三個方面的相對比較而言。這里的所謂“道”，就是原理和目的；所謂“術”，就是方法和手段；所謂“用”，就是效果和表現。因此，“道”有大道有小道，有正道有歪道，有基本的道德善惡屬性。而“術”本身并無確定的善惡屬性，僅有水平高低和先進落后之分，關鍵是看從屬于怎樣的“道”，遇善則善遇惡則惡。這個“道”與“術”的不同組合，體現出的最后效果就是“用”。譬如當今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金融危機和社會道德墮落，便是相應的“道”與“術”產生的“用”。相對而言，中國文化重“道”重“德”而輕于“術”，西方文化則重“道”輕“德”而精于“術”。

因此，說誰有文化，說誰沒文化，并不能以讀書識字的多少為標準，也不能以知識文憑學歷職稱高低為標準。因為那也都僅僅屬于方法和手段之類的“術”。所謂文化，就是人文的蒙昧開化，就是源自于“識天文而化人文”的過程與結果，就是這“天人合一”的易理大道。不通這個人文之道，就像鸚鵡會說人話卻照樣只是一只鳥，或就像猴子會使“堅船利炮”搶人殺人也照樣是野獸。因為文化本身就是人文開化與進化，是人脫離動物原始野蠻習性的文明化。人類社會的人文進化，只能是以人人平等和社會公平正義為大“道”。背離了這個大“道”，任何“術”的創新發展與物質產品的豐富，都毫無人文意義，甚至是對社會文明的破壞。

我們常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里的真理便是“道”，而最后實踐的結果就是“用”。倘若以人人平等和社會公平正義為大“道”，來檢驗這個實踐結果的“用”，其實并不需要太高精尖的“術”，每個普通社會大眾都能一眼看出這個檢驗結果。所謂“大道至簡”，而文化知識精英的存在價值，卻往往是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玄乎其玄云霧繚繞一番，最后便以普通百姓大眾不懂其中的專業知識為由，而將“道”、“術”、“用”的解釋話語權和標準檢驗權，都一股腦壟斷于“象牙塔”之內了。常見的招法，就是把實踐之“用”對“道”的檢驗，偷換為對“術”的檢驗。然后，便在這個“術”的發展創新上高調出擊，以進一步顯示知識精英的專業性權威。這樣的情形，在現代化的西方社會存在，在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同樣存在。

可以說，自私有制的奴隸社會時代以來，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一部知識精英壟斷文化并進行文化造假的歷史。歐洲“中世紀黑暗”的神權專制歷史，是宗教知識精英進行文化壟斷和文化造假的歷史。中國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兩千多年的封建史，也同樣是儒家知識精英進行文化壟斷和文化造假的歷史。這里所謂的文化造假，主要就是以歪“道”邪“術”對文化的包裝和對社會大眾的忽悠欺騙。最后實“用”效果的體現，都是社會的等級不公和經濟發展的緩慢，也就是大“道”的迷失。先哲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就是說背離大“道”而講仁義道德與仁慈博愛，必然都是虛偽的文化智慧。

如前所述，中國“天人合一”的易理大道，核心要義在于“公”。是故“公”之所存，“道”之所在。“德”之所彰，“道”之所顯。此所謂大“道”惟“公”，自然之“理”。而中國的易理大道文化，正是發端于上古時代的“伏羲畫八卦”，也就是產生于原始共產主義時代的大“公”社會土壤。后來歷經“三皇五帝”直到大禹時代，在這數千年“禪讓制”的大“公”社會里，人們對“道”的理解都應是比較接近原初本義的。只是從大禹傳位于兒子夏啟，開始了夏朝私有制“家天下”時代以后，人們雖然還是在講易理大道，但其實已經逐漸遠“道”失“道”了。

至夏商周三代，你不能說中國社會文明沒有發展，也不能說中華民族的文化沒有發展繁榮。這一時期，中國的青銅器文明和禮樂文化，的確在當時是創造出了引領世界風騷的輝煌燦爛。但若從“道”、“術”、“用”這三個層面具體分析來看，這一時期的文明進步主要還是在“術”的層面。甚而言之，也僅僅是體現在“術”的層面。同時，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看，任何時代生產科技的爆發式突破與進步，都離不開此前長周期的社會實踐積累過程。如果把這一時期生產“術”的進步和物質財富的增長，都歸于夏商周奴隸社會制度的優越，顯然是不客觀也不全面的。恰恰相反，私有制的貧富不公和等級制的人格尊嚴地位不平等，在這一時期剛好發展到了極端狀態。也就是說，在“道”與“用”這兩個層面，奴隸制社會時代都是文化道德嚴重滑坡倒退的時代。

顯然，這樣的社會經濟發展系統失衡，是嚴重違背“天人合一”的易理大道，因此也是必然要走向崩潰的。周朝末年的“禮崩樂壞”天下大亂，便是這種歷史發展的必然。于是，也便有了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文化大討論與大反思。“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混亂有忠臣”，“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也，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老子著《道德經》，或便是對易理大道追根溯源的“鑒古資今”，也是對當時社會現狀最先知先覺也是最有思想深度的文化反思。而后來產生的法兵儒墨陰陽縱橫諸家分支學派，卻基本上都是在“術”的層面進行探索創新。也可以說，他們都是最早的“變法救國”、“實業救國”、“強軍救國”、“教育救國”和“科技救國”文化先驅。

這里特別要提出的，就是孔子創立的“儒術”學說。同樣面對“禮崩樂壞”天下大亂的時局，據史籍記載孔子曾經還“問道于老子”。但他卻出于對周朝尊卑上下等級制度的“克己復禮”用心，以自己理解的“道”，對這種腐朽的等級制度進行了一番理論創新和包裝闡釋，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儒家等級禮教。按照“孔子之說”，所謂仁義道德的標準，就是這一套等級禮教。否則，便是不道德，便是不仁義，便是不忠不孝無信無禮。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就是說人必須有“人上人”與“人下人”的等級劃分，只有熟讀了他指定和編寫的教材書本的文化知識精英，才是社會地位最高的人。所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就是說你不服這個理不行，這就是“天之道”。

這一套“修身齊家平天下”的教化萬民之“術”，自然深受知識精英既得利益階層和體制外向往“人上人”升官發財者的熱捧，也深得“家天下”最高主宰者的青睞。怎奈時不我與，孔子本人及其門徒在當時“周游列國”，卻都沒有成就出顯赫的功業，而且還“惶惶如喪家之犬”。唯一看重和采用了這一套“儒術”的魯國，也落了個空談仁義提早亡國的下場。至于后來，雖然前有秦始皇一統天下“焚書坑儒”之舉，繼而“漢承秦制”，漢武帝發漢家國力三代之積蘊，拓土開疆偉業行將告成之際，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些都是后話，這里暫且不談。

我們今天需要認真反思和重點回顧總結的，還是自夏朝“家天下”開始到“禮崩樂壞”這段歷史，特別是發生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百家爭鳴”這場文化大討論。

如前所述，從私有制“家天下”人分等級之后，便是一個“大道廢有仁義”的文化造假時代。而文化造假的始作俑者，就是貴族文化知識精英。在夏商周奴隸制社會時代，文化知識的學習與傳播，自然是被奴隸制貴族階層所壟斷。隨著奴隸制社會逐漸走向解體，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沒落貴族和平民階層。這時，文化知識開始逐漸向社會擴散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趨勢。“禮崩樂壞”群雄爭霸，更加速了這樣的文化普及進程。包括孔子本人，在當時也是屬于沒落貴族文化精英。但這些新崛起的帶有幾分平民色彩的文化精英們，在文化創新與知識傳播過程中，卻并沒有徹底弄清“道”、“術”、“用”這三者個關系問題。最關鍵的，似乎都沒有去深究“道”的本源問題，而僅僅只是在“術”的創新發展上瞎折騰。

如此以來，即使是實現了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的時代轉型，但私有制的貧富不公和等級制的人格尊嚴地位不平等這一社會痼疾，還是沒有根本消除。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更使這種社會等級不公成為合理合法的文化主流價值觀。更為嚴重的是，等級禮教“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文化與政治實現結盟，又使得這種仕途“儒術”成為天下第一顯學。于是，“大道廢”暫且不論，就連兵法墨諸家的強國強軍生產發展之“術”，也遭“罷黜”而擠壓到冷門死角去了。所以僅就社會基本經濟形態和生產技術來講，從秦漢時期的牛耕鐵梨，到清末民初的牛耕鐵梨，幾乎兩千多年模樣不變！

與此同時，由于貧富不公和等級制這一社會痼疾的周期性發作，封建王朝的改朝換代，但卻絲毫不影響儒家文化知識精英的萬代榮華富貴。于是，你若要問，中國自夏朝到清朝的歷史文化輝煌嗎？燦爛嗎？不斷創新進步了嗎？答案固然是肯定的，官修的二十四史與浩如煙海的文化經典都記載得明明白白。但若從“道”、“術”、“用”這三個方面來認真分析，這個答案還會是肯定的嗎？一旦破解了中國文化的歷史真相，直教人汗顏不已！

不能不承認，經過儒家文化精英反復修編折騰了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本身就是一部精英文化史和文化造假史。歷史不容假設，但卻很容易被造假。而今天又是昨天歷史的延續，我們要走出中國歷史的文化迷霧，徹底弄清楚什么才叫文化繼承和文化創新，徹底整明白什么才叫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又何妨以“道術用”原理進行一番歷史假設和文化假設呢？自由想象，大膽設想，小心求證，反復試驗，這些科學研究方法同樣可以被大眾所掌握。而且，也同樣能以大眾文化的發展創新來共同追尋大“道”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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