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國學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國學商道：宇宙人生的迷航焦慮》提到，正如“占領華爾街”運動所折射出的西方社會困境與經濟文化危機，當西方現代文明已經把人類社會帶到前路迷茫的岔路口時，我們首先需要打破對西方文化的“洋迷信”，并跳出西方文化的思維定勢和知識體系老框框，才能重新認識和復興中國傳統文化，從而以中華大道智慧為人類探尋出克服當前生存發展危機的突圍之路。而中國渾圓一體的易理大道文化，恰恰是西方“二元化”哲學思維模式所難以企及的。但“西方文明病”需要“文化中藥”來救治，并不說明中國文化就絕對優于西方文化。中西文化的優劣，只是在“道、術、用”三個方面的相對比較而言。

這里的所謂“道”，就是原理和目的；所謂“術”，就是方法和手段；所謂“用”，就是效果和表現。因此，“道”有大道小道，有正道歪道，有基本的善惡道德屬性。而“術”本身則善惡屬性，僅有水平高下和先進落后之分，關鍵是看從屬于怎樣的“道”。相對而言，中國文化重“道”重“德”而輕于“術”，西方文化則重“道”輕“德”而精于“術”。重“德”之“道”即歸于中國易理大道，而輕“德”之“道”即歸于西方哲學。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輕“德”之“道”乃至失“德”之道，那也便是歸為“大偽”之道的小道乃至歪道。我們都痛恨的“仁義道德”虛偽說教，即屬于這種歪道邪道。而這種歪道邪道之“術”，即為“邪術”或“妖術”。

再來比較中西文化的不同，首先還是體現在“道”或哲學層面的本質差異，也就是思維模式上的差別。簡而言之，是源于“由私而公”與“由公而私”的思維模式差異，或者說是技術性局部思維與系統性整體思維的差別。西方文化把社會的“公”看成“私”的集合，所以首先看重個體元素的價值存在。而中國文化則把社會的“私”看成“公”的一分子，所以首先看重“公”的價值存在。對物質宇宙世界的認識，也同樣存在著這樣的差異。中國“天人合一”的易理大道文化，正是基于將個人之“私”溶于世界之“公”。或者說，就是以宇宙自然大視野來觀察和對待周圍的一切事物。從而努力使自己的命運變化，無限接近宇宙自然運動的永恒。

如前所述，中國人眼中的世界，是處處皆陰陽事事皆八卦。所謂“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虛實黑白高下強弱皆有陰陽之變。這種民族文化的先天性遺傳基因，從一開始便決定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不同特質。中國人不管是目不識字的文盲還是滿腹經綸的大學問家，腦海里都印有一個共同的“陰陽雙魚八卦圖”。他們說話辦事，有意無意間便會流露出陰陽辯證的思想。就憑這一點，中國人在西方人眼里都是哲學家。

說誰有文化，說誰沒文化，并不是以讀書識字為標準，因為那也僅僅屬于方法和手段之類的“術”。所謂文化，就是人文的蒙昧開化，就是源自于“識天文而化人文”的過程與結果，就是這“天人合一”的易理大道。不通這個人文之道，就像鸚鵡會說人話卻照樣只是一只鳥，或就像猴子會使“堅船利炮”搶人殺人也照樣是野獸。因為文化本身就是人文開化與進化，是人脫離動物原始野蠻習性的文明化。

盡管如此，人類還是不能逃脫動物性的基本生存與物質享受需求，同時又有更高級的發展需求和精神享受追求。在此過程中，就會不斷創造和改進生產科技，就會有實用之“術”的精益求精。于是，也便會出現物質產品的豐富和精神道德的滑坡，也就是導致了“用”的負面消極效果。這種社會發展進步的文明迷失，實際上就是源自于“道”的迷失。

所謂“道”的迷失，便是精神世界的視野迷障，就是航路坐標的缺失。在現實世界里，開車行路和駕船航行，需要有參照物標志，需要有坐標定位與方向導航。社會發展，需要有公共道德價值坐標。經濟活動，需要有確定的市場交換手段和價值尺度坐標。而一旦當這些定位導航的坐標原點都統統消失，或是像“世界貨幣”美元一樣都成了失去了“錨”的浮標，人們“道”的迷失就成為必然。

而所謂中國易理大道思維的渾圓一體，便是將人的精神視野坐標放大到宇宙世界，并將這個時空坐標原點定位于永恒之“公”。如此以來，就可以避免在宇宙人生旅程中迷航失“道”了。那么，怎樣才能不為浮云遮望眼呢？先哲老子說：“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你看，從“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到“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天道循回的恒久不變，就在于這個“公乃全”之“公”。此所謂，“大道惟公”。

何謂明智？何謂豁達？何謂超然灑脫？若具有了這種“大道惟公”的宇宙時空感，能不明智能不豁達嗎？又怎么能迷航失“道”呢？

因此，大公無私是一種境界，更是宇宙世界的頂級大智慧。無私忘我，就是只有突破個人的私利迷障，才會看到全面真實而清靜燦爛的“大公世界”。“私”與“公”、個人與社會集體、1%與99%，這些我們每個人都會時時面對的利益抉擇，實際上反映的便是個人精神世界的擴展與萎縮，也體現著心智的成長與退化。

如前所述，中國易理大道的最早智慧源頭，是始于“伏羲畫八卦”。而伏羲所以能夠有這樣的“識天文而化人文”之感悟，或許便是緣于其當時所處的原始共產主義“大公”時代。自夏朝私有制“家天下”時代以前，從“三皇五帝”一直上溯到“華胥古國”時代，中華民族曾經有過一個長達數千年的童年成長期。而這個漫長的童年成長期，正是“禪讓制”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盡管，那是生產力極不發達的氏族部落社會。這段黃帝命倉頡造字以前的歷史，我們稱為傳說時代。因為沒有文字記錄與文字可考，所以也只能是中華民族世代口口相傳的傳說。但這個簡易的“陰陽雙魚八卦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先民們的遠古智慧。至于后來包括《易經》在內的不斷整理和闡釋的口傳文字記錄，成書年代難以斷定就毫不奇怪了。

但從“伏羲八卦圖”到《易經》和《黃帝內經》及《黃帝陰符經》，我們還是能夠約略接受到易理大道的智慧真諦。到了“《易》歷三古人更三圣”和“文王拘演周易”及“孔子序易傳”，“大道惟公”的智慧內核就已經被修正掏空得走樣了。因為這夏商周三代，都已經是私有制的“家天下”時代了。而這個時代的人，要去理解和想象數千年前“禪讓制”的“大道惟公”思想，也的確是有些勉為其難。其間，在周朝上下尊卑等級制度“禮崩樂壞”之際，孔子出于“克己復禮”而修編中國的歷史文化經典，差不多便是對“大道惟公”的“離經叛道”了。惟有此前老子的《道德經》，應是對易理大道智慧真諦盡可能追根溯源的闡釋。

再到春秋“百家爭鳴”，也都是在私有制“家天下”思維定勢下進行的文化創新。盡管法兵儒墨陰陽縱橫等各家門派，在“術”的層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發展繁榮。但中國文化的整體發展，距離“大道惟公”的智慧本源卻越來越遠了。進而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國文化就越發遠“道”失“道”而滑坡不堪了。

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砸爛孔家店”，才是中國文化的一次千年覺醒。但可惜的是，中國人又在“西學東漸”與“儒學復興”之間搖擺了一百多年。直至現在，似乎還依然沒有找到中國文化的易理大道本源主脈。

就“大道惟公”的易理智慧來講，中華民族的文化成長，自夏朝“家天下”時代以前至現在，差不多是一直停滯在童年階段。而春秋“百家爭鳴”，頂多算是一次“成長的煩惱”。且不說遠古的伏羲和黃帝，就是老子的智慧，為何兩千多年來我們都一直難以完全破譯和理解，更遑論超越了。并不是我們后來的科技之“術”不如從前，而僅僅是因為我們很難攀越到“大道惟公”的至高精神境界。所謂“歸根曰靜”，我們若能超越物欲私利的心靈浮躁，才能真正感悟到清靜的高遠世界。

接著中華民族的文化成長童年期，我們每個人現在都需要繼續努力實現超越時代的心智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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