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革命　　

文化這個話題是老生常談了。文化是思想上層建筑，如果將其看成是相對于經濟、政治而言的人類全部精神活動及其產物的話，則包括了宗教、藝術和科學。本文僅從個人體悟角度簡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回歸與超越，乃一家之言。文中多有佶屈意象、聱牙字句，但皆不離“簡樸”“自性”本意，還望讀者能細察海涵。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幾乎隨封建禮教一起殉葬的中國傳統文化曾對歐洲十七八世紀啟蒙運動產生過巨大影響。據說《道德經》在西方是發行量僅次于《圣經》的書，在德國甚至每四戶人家就藏有一本，難怪德國盛產哲學家，從萊布尼茨（二進制→電子計算機）到康德、黑格爾（辯證法→馬克思主義）再到叔本華、尼采（唯意志主義→后現代主義）莫不受其影響，現代物理大家如愛因斯坦（相對論）和玻爾（量子論）、當代熱捧的經濟學家哈耶克（新自由主義）等也多受其啟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曾有七十五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巴黎集體發表宣言，聲稱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首兩千五百年前的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這于時下中國主流意識中的西方中心論不啻為反諷。　　

國人棄之如敝履、西人奉之如圭臬的中國傳統文化會失真傳嗎？會從此成為無根浮萍而被異化嗎？答案是絕然否定的，中國傳統文化一定會通過正本清源化腐朽而為神奇。　　

人是什么？人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這個人生最基本的問題，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是無需回答，也回答不上來的。但作為社會的管理者、推動者，一定要把這個問題搞明白，其中的大道理要洞悉，而不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散焦。孔子是仁者、老子是智者誠然不謬，但恐怕也沒有多少人能說得出“仁”和“智”的之所以然來。　　

傳統文化典籍中附拾皆是關于“氣”的一些論述，讀者可千萬不要以為那是抽象概念或是子虛烏有的東西，那可是我們遠古賢哲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實踐觀察的結果。“氣”套用西方哲學的思維看，表面上好像是本體論的概念，其實從一開始就同時是認識論、價值論和實踐論的對象。《周易》中的“精氣為物，游魂為變”、《道德經》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天地之間，豈有橐龠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聞數窮，不若守于中”，都認為“氣”是萬物的實質，是可體驗感知的。這似乎是西方唯物主義的認識，但又不僅僅是，它講的實乃是心物（時空）二元一體、自足自洽的東方哲學里的一個大道理。“道”、“一”是形而上的理和數，它們與“氣”這個形而下的實質是體用關系。同氣相求（“一”）、陰陽交感（“二”）、螺旋躍遷（“三”）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真髓，不了解氣，具體而言，不了解“氣”作用于人體生命的道理，就無從了解中國的古代哲學和傳統文化。　　

在女兒小時候我陪她玩的游戲中有一個用撲克牌拉大車的。不用動腦筋，只需機械無聊地接龍，手中的牌就會忽贏忽輸，由少到多又到少，經過多次反復才分出勝負。這讓女兒悲喜交集而又樂此不疲。這個游戲其實就有點像《周易》所要講的道理：“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兇吉，兇吉生大業。”朱熹解釋道：“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后有性，必稟此氣然后有形。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兩個太極的勝負，看來決定于手中的牌是否有數量上的多樣性和克制對手的結構性了，萬物似乎總逃不過宿命。后來我又和女兒玩了一個稍微復雜、不那么無聊的飛行棋游戲，規則大家都知道，擲骰子走到和棋子同樣顏色的格能跳，有的地方還能飛。受多樣性的啟發，我偷偷地教女兒用將四個棋子分占不同顏色的方法和姥姥姥爺下，結果女兒連跳帶飛，幾乎都能把兩個心不在焉的老清華給贏了。這個被賦予了一定選擇權利的游戲就不那么宿命了，它有點接近《周易參同契》里“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道理。　　

《周易參同契》是一本講“取坎填離”逆向歸根復命的煉氣養生天書。有一定打坐體驗和古文底子的人，看懂它并不比看懂現代表面枝繁葉茂、實為他人牙慧堆砌的長篇大論困難，因為它講原理，講方法，講實證，每個步驟都有其效驗。看懂它你也就知道孟子說的“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都是大實話而非簡單的道德說教了。　　

兩千多年以來，中國的士大夫階層一直有著通過靜坐達到修齊治平的傳統。《周易》云：“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莊子》也借顯學儒家之口記述了心齊坐忘之法：“顏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魏晉時期玄學風行，雖多流于形式，但嵇康的《養生論》、葛洪的《抱樸子》無疑代表了那個時代修身的心得和造詣。隋唐時期佛學鼎盛，加入了坐禪，六祖慧能“道由心悟，豈在坐耶”的方便語更使坐禪“行住坐臥，不離這個”地深入到了日常生活。宋明時期三教合一，無論程朱理學還是陸王心學都通過靜坐明理正心，并將此做為進學的基本功課。周敦頤創《太極圖說》，張載“敝衣蔬食，與諸子講學，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有清一代提倡經世致用之學，由林則徐“靜坐讀書各得半日，清風明月不用一錢”的對聯可知，近代學術思想界仍踐行著朱子的為學切要之法。　　

中國遭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到如今傳統文化已然形成斷代，躁動不安、欲靜不止的現代人對于“靜能生慧”這樣的勸告多會報以禮貌的一笑，更不用說“變化氣質”的道理是會被看作奇想天外的了。許多經典用語也遭到流衍變亂，如“格物致知”，“格”本義為“至”，作“來”或“窮”講，也引申為捍御、格殺、向善、歸正，比較一致的解釋應是：格除幻妄，感通萬物，達到自性真知，類似“滌除玄覽”的意思。現代的解釋則是“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則而總結為理性知識”。又如“中庸”，“庸”即“用”，“中庸”即“守中”，無為于自然動態的平衡，或避免失去平衡，不是現代語境中“調和”“折衷”的意思。　　

也許是時代發展太快，相對于中國的文化斷代，西方文化則不斷暴露出自反性來。很多人都知道正在進行中的“華爾街革命”所代表的社會學意義上的自反性，有的人也聽說過羅素關于集合的邏輯悖論，但幾乎沒有人意識到西方自然科學顛覆自身的自反性。西方科學是建立在普遍性假設與絕對性概念基礎上，通過必然性的數理邏輯而演算推導出確定性結論的。單從“普遍性”、“絕對性”、“必然性”、“確定性”這些字眼看就知道科學是唯物的，而不是“陰陽”的。可是唯物的“量子論之父”玻爾卻用陰陽太極解釋光和微觀粒子的波粒二象性，他因研究元素的原子結構并準確預言到了新的化學元素而獲得諾貝爾獎，我敢百分之百地說他這也是受到了易經的啟發。現代科學已傾向于認為世界是由物質、能量和信息三個不可分割的要素構成，物質能量分屬“陰陽”，而信息是“道”的投影，已屬于精神范疇。“太極涵三”所要表述的正是這樣一個道理。如果說羅素的必然邏輯悖論被哥德爾不完備性定理通過公理化打上了補丁，美其名曰佯謬；那么牛頓定律則因絕對空間的假設普遍不到宏觀世界，而被愛因斯坦相對論打上了補丁。微觀世界，與玻爾用互補性原理給波粒二象性不符合確定性打補丁不同，海森堡通過實驗直接論證出測不準原理。霍金認識到哥德爾定理是用自我指認的方法證明成立的，這種命題會導致悖論。那么，悖論的原因為什么不溯源到邏輯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恰好也是三個的公理上去呢？實際上哥德爾定理本身已動搖了數學這塊萬能的基石，并讓人預感到了西方科學之大廈將傾。作為終極理論最熱門候選的弦理論，是不可能在補丁上再打上補丁的了，它已在面臨的兩條岔路前選擇了其中的一條，但那注定是一條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它很快就會發覺將難以為繼。為什么能有這個判斷？威爾尼克區的一根筋在舍本逐末、緣木求魚啊！簡單的游戲有宿命，復雜的游戲存在著反宿命的信息喲！“反者道之動”，如果理論的假設、概念、邏輯全反了，結論能不反嗎？可以想見西方科學在不斷發現樹木之后，在命名為森林的油畫上，還會不斷地用新的油彩覆蓋修正已經畫過的樹木，唉，真不如中國畫省事！不用畫那么多筆，不用畫那么多色，不用畫那么真。真的嗎？中微子跑過了光速，“問題不是它是否荒唐，而是它是否足夠荒唐！”　　

西方中心論下的國人可能沒覺得有什么荒唐，實用就好，管它什么道理。此話耳熟，好像某個實用主義哲學博士也這么說過。我說他是巴別塔上的枝末，其實忘了根本。在中國，忘了根本，對老百姓而言，那就會像寓言里的那只丟西瓜撿芝麻的猴子；對廟堂之上的人而言，那就是崽賣爺田心不疼的不肖敗家子。說道理沒有用的人，正說明他不懂道理。要有光，光是什么？波粒二象性是其本質嗎？光不過是萬物同氣相求、能量等級相當的粒子在做接摩感應的一種現象而已，無論日光、火光、燈光還是激光都是有著相同電磁波頻率的鄰接光子通過一個橫電流環套一個縱磁場圈所感應出的相同性狀。中微子為什么能跑過了光速？因為它是縱波幽靈——高出一個能級的光子的反粒子唄。科學家迄今發現了好幾百種基本粒子，哪有那么多基本卦？將太極涵三生出的八卦看岔了吧，基本粒子只有電子中微子、電子反中微子、μ子中微子、μ子反中微子、正電子、負電子、正質子、負質子這八種，立此為證！　　

由此可知所謂實用就是將復雜事物簡單分解利用，而不是將簡單道理應用于復雜事物。復雜不過是簡單的重復，而這種重復是做著螺旋圓運動的，一圈過后才有等級遞進。越是博大精深的事物，進步的歷程越漫長，傳統文化中的靜坐、太極拳等若要臻于化境，需要于簡單重復中著盡功夫。常人急功近利，追夢幻、逐泡影，自然沒定力、沒功夫去體驗其實用，也無法想象其神奇。所謂化境是指螺旋圓運動成了一個球狀，知識經驗融會貫通后形成一種本能，變為了自我創新的源頭活水。所以對于會當凌絕頂的牛頓、愛因斯坦等人而言，終極知識是源于內心的，也即“萬法唯識”。世界就是這樣，你看球的頂層，就那么小小的一圈，像霍金這樣的秀木多了不行，多了風必摧之。老子草就《道德經》一篇，西出函谷關不知所終。“絕圣棄智”這句話，不單單是說給治人者、治于人者，而且是說給他自己聽的。回到現實，民間不乏妙手仁心的中醫，但低成本的砭針灸藥使他們幾乎免費地在行醫，他們淡漠地看待疾患緣因，對自己的簡樸生活也安之若素。對比大都市醫院里，人們恨不得要插隊地急著往收費窗口送大把錢的情形，真是讓人感慨唏噓。　　

我曾經對太極陰陽魚圖形的來歷感到過好奇，但并未想過要去翻書查閱。在最近一次天馬行空的瞎想中，我突然有了自己的發現：設想眼前有一個球體，上北下南左西右東，使南極上的一個點沿西邊的那條經線向北勻速運動，同時西邊的這條經線隨球體做同樣勻速的右手性旋轉，即西邊經線轉至東邊時，南極的點也正好到達北極，那么這個點在眼中的運動軌跡就是太極圖中的反S線了。我認為這個觀察模型就代表了中國遠古的時空觀。如果這個點的運動速度遠遠慢于球的旋轉，那么軌跡將是一個繞著球面螺旋上升的線圈，線圈的每個圓都可看作一個太極圖。　　

事物一開始只有一種性質，那就是將貫穿一生的生死矛盾，隨著圓圈的每一次回復和超越，成對的矛盾稟性越來越多，多至一個極限后，新生的矛盾稟性開始少于消解的，直至這個事物生命周期的完結。人性最初本無善惡，善惡稟性是有了后天意識以后才成對出現的。如果說“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是天道、頂天立地向上的清陽之氣代表了天道螺旋圓運動的軸進方向的話，那么貴為萬物靈長的人類之進步的方向，也即人間正道的方向指的就是人逐漸由物質性向上轉為精神性了。　　

“食色性也”，“飲食、男女”不僅是動物幾乎全部的意識，也是人的基本欲望，是帶有原罪意味、可能導致道德墮落的稟性。人類應該意識到社會的發展不是物質生活一味地失衡地豐富，而是通過物質生活來確保每一個個體能不斷提升自己的精神生活。借丹道學的話，這叫做“借假修真”，本是如人隨地中陽氣上升、元氣亦得以提升一樣、自然的道理。它于社會管理者的意義是：每個人對民生幸福的感受和理解是不盡相同，是分層次的，但“倉廩實而知禮節”，有了物質生活基本保障后，在沒有迷失自我的情況下，人們是更愿意追求精神生活的豐富與提高的，是要從解決生存問題最終走向解決生死問題的。　　

有句白居易的嵌詩聯是這么寫的：“昴藏老鶴雖饑，飲啄猶閑，肯同雞鶩之營營而競食？偃蹇寒松縱老，豐標自在，豈似桃李之灼灼而爭妍！”，這反映的是歷代文人所共有的品格追求，是有識階層的共同語言和境界。還有一聯也出自同一本書：“秋蟲春鳥共暢天機，何必浪生悲喜；老樹新花同含生意，胡為妄別媸妍”。以此句看上句，會覺得意境稍有不同，實際上是一個有無分別心、執著心的不同，一般人并未真看懂這句。我是在靜坐有了細微體質變化以后，才忽然明白這句和上句是并不矛盾的。兩種境界的關系是：人必須要經由鮮明強烈的是非、善惡、美丑分別心才能達到真正的圓融無礙。這是直線型的邏輯之所以元素能演繹復雜集合、復雜集合卻逆返不回元素的悖論癥結所在，也是當今無聊文人之所以會不明格物致知以經世致用，慣于自話自說、我水引田之空談，極盡搬弄是非、混淆視聽之能事而無人棒喝的原因。　　

我們知道自漢代以來中國的政治思想幾乎一直奉行“外儒內法，而劑之以道”。儒家本著孟子性善論，注重道德教化，外表施行仁政；法家雖源于老子思想，但本著荀子性惡論，強調法、術、勢，內里主張集權；道家是無為而治。三者有點像陰陽太極，穩固地將封建制度延續了兩千年，自有其歷史的合理性。歷史是財富也是包袱，有多少精華就幾乎同樣有多少糟粕，懷著性善論、希望弘揚正氣而去看歷史是光明面多，抱著性惡論、推己及人去看歷史自然是黑暗面多。古代統治者都明白“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所包含的簡單道理：歷史合法性都是以人、君、天達成某種類似于摩西十戒的權利義務契約的形式確立的。他們并未搞什么陰一套陽一套，只是根據治亂國情對儒法并用有所側重而已；愚民御民可能多少有點，但也會“賢者居位”，“法不阿貴”。《道德經》里的大道理老百姓幾乎聽不懂，只能以儒家的身邊道德來教化。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也許我們可以從歷史中去挖掘時代新意，但也許原始或已失實的歷史在當代會被再次改寫。歷史就是歷史，“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如果我們能整體地、客觀地而不是孤立片面、境外想當然地去看待歷史人物事件，則歷史的本質脈絡，任時光流逝、迷霧深重，仍是可以看清和把握的。歷史的借鑒意義不在于一時政策而在于長遠方略。某些西方戰略家之所以能較準確地預見到未來的世界格局，就是把歷史的蛛絲馬跡全都放到一個盤中來考慮，而且史料數據越多，延伸到未來的脈絡越準確。如果你足夠長生久視，你會如邵雍一樣發現歷史其實自己在延伸，任人道左突右沖，不過是天道做著圓運動而已。　　

老子給我們描述過這樣一幅景象：“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有人認為這里的“小國寡民”不過是一種理想化狀態，老子是想讓國家倒退到遠古時代。其實，現代社會越復雜越凸顯出自反性來。社會內部事物的多樣性相互作用，使新生事物層出不窮，整個社會在加速度發展，其慣性甚至可以忽視軸心價值取向的重要性，這有點類似陀螺進動不倒的情形。如果假設陀螺內部出現了質點不均勻的情況，根據角動量守恒定律，轉動慣量增大，角速度就會慢下來，而軸心如果此時還不垂直，陀螺就會迅速東倒西歪、頹然而止，這是內部失衡、軸心不正而夭折的情形。軸心中正、內部平衡而且保持一定速度的話，是不需怎么加力、可以“無為”而使陀螺長久運轉下去的。球面勻速螺旋上升的點，開始圈小升快，逐漸圈大升慢，感覺甚至升停，這其實就是處在頂峰，翻過它就圈漸小升漸快，加速度地回復提高。物質生命周期如此，認識實踐等精神活動過程亦如此，“小國寡民”正是人類未來后期的圖景。　　

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說的是：復雜社會是一個有機體，各種因素相互依賴，相互制約，層層相因，會自然地形成一個動態平衡的系統。人類的科學技術改天換地，政治經濟思想改朝換代，看上去真有“人定勝天”的本事，但人類社會的進化過程并未因此而有絲毫的速度改變，歷史脈絡的線條只是略粗了一點，用放大鏡仔細看，全是左突右沖的鋸齒，再放大來看，齒上還有鋸齒。一句話，人類對純真、至善、完美的追求是其存在的意義，人類烹烹小鮮還可以，但若要打破他與周圍環境的自動平衡，則完全是徒勞。“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有自動精神，但絕不是人類的那種喜怒無常。　　

對于一個問題太多的大國而言，烹小鮮是否也太悠然了？是啊，沒有“一針即瘥”的怪力亂神，又不能“亂軍引勝”，更不能老是“試錯”，試到最后只有介錯一途。怎么辦？積重難返，要繞一大圈才能有所改觀呢。不管是否改轍易途，先別停下來，再看看軸心勢利取向正不正，這個如登山，只能慢慢轉變，奠定勝局就要靠它。要想不停下來，就得學“乞丐國王”威廉一世、“雁奴”福澤諭吉的精神，每一顆子都要平等地以犧牲精神投入戰斗，你看花樣滑冰要原地轉圈加速，不就得放下身段與手足一起形成一個扁平的慣量嗎？中產階級如果能達到像球體中段那樣平衡的結構形態，社會發展才算走上正軌，也就可以無為而治、簡明官子了。　　

以下是粗略想到的一些建言：　　

●   加強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隊伍建設。近現代以來，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社會革命實踐結合起來，使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使中國人民挺胸站了起來。實踐已經向前邁出了一步，理論也得更向前邁一步，類似于佛教傳入后的本土化。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真髓能夠代表中國這塊土地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但其理論必須與時俱進地適用于本土。因循沒有生命力，創前人之未有是謂創新。要逐步地有意識地推進這項工作，以統一因巴別塔太高所造成的思想混亂。黨員隊伍是以素質而不是以數量取勝的，入黨門檻一定要提高到“升官發財請走別路，貪生怕死莫入斯門”的程度。法治社會先從內里的黨治吏治開始，“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一好百好的傳統靜坐，哪怕是作為養生方式，也值得黨和國家領導人嘗試。“窮理于事物始生之際，研幾于心意初動之時。”一聯足以反映蔣介石于靜坐深有體會。體質變化乃至氣質變化的過程，雖因人的稟性、悟性不同而多少有些緩慢，但其結果會使人精力充沛，心明腦清，自然而然地疏離物質、親近精神，而這種本能又會再加速這一變化過程。沒有受過正規馬基亞維利、克勞塞維茨教育、卻“萬物皆備于我”的毛澤東，惟其精神高貴才為物質所孤獨。這還是同樣一個“同氣相求”的道理。靜坐純粹是個人修為，不是設道立教。它絕對是辨別真假國家精英的一塊試金石，能讓一部分人先智起來。而智者又確乎是可以帶動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智慧、進而培植國家元氣﹑扶助社會正氣的。　　

●   政治教育、道德宣傳切忌形式主義。“柔日讀史，剛日讀經”，信仰是通過獨立思考自已覺悟的。較之空洞乏力、流于形式的思想理論教育，基督教友凈化心靈、潤澤人生的自發定期的聚會交流或許能給學習型黨組織建設以某些有益啟發。在一個物欲橫流、放眼皆非歐幾何的世界，如果自己都不明白、不究竟類似“為什么節儉是美德？”、“為什么‘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這樣的道理，道德說教就顯得虛偽而效果只會適得其反，不如平實地讓民眾能親身感受到黨員在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及不露痕跡地將傳統道德表現在民眾喜聞樂見的文化活動中來得高明。要檢討西方中心論和國家教育問題。雖然在國際社會上西方文化仍擁有絕對話語權，但紛至沓來的重大科學發現卻無一不印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先進性。植物的微核糖核酸能通過調控人體內靶基因表達來影響人體生理功能，不就是致力于統一四大基本力的西方科學又來向“同氣相求”“正邪有報”的中國傳統文化報到嗎？“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蒙以養正，圣功也”，傳統文化的斷層一定要在下一代給接上。靜坐在小孩身上能很快見效，不只是腹中安下了一臺元氣粒子對撞機，更重要的是心中從此有了伴隨一生的正氣陀螺儀。不求甚解的讀經同樣有開智慧的妙用，它能夠刺激大腦的兩個布魯卡氏區，猶如在脊梁里植入了一根標有我是中國人的樁子，教人站直了別趴下。至于經文中的道理，孩子長大以后自有心得。　　

●   領袖們切莫以自己的思想境界、道德水準推己及人，相信很快“人人皆可為堯舜”。大的文化經濟變革動作很容易將深厚的傳統文化沉淀物給攪和翻騰出來，而這些東西對于絕大多數國人而言是有毒的，所以除非是解民于倒懸，大的運動都特別地傷國家元氣。“壯火食氣，少火生氣”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文化經濟活動的總原則都應是開明自由，讓氣機流動，自發產生活力。“無為而治”的具體運用也應像儒道法并用一樣具有靈活性。“有為”是庖丁解牛的純熟小動作，為的是達到“無為”，而“無為”就是復雜系統自動的“無不為”。言論出版自由已漸成趨勢，各種對立的言論能促進彼此深入廣泛的發展，最終又能相互融為一體。但這個有機體中間也一定同時要有一個代表國家意識所發出的明晰聲音，如同靈明不昧的阿賴耶識種子。同時自由也要有一個各方能平等遵守的游戲規則或資格：人身攻擊者請先回到學前接受起碼的道德教育，或者看看《入殮師》知道怎么尊敬逝者。孤立矛盾﹑剝離聯系的主觀論者、玩弄文字概念者、以邏輯悖論搬弄是非者也都請回去補習讀經這門基本功課。有人說中國盛產賣國賊，其實客觀一點說應該是：太多做學問不究竟的書生誤國。　　

●   解決經濟問題也要立足于當下，盡量多烹些小鮮，在不斷磨練中提高敏銳把握時機和力度，即所謂火候的能力。拉大車游戲中至為簡單的道理最適合指導至為復雜的經濟活動。在經濟全球化這個開放系統中，中國經濟的首要著眼點，也即急所，是在知己知彼的情況下，找到能克制對方的經濟結構、而非封閉情況下自身平衡所需的經濟結構做調整。同時要時刻不忘，只有封閉情況下的自身平衡才是最終的制勝之本，也即大場，切勿因眼前利益造成以后自身平衡無法挽回。一旦脫身于肉搏接觸戰，就要馬上致力于立于不敗之地的自身結構調整。總之，要在交織著外緣小平衡和內因大平衡的系統中隨遇平衡。球體作為經濟平衡的意象，無論是從所有制的構成和比重、產業的結構和布局，還是從投資和消費、分配和交換、資源和技術等的結構角度去切分，其截面都應該是一個反映平衡的圓。新自由主義是凱恩斯主義的反動，是刻意而為的“小國寡民”加忽略道德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物質至上、一味擴張的，從實體經濟的投資拉動和消費拉動，到虛擬經濟的貨幣放大和印錢消費，貪得無厭的過度消費和嗜血的資本腫瘤帶來的是心為物役、失血實體的經濟周期越來越靠打透支轉嫁的虛擬雞血來維持、人與生存環境尖銳對立、賴以平衡的多樣性資源正在迅速消失。如不迷途知返，人類會因自我折騰﹑力竭而亡在進化的途中。網上有“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的提法，思路與將來遙遠而又艱難的、人類回歸簡樸意識的轉變過程是相吻合的，但沒全盤考慮各相關因素間的聯動，方法未必可行。　　

●   凱恩斯曾堅持認為，經濟發展只有在當它能夠使人們在道德上得到改善時，才算是正當的事業。我看換成政治也是如此。要不怎么總有人打著紅旗反紅旗，自己無能把事辦砸，卻倒打一耙歸咎于反對意見，給反對者帶上種種邏輯不通、罔顧事實而莫須有的帽子，大致都是這種路數。中國當今的情勢，也不過是歷史一朝的簡單重復。為官者在微服私訪到實情后，能活讀些歷史就好了，磨刀不誤砍柴工。現實中把持話語權的所謂知識精英，大多沒有扎實的學問根基，喝的洋墨水也是半瓶晃蕩。用總是滯后的灰色理論來指引生活這棵常青樹怎么行得通呢？像范仲淹那樣成了正果的讀書人，不光能把大道理講明白，即便遭三貶被借刀殺人去戍邊也照樣頂用。宋朝惜乎皇帝們單有文治才情沒有武功血氣，乃至文明一再不敵野蠻。傳統文化的諸多載體如兵法、醫經、武術、琴棋書畫等無不講述著同一個大道理，這個大道理用于治國，不僅是戰略層面的，同時也是戰術層面的。《孫子兵法》能治病，《黃帝內經》能治國。　　

●   圍棋對局中形勢占優的一方多求安全運轉、寧愿吃點小虧以簡化算路，劣勢一方則多尋釁鬧事、得寸進尺，所以局面經常錯進錯出，這全是優勢保守意識和劣勢拼搏精神造成的。正確的應對應該是步步為營積小勝，面對對方明顯無理的棋一定要敢于應戰，堅信占理的棋終究不會吃虧。急所和大場前面已說過是外緣平衡與內因平衡的關系，即在局部戰斗中要取得實地之眼前利益與厚勢之長遠利益的平衡，厚勢在布局階段更具全局意義。另外還有抓住時機試應手和保留將來變化余地暫時不走等手段，這些都能在現實國際事務中找到一一對應，我們應該像下圍棋多算五十步一樣，在國家戰略上多看五十年。孫子兵法講“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圍棋講“功心為上”，都說明中華文明從來就崇尚智慧、不畏強暴。太極拳是實戰性極強的內家拳，其特點是以靜制動，后發先至，使對手使不上勁，像打在棉花上，一搭手就被粘住，脫不了身。然后引進落空，借力打力，或是四兩撥千斤，一個小指頭就把人勾倒，或是驚顫彈抖，像拍皮球似地閃電般把人給發出去。對手之所以苦不堪言，主要是因為我方立身中正、周身一家、隨遇平衡，而對方卻被集中攻擊在重心上。高手對重心的敏銳感覺是通過無數次推手的粘走演練而獲得的。圍棋、太極拳高手都是以和為貴，等著對手出錯的。有膽識的國家戰略要搞垮對方不外乎是文化上亂其心、經濟上失其衡，同時軍事上盡可能多地為我方創造小的實戰演練機會。我認為臺灣不應急于統一，應待自身各方面的平衡有所改善后﹑水到渠成地解決，這樣一來可以保持憂患意識、進取精神，二來可以有借口保持軍備。臺灣問題好比圍棋的打劫，這個劫不能在布局和中盤時把它走重，成為緊氣劫或緩氣劫。如果雙方有默契要針對第三方共贏，就應該把它走成搖櫓劫，如當年炮擊金門一樣虛虛實實，為民族的真正復興爭取有利于雙方的條件和時間。中國可以對外宣傳和平崛起，可千萬不能沒有戰略對手意識。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打狗就要打給主人看，又練了兵又攻了心。中國的外交應該有獨立自主的原則，應該匡扶正義、主持公道，而不應鼠目寸光、首鼠兩端。得道多助，得人心比物質援助更受人尊重尊敬，這才是無形的長遠利益呀。中國應該多用對方聽得懂的語言進行對話，“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才算高明，才有效果。對外發出的聲音也應該是多層面的，不能總是一個口徑，這樣政府不便表態時，民間就可以起來造聲勢。對待周邊國家，應善于利用相近的傳統文化價值觀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　　

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中認為，“在后冷戰世界，構成人們之間最大差異的不是意識形態、政治或經濟，而是文化”。而“不同文明之間的分野線正在成為全球政治沖突的中心線”。內斂性東方文明和擴張性西方文明在歷史的交替領先中開始走向融合，這很像太極圖的反S線由兩端向中間匯合。黑白陰陽魚似乎就暗示著人類文明看似矛盾的兩大陣營，如果非要分出個矛盾的主要方面來，那也應該是有著清陽上升之氣的東方文明吧。兩大文明的矛盾斗爭形勢，如果有意為之則會走向對抗，如果無意為之則是自然融合。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那個地域“厚德”所“載”之“物”，是沒有什么可妄自菲薄或自命不凡的。多樣性的文化只會增益于世界文明，在太極轉盤中由圓周向中心聚合，使人類精神向更高層次超越，革命性的新文化將是人類的共識與自性，何來沖突之有？文明沖突的實質是物質利益沖突，如果我們不回歸到傳統文化的起點，不究竟這“修真”必“借”之“假”，不清醒認識時與空、精神與物質、無為與有為、厚勢與實利、德治與法治、政治戰略與軍事戰術的對應關系，則國家戰爭、階級斗爭、政治變革、經濟改革都還將人為試錯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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