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怎樣看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產階級實行的的某些“改良”措施?怎樣看待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為爭取某些“改良”而進行的斗爭?斯大林同志在這篇文章中引用著名革命家倍倍爾的話，作了精辟的回答：“必須用魔鬼的劍去砍掉魔鬼的頭。”

　　該文引自《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簡體橫排文字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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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廠立法”和無產階級斗爭

　　(關于十一月十五日頒布的兩項法令)

　　有一個時期，我國工人運動是處于開始階段。那時無產階級分成各個集團，并沒有想到要進行共同的斗爭。鐵路工人、礦山工人、工廠工人、手工業者、店員、辦事員，——這就是當時俄國無產階級所分成的那些集團。此外，每個集團的工人又分散在各個市鎮，他們彼此沒有任何聯系，既沒有黨的聯系，也沒有工會的聯系。這樣一來，就看不出無產階級是一個統一而不可分的階級。因而也看不出無產階級斗爭是整個階級的進攻。這就說明為什么沙皇政府能安然地繼續其“祖傳”的政策。這就說明為什么當一八九三年有人把“工人保險法草案”提交國家參議院討論時，反動派的主謀人坡別多諾斯采夫就嘲笑該草案起草人，并神氣十足地宣稱：“先生們，何苦自找麻煩，你們可以放心：我們這里并不存在著工人問題……”

　　但是，過了一些時候，經濟危機愈益迫近，罷工更為頻繁，分散的無產階級也就逐漸組成統一的階級了。一九〇三年的罷工已經表明：“我們這里”早就“存在著工人問題”。一九〇五年一、二兩月的罷工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告：俄國無產階級作為一個統一的階級，正在成長和壯大。最后，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二月的總罷工和一九〇六年六、七兩月的“照例的”罷工，事實上已使各城市的無產者互相接近，事實上已把店員、辦事員、手工業者、產業工人團結成一個統一的階級。這樣就向全世界大聲宣告：先前分散的無產階級的力量現在已走上團結的道路，并組成一個統一的階級了。作為反對現存制度的無產階級總斗爭手段的政治總罷工，在這里也同樣顯示了力量…… 現在已無法否認“工人問題”的存在，沙皇政府已不得不重視這個運動了。于是在反動分子的辦公室里開始成立各種委員會，制定“工廠法”草案：施德洛夫斯基委員會〔80〕、柯柯甫采夫委員會〔81〕、結社法〔82〕(見十月十七日“宣言”)、維特—杜爾諾沃訓令〔83〕、各種草案和計劃以及十一月十五日頒布的關于手工業者和店員的兩項法令。

　　當運動還是軟弱無力的時候，當它還沒有帶群眾性的時候，反動派對付無產階級只有一種手段，那就是監獄、西伯利亞、皮鞭和絞架。反動派隨時隨地都力求達到一個目的：把無產階級分裂成許多小小的集團，擊破無產階級的先進隊伍，脅迫中立的群眾并把他們引誘到自己方面去，從而引起無產階級陣營內的混亂。我們看見，反動派靠著皮鞭和監獄曾經極順利地達到過這個目的。

　　但是當運動帶有群眾性的時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現在反動派所碰到的已不只是一些“禍首”，現在站在他們面前的，已是具有浩大革命聲勢的不可勝數的群眾了。所以他們應當重視的正是這種群眾。而群眾是不能盡行絞殺、盡行流放到西伯利亞、盡行投入監獄去的。用皮鞭抽打群眾，對那基礎早巳動搖的反動派并不總是有利的，很明顯，除了舊的手段以外，還必須采取新的“較文明的”手段。在反動派看來，這種新手段會加深無產階級陣營中的意見分歧引起落后工人的幻想，迫使他們放棄斗爭并把他們聯合在政府的周圍。

　　“工廠立法”正是這樣一種新手段。

　　這樣，沙皇政府既不放棄舊的手段，同時又想利用“工廠立法”，就是說，想依靠皮鞭和法令來解決“迫切的工人問題”。它想用各種諾言，如縮短工作日，保護童工和女工的勞動，改善衛生條件，施行工人保險，廢除罰款制以及諸如此類的福利的諾言，來博得落后工人的信任，從而破壞無產階級的階級團結。沙皇政府清楚地知道，這種“活動”對它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需要，因為在目前，十月總罷工已把各部門的無產者聯合起來并摧毀了反動勢力的根基，將來的總罷工可能變成武裝斗爭而把舊制度推翻，所以反動派像需要空氣一樣，需要在工人陣營中造成混亂，贏得落后工人的信任并把他們引誘到自己方面去。

　　在這方面特刖值得注意的一個事實就是：反動派十一月十五日頒布的法令只照顧店員和手工業者，而同時卻把產業無產階級最優秀的子弟投入監獄和拖上絞架。如果仔細考慮一下，也就不會覺得奇怪。第一、店員、手工業者和商業機關職員并不像產業工人那樣集中在大工廠里，他們分散在各個小企業中，覺悟程度較低，因而他們比別人容易受騙。第二、店員、辦事員和手工業者在現時俄國的無產階級中占相當大的數量，所以他們要是離開了戰斗的無產者隊伍，就會大大削弱無產階級在目前選舉中和將來發動時的力量。最后，大家知道，城市小資產階級在目前革命中的作用是不小的;大家知道，社會民主黨必須使城市小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革命化;大家同樣知道，手工業者、店員和辦事員比其余的無產者更接近小資產階級，所以他們最能把小資產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去。很明顯，店員和手工業者離開無產階級，就會使小資產階級也離開無產階級，并使無產階級在城市中陷于孤立，而這正是沙皇政府求之不得的。由此就可明白，反動派制定只涉及手工業者、店員和辦事員的十一月十五日的法命，究竟為了什么目的。至于產業無產階級，反正是不信任政府的，“工廠立法”對他們起不了什么作用，也許只有槍彈才能開導他們。法令辦不到的事情，就得由槍彈來彌補!……

　　沙皇政府就是這樣想的。

　　但是，不僅我國政府是這樣想的，其他一切反無產階級的政府，——不管這個政府是封建專制的也罷，資產階級君主制的也罷，資產階級共和制的也罷，——也是這樣想的。到處都利用槍彈和法令來和無產階級作斗爭，并且在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爆發以前，在社會主義沒有建立以前，情形總是這樣的。請回憶一下立憲制的英國一八二四年至一八二五年的情形吧。那時一面在制定罷工自由法，一面監獄里卻關滿了罷工的工人。請回憶一下共和制的法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情形吧。那時一面在談論“工廠立法”，一面巴黎街頭都灑遍了工人的鮮血。回憶一下這些事實和許多其他類似的事實，你們就會知道，情形正是如此。

　　然而這并不是說無產階級不能利用此類法令。反動派頒布“工廠法”時，固然有自己的計劃，——他們想壓制無產階級，但是實際生活卻步步破壞他們的計劃，在這種情況下，總會有一些有利于無產階級的條文夾進法令中去。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任何一項“工廠法”的出現，都不是沒有原因，沒有斗爭的;在工人還沒有起來斗爭以前，在政府還沒有感到必須滿足工人的要求以前，政府決不會頒布任何“工廠法”。歷史表明每一“工廠法”頒布以前都發生過局部罷工或總罷工。一八八二年六月的法令(關于童工雇傭制、童工工作時間和施行工廠監督的法令)是同年在納爾瓦、皮爾姆、彼得堡、日拉爾多夫發生罷工以后頒布的。一八八六年六月、十月頒布的幾項法令(關于罰款、工資計算簿等等)是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六年間中部地區罷工的直接結果。一八九七年六月的法令(關于縮短工作日)是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間彼得堡罷工以后頒布的。一九〇三年的法令(關于“企業主責任”和“廠內工頭”的法命)都是同年“南方罷工”的直接結果。最后，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法令(關于縮短工作日以及關于店員、辦事員和手工業者星期日休息的法令)也是本年俄國各地六、七兩月罷工的直接結果。

　　由此可見，每一“工廠法”頒布以前都發生過群眾運動，群眾終于使自己的要求得到了滿足，即使不是全部的滿足，至少也是部分的滿足。因此非常明顯，無論“工廠法”怎樣壞，其中總有一些條文可

　　以被無產階級利用來加強自己的斗爭。不用證明，無產階級應當抓住這些條文，利用它們作工具來更加鞏固自己的組織，比先前更有力地發動無產階級的斗爭：為社會主義革命而斗爭。倍倍爾說得對：“必須用魔鬼的劍去砍掉魔鬼的頭。”……

　　在這方面，十一月十五日頒布的兩項法令都很值得注意。當然那里面有很多壞的條文，但同時也有一些是反動派不自覺地列入而無產階級應自覺地加以利用的條文。

　　例如這兩項法令雖然都叫做“勞動保護法”，但里面列入了一些根本否定任何“勞動保護”、甚至連某些地方的老板也不屑利用的壞透了的條文。雖然有很多地方已經廢除十二小時工作制而實行了十小時或八小時工作制，但這兩項法令卻規定商業和手工業部門施行十二小時工作制。雖然幾乎到處都已廢除任何額外加工制，但這兩項法令卻承認商店可以在四十天內、工廠可以在六十天內每天額外加工兩小時(十四小時工作制)。同時還承認老板有權根據“和工人達成的協議”，即用強制工人的辦法延長額外工作時間，把工作日延長到十七小時等等。

　　當然，無產階級是絲毫也不會把已經爭得的權利讓給老板的，所以上述法命中所說的廢話，始終不過是一些可笑的廢話罷了。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條文，無產階級可以好好地利用來鞏固自己的陣地。這兩項法令都說，凡每日工作時間超過八小時的地方必須給工作者兩小時午餐的時間，然而大家知道，現在手工業者、店員和辦事員并不是到處都可享受兩小時的休息的。這兩項法令同時還說，凡十七歲以下的青年除這兩小時外，還有權每天離開商店或工廠三小時去上學。這對于我們的青年同志當然是一種很大的方便……

　　毫無疑問，無產階級一定會好好地利用十一月十五日法令中的這種條文，一定會好好地加強自己無產階級的斗爭，并將再次向全世界證明：必須用魔鬼的劍去砍掉魔鬼的頭。

　　載于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四日

　　“新時代報”第四期

　　署名：柯……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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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釋

　　〔80〕參議員施德洛夫斯基主持的委員會，于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由沙皇下令設立，其目的彷佛是“為要刻不容緩地闡明圣彼得堡及其近郊工人不滿的原因”。打算也吸收一些由工人選出的代表參加這個委員會。布爾什維克認為沙皇政府的這種謀劃是企圖使工人脫離革命斗爭，于是建議利用這個委員會的選舉向沙皇政府提出一些政治要求。在政府拒絕了工人的要求之后，復選人就拒絕選舉工人代表參加這個委員會，并號召彼得堡工人舉行罷工。次日開始了群眾性的政治罷工。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日，沙皇政府迫不得已才解散了施德洛夫斯基委員會。——(正文第二六四頁)。

　　〔81〕財政部大臣柯柯甫采夫主持的委員會于一九〇五年二月設立。這個委員會也像施德洛夫斯基委員會一樣，是為審理工人問題而設立的，但沒有工人參加。這個委員會只存在到一九〇五年夏季。——(正文第二六四頁)。

　　〔82〕一九〇六年三月四日頒布的結社法，規定各種團體和會社必須先將它們的章程向政府登記始可享受合法存在的權利。雖然這個法令對于各種會社的活動有許多的限制，而且違反法令者要受刑事處分，但工人還是廣泛地利用了該法令所給予的權利，建立無產階級的工會組織。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這一時期，俄國初次開始建立群眾性的工會，這些工會在革命的社會民主黨領導之下進行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正文第二六四頁)。

　　〔83〕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沙皇宣言公布以后，內閣首相維特和內政部大臣杜爾諾沃在發給各省市長官的許多通令和電報中，不顧官方正式宣布的“自由”，要求用武力驅散各種群眾集會，封閉報館，對各種會社采取斷然措施，按行政手續把一切有革命活動嫌疑的分子發配到流放地去等等。——(正文第二六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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