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大林提出過這句口號嗎?》一帖的末尾，本人說到，對斯大林在1931年和1935年分別提出的“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和“在我們目前的條件下，干部決定一切”這兩個口號的“批判”，“并非自今日始，而是由來已久矣!”

　　具體說來，是始于1958年。當時權威的批評，一種是紅中網遠航一號同志帖子引用的《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中的一段話：“他過去說，技術決定一切，這是見物不見人;后來又說干部決定一切，這是只見干部之人，不見群眾之人。”另一種用的是反詰法：“‘技術決定一切’——政治呢?‘干部決定一切’——群眾呢?”

　　這兩種批評，是否符合斯大林的原意呢?這就需要看一看斯大林的原文是怎么說的。所謂“技術決定一切”，出自斯大林1931年2月4日在全蘇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第一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干部決定一切”，則出自斯大林1935年5月4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員畢業典禮上的講話》。(兩篇文章的全文均可見本人的《斯大林提出過這句口號嗎?》http://oisum.com/Article/lishi/2014/10/330348.html)

　　一，先來看“技術決定一切”是不是“見物不見人”。

　　在1931年發表的《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中，斯大林說的“技術”，并不是指“物”，不是指生產的技術裝備、機器設備，比如機床、拖拉機等等，而恰恰針對的是“人”，即要求人們掌握技術知識、掌握生產科學。

　　斯大林講得很清楚：“布爾什維克應當掌握技術。已經是布爾什維克自己成為專家的時候了。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一個經濟工作人員竟不愿意研究技術，不愿意掌握技術，——這是笑話，這就不成其為經濟工作人員了。”“必須使自己成為專家，成為內行，必須面向技術知識，——這就是實際生活要我們走的道路。”所以，“就要學習再學習。”

　　斯大林還說：“科學、技術經驗、知識，——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得到的。今天沒有，明天就會有。這里主要的就是要有布爾什維克的掌握技術、掌握生產科學的熱烈愿望。有了熱烈愿望，就能得到一切，就能戰勝一切。”

　　這里說的“布爾什維克”，說的“經濟工作人員”，不就是“人”嗎?不過，這是面向技術知識學習再學習的人，是向科學技術進軍的人!怎么能說斯大林講的“技術”就是“物”，“技術決定一切”就是“見物不見人”呢?

　　二，再來看“干部決定一切”是不是“只見干部之人，不見群眾之人”。

　　只要讀一下1935年發表的《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員畢業典禮上的講話》，就可以知道，斯大林說的“干部”，并不僅僅是已有的各級干部，也不是那些對群眾、對工作“采取一種麻木不仁的官僚主義態度和簡直是豈有此理的態度”的干部，而恰恰是從“無論在哪個部門中工作的‘大’‘小’工作者”當中，從這些普通群眾當中培養起來的干部。

　　斯大林指出：“度過十分缺乏技術的時期以后，我們就進入了新的時期，進入了我認為是十分缺乏人才、缺乏干部和缺乏能夠駕馭技術并推進技術的工作者的時期。……正因為如此，現在應當特別注意人才，特別注意干部，特別注意掌握技術的工作者。正因為如此，‘技術決定一切’這個舊口號，反映了我們十分缺乏技術的過去的時期的口號，現在應當用新口號，用‘干部決定一切’的口號來代替了。這是現在的主要問題。”

　　所以，斯大林說：“‘干部決定一切’的口號，要求我們的領導人對我們的工作者，對無論在哪個部門中工作的‘大’‘小’工作者，采取最關切的態度，用心地培養他們，當他們需要支持時幫助他們，當他們做出初步成績時鼓勵他們，推動他們前進等等。”

　　在這方面，斯大林率先垂范。著名的群眾性的斯達漢諾夫運動，就是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在1935年11月舉行的全蘇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第一次會議上，斯大林發表了長篇演說。他說，斯達漢諾夫運動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史冊最光榮的篇章之一的男女工人運動”;“在座的這些人，象斯達漢諾夫、布瑟京、斯梅塔寧、克里沃諾斯、普羅寧、兩位維諾格拉多娃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是新的人才，都是完全掌握了本行的技術、駕馭并推動著這種技術前進的男女工人。”

　　對這些從群眾中涌現出來的先進工作者，斯大林親切地稱他們為“男女工人干部”，是“新人才”、“新干部”，說他們能“在生產中把廣泛的工人群眾組織在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的周圍”。據記載，確實有許多斯達漢諾夫工作者，被培養成了領導生產和科技的各級干部，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員畢業典禮上的講話》中，從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概括說：“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寶貴的資本中最寶貴最有決定意義的資本。應該了解：在我們目前的條件下，‘干部決定一切’。如果我們在工業、農業、運輸業和軍隊中擁有大量的優秀干部，那么我們的國家就將是不可戰勝的。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干部，那我們就會寸步難移。”

　　這里說的人才、干部，不就是來自群眾的嗎?他們本身不就是群眾的一部分嗎?怎么能把干部和群眾完全割裂開來呢?怎么能說斯大林講的“干部決定一切”，就是“只見干部之人，不見群眾之人”呢?

　　三，最后來看看第二種批評：“‘技術決定一切’——政治呢？‘干部決定一切’——群眾呢？”

　　其中后一個問題已經談了，就談談前一個問題吧。為此，還是要讀一下斯大林的《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一文。在這篇提出“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這個口號的文章中，斯大林并不是只講了“技術”問題，而恰恰是先論述了一系列“政治”問題。

　　當時，蘇聯正處于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為了“在基本的和有決定意義的部門三年完成五年計劃”，斯大林列舉了這樣一些必須具備的前提：“需要一個愿意而且能夠利用這些豐富的自然富[資]源來為人民謀福利的政權。”“需要這個政權受到千百萬工農群眾的擁護。”“需要一種不患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癥而且大大優越于資本主義的制度。”“需要一個政黨，這個黨要十分團結和統一，……能一貫實行正確的革命的布爾什維克政策。”

　　這些前提，是不是“政治”呢?當然是的!斯大林認為，當時的蘇聯已經基本上具備了這些政治前提，這是三年完成五年計劃的客觀可能性，但這只是必須具備的“兩個基本條件”之一，另一個基本條件就是“要有領導我們企業的愿望和本領，以便把這些可能性變為現實”。

　　這種愿望和本領是什么呢?就是“掌握生產科學的熱烈愿望”，就是“鉆研業務，掌握技術，變成內行”，從而更好地領導經濟工作的本領。因此，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干部和工人文化知識缺乏、技術水平低下的狀況，斯大林對廣大經濟工作人員提出了“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并且深刻地指出：

　　“有人說，掌握技術是困難的。不對!沒有布爾什維克攻不下的堡壘。我們已經解決了許多極困難的任務。我們推翻了資本主義。我們取得了政權。我們建立了規模極大的社會主義工業。我們把中農引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建設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我們已經做到了。剩下的已經不多，這就是鉆研技術，掌握科學。當我們做到這一點的時候，我們就會有甚至我們現在不敢夢想的速度。”

　　這不是把技術和政治結合得十分緊密嗎?這不是把學習和掌握技術知識提到了政治任務的高度嗎?怎么能說，“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就是忘記政治、不講政治，和政治毫無關系呢?

　　總之，斯大林1931年提出的“技術決定一切”，和1935年提出的“干部決定一切”這兩個口號，在兩個不同的時期，相對于不同的實際情況和不同的經濟建設任務，都可以說是正確的，而且是符合唯物辯證法的。

　　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指出：“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告訴我們的方法。列寧和斯大林研究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候，列寧和斯大林研究蘇聯經濟的時候，也告訴了這種方法。”

　　由此可見，主要矛盾是起決定作用的，抓住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能夠迎刃而解了。這也可以說，主要矛盾決定一切。

　　蘇聯在1931年時，經濟建設中無疑存在著多種矛盾，但主要矛盾是廣大經濟工作人員技術知識水平低下和國內外形勢要求加快建設速度的矛盾;而1935年時，經濟建設中的主要矛盾則是人才、干部不能適應經濟建設需要的矛盾。斯大林正是用全力找出它們各自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兩個主要矛盾，適應兩個時期經濟建設的中心任務，分別提出了“技術決定一切”和“干部決定一切”兩個口號，從而極大地推進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并為履行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和戰勝德國法西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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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了還要強調兩點：

　　第一，對斯大林，不是不能批評，不能批判，但是，批評、批判之前，最好先認真看一看他的有關文章，了解一下時代背景，努力找準批評、批判的靶子。要是像批評兩個口號這樣，從斯大林時隔四年的兩篇文章中，孤零零地抽出“技術決定一切”和“干部決定一切”兩句話，組合在一起，完全不顧它們針對的對象和時間，就加以批評，是很難有說服力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而這種“說夢”的情況，我們目前在那些“批判”馬恩列斯毛的“煌煌大作”中，不是到處可以見到嗎?

　　第二，《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是1958年11月時鄧力群記錄的，1991年后它和《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記錄稿》等一起，由鄧力群等整理編輯，于1998年成書，即《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其中，除了“批注”部分有毛主席手稿外，其它談話記錄均未注明是否經毛主席審閱同意。這些談話記錄，加工整理的痕跡很重，看起來不像是口頭談話，倒像是書面文字。眾所周知，毛主席對發表自己的文章，包括談話記錄，歷來十分慎重，沒有經過他親自審閱，是決不會同意發表的。因此，對于《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等記錄稿，我們也必須持十分謹慎的態度，作為重要的參考資料可以，而公開引用，甚至作為撰文的論據，如果沒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那是不足為憑的。這不僅對該書是這樣，對民間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等，以及所謂中央文獻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毛澤東文集》、《毛澤東年譜》等中間的“談話記錄”，也是如此。說老實話，這也是無奈之舉，因為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權，完全被“他們”掌握了!

　　以上所說，乃管窺之見，僅供諸位網友參考!

附：“技術決定一切！干部決定一切！”——斯大林提出過這句口號嗎？

　　2014-10-14，在一篇題為《分析斯大林的錯誤，是否就等于反毛?》的帖子后面，遠航一號同志有一個跟帖，其中提到：

　　……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斯大林曾經提出一個口號：“技術決定一切!干部決定一切!”這句口號后來為修正主義者所利用。

　　斯大林提出過“技術決定一切!干部決定一切!”這句口號嗎?沒有，根本沒有!

　　查閱斯大林的著作，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曾經提出過這樣兩個口號：

　　一個是：“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另一個是：“在我們目前的條件下，‘干部決定一切’”。

　　前一個，出自斯大林1931年2月4日在全蘇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第一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后一個，出自斯大林1935年5月4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員畢業典禮上的講話》。

　　這兩個口號，和“技術決定一切!干部決定一切!”這句口號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它們是兩個口號，而不是一個口號，而且兩個口號后面都沒有驚嘆號。

　　其次，它們一個提出于1931年，一個提出于1935年;前者是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后者是蘇聯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

　　再次，斯大林提出的兩個口號，都有各自的前提：“技術決定一切”是“在改造時期”;“干部決定一切”是“在我們目前的條件下”。(當然，出于行文簡便，斯大林在講話中也曾單獨用了“技術決定一切”和“干部決定一切”的說法。)

　　斯大林曾經說過，唯物辯證法認為：“一切以條件、地點和時間為轉移。”(《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兩個口號的前提條件和客觀環境、時間期限規定了，“技術決定一切”和“干部決定一切”，都有著各自特定的對象和具體的內容(這在斯大林的兩次演說中講得很清楚)，而不是針對所有問題、適用于任何情況的。

　　真理總是具體的。如果把斯大林提出的這兩個口號，抽去它們的“條件、地點和時間”，變成抽象的、可以任意解釋的口號，再加以褒貶，那是否有斷章取義之嫌呢?

　　至于這兩句口號“后來為修正主義者所利用”，并沒有什么奇怪的。修正主義者的一個慣用手段，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它們常常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一些詞句，進行篡改、歪曲，以售其奸。

　　所以，對斯大林提出的兩個口號，首先要核對原話，看看是否符合;其次要查閱全文，看看到底是什么意思。為此，下面就附上斯大林兩次演說的原文，希望大家能夠耐心地(!)讀一讀這兩篇文章，全面地(!)理解他所提出的兩個口號，而不要輕易被歷來的誤傳所誤導。實際上，將斯大林的這兩個口號在誤傳誤信的基礎上再加以“批判”，并非自今日始，而是由來已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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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

　　(1931年2月4日在全蘇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第一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你們代表會議的工作快要結束了。現在你們就要通過決議了。我相信這些決議是會一致通過的。在這些決議中(這些決議我知道得不多)，你們贊成1931年的工業控制數字并且保證完成這些控制數字。

　　布爾什維克的話是嚴肅的。布爾什維克是習慣于履行他們所許下的諾言的。可是保證完成1931年的控制數字是什么意思呢?這就是說，保證使工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四十五。這是一個很大的任務。不僅如此，你們作這樣的保證還意味著你們不只是要四年完成我們的五年計劃(這是已經解決了的事情，再不需要任何決議)，——這就是說，你們要在基本的有決定意義的工業部門三年完成五年計劃。

　　代表會議提出諾言完成1931年的計劃，三年完成五年計劃，這是很好的。但是，我們有過“沉痛的經驗”。我們知道，諾言并不總是履行的。1930年初也曾提出過這種完成年度計劃的諾言。當時必須使我們的工業產值增長百分之三十一至三十二。然而諾言并沒有完全履行。事實上，1930年工業產值只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五。我們要問一問：今年會不會又出現這種情形呢?我們工業的領導者和工作人員現在提出諾言在1931年使工業產值增長百分之四十五。但是有什么保證能履行這個諾言呢?

　　為了完成控制數字，為了使產值增長百分之四十五，為了不是四年完成五年計劃，而是在基本的和有決定意義的部門三年完成五年計劃，需要什么呢?

　　為此需要兩個基本條件：

　　第一，要有實際的或者象我們平常所說的“客觀的”可能性。

　　第二，要有領導我們企業的愿望和本領，以便把這些可能性變為現實。

　　去年我們有沒有完成全部計劃的“客觀的”可能性呢?是的，是有的。不容爭辯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這些事實是：去年3月和4月工業產值比前年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一。試問，為什么我們沒有完成全年計劃呢?什么東西阻礙了這件事呢?缺乏什么呢?缺乏利用現有可能性的本領。缺乏正確領導工廠和礦井的本領。

　　我們具備了第一個條件，即完成計劃的“客觀的”可能性。但是，我們沒有充分具備第二個條件，即領導生產的本領。正因為缺乏領導企業的本領，所以計劃沒有完成。我們沒有使工業產值增長百分之三十一至三十二，而只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五。

　　當然，增長百分之二十五是一件大事。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產值在1930年都沒有增長，而且現在也沒有增長。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里，毫無例外地都發生了生產急劇下降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增長百分之二十五已經是前進了一大步。但是，我們本來能夠增長得更多。我們具有為此所必需的一切“客觀的”條件。

　　那么，有什么保證能使今年不再重復去年的意外事件，使計劃全部完成，使現有的可能性被我們充分地利用，使你們的諾言不致有某一部分成為紙上空文呢?

　　在各個國家的歷史上，在各國軍隊的歷史上往往有這樣的情形：雖然有成功和勝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因為領導者沒有看見這些可能性，不善于利用這些可能性，這些可能性沒有發生作用，于是軍隊也就失敗了。

　　我們有沒有完成1931年的控制數字所必需的一切可能性呢?

　　有的，我們有這樣的可能性。

　　這些可能性是什么呢?需要什么才能使這些可能性成為實際的呢?

　　首先需要國內有充足的自然富源：鐵礦石、煤炭、石油、糧食、棉花。我們有沒有這些東西呢?有的。而且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多。就拿烏拉爾來說吧，它是在任何國家都找不出來的富源總匯。礦石、煤炭、石油、糧食——在烏拉爾哪一樣沒有呢!我們國內什么都有，也許只是橡膠沒有。但是再過一兩年，連橡膠我們也會有的。在這方面，在自然富源方面，我們是完全有保障的。在我國，自然富源甚至是綽綽有余的。

　　還需要什么呢?

　　需要一個愿意而且能夠利用這些豐富的自然富源來為人民謀福利的政權。我們有沒有這樣的政權呢?有的。固然，在利用自然富源的工作方面，我們的工作人員之間有時不免發生一些爭執。例如去年蘇維埃政權不得不在建立第二個煤炭鋼鐵基地的問題上進行一些斗爭，而沒有這個基地我們就不能繼續發展。但是，我們已經克服了這些障礙。我們很快就會有這個基地。

　　還需要什么呢?

　　還需要這個政權受到千百萬工農群眾的擁護。我們的政權是不是受到這樣的擁護呢?是的，是受到的。你們在世界上再找不到另外一個象蘇維埃政權那樣受到工人和農民擁護的政權。我不準備舉出社會主義競賽的發展、突擊運動的發展、為生產財務響應計劃而斗爭的運動等等事實。這一切顯然表明千百萬群眾擁護蘇維埃政權的事實是大家知道的。

　　為了完成并超額完成1931年的控制數字，還需要什么呢?

　　還需要一種不患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癥而且大大優越于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失業、浪費和廣大群眾的貧困，——這就是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癥。我們的制度不患這種病癥，因為政權掌握在我們手里，掌握在工人階級手里，因為我們實行計劃經濟，有計劃地積累資財，并且按國民經濟各部門合理地加以分配。我們不患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癥。這就是我們和資本主義不同的地方，這就是我們優越于資本主義的有決定意義的地方。

　　請看資本家想怎樣擺脫經濟危機。他們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人工資。他們最大限度地降低原料價格。可是，他們不肯稍微認真地降低日用工業品和食品的價格。這就是說，他們想靠犧牲商品主要消費者的利益，犧牲工人的利益，犧牲農民的利益，犧牲勞動者的利益來擺脫危機。資本家在拆自己的臺腳。結果不是擺脫危機而是加深了危機，積累了引起更加劇烈的新危機的新前提。

　　我們的優越性在于我們沒有生產過剩的危機，我們沒有而且不會有幾百萬失業者，我們沒有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因為我們實行計劃經濟。不僅如此，我們是工業集中程度最高的國家。這就是說，我們能夠在最優良的技術基礎上建設我們的工業，從而保證空前未有的勞動生產率，空前未有的積累速度。我們過去的弱點在于我們的工業是以分散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但這是過去的情形。現在這種情形已經沒有了。不久，也許再過一年，我們就會成為世界上農業規模最大的國家。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它們就是大經濟形式)今年出產的商品谷物已經占我國全部商品谷物的一半。這就是說，我們的制度，蘇維埃制度，使我們有了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夢想不到的迅速前進的可能性。

　　為了一日千里地前進，還需要什么呢?

　　還需要一個政黨，這個黨要十分團結和統一，足以把工人階級一切優秀分子的努力集中到一個目標上去，這個黨要十分有經驗，不會在困難面前退縮，而能一貫實行正確的革命的布爾什維克政策。我們有沒有這樣的黨呢?是的，是有的。它的政策是不是正確的呢?是的，是正確的，因為這個政策使我們獲得重大的勝利。這一點現在不僅工人階級的朋友，就連工人階級的敵人也都承認。請看人所共知的“可敬的”紳士們——美國的菲什、英國的邱吉爾、法國的彭加勒怎樣向我們黨暴跳狂吠呵。他們為什么暴跳狂吠呢?就因為我們黨的政策是正確的，就因為這個政策使我們接連不斷地獲得勝利。

　　同志們，這就是使我們容易實現1931年控制數字、幫助我們四年完成五年計劃而在有決定意義的部門甚至三年完成五年計劃的一切客觀的可能性。

　　可見，完成計劃的第一個條件即“客觀的”可能性我們是具備的。

　　我們有沒有第二個條件即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本領呢?

　　換句話說，我們對工廠和礦井有沒有正確的經濟領導呢?這里是不是一切都很好呢?

　　可惜這里并不是一切都很好。我們既然是布爾什維克，就應當公開坦白地說出這一點。

　　領導生產是什么意思呢?我們有些人并不總是用布爾什維克的觀點來看待領導企業的問題。我們有些人往往以為領導就是簽署公文和命令。這是令人痛心的，但這是事實。有時不禁令人想起謝德林小說中的彭帕杜爾。你們記得彭帕杜爾太太是怎樣教導小彭帕杜爾的：不要埋頭學問，不要鉆研業務，讓別人去干這些事情吧，這不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是簽署公文。應當承認，可恥的是在我們布爾什維克中間也有不少靠簽署公文來進行領導的人。至于鉆研業務，掌握技術，變成內行，——這方面他們卻根本不管。

　　我們布爾什維克是干過三次革命的人，是在殘酷的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的人，是解決了建立現代工業的重大任務的人，是把農民引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可是在領導生產方面我們為什么會屈服于一紙公文呢?

　　原因就在于簽署公文要比領導生產容易。于是很多經濟工作人員就走上了這條阻力最小的道路。這里也有我們的過錯，中央的過錯。十年以前曾經提出過一個口號：“既然共產黨員還沒有很好地懂得生產技術，既然他們還需要學習管理經濟，那么就讓舊的技師、工程師、專家去管理生產，你們共產黨員不要去干預業務;雖然可以不干預，但是你們要不懈地研究技術，研究管理生產的科學，以便將來和忠實于我們的專家一道成為真正的生產領導者，真正的內行。”當時的口號就是這樣。可是事實怎樣呢?這個公式的后一部分被拋棄了，因為學習要比簽署公文困難;公式的前一部分被庸俗化了，把不干預曲解為放棄研究生產技術。結果就變成胡鬧，有害和危險的胡鬧。必須擺脫這種狀況，愈快愈好。

　　生活本身不止一次地向我們發出警報，說這方面的情形不好。沙赫特案件就是第一次嚴重的警報。沙赫特案件表明：黨組織和工會缺乏革命警惕性。這一事件表明：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在技術方面落后得不象話;某些舊工程師和技師因為在工作上無人監督，就比較容易滾到暗害活動的道路上去，況且國外敵人還不斷用種種“建議”來纏住他們。

　　第二次警報就是“工業黨”審判案。

　　當然，暗害活動的基礎是階級斗爭。當然，階級敵人是要瘋狂地反抗社會主義進攻的。但是，僅僅這一點還不足以說明為什么暗害活動如此猖獗。

　　暗害活動怎么會有這樣大的規模呢?這是誰的過錯呢?這是我們的過錯。如果我們用另一種方法來處理經濟領導問題，如果我們老早就開始研究業務，掌握技術，如果我們更多地和精明地干預經濟領導，那么暗害分子就不能干出這樣多的暗害勾當來。

　　必須使自己成為專家，成為內行，必須面向技術知識，——這就是實際生活要我們走的道路。但是，無論第一次警報，甚至第二次警報，都還沒有促成必要的轉變。已經是而且早已是面向技術的時候了。已經是拋棄那個過時的不干預技術的舊口號而使自己成為專家，成為能手，成為精通經濟工作的行家的時候了。

　　人們時常問：為什么我們沒有一長制呢?只要我們還沒有掌握技術，我們就沒有而且不會有一長制。只要在我們中間，在布爾什維克中間還沒有足夠的精通技術、經濟和財務問題的人才，我們就不會有真正的一長制。如果你們不掌握工廠和礦井的技術、經濟和財務，那么隨便你們寫多少決議，隨便你們怎樣宣誓，也都無濟于事，也都不會有一長制。

　　因此，任務就是要我們自己掌握技術，成為內行。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的計劃全部完成，而一長制也才能實行。

　　這當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這是完全可以辦到的。科學、技術經驗、知識，——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得到的。今天沒有，明天就會有。這里主要的就是要有布爾什維克的掌握技術、掌握生產科學的熱烈愿望。有了熱烈愿望，就能得到一切，就能戰勝一切。

　　人們有時問：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緩進展嗎?不，不能，同志們!決不能減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須竭力和盡可能加快速度。我們對蘇聯工人和農民所負的義務要求我們這樣做。我們對全世界工人階級所負的義務要求我們這樣做。

　　延緩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們不愿意挨打。不，我們絕對不愿意!舊俄歷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為落后而不斷挨打。蒙古的可汗打過它。土耳其的別克(注：南高加索、中亞細亞和土耳其等地王公貴族等上層人士的尊號。——編者注)打過它。瑞典的封建主打過它。波蘭和立陶宛的地主打過它。英國和法國的資本家打過它。日本的貴族打過它。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為它落后。因為它的軍事落后，文化落后，國家制度落后，工業落后，農業落后。大家都打它，因為這既可獲利，又不會受到懲罰。你們記得革命前的一位詩人的話吧：“俄羅斯母親呵!你又貧窮又富饒，你又強大又軟弱。”這些先生把舊日詩人的這句話背得很熟。他們一面打，一面說：“你富饒”，那就可以靠你發財。他們一面打，一面說：“你貧窮，軟弱”，那就可以打你搶你而不受到懲罰。打落后者，打弱者，——這已經成了剝削者的規律。這就是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規律。你落后，你軟弱，那你就是無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強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對待你。

　　正因為如此，我們再也不能落后了。

　　過去我們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祖國。但是現在，當我們已經推翻了資本主義，而政權掌握在我們手里，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時候，我們就有了祖國，而且我們要保衛它的獨立。你們愿意讓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被人打垮而喪失獨立嗎?如果你們不愿意，那么你們就應當在最短期間消滅它的落后狀況，并且在它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展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速度。別的辦法是沒有的。正因為如此，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夜說：“或是滅亡，或是趕上并且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注：參看《列寧選集》第2版第3卷第169頁。——編者注)

　　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內跑完這一段距離。或者我們做到這一點，或者我們被人打倒。

　　這就是我們對蘇聯工人和農民所負的義務要求我們做的事情。

　　但是我們還有其他更重大的義務。這就是我們對世界無產階級所負的義務。這種義務是和第一種義務相符合的。但是我們把這種義務看得更高。蘇聯工人階級是世界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我們所以取得了勝利，不僅是由于蘇聯工人階級的努力，而且是由于世界工人階級的支持。如果沒有這種支持，我們早就被消滅了。有人說，我國是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突擊隊。這說得很好。但是這使我們擔負了極重大的義務。國際無產階級為什么支持我們呢?我們憑什么配受這種支持呢?因為我們最先投入了對資本主義的戰斗，我們最先建立了工人政權，我們最先開始建設社會主義。因為我們所進行的事業一旦成功，就會翻轉整個世界，解放整個工人階級。可是要怎樣才能成功呢?要消滅我國的落后狀況，展開布爾什維克的高度的建設速度。我們應當這樣向前邁進，使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可以望著我們說：看呵，這就是我們的先鋒隊，這就是我們的突擊隊，這就是我們的工人政權，這就是我們的祖國，他們把自己的事業，也就是把我們的事業進行得很好，讓我們來支持他們反對資本家，讓我們來推進世界革命事業吧。我們是否應當實現世界工人階級的希望呢?我們是否應當履行我們對他們所負的義務呢?是的，是應當的，如果我們不愿意把臉丟盡的話。

　　這就是我們國內的和國際的義務。

　　你們看，就是這些義務要求我們采取布爾什維克的發展速度。

　　我并不是說我們這幾年來在領導經濟方面什么也沒有做。是做了的，甚至做得很多。我們使工業產值比戰前增長了一倍。我們創立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農業生產。但是，如果我們在這個期間真正努力掌握生產、生產的技術、生產的財務和經濟，那我們會做得更多。

　　我們至多在十年內就應當跑完我們落后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距離。我們有一切“客觀的”可能性來做到這一點。所缺乏的只是真正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本領。而這是取決于我們自己的。并且僅僅是取決于我們自己的!已經是我們學會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時候了。已經是拋棄那種不干預生產的陳腐方針的時候了。已經是領會另一個方針，即適合于目前時期的要干預一切的新方針的時候了。如果你是廠長，你就要干預一切事務，就要熟悉一切，什么都不要忽略過去，就要學習再學習。布爾什維克應當掌握技術。已經是布爾什維克自己成為專家的時候了。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一個經濟工作人員竟不愿意研究技術，不愿意掌握技術，——這是笑話，這就不成其為經濟工作人員了。

　　有人說，掌握技術是困難的。不對!沒有布爾什維克攻不下的堡壘。我們已經解決了許多極困難的任務。我們推翻了資本主義。我們取得了政權。我們建立了規模極大的社會主義工業。我們把中農引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建設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我們已經做到了。剩下的已經不多，這就是鉆研技術，掌握科學。當我們做到這一點的時候，我們就會有甚至我們現在不敢夢想的速度。

　　只要我們真正愿意這樣做，我們就一定能夠做到這一點!

　　——選自《斯大林選集》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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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員畢業典禮上的講話

　　(1935年5月4日)

　　同志們!不可否認，我們近來無論在建設方面或在管理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于是在我們這里人們就過多地談論起領導人的功績，領袖們的功績來了。人們把所有一切，幾乎把我們所有的成績都歸功于他們。這當然是不對的，不正確的。問題不僅僅在于領袖。但是我今天想說的，不是這一點。我想就干部問題，就我們所有的干部，其中也包括我們紅軍的干部問題講幾句話。

　　大家知道，我們從舊時代所得到的遺產，是一個技術落后的、近于赤貧的和遭到破壞的國家。它遭到四年帝國主義戰爭的破壞，又遭到三年國內戰爭的破壞。在這個國家里，居民很少識字，技術水平很低，工業好象零星的孤島淹沒在無數極小農戶的汪洋大海中，——我們從舊時代繼承下來的就是這樣一個國家。當時的任務是要把這個國家從中世紀和愚昧無知的軌道轉到現代化工業和機械化農業的軌道上去。可見，任務是嚴重而困難的。當時，問題這樣擺著：或者是我們在最短期間解決這個任務并在我國把社會主義鞏固起來;或者是我們不能解決這個任務，那時我們這個技術薄弱和文化落后的國家就會喪失自己的獨立，而變成帝國主義列強的玩物。

　　我國當時處在技術極其缺乏的時期。沒有足夠的機器供應工業。沒有機器供應農業。沒有機器供應運輸業。沒有國家工業改造所絕對必需的起碼的技術基礎，而只有一些創立這種基礎的前提。當時必須創立頭等的工業，必須使這個工業在技術上不僅能夠改造工業，而且能夠改造農業并改造我國的鐵路運輸業。為此必須作出犧牲，在各方面厲行節約，節約飲食，節約教育經費，節約布匹，以便積累建立工業所必需的資金。那時沒有其他辦法可以克服十分缺乏技術的困難。列寧就是這樣教導我們的，而我們在這一事業中也正是踏著列寧的足跡前進的。

　　當然，在這樣巨大而困難的事業中，決不能期望獲得接連不斷的和迅速的成功。在這種事業中，只有經過幾年以后，才會看到成就。因此必須用堅強的精神、布爾什維克的堅定性和頑強的耐心把自己武裝起來，以便克服最初的挫折，堅定不移地向著偉大的目標前進，不許在自己的隊伍里有動搖和猶豫。

　　大家知道，我們正是這樣進行這一事業的。可是，并不是我們所有的同志都具有足夠的頑強精神、耐心和堅定性。當時在我們的同志中，有些人開頭遇到一些困難，就叫人退卻。常言道：“既往不咎”。這固然是對的。但是，人既然有記性，因此在總結我們的工作時，就會在無意中想起過去的事情來。(全場活躍)我們當時確實有一些同志是害怕困難并叫黨退卻的。他們說：“你們的工業化、集體化、機器、鋼鐵、拖拉機、聯合收割機和汽車，對我們有什么用處呢?倒不如多給一些布匹，多買一些生產日用品的原料，多給人們一些美化日常生活的零星物件更好些。要在我國落后的情形下建立工業，而且是頭等的工業，這是危險的幻想。”

　　當然，我們當時也可以把我們厲行節約獲得的、花在建立我國工業上的三十億金盧布，拿去進口原料，增加日用品的生產。這也是一種“計劃”。可是，如果我們采用了這種“計劃”，我們就不會有冶金業，就不會有機器制造業，就不會有拖拉機和汽車、飛機和坦克了。我們在外來敵人面前就會成為手無寸鐵的人。我們就會破壞我國社會主義的基礎。我們就會成為國內外資產階級的俘虜。

　　顯然，當時必須在兩個計劃中間選擇一個：一個是退卻的計劃，是要使社會主義遭受失敗，而且不能不使社會主義遭受失敗的計劃;另一個是進攻的計劃，是要使社會主義在我國獲得勝利，而且你們知道，是已經使社會主義在我國獲得了勝利的計劃。

　　我們選擇了進攻的計劃，循著列寧的道路前進，而撇開了那些同志，因為他們只看到自己鼻子底下的一點東西，卻根本不愿看見我國最近的將來，不愿看見我國社會主義的將來。

　　可是，這些同志并不始終只限于批評和消極抵抗。他們還以在黨內舉行暴動反對中央委員會來威脅我們。他們甚至曾用子彈威脅過我們中間的某些人。看來，他們指望嚇倒我們，迫使我們離開列寧的道路。這些人顯然忘記了，我們布爾什維克是具有特殊氣概的人。他們忘記了，布爾什維克不是用困難和威脅所能嚇倒的。他們忘記了，把我們鍛煉成鋼的是在斗爭中不知道和不承認恐懼為何物的偉大的列寧，我們的領袖和導師，我們的父親。他們忘記了，敵人愈是發瘋，黨內的反對者愈是歇斯底里地發狂，布爾什維克就愈加奮發地進行新的斗爭，愈加急速地向前邁進。

　　當然，我們也根本沒有打算過離開列寧的道路。而且，我們在這條道路上站穩腳跟以后，掃除路上的種種障礙，更加急速地前進了。固然，我們在這條道路上前進時曾經不得不狠狠地打擊了這些同志中間的某些人。可是這又有什么別的辦法呢?我應當承認，對于這件事我也是出了一臂之力的。(熱烈鼓掌，高呼“烏拉”)

　　是的，同志們，我們是充滿信心地、一往直前地沿著使我國工業化和集體化的道路前進的。現在這條道路可以認為是已經走過來了。

　　現在大家都承認，我們在這條道路上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現在大家都承認，我們已經擁有強大的頭等的工業，強大的機械化的農業，日益發展的和蒸蒸日上的運輸業，有組織的和裝備精良的紅軍。

　　這就是說，我們已經基本上度過了十分缺乏技術的時期。

　　可是，度過十分缺乏技術的時期以后，我們就進入了新的時期，進入了我認為是十分缺乏人才、缺乏干部和缺乏能夠駕馭技術并推進技術的工作者的時期。問題在于我們有工廠、集體農莊、國營農場、運輸業、軍隊，我們有技術來裝備所有這一切部門，但是缺乏具有足夠的必要的經驗來最大限度地利用技術的人才。從前我們說：“技術決定一切。”這個口號曾經幫助我們消滅了十分缺乏技術的現象，在一切工作部門里建立了極其廣泛的技術基礎，使我們能夠用頭等技術來武裝我們的人才。這是很好的。但這還遠遠不夠。為了把技術運用起來并得到充分利用，就需要有掌握技術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夠精通并十分內行地運用這種技術的干部。沒有掌握技術的人才，技術就是死的東西。有了掌握技術的人才，技術就能夠而且一定會創造出奇跡來。如果在我們的頭等工廠里，在我們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里，在我們的運輸部門里，在我們的紅軍里，有足夠數量的能夠駕馭這種技術的干部，那么我們國家所得到的效果，就會比現有的要多兩三倍。正因為如此，現在應當特別注意人才，特別注意干部，特別注意掌握技術的工作者。正因為如此，“技術決定一切”這個舊口號，反映了我們十分缺乏技術的過去的時期的口號，現在應當用新口號，用“干部決定一切”的口號來代替了。這是現在的主要問題。

　　能說我們的人都已經充分了解到和認識到這個新口號的偉大意義了嗎?我看不能這樣說。否則，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就不會有人時常用一種豈有此理的態度去對待人才、對待干部、對待工作者了。“干部決定一切”的口號，要求我們的領導人對我們的工作者，對無論在哪個部門中工作的“大”“小”工作者，采取最關切的態度，用心地培養他們，當他們需要支持時幫助他們，當他們做出初步成績時鼓勵他們，推動他們前進等等。而實際上我們卻往往看到人們對工作者竟采取一種麻木不仁的官僚主義態度和簡直是豈有此理的態度。正因為如此，所以往往不去考察人才，不是先考察后任用，而是往往象對待小卒子那樣把他們擺來擺去。重視機器，報告我們工廠里有多少技術設備，這一點已經學會了。可是，我從來沒有聽見過有人用同樣的熱情來報告說，我們在某個時期內培養了多少人才，我們怎樣幫助這些人才在工作中成長起來和受到鍛煉。這是什么原因呢?這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學會重視人才，重視工作者，重視干部。

　　我回想起了我在西伯利亞流放時碰見的一件事。這是在春季漲水時發生的。當時有三十個人到河里去撈取被波濤洶涌的大水沖下來的木料。當傍晚他們回到村里時，卻少了一個同伴。當我問第三十個人在哪里時，他們冷淡地回答道：第三十個人“留在那里了”。我問：“怎么會留在那里呢?”他們又同樣冷淡地回答道：“那還要問什么，當然是淹死了。”當時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忙著要走，說是“要給母馬飲水去”。我責備他們對人還不如對牲畜那樣愛惜，他們中間便有一個人在其余的人的贊同下回答道：“干嗎我們要愛惜人呢?人是我們隨時都可以做出來的。而母馬呢……你試一試去做出一匹母馬來看。”(全場活躍)你們看，這件事也許不大重要，但是很能說明問題。我覺得，我們有些領導人對人才、對干部采取的冷淡態度以及不會重視人才，就是上述這個在遙遠的西伯利亞發生的事情里所表現出來的那種人對人的奇怪態度的殘余。

　　所以，同志們，如果我們想要順利地消滅十分缺乏人才的現象，使我國得到足夠數量的能夠推進技術和運用技術的干部，我們首先就應當學會重視人才，重視干部，重視每一個有益于我們共同事業的工作者。畢竟應該了解：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寶貴的資本中最寶貴最有決定意義的資本。應該了解：在我們目前的條件下，“干部決定一切”。如果我們在工業、農業、運輸業和軍隊中擁有大量的優秀干部，那么我們的國家就將是不可戰勝的。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干部，那我們就會寸步難移。

　　在結束我的講話時，讓我舉杯祝賀我們的紅軍學院畢業生身體健康，工作順利!祝你們在組織和領導我國國防事業中獲得成就!

　　同志們!你們已經在高等學校畢業了，你們在那里受到了初步的鍛煉。但是，學校還只是一個預備階段。干部的真正鍛煉，是要在實際工作中，在學校以外，在同困難作斗爭中，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得到的。同志們，要記住：只有那些不害怕困難，不躲避困難，反而前去迎接困難，以便克服和消滅困難的干部，才是好的干部。真正的干部，只有在同困難作斗爭中才能鍛煉出來。如果我們的軍隊擁有足夠數量的真正受過鍛煉的干部，那它就將是無敵的。

　　同志們，祝你們身體健康!(全場熱烈鼓掌。全體起立，高呼“烏拉”向斯大林同志致敬。)

　　——選自《斯大林選集》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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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順便說一句，遠航一號同志在跟帖中還說：“……蘇聯修正主義全面占統治地位，是在赫魯曉夫時期，但是其根子在斯大林，這符合中蘇論戰前夕中共中央的《兩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教訓》中的基本觀點，也符合毛主席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對此，本文沒有論及，姑且存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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