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美國學者格雷弗·弗剛剛在北京做的一系列關于蘇聯(lián)歷史演講的稿件，涉及到歷史上一些重要敏感問題。

　　到底發(fā)生了什么：《里賓特洛甫條約》；“蘇聯(lián)入侵波蘭”；華沙起義和“斯大林的反猶主義”

　　美國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

　　格雷弗·弗(Grover Furr)教授

　　我演講的主題是：“關于《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the Molotov-Ribbentrop Pact)、‘蘇聯(lián)入侵波蘭’、華沙起義和‘斯大林的反猶主義’，到底發(fā)生了什么。”應主辦方要求，我選擇了這三個主題。我的演講是我新近的一本書《血色謊言》(Blood Lies)中的一部分內容的更短版本。證明在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的《赤地》(Bloodlands)一書中每一項對于約瑟夫·斯大林和蘇聯(lián)的指責都是錯的。斯奈德是美國康乃迪克州紐黑文市耶魯大學的東歐史教授。《赤地》是迄今最成功、最著名的試圖把蘇聯(lián)與納粹德國、約瑟夫•斯大林和阿道夫•希特勒等同起來的嘗試。《赤地》贏得了許多獎項并被翻譯成26種語言。

　　第一部分：《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到底發(fā)生了什么

　　今天幾乎所有具有權威性的報告都贊同蘇聯(lián)在1939年9月17日入侵了波蘭(這一觀點)。但事實是蘇聯(lián)沒有入侵波蘭。而且，當然，蘇聯(lián)從來都不是納粹德國的一個同盟國。《里賓特洛甫條約》是一項互不侵犯條約，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同盟條約。關于蘇聯(lián)和希特勒的德國是盟國的說法被一遍又一遍地陳述，但這一宣稱從未得到任何證據證明。

　　蘇聯(lián)和希特勒的德國從來都不是“同盟國”。這些事情的真相是二戰(zhàn)后冷戰(zhàn)的另一個受害者，當時大量關于蘇聯(lián)歷史的虛假謊言被杜撰和廣泛傳播。關于這一點的真相，和其他許多涉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歷史的問題，已經簡單地變成了“政治正確”。在“受人尊敬的學術界”，它是“禁忌”。妖魔化社會主義運動歷史和任何與斯大林相關的事情，幾乎已經變成了普遍現(xiàn)象。(這種觀點)不光在資本主義的公開支持者，也在包括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在內的通常的左翼人士和資本主義的反對者中(流行)。

　　在考察這個所謂的“入侵”問題之前，必須熟悉一些關于《德蘇互不侵犯條約》(the Nonaggression Treaty between Germany and the USSR)的錯誤概念，這一條約我簡稱為《里賓特洛甫條約》。

　　這些謊言中最常見的也是最荒謬是這樣表述的，比如，在圖書和電視劇《在密室之后》(Behind Close Doors)中：

　　……納粹和蘇聯(lián)按照他們在《里賓特洛甫條約》中的協(xié)定分割這個國家……

　　這是完全錯誤的，正如任何對《里賓特洛甫條約》文本自身的閱讀所揭示的那樣。

　　《里賓特洛甫條約》中的秘密協(xié)議沒有計劃對波蘭進行任何形式的分割。至少截止到9月7日，希特勒仍在考慮與波蘭締結和約，如果波蘭講和(的話)。德軍總參謀長弗蘭仕·哈德爾(Franz Halder)將軍在他的《戰(zhàn)爭日記》(War Diary)中寫道：

　　1939年9月7日

　　元首最高統(tǒng)帥部(The High Command with the Fuehrer)(9月7日的下午)：局勢可能會沿著三種不同的方式發(fā)展。

　　1.波蘭主動提出開始談判。他(希特勒-德國元首)準備好了談判(按照以下條件)：[波蘭必須]與英法斷交。波蘭的一部分將會被(保留并)得到承認。從那累夫河(Narev)到華沙(區(qū)域)——給波蘭。工業(yè)區(qū)——給我們。克拉科夫(Krakow)——給波蘭。貝斯克多山區(qū)(the Beskidow mountains)的北部地區(qū)——給我們。(西部的省份)烏克蘭——獨立。

　　所以即使在9月7日希特勒仍在考慮西烏克蘭的獨立(問題)，盡管根據《里賓特洛甫條約》的“秘密協(xié)定”，西烏克蘭處于蘇聯(lián)的勢力范圍內。這表示：

　　*關于勢力范圍的“秘密協(xié)定”不是有關“分割波蘭”的(協(xié)定)。

　　*希特勒準備與波蘭而非蘇聯(lián)協(xié)商有關西烏克蘭(的問題)。而按照《里

　　賓特洛甫條約》中的秘密協(xié)定規(guī)定，西烏克蘭完全處于蘇聯(lián)“勢力范圍”內。

　　*至遲到9月7日希特勒仍在計劃保存一個縮小的波蘭國。

　　在哈達爾9月9日和10日的日記中，他重復道，德國正在討論在西烏克蘭建立一個獨立國家的問題。這進一步證明《里賓特洛甫條約》的秘密協(xié)議并未涉及任何“分割波蘭”(的問題)。

　　直到9月12日，關于波蘭政府是否有可能逃往羅馬尼亞的議題顯然被提出，但是這件事并未發(fā)生。這意味著在9月12日，希特勒仍然相信波蘭政府將呆在波蘭，因為他認為他仍可以與某人協(xié)商和平(問題)。

　　同一日期武裝部隊最高統(tǒng)帥部總長(德軍最高統(tǒng)帥)威廉•凱特爾(Wilhelm Keitel)將軍命令海軍上將卡納里斯(Canaris)以建立一個獨立的波蘭和加利西亞烏克蘭為目的，在波蘭領土上成立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OUN)的戰(zhàn)斗部隊。這一行動伴隨著對波蘭人和猶太人的大規(guī)模屠殺。

　　《里賓特洛甫條約》是一個“分割波蘭”，瓜分它的協(xié)議，這一說法按照慣例般地被作為事實陳述。毋庸置疑，(產生)這一謬誤的重大原因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即英法確實和希特勒簽訂了一項“分割另一個國家”即捷克斯洛伐克的《互不侵犯條約》。那就是1938年9月30日簽訂的《慕尼黑公約》(Munich Agreement)。波蘭也參與了“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波蘭占有了捷克斯洛伐克切申(波蘭語：Cieszyn)地區(qū)的一部分土地，即使那里只有少數人口是波蘭人。

　　所以反共產主義“聯(lián)盟”英國、法國和波蘭確實參與瓜分一個毫無抵抗力的國家!這可以解釋，至少部分解釋，為什么今天持反共立場的人堅持認為，蘇聯(lián)也對波蘭做過同樣的事情。但不管什么理由，它是一個謊言。

　　蘇聯(lián)和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協(xié)議，不像盟國已經分割捷克斯洛伐克那樣是為了“分割波蘭”，而是為了保衛(wèi)蘇聯(lián)。這一協(xié)議包含了蘇聯(lián)在波蘭的利益線，在德國和波蘭的可能戰(zhàn)爭中，當德國擊潰波蘭軍隊之時，德軍將不能越過蘇聯(lián)在波蘭的這一利益線。

　　而如果波蘭軍隊被打敗，它和波蘭政府可以退到蘇聯(lián)的利益線內，并在線內找到棲身之所，因為希特勒已經同意，不會進一步突破蘇聯(lián)在波蘭的利益線。在利益線內棲身的波蘭人就能和德國講和。這樣波蘭這個國家仍將存在。

　　蘇聯(lián)這么做，并不是出于對一個正在快速變成法西斯主義的、殘暴的、反共和反蘇的波蘭的任何之愛。蘇聯(lián)想要一個作為蘇聯(lián)和納粹軍隊之間的一個緩沖區(qū)的波蘭政府——任何一個波蘭政府。波蘭政府對自己人民的背叛，使這一計劃受挫。

　　如果正如所有軍事專家預計的那樣，波蘭軍隊被德國軍隊擊潰，波蘭政府有兩個替代選擇：

　　*它本可以把首都遷到東部，遠離不斷推進的、進入蘇聯(lián)勢力范圍的德國軍隊。在那里它本可以和德國講和。

　　*或者波蘭政府本可以逃到法國或英國，即和德國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的同盟國。

　　事實上，波蘭政府和總參謀部逃到了鄰國羅馬尼亞。通過進入中立的羅馬尼亞，波蘭政府“被軟禁”。在軟禁狀態(tài)下，它不能夠在羅馬尼亞履行政府職能，或者越過羅馬尼亞到一個像法國一樣同德國交戰(zhàn)的國家。如果羅馬尼亞允許波蘭政府這些做，那么這既是一種對羅馬尼亞自身中立狀態(tài)的觸犯，也是一種反對德國的敵對行動。

　　一旦波蘭沒有了政府，波蘭就不再是一個國家。那意味著希特勒找不到與之協(xié)商停火或簽訂協(xié)議的人。此外，《里賓特洛甫條約》秘密協(xié)議失效了，因為它們是一個關于波蘭這個國家的協(xié)定。但作為一個國家的波蘭不存在了。

　　除非紅軍前來阻止，否則沒有什么能阻止納粹直沖到蘇聯(lián)邊境。如若不然，希特勒能夠在直到最近的彼時仍是東波蘭的區(qū)域建立一個或多個親納粹主義的國家。那一方案希特勒本可以有兩種方式實現(xiàn)。他能夠對蘇聯(lián)宣傳他仍然堅持《里賓特洛甫條約》中的“勢力范圍”協(xié)定，而實際上在蘇聯(lián)邊境建立一個親納粹的高度軍事化的法西斯主義烏克蘭民族主義國家。

　　一旦德國已經告訴蘇聯(lián)，他們，即德國的領導層，已經決定了波蘭這個國家不復存在，那么蘇聯(lián)同意與否都沒有任何不同。事實上納粹告訴蘇聯(lián)他們能輕易直奔蘇聯(lián)邊境。不過，蘇聯(lián)和其他任何國家都不會允許這樣事情的發(fā)生。國際法也不會允許這樣事情的發(fā)生。

　　我們如何知道對這些事件的解釋是真實的?我們如何知道在波蘭把自己軟禁在羅馬尼亞之后，蘇聯(lián)于1939年9月17日開始占領波蘭東部之時，蘇聯(lián)沒有進行侵略或“侵犯”波蘭?這里有九條證據：

　　1.波蘭政府沒有對蘇宣戰(zhàn)。

　　2.波蘭最高指揮官愛德華·雷茲希米格維(Edward Rydz-Smigly)元帥命令波蘭士兵不要和蘇聯(lián)戰(zhàn)斗，盡管他命令波蘭武裝力量繼續(xù)和德國戰(zhàn)斗。

　　3.波蘭總統(tǒng)自從在9月17日被軟禁于羅馬尼亞之后，就默認波蘭不再有一個政府。

　　4.羅馬尼亞政府默認波蘭不再有一個政府。

　　5.羅馬尼亞和波蘭之間有一個針對蘇聯(lián)的軍事協(xié)議。然而羅馬尼亞并未對蘇聯(lián)宣戰(zhàn)。羅馬尼亞承認紅軍并未和德國結盟來與波蘭發(fā)生戰(zhàn)爭。

　　6.法國并未同蘇聯(lián)宣戰(zhàn)，盡管它與波蘭有一個雙方互助防御協(xié)議。

　　7.英國從未要求蘇聯(lián)從西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撤軍，這些前波蘭國的領土在1939年9月17日之后被紅軍占領。

　　8.國際聯(lián)盟沒有確認蘇聯(lián)已經侵占了一個成員國。但是當蘇聯(lián)1939年進攻芬蘭的時候，國際聯(lián)盟確實投票開除了蘇聯(lián)，并且有幾個國家和蘇聯(lián)斷絕了外交關系。這個明顯不同的反應告訴我們，國際聯(lián)盟認為蘇聯(lián)在有關波蘭問題上的行動有著本質不同，正如不是(把它看作)“訴諸戰(zhàn)爭”的(問題)。

　　9.所有的國家接受蘇聯(lián)的中立宣言。

　　自然地，一個國家不能“侵犯”另一個國家，同時卻仍舊自信滿滿地宣稱在涉及與那個國家的戰(zhàn)爭時它是中立的。但是沒有一個國家——美國，英國，法國或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宣稱蘇聯(lián)是一個交戰(zhàn)國。甚至波蘭流亡政府一開始在巴黎也沒有對蘇宣戰(zhàn)。

　　1958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喬治·金斯伯格(George Ginsburgs)發(fā)表了一篇文章考察德波戰(zhàn)爭中蘇聯(lián)的中立表態(tài)。在參考了那時的國際法和當事人的陳述后，金斯伯格總結認為，蘇聯(lián)確實是中立的，并且這種中立(態(tài)度)被國際承認。

　　沒有政府的波蘭，作為一個國家在國際法(框架)下已不復存在。這一事實被波蘭民族主義者否認了——更多時候是直接被忽視了——對他們來說，這一事實是無法面對的，而且(這一事實也)通常被反共產主義者(忽略和否認)。

　　片刻的反思將會揭露這種立場的邏輯。波蘭政府被拘禁在羅馬尼亞并且在它拘禁自己之前并未指定一個繼承者。沒有政府，就沒有波蘭主體向那些仍未被德國占領的波蘭領土宣布主權;沒有人去協(xié)商;沒有警察，地方政府和軍隊要負責的實體。對外國而言，波蘭駐外大使不再代表他們的政府，因為(已經)沒有政府。

　　德國不再承認波蘭國家的存在。直到9月15日德國外交部長里約阿希姆•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obbentrop)寫信給德國駐莫斯科大使弗里德里希•沃納•舒?zhèn)惐?Friedrich Werner von der Schulenburg),如果蘇聯(lián)不派武裝力量進入波蘭東部地區(qū)，這里將會形成政權真空，在政治真空下“新的國家”有可能形成：

　　里賓特洛甫不再提到“波蘭”，只是提到“位于德國勢力范圍東部的地區(qū)”。這表示他認為波蘭政府不再履行職能，所以即使在沒有德國武裝力量和蘇聯(lián)尚未進入的東部，(波蘭)也不再擁有主權。

　　德國現(xiàn)在能隨意占領原來正好接近蘇聯(lián)邊境線的波蘭東部地區(qū)，或者在那里建立一個或多個親納粹的反蘇傀儡國家。蘇聯(lián)不能允許這些后果(產生)。

　　德國將軍庫爾•特蒂佩爾斯基希(Kurt von Tippelskirch)在他的《二戰(zhàn)歷史》(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波恩，1954)這本書中寫道：

　　當波蘭政府意識到最終的結果在9月份即將來臨，它從華沙遷逃到了盧布林(Lublin)。在9月9日，它從那里遷往克萊門茲(Kremenetz)，在9月13日遷往正好位于羅馬尼亞邊境的小鎮(zhèn)扎勒斯尼克(Zaleshchniki)。在那個時候，仍然參與激烈戰(zhàn)斗的人民和軍隊被拋入聽天由命的境地。

　　在1958年《美國國際法期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的一篇文章中，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授金斯伯格斷定，蘇聯(lián)對于波蘭(作為)國家不再存在的(這一)論斷基本上是合理的。蘇聯(lián)在國際法(框架)下的表態(tài)是有效的。

　　波蘭的帝國主義

　　在于1921年3月簽訂的《里加和約》(Treaty of Riga)中，被內戰(zhàn)和國際調停耗盡(力量)的俄羅斯共和國(蘇聯(lián)直到1924年才正式成立)同意讓出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一半給波蘭的帝國主義者以換取迫切需要的和平。

　　波蘭人——波蘭語的當地使用者——在協(xié)議中割讓給波蘭的西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地區(qū)占少數。波蘭政權鼓勵波蘭裔人移民于這些地區(qū)，以使這些地區(qū)“波蘭殖民地化”(使它們更“波蘭化”)。此后，波蘭政府對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人語言的使用做出了很多限制。

　　直到1939年初，希特勒在與蘇聯(lián)開戰(zhàn)之前決定背叛波蘭。為了奪取更多的領土，波蘭政府伺機參加納粹德國的對蘇戰(zhàn)爭。至遲到1939年1月26日，波蘭外交部長貝克(Beck)和納粹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都在華沙討論(這個問題)。里賓特洛甫寫道：

　　. 蘇聯(lián)的指責都是錯的。斯奈德是位于……2.然后我對貝克部長再次談到由波蘭和德國推動的針對蘇聯(lián)的政

　　策;與此相連，我們也談到大烏克蘭的問題，并再次建議波德兩國在這一領

　　域的合作。

　　貝克不隱瞞這一事實，即波蘭有染指蘇聯(lián)的烏克蘭并與黑海相連的愿

　　望。

　　波蘭外交部長貝克告訴里賓特甫波蘭想從蘇聯(lián)(手中)攫取全部烏克蘭，因為那是波蘭唯一能“和黑海相連”的方式。

　　在占領西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過程中，蘇聯(lián)正在把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東部和西部重新統(tǒng)一。這就是蘇聯(lián)宣稱“解放”這些地區(qū)的意思。按照慣例，當一個帝國主義占領者撤退時，“解放”一詞就被使用。這就是發(fā)生的一切。

　　金斯伯格教授寫道：

　　理論上說，如果把種族構成考慮在內，依照民族自決原則，對于被合并

　　的領土，蘇聯(lián)仍然比波蘭持有一個更好的宣稱(理由)。因為，盡管蘇聯(lián)這

　　個頭銜建立在有效性值得懷疑的公民投票基礎上，(而)波蘭的頭銜源于直

　　接的武裝行動和軍事占領，甚至不能用民族自決這樣扯得有點遠的概念宣稱

　　(其權利)的起源。

　　波蘭流亡政府

　　在1939年10月初，英法政府承認了波蘭在法國的流亡政府(Government-In-Exile)(之后它遷往了英國)。這當然是對德國的一種敵意行為。但是英法已經和德國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了。美國政府不確定做什么。之后它采取了拒絕承認對波蘭占領的姿態(tài)，但是用一種模棱兩可的態(tài)度對待位于巴黎的波蘭流亡政府。

　　蘇聯(lián)由于一些原因不承認波蘭(流亡政府的合法性)：

　　*承認流亡政府將和蘇聯(lián)在戰(zhàn)爭中的中立態(tài)度相矛盾。這將成為一種敵視德國的行為，蘇聯(lián)和德國已經簽訂了互不侵犯協(xié)議并且渴望避免戰(zhàn)爭。(蘇聯(lián)直到1941年7月納粹侵略之后才承認)。

　　*波蘭流亡政府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夠行使主權。

　　*最重要的:如果蘇聯(lián)承認波蘭流亡政府，蘇聯(lián)將不得不退回到1939年9月之前的邊境線——因為波蘭流亡政府永遠不會承認蘇聯(lián)對西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的占領。那么德國將會很容易推進至蘇聯(lián)邊境線。默許這個將會成為一項對蘇聯(lián)人民和包括波蘭人在內的這些地區(qū)的所有居民的罪行，因為這等于將他們交于希特勒之手。正如英法很快同意的，(這是)對這些居民的打擊，也是對希特勒的慫恿。

　　二戰(zhàn)期間沒有其他政府會像波蘭政府那樣做。許多被軸心國占領國家的政府組成流亡政府，繼續(xù)戰(zhàn)斗。但只有波蘭政府把自己拘禁在中立國，以此剝奪自己作為政府行使權力的能力，剝奪他們自己的人民作為這個國家公民的權利。

　　波蘭政府本來應該做什么?

　　*它本來能夠遷到波蘭東部的某個地方。如果它的領導在東部設立了一個替代性的首都——這就是蘇聯(lián)已經準備在莫斯科東部做的那些事，以防納粹奪取莫斯科——然后他們本來能夠保存一個縮小的波蘭國家。在那里它本來可以投降——正如法國政府在1940年7月一樣。或者，它本可以議和，像芬蘭政府在1940年3月那樣。那么，波蘭，像芬蘭一樣，仍舊可以保留為一個國家。它肯定會失去很多領土，但不是全部。

　　*或者，波蘭政府本來能夠逃往英國、法國或已經和德國交戰(zhàn)的國家。波蘭政府領導人本來可以在任何時間乘飛機逃走。或者他們本來能夠到達格丁尼亞(Gdynia)的波蘭港口，那個港口一直開放到9月14日，然后乘船逃離。

　　他們?yōu)槭裁礇]有這樣做呢?

　　*是波蘭政府的領導人認為他們有可能被謀殺嗎?如果有可能，那又如何?他們數以萬計的同胞和士兵都被殺死了!

　　*或許他們真的相信羅馬尼亞會觸犯它和德國的中立(約定)讓他們前往法國?如果他們相信這個，他們真是太愚蠢了。沒有證據(顯示)羅馬尼亞政府促使他們相信這個。

　　*他們相信英法會去“拯救”他們嗎?如果是，這也真夠愚蠢的!即便英法真的試圖派遣大規(guī)模部隊去攻擊西部的德國軍隊，(那么)波蘭軍隊至少也必須抵抗德軍一個月，也許需要更久。但波蘭軍隊在開戰(zhàn)的第一天或者第二天就迅速撤退了。

　　*他們逃離也許僅僅出于純粹的懦弱。他們乘飛機離開波蘭首都華沙就暗示了這一點。華沙一直抵抗到1939年10月初。波蘭政府本來能夠堅守在那里直到城市投降。

　　*之后發(fā)生的一切都是波蘭政府被拘禁在羅馬尼亞的結果。如果在向希特勒投降之后，一個縮小的波蘭持續(xù)存在，世界本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一個縮小的波蘭最終有可能同意制定一個包括蘇聯(lián)在內的互助防御協(xié)議。那將重啟西方盟國和蘇聯(lián)之間的“集體安全協(xié)議”，蘇聯(lián)曾尋求(達成這一協(xié)議)但英法領導人拒絕了。

　　那將會：

　　*必定會防止納粹及其盟友對數百萬波蘭公民的屠殺;

　　*極大削弱希特勒;

　　*或許能阻止“猶太人大屠殺”;

　　*必定能防止法國、比利時和歐洲其他部分被占領;

　　*必定能阻止數以千萬的蘇聯(lián)人民的死亡;

　　波蘭本來可以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從二戰(zhàn)中幸存下來，或許是一個中立的國家，就像芬蘭、瑞典或奧地利一樣。所有的這些，還有更多——只要波蘭政府在他們國家存在足夠長時間再投降，正如每一個其他國家所做的一樣。

　　第二部分：華沙起義：到底發(fā)生了什么

　　1944年7月31日，忠于英國的波蘭流亡政府(GIE)的救國軍(Home Army)指揮官科莫羅夫斯基(Komorowski)命令軍隊在華沙發(fā)動起義反抗德國占領軍。1944年8月1日至10月2日的華沙起義以慘敗結束，因為華沙城的波蘭游擊隊在武器和人數上占盡劣勢。至少17000名起義軍被殺害，而德國及其盟軍殺害了約200000名華沙平民并且摧毀了城市中60%的建筑。

　　起義在軍事上是打擊德國人的，但在政治上是反對蘇聯(lián)，尤其是反對與紅軍結成聯(lián)盟的波蘭軍隊的，也就是反對波蘭軍(Wojsko Polskie)和人民軍(Armia Ludowa)。起義是波蘭流亡政府“風暴行動”(Burza)的一部分。這個計劃的目的是，一旦紅軍進入西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地區(qū)，他們就試圖在波蘭城鎮(zhèn)中奪權。波蘭在1921年通過征服已經占領了原屬蘇俄的這些地區(qū)，但是在波蘭1939年被德國戰(zhàn)敗后，這些地方又重新被蘇聯(lián)奪回，并被分別并入蘇聯(lián)的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加盟共和國。直到上世紀90年代早期，波蘭流亡政府仍堅稱這些領土是波蘭的一部分。

　　“風暴行動”旨在讓蘇聯(lián)政府認識到，有必要承認波蘭流亡政府，或者逮捕波蘭流亡政府所授權的代表，如果蘇聯(lián)政府實施逮捕行動，那么就等于承認(蘇聯(lián)政府)是一個征服者，而不是解放者。城鎮(zhèn)中的波蘭救國軍的計劃是，等到蘇聯(lián)紅軍開始從德國人手中解放城鎮(zhèn)時，他們就開始實施行動。在德軍撤退和蘇聯(lián)紅軍到來的間隙，波蘭救國軍計劃占領政府大樓。

　　當蘇聯(lián)紅軍到來時，救國軍會以合法政府和波蘭流亡政府代表的身份去迎接蘇聯(lián)紅軍。一旦蘇聯(lián)紅軍將他們從辦公室趕走，并用自己的波蘭軍代替他們時，波蘭救國軍就會告知波蘭流亡政府，之后流亡政府就會向同盟國正式提出對蘇聯(lián)的抗議。然后，同盟國應該會向蘇聯(lián)政府提出抗議。

　　華沙的救國軍指揮官科莫羅夫斯基，被流亡政府授權在他自己選擇的時間宣布起義。該計劃等到蘇聯(lián)軍隊進入華沙和德國軍隊離開時(才實施)，然后接管政權。接管華沙政權將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義，因為它是波蘭的首都。

　　7月31日，科莫羅夫斯基和他的幕僚被錯誤地告知，蘇聯(lián)的坦克快要跨越維斯瓦河進入華沙。科莫羅夫斯基命令起義在8月1日下午5點開始。而就在同一天，情報機構的負責人伊萬尼克·奧斯默克齊(Iranek-Osmecki)告訴幕僚這一信息是假的，他建議取消起義，但遭到了科莫羅夫斯基的拒絕。

　　考慮到波蘭流亡政府及其在波蘭的代表們對蘇聯(lián)的敵意，如果蘇聯(lián)政府在德軍屠殺救國軍的時候沒有出兵救援救國軍，蘇聯(lián)政府也不應該受到譴責。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蘇聯(lián)紅軍采取了這種做法。像開始一樣，華沙起義的失敗純粹是流亡政府和救國軍領導層的責任。

　　救國軍領導層在起義期間開始責怪別人。起初，他們試圖指責英國。隨后他們認為這都是蘇聯(lián)的錯——盡管事實是起義首要針對的是蘇聯(lián)。但科莫羅夫斯基唯一沒有譴責的就是他自己。但許多波蘭人，包括反共分子和他自己的救國軍成員都指責他并持續(xù)這樣做。

　　在起義的前兩個星期，英國從意大利派來飛機，給華沙的救國軍空投了補給。起初斯大林拒絕與起義發(fā)生任何聯(lián)系，甚至阻止英國飛機降落在蘇聯(lián)機場加油。斯大林的觀點是，起義是一種罪行，因為它是在沒有與紅軍進行任何協(xié)調的情況下進行的，而與紅軍共同實施行動可能是成功的唯一途徑。然而，在英國的壓力下，斯大林開始派出蘇聯(lián)飛機對起義進行補給。英國、美國和蘇聯(lián)飛機投下了很多噸的供應，可是似乎大多數要么落入德軍之手，要么由于空投的高度太高而損毀。

　　在任何情況下，這種空投僅僅是象征性的。再多的空投也無法讓裝備差、主要由平民組成的游擊隊擊敗全副武裝、訓練有素和殘暴無情的德國軍隊。

　　在今天資本主義的、反共的波蘭，科莫羅夫斯基和流亡政府的領導人被尊稱為英雄，其理由是起義是必要的，因為它是為“獨立而戰(zhàn)”，無論代價如何，必須得去嘗試。“獨立”一詞在此只不過是一種故意的混淆視聽，實際上是“反共產主義”的暗語。反共產主義者通常聲稱親蘇意味著喪失獨立，而親英國——確實，完全附屬于英國——和支持資本主義則是唯一的“獨立”之路。

　　第三部分：約瑟夫·斯大林是反猶主義者的謊言

　　在討論獲獎的過程中，斯大林突然轉過來對(共產黨)政治局成員說：

　　在我們中央委員會中出現(xiàn)了反猶主義者。簡直是恥辱!

　　——《就是那樣。提康·赫倫尼可夫(Tikhon Khrennikov)關于他的時代和他自己》。莫斯科：“穆齊卡”(Muzyka)1994，p.179。

　　斯奈德的書籍副標題是“希特勒與斯大林之間的歐洲”。他講到：“在1933年到1945年這12年間，希特勒和斯大林是掌權者。(前言第7頁)希特勒于1945年4月自殺。

　　然而，為什么斯奈德用了整整一個章節(jié)來交代1948年到1952年間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lián)盟所發(fā)生的大事，而在這段時間內，希特勒卻早已死去?我猜測，可能是因為，斯奈德在斯大林所領導的蘇維埃政府那里，或者像波蘭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那樣的親蘇力量中，找不到任何反猶主義。與此相反，在1933年至1945年間，除了納粹黨外，所有的反猶主義都是由像波蘭流亡政府，以及它的地下組織救國軍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這樣的反共勢力所實施的。

　　斯奈德支持今天瘋狂反共的波蘭和烏克蘭的政治勢力，也受到今天瘋狂反共的波蘭和烏克蘭的政治勢力的支持——斯奈德也認為這樣——但今天瘋狂反共的波蘭和烏克蘭的政治勢力，也經常無意識地流露出他們是反猶主義者。他們崇敬并且贊許戰(zhàn)爭期間和戰(zhàn)后時期的反共勢力——但這些勢力也帶有極度反猶主義色彩。很明顯，斯奈德并不能證明，1945年前蘇聯(lián)存在任何反猶主義，否則他會將這種反猶主義記錄下來的。因此，斯奈德企圖在1945年以后找到斯大林和他的領導層身上的反猶主義行為，即使這已經違背了斯奈德自己為這本書所設定的時間界限。

　　斯奈德書中的最后一個章節(jié)的標題是“斯大林主義的反猶主義”。正如斯奈德所希望的那樣，如果一個人想要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間維持一種比較，那么不管怎樣，斯大林是反猶主義者這樣的斷言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作家提康·赫倫尼可夫在以上回憶錄中的引言所展示的那樣，這并不容易做到。有太多證據表明斯大林是極力反對反猶主義的。同時，并沒有證據表明斯大林是反猶主義者，因此，我們并沒有理由認為他是。但斯奈德卻企圖通過他的謊言和偽造，去“做辦不到的事情”。

　　斯大林殺死了所羅門·米霍埃爾斯？

　　斯奈德的書的介紹部分如下：

　　1948年1月，斯大林想殺死一個猶太人。所羅門·米霍埃爾斯(Solomon

　　Mikhoels)，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主席

　　和莫斯科的意第緒語劇場(the Moscow Yiddish Theatter)導演，被派到明

　　斯克去評定一個戲能否獲得斯大林獎。一到達目的地，米霍埃爾斯就被邀

　　請到蘇聯(lián)白俄羅斯共和國警察警長拉維蘭特·特桑那(Lavrenty Tsanava)的鄉(xiāng)村別墅，而他和一位不幸運的目擊者卻被謀殺了。米霍埃爾斯的尸體

　　被卡車壓碎，最后暴尸街頭。(339)

　　這完全是假的。斯大林并沒有下令殺死米霍埃爾斯。那些標榜能夠“證明”這件事的文件，只不過是粗糙的偽造物。在俄羅斯，這樁造假已經被討論了10多年了。莫卡恩(IUrii Mukhin)在《謀殺斯大林和貝利亞》(The Murder of Stalin and Beria)(“Ubiystvo Stalina i Beria,” 2002)中探討了偽造的證據。莫卡恩在他的有生之年發(fā)表了一些謬論，但是他關于米霍埃爾斯的謀殺的論述是非常有說服力的。若列斯·梅德韋杰夫(Zhores Medvedev)，蘇維埃的不同政見者，具有強烈的反斯大林和反共產主義傾向。他寫到：他也不相信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實際上，無論如何，斯奈德根本不了解這一議題。

　　斯大林的女兒無意中聽到斯大林“掩蓋”米霍埃爾斯兇殺案這一事實?

　　斯維特拉娜·阿利盧耶娃(Svetlana Allilueva)，斯大林的女兒，無

　　意中聽到她的父親正和特桑那謀劃掩蓋這個兇殺案的情節(jié)：車禍。(340)

　　在這里斯奈德通過斷章取義的手法成功地誤導了讀者。在1966年，斯維特拉娜·阿利盧耶娃，斯大林唯一的女兒，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lián)盟移民到了西方世界。她的第一本回憶錄《至一位朋友的20封信》(Twenty Letters To A Friend)于1967年出版了，也就是她到達西方世界的一年后，她在書中寫到：

　　1948年末，新一輪的抓捕行動悄然而至……拉佐夫斯基(Lozovsky)

　　被逮捕了，米霍埃爾斯被殺死了。(p. 196)

　　在英文版本(p.245)中這段文章的腳注寫道：1948年，米霍埃爾斯“死于非命”。

　　大約一年之后，阿利盧耶娃出版了回憶錄的第二卷《僅僅一年》(Only One Year)(1969年)在這里，她講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

　　有一天，在父親的鄉(xiāng)間邸宅中，在與他為數不多的一次交談中，我走進

　　了房間，這時他正在與某人通話。然后，作為談話的總結，他說：“好吧，

　　這是一次車禍。”我還記得他說話的口氣：不是疑問而是確切的陳述，一個

　　斷言。他并沒有詢問，他在暗示：“那就是一次車禍。”當他掛下電話時，他

　　向我問候一句;不一會，他說：“米霍埃爾斯死于一場車禍。”(p.154)

　　斯大林的女兒在她的較早論述中“忘記”提這個細節(jié)了嗎?那肯定不是這樣的!人們不可能忘記他們自己的父親卷入兇殺案這種細節(jié)。人們也不能只是根據從電話一方所聽到的內容，就判斷某人所作的陳述是在命令別人，還是在重復一個只是從其他方聽到的事實。

　　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1967年，阿利盧耶娃并不“知道”米霍埃爾斯已經被謀殺了，更不用說，她會“知道”是她父親殺死了米霍埃爾斯。很有可能，在這第二卷出版之間的一年時間里，她被別人說服。她的第二卷是在移居美國，并且與一些帶有惡意的反共產主義者成為朋友之后才完成的，在她的書中，她還感謝了這些“朋友”。毫無疑問，是他們說服阿利盧耶娃對她在1948年聽到父親的談話做出不同的解釋。

　　盡管包括斯奈德在內的一些作家缺少有效的證據，但是他們卻仍然引用阿利盧耶娃在《僅僅一年》中的表述而忽視她之前在《至一位朋友的20封信》中的表述。這樣做是極度不誠實的：是一種宣傳，算不上學術。

　　斯大林反對反猶主義

　　在上述引用的段落中，斯奈德寫到：

　　有一些使用俄語筆名的猶太詩人和小說家發(fā)現(xiàn)，他們的真實姓名或是曾

　　用名都被刊登出來并寫在了括號里面。(348)

　　這的確是事實——但實際上，斯大林本人是強烈反對這種做法的。斯大林反對在猶太作家的筆名后面刊登他們的真實姓名。著名的蘇聯(lián)作家、戰(zhàn)地記者和文學期刊編輯康斯坦丁·西蒙諾夫(Konstantin Simonov)對斯大林的話記錄如下：

　　為什么馬爾采夫(Mal’tsev)的后面是用括號括著洛維斯基(Rovinskii)?

　　這是怎么回事?這種事還要延續(xù)多久?為什么會變成這樣?去年我們已經

　　商討過這個問題，禁止在斯大林獎的作品中出現(xiàn)兩個姓。為什么要寫兩個姓

　　呢?別人是否選擇使用筆名，這是他的權利。我們不能指指點點，除了基本

　　禮儀。每個人都有權使用他為自己選擇的筆名寫作。但是，很明顯，有人想

　　強調這個人有雙重名字，想強調他是猶太人。而他又為什么要強調呢?為什

　　么這么做呢?為什么要傳播反猶主義?又有誰會從中獲利?我們必須用一

　　個人自己選擇的姓來書寫這個人的名字。一個人希望有一個筆名;他自己感

　　覺，對于他來說，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因此，為什么我們要把它收回

　　呢?

　　對于蘇維埃歷史的研究者來說，西蒙諾夫的書和這段引用都是非常熟悉的。如果斯奈德對此一無所知，那么就證明他并沒有資格就此課題寫東西。如果他知道這些，但是卻向他的讀者隱瞞這些事實，那么他就是故意欺騙我們。斯大林在戰(zhàn)后所發(fā)表的言論足以說明，他的個人觀點是反對反猶主義的。

　　因為是猶太人，“猶太裔的高官被開除出紅軍”，“猶太籍作家……發(fā)現(xiàn)自己被捕”，斯奈德作如此描述的時候，并未引用任何的證據。這些都是很嚴重的指控。假設這些話被用來指控美國政府，我們會要求證據。也許，斯奈德靠的只是他的讀者的條件反射和下意識的反斯大林主義，來令他們無視證據的缺失?

　　“醫(yī)生的陰謀”

　　在這一章中，斯奈德在這件事上花費了比其他方面更多的筆墨。實質上，他和之前很多次一樣完全搞錯了。很難相信斯奈德自己研究過“醫(yī)生的陰謀”這一事件。相反，很明顯他依賴極端反共產主義者和布倫特和瑙莫夫(Brent and Naumov)，以及亞諾·拉斯提格(Arno Lustiger)這些人的不合適的二手論述。但是，斯奈德，而不是他們，要為他書中的內容負責。

　　謝爾巴科夫(Shcherbakov)在堅持不服從醫(yī)生的要求參加勝利日閱兵

　　式后死亡。(363)來源(n.39 p.503)：“勝利日的閱兵式，請看布登博格

　　(Brandenberger)的‘最后的罪行’(Last Crime)，193頁。”

　　布登博格只是重復了布倫特和瑙莫夫所說的：1944年12月，謝爾巴科夫患上了心臟病，醫(yī)生建議他繼續(xù)躺在床上，他卻沒有理睬反而出去觀看勝利日閱兵式，然后第二天1945年5月10號，他就死于心臟病。但是，布登博格沒有拿出任何證據來說明謝爾巴科夫并沒有接受醫(yī)生的建議，同樣布倫特/瑙莫夫也沒有。

　　波諾馬廖夫(A.N. Ponomarev)，為謝爾巴科夫一生編寫傳記的作者，能夠獲得來自莫斯科方的檔案和謝爾巴科夫家人提供的證據。波諾馬廖夫敘述到謝爾巴科夫是在醫(yī)生的允許下才去慶祝典禮的：

　　在晚上(醫(yī)生并沒有反對)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Aleksandr Sergeevich)和他的妻子開車從鄉(xiāng)間邸宅到首都，在大街上和廣場上花費了一點時間，又和莫斯科居民一起為期待已久的勝利歡呼雀躍。

　　波諾馬廖夫非常誠實地承認他對于這件事并不確定，因為證據是在 “醫(yī)生的陰謀”調查后很多年才浮出水面的。那么，布登博格，布倫特/瑙莫夫和斯奈德又是怎么在毫無證據的條件下斷定謝爾巴科夫的醫(yī)生的確反對過呢?

　　至于日丹諾夫(Zhdanov)的事情看起來就清晰的多了，但是斯奈德再次犯了錯誤：

　　日丹諾夫也沒有理睬醫(yī)生關于休息的要求。

　　這只可能是斯奈德，或者他的材料來源所故意編制的謊言。斯奈德引用了布倫特/瑙莫夫的書，因此他必然清楚，即便是這本充滿謊言的書也會討論那個專門照料日丹諾夫的醫(yī)生是如何允許他離開他的床到處走動，而不管這個事實——任專職顧問醫(yī)師的心臟病學家莉迪亞·提莫舒克(Lidia Timashuk)博士斷定日丹諾夫最近心臟病發(fā)作過，建議他嚴格地呆在床上休息。

　　事實上，的確存在日丹諾夫的醫(yī)生虐待日丹諾夫的陰謀：否認他突發(fā)了不止一次，而且最近有過兩次的心臟病，并且一個月前可能發(fā)作過第三次;忽視心臟病學家莉迪亞·提莫舒克博士的診斷，從而允許日丹諾夫離開病床。這樣做直接的后果就是日丹諾夫的死亡。Gennady Kostyrchenko引用了維諾格拉多夫(Vinogradov)博士在1953年3月27號給貝利亞的報告：

　　雖然必須承認日丹諾夫的確患有心臟病，我自己，還有瓦西連科和葉戈

　　羅夫教授，以及馬爾羅和卡帕醫(yī)生還是否定了這一事實，這是我們的錯誤。

　　我們的診斷和治療并無惡意。

　　布倫特和瑙莫夫斷言有一份更早的檔案，檔案里面維諾格拉多夫做出了同樣的坦白：

　　1952年11月18號，維諾格拉多夫仍然否認他預謀殺死日丹諾夫：“我承認在診斷中可能會犯錯而導致嚴重的后果，甚至是(日丹諾夫的)死亡。但是在我的診斷過程中并沒有這個邪惡的計劃……我只想重復，這一罪行究其根本，究其最初的原因，是作為顧問醫(yī)師的我[本不應該犯卻]允許犯的那些醫(yī)療失誤，導致了對日丹諾夫的錯誤治療。

　　以下原文出自一份半官方的檔案集：

　　我承認是因為我的疏忽縮短了日丹諾夫的生命。在治療他的過程中，我

　　在診斷方面犯了一個錯誤，導致了非常嚴重的后果，然后導致了他的死亡。

　　但是在我的行動中，我并沒有歹意。

　　因此，1948年真的是“醫(yī)生的陰謀”致死日丹諾夫！維諾格拉多夫承認，顧問醫(yī)師們忽視了心臟病專家提莫舒克教授的發(fā)現(xiàn)和建議。唯一的問題是維諾格拉多夫和其他人這樣做，是否像維諾格拉多夫自己所聲稱的那樣，是為了“隱藏我的錯誤，以保護我自己和那些參與治療日丹諾夫的人”，還是他們就是故意殺死了日丹諾夫。

　　可以理解的是，蘇維埃調查人員不得不調查后一種可能性。警察的職業(yè)就是懷疑一切。如果當下美國的醫(yī)生做出這種坦白，他們肯定會被吊銷行醫(yī)執(zhí)照還會面臨刑事檢察和民事訴訟。

　　斯奈德也肯定知道這些，因為布倫特/瑙莫夫和Kostyrchenko都說到了它。除此之外，包括這個檔案在內的很多一手資料，多年來一直可以公開獲取。但是斯奈德卻沒有告訴他的讀者關于這個重要問題的事實。

　　1952年斯大林命令痛打這些醫(yī)生嗎？

　　1952年秋，很多蘇維埃醫(yī)生都被調查。他們之中沒有人與日丹諾夫或謝爾巴科夫有任何關系，但是在臨死之前他們都醫(yī)治過蘇維埃和國外的共產黨高官。他們之中有一位是斯大林的私人醫(yī)生，他曾建議過斯大林在1952年初就退休。在斯大林多次明確命令下，這些人都被打得很厲害……(布倫特，陰謀(Plot)，250)

　　斯奈德毫無證據地聲稱斯大林命令痛打這些醫(yī)生。布倫特和瑙莫夫也如此聲稱，可是也沒有給出證據;他們聲稱“這些醫(yī)生被‘打成肉泥’”，但是沒有給出任何引證。

　　一個有趣的謎就由此解開。2011年8月22號，“紀念協(xié)會”(Memorial Society)的官員和研究者尼基塔•彼得羅夫(Nikita Petrov)在《新報》(Novaia Gazeta)上發(fā)表了一封信，這封信據稱是蘇聯(lián)內務部副部長謝爾蓋·A·戈戈利芩(Sergei A. Goglidze)給貝利亞的一封信，標注日期是1953年3月26號。《新報》是一份意識形態(tài)上反共的報紙，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和一個俄羅斯億萬富翁共同擁有這份報紙，而“紀念協(xié)會”則是一個帶有強烈反共產主義色彩的研究機構。就其歷史客觀性而言，《新報》和“紀念協(xié)會”都沒有一點聲望可言。在這封信中，戈戈利芩據說聲稱，斯大林本人命令他要以“致命的打擊”來痛打嫌犯。

　　這份文件是真的嗎?彼得羅夫聲稱他在“20世紀90年代”發(fā)現(xiàn)了它，但是卻沒有解釋他為什么直到2011年才將它公諸于眾。1991年出版的“紀念協(xié)會”贊助的《拉夫連季·貝利亞》(Lavrentii Beria)第一部分中并沒有提及這封信，而在《拉夫連季·貝利亞》第一部分的檔案5和檔案6則直接涉及到“醫(yī)生的陰謀”(Doctors Plot)。在2012年出版的1085頁與貝利亞有關的檔案中也沒有提到這封信。彼得羅夫在2008年10月16號的《新報》中發(fā)表的一篇更早的文章引述了它，但是在那個時候他并沒有發(fā)表這封信。他卻發(fā)表了一份經常被重印的于1939年1月10日拍發(fā)的所謂“酷刑電報”，再加上1952年11月15號Semion Ignat’ve給斯大林的一份手寫書信的傳真件，而這封信中卻沒有提到要毆打醫(yī)生的事情。

　　所有這些都質疑著這封信的真實性。即使它是真的，那么更進一步的疑點是：戈戈利芩所說的是真的嗎?事實是：他不可能這么說。反斯大林主義者有各種理由偽造這些檔案來丑化斯大林，為此他們已經付出了行動。戈戈利芩，如果他確實寫了這封信，他會有各種理由將已經下獄的醫(yī)生誤診的責任推給已經去世的斯大林，因為這樣做有利于他逃避懲罰。(戈戈利芩是1953年12月蘇聯(lián)國家安全部六個因與拉夫連季·貝利亞有關系的被槍殺的軍官中的一員)

　　歷史學家的名言是：孤證不足為憑(“Testis unus-testis nullus”)(一位證人等于沒有證人)在這里同樣適用。一個“證人”不足以支撐一個事實。對來源的批判(Source criticism)，是每一個負責任的歷史學家的責任;對來源的批判在此也是非常必要的。再次，斯奈德并沒有給我們任何對來源的批判

　　斯奈德同樣沒能告知他的讀者斯大林女兒的回憶錄中的這一段落：

　　去年冬天，“克里姆林宮醫(yī)生案”還在進行中。我父親的管家在不久前

　　告訴我，父親對事件的發(fā)生感到極其痛心。在晚餐的時候，她也聽過關于這

　　件事的討論。像往常一樣，她坐在桌前，這時，突然間父親說，他不相信醫(yī)

　　生在說謊，畢竟唯一證明他們有罪的證據只是提莫舒克醫(yī)生的

　　“報告”。

　　斯奈德在別處一直引用斯維特拉娜·阿利盧耶娃回憶錄里面的內容，但是在這里為什么沒有?很明顯，因為這個引用會導致人們對于“醫(yī)生陰謀事件”中斯大林的罪行產生懷疑。布倫特和瑙莫夫也都沒有引用這個段落，毫無疑問是出于同一個原因。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斯奈德引用斯維特拉娜·阿利盧耶娃的書的內容

　　——只有當它們帶有反斯大林傾向的時候。當它們沒有這種傾向，或者正如我在這里寫的東西那樣，當它們質疑反共產主義的故事時，斯奈德就有意忽略了它們。

　　結論

　　今天每位聽眾都將注意到，經常受到北約組織支持的美帝國主義在近些年變得越來越具有侵略性。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政權越具有壓迫性、剝削性和殘暴性，他們就會越頻繁的攻擊共產主義運動，比如俄國革命和蘇聯(lián)及其主要領導人如約瑟夫·斯大林。同樣對1949年的中國革命和毛澤東的攻擊也與日俱增。

　　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勢力的侵略性不斷增長，這無疑跟日益暴烈的、針對20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謊言有直接的聯(lián)系，也與學術界和各個政府與媒體大肆宣揚這種謊言有密切的關系。

　　當代學生培養(yǎng)自己反駁關于共產主義的謊言的能力，培養(yǎng)自己發(fā)現(xiàn)共產主義運動具有的真正優(yōu)點和缺點、勝利與錯誤的能力，這是很重要的。為了做到這些，我們需要獲得某些技能——比如，學習外語。

　　最重要的是要擁有探尋真理的決心，這樣，我們以及我們的下一代才能在20世紀這些偉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學到東西，并且運用我們所學的東西，來推動人類在本世紀向著世界共產主義前進。

　　謝謝大家的聆聽。我期待你們的提問，尤其期待你們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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