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當加沙沖突再一次爆發時，特拉維夫大學的施羅默·桑德(ShlomoSand)教授正在法國撰寫一本書：《虛構以色列》。這本書是他的“虛構三部曲”的第三部，第一部《虛構的猶太民族》和第二部《虛構世俗猶太人》(希伯來語原書名為《我為什么不再是猶太人?》)業已為他贏得了在學術界和公共輿論中的聲譽，《虛構的猶太民族》則已有了大陸中譯本。對他持有敵意的人，聲稱“虛構三部曲”完全可以改名為“反以色列三部曲”，而最極端者干脆稱之為“反猶三部曲”。

　　納粹大屠殺之后，反猶主義早已聲名狼藉，現在情況則有一些反轉，很多人認為以色列和猶太人常常拿反猶說事，“炒賣”自己的苦難，甚至以政治正確“要挾”世界。這兩種傾向都與桑德教授撰述的主要動機無關。一個中立的讀者絕不會在讀后認為，這個自兩歲起就在以色列生活至今的猶太學者是個“反猶”的人，他說猶太民族是“虛構”的，但從未暗示它是“劣等”的;同樣，那些厭煩以色列式“苦難敘事”的人，也不可能認為桑德說出了自己如鯁在喉的話。

　　桑德的勇氣表現在他的著作直接激起了以色列當政者及其支持者的憤怒。他們并不是惡人，但他們都是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或至少捍衛猶太復國主義所做的主要歷史闡釋，即認為猶太人是一個有至少3000年歷史的“民族”，以巴勒斯坦地區為故土，自公元70年后流亡，到20世紀才合法地重新收回這片土地。桑德指出，以色列的現行民族政策和對外政策，乃至以色列建國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這些虛構和想象之上的;它們的問世或許出于現實需要，但桑德堅持認為，是時候用學術的方式揭破它們了，因為正如他在《虛構的猶太民族》中所指出的，民主的以色列，猶太人的以色列，在中東阿拉伯國家的包圍圈里驕傲地存在的以色列，已經到了一個危險的邊緣。如果揭破謊言要讓以色列付出道義和領土上的代價，那也是它必須承擔的痛苦。

　　8月初的一天，我在桑德教授位于特拉維夫的公寓里與他進行了一次兩個多小時的談話。66歲的桑德有很重的法語口音，形容粗壯，總是眉頭緊鎖，一說起那些流傳的謬種，他揮動的雙手就把身上濃烈的體味趕得絲毫不剩。他講述了自己怎樣從一個激進的共產黨人轉化為“社會主義自由派”，怎樣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之后越來越憂怒于國家的現狀，怎樣同情沒有以色列國籍的巴勒斯坦公民。“我沒有任何顛覆以色列的意圖，我是希望以色列能夠包容那些目前被它排斥在外的公民，不再強調‘猶太國’的狹隘概念。”

　　三年前《虛構的猶太民族》英文版出版后，桑德得到的禮物里有很多是激賞的反饋，也有夾著子彈殼、火藥粉的恐嚇信。樓底的鐵皮信箱，除了桑德家的那個用英文標著“Sand”外，其他都標著主人的希伯來姓氏。我開玩笑地問：“這是不是方便有更多的人找你算賬?”

　　B=《外灘畫報》S=施羅默·桑德(ShlomoSand)

　　B：你不承認自己是猶太人，我們這些跟猶太人無關的中國人則會問：承認不承認，有這么要緊嗎?

　　S：如果你了解以色列的現狀，就會知道我為什么要做這種堅持了。以色列現在的主流意識形態是猶太復國主義，這種思想從其誕生時(19、20世紀之交)起就打著“建立一個猶太國”的旗幟，到1948年以色列建國后一直如此。1967年“六日戰爭”后，以色列占領了西奈半島、加沙、約旦河西岸以及戈蘭高地(后來退回了西奈，加沙和西岸至今仍是爭議領土)，越來越多的本屬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被以色列拿去，對這一目標的強化與日俱增。

　　B：你認為這是一種殖民?

　　S：絕對是殖民。但是猶太復國主義者否認，他們說我們這是“回到祖先的土地上”。我做的研究和論證就是要證明這是個謊言。我偶然地出生在奧地利林茨的一個難民營里，我父母都是波蘭猶太人，當然了，很窮。不久我們家搬去了慕尼黑附近，我那時太小，完全沒有記憶，在德國待了兩年后，全家都移居到以色列，就住在雅法，離這兒不遠。我父母都是共產黨人，他們不是因為支持猶太復國主義而到以色列的，他們僅僅是認可以色列的存在。

　　B：當時的以色列剛剛結束獨立戰爭吧?

　　S：我從不把1948年的戰爭叫做“獨立戰爭”，“獨立”這個詞在這里被扭曲了。18世紀美國的戰爭才叫“獨立”，那是脫離英國自立國家。可是在1948年戰爭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才是原住民，他們是在自衛。他們打敗了，但是他們不能接受來自猶太人的殖民，這一點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我生活在一種新的、以色列的文化里。我在雅法長大，我家的第一、第二棟住宅都是阿拉伯難民逃走后留下的房子。后來我服兵役，參與了1967年和1973年兩場戰爭，1967年前我在前線，長期駐扎在北方一個名叫“雅克哈納”的基布茲里。基布茲是全世界最平等的共同體之一，或許跟60年代的中國公社有點相似?但是，不要忘了，即使它帶有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性質，基布茲首先也是殖民的工具。雅克哈納從未接納過阿拉伯人作為它的成員。

　　B：但是基布茲的人會告訴你，他們在土地上做到了之前阿拉伯人1000多年來從未做到的事，創造出了巨大的農業成就。

　　S：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即使在中國，50年代之前，耕種技術都是非常不發達的。三四十年代，巴勒斯坦的原住民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和同期中國的農民沒有多少差異。新技術是從西方傳過來的，在這之前，農民都是用手、用牲畜來種地的。強調猶太人改變土地這一事實能否為殖民化正名?你想一想三四十年代中國農民農業技術同樣落后，他們就可以被殖民了嗎?就在現在，我們所住的這幢房子所在的區，在特拉維夫出現之前，曾經就是一個地中海東岸最富裕的村子，名叫“夏赫蒙”。我住在這塊土地上的房子里，我的大學也在這里，這些建筑都是為移民到這里的猶太人造的，資金來自美國猶太人、英國猶太人，二戰之后還有德國的賠款，等等;住進這些房子、用這些地的人都沒有付過錢。我不知道你的猶太朋友怎么解釋這種行為。原住民原始的農業技術，不能證明我們就有權占用這些地。當然，有一點非常重要：猶太復國主義完成了一種“思想革命”。你知道，在基督教歐洲，猶太人被禁止從事農耕，以免他們擁有土地。而到了巴勒斯坦后，猶太人都去種地了。

　　B：但是，我去過基布茲的歷史博物館和紀念館，那里的介紹，以及基布茲的人，都會告訴你說我們的土地是從阿拉伯原住民手里買來的，是合法所得。

　　S：我們募集來的資金大大縮短了我們成為發達國家的時間，不需要像當年的蘇聯人和中國人那樣，以強制手段積累國家財富。但是我有數據，到1948年為止，這里只有10%的土地是猶太復國主義者購買的，優質土地更少，只有7%。從1967年占領約旦河西岸開始到70年代，以色列一直在沒收西岸的土地。只有最初那7%的土地是花錢買的。其他的地是怎么來的，不言而喻。而且，猶太復國主義者是和那些掌握土地權的人交易的，那些人在貝魯特，是“額芬迪”(按：意為“大人”、“先生”)，或是富農，而那些阿拉伯佃農是一無所有的。他們沒有拿到錢就被踢出了自己的地，錢被有錢人拿走了。這是一個普遍現象，過去在歐洲，土地被從封建主手里奪走交給農民，而在我們這里，土地從阿拉伯人轉入猶太復國主義者手里。這種轉移都產生了大量的社會和道德問題。我做過一個比喻，在被以色列占領的地方發生了什么?1948年，阿拉伯人好比從高樓上跳下來，摔在所有人面前，到了1967年，摔下來的人躺在大街上，過路人只是看看而已。以色列人即便真的在2000年前住在這里，現在這些人也真的是當年祖先的后代，有權回歸故土——即便我們承認這一點，那么請問，美國人是不是應該把土地還給印第安人?

　　B：那么，說這是一種殖民我可以理解，你為什么又要堅持否認自己是一個猶太人?

　　S：我這是要從根本上戳穿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命題預設。我要證明，猶太人根本不是一個民族。猶太復國主義者說，根據《舊約》記載，亞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約瑟，猶太民族就是這么代代傳下來的。可是，那是什么年代?那時這些人之間甚至還沒有一種共同的語言，沒有世俗的日常文化，并不吃同樣的東西，并不欣賞同樣的音樂——一句話，他們僅僅同信一個上帝，卻不能互相理解，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我們稱他們為“民族”?

　　B：如果共信一個宗教是不夠的，那么要組成一個民族，還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S：在某種意義上，我可以說東歐是有一個猶太民族的，他們生活在波蘭、烏克蘭、俄羅斯、立陶宛等國，都說意第緒語，可是，埃及的猶太人，摩洛哥的猶太人，也門的猶太人，他們根本不懂意第緒的語言和文化——他們是同一個民族的嗎?世界上本可能出現一個猶太民族的地方是在東歐，然而它剛剛開始形成就被希特勒摧毀了。所以，說猶太人過去就已經存在，是個現代的發明。我們拿來了“民族”一詞，把古代的意義、圣經意義以及一些現代意義給注了進去。人們說，猶太人有“猶太性”，這是在宗教意義上，而不是民族意義上說的。猶太教是一種重要的宗教，是西方文明的基礎，基督教的基礎，伊斯蘭教的基礎，是一神教的第一個形式。但是，上世紀90年代，我在特拉維夫大學的同事所做的考古發現，證明《圣經》不是一本歷史書，不只是缺少歷史證據支持，而且它包含的整個故事都是虛構的。考古學家發現，迦南并不是被以色列眾部落占據的，沒有“出埃及記”這回事，大衛和所羅門的王國也并不存在。是猶太復國主義者根據自己的需要，將一些現代意義注入到了“猶太”這個詞里。其實，他們不止發明了一個民族，還發明了另一個，就是巴勒斯坦人——通過殖民，我們“正當地”發明了一個巴勒斯坦民族。

　　B：我想關于《圣經》是不是歷史書的質疑很早就已經存在了，對于多數猶太人來說，這種質疑沒有多大意義，因為他們沒法不信，否則不是等于一輩子都活在一個假的前提下了嗎?

　　S：你一定要記住我的觀點：猶太教是存在的，作為民族的猶太人不存在。現在人們總是忽略一個史實問題，那就是：從公元前直到近代，改教是非常常見的事。公元64-70年發生了一場猶太人起義，當時他們并不是一個民族，只是一群信猶太教的人而已。起義被羅馬人鎮壓。之后基督教興起，猶太教就成了一個被壓制的宗教，原先信猶太教的人紛紛改信基督教。但是，像基督教一樣，早期猶太教的傳教士也十分積極。在公元前兩個世紀內，從馬卡比家族開始，信猶太教的人很早就在中東迫使別人信教：要么信教，實施割禮，要么就離開自己的土地。大多數人接受了割禮，從而信了教。當猶太人被羅馬人壓制下去之后，羅馬人也要傳教，但是方法改變了，不是用刀劍，而是用愛，用基督教。我打個比方，猶太教就好比是DOS系統，比較原始，很難操作，基督教就像是Windows系統，改良過了，接受、使用起來要方便得多，不用割包皮就可以信。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興起，穆斯林席卷中東直到北非，迦南這塊地方的人大多改信了伊斯蘭教。當猶太復國主義者在19-20世紀之交到達巴勒斯坦時，他們心里知道，在這里的阿拉伯原住民，正是古代“猶太人”的后裔。我的著作論證了這一點：猶太復國主義者眼里應該給“猶太民族”讓位的阿拉伯原住民，其實就是他們的祖先。這是一個致命的反諷。

　　B：這聽起來真有些不可思議。

　　S：我的書中很大一部分都在解答一個問題：為什么猶太復國主義者回到所謂“祖先的土地”上時，那里并沒有什么猶太人，相反，20世紀初，世界上絕大多數猶太人居住在東歐的俄羅斯、立陶宛、拉脫維亞、匈牙利、羅馬尼亞，而不是在摩洛哥、德國、法國、伊拉克或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全世界80%以上的猶太人住在東歐，這究竟是為什么?直到1967年，大多數歷史學家，不管他是不是猶太復國主義者，都沒有辦法解釋這一現象。這之后的考古和歷史資料實際上已經開始解開這一謎團。我運用了這些史料，證明自公元8世紀以來，猶太教在東歐以及北非乃至南印度有過幾個王國，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王國是位于里海和黑海之間的卡扎爾人王國。這樣，我就顛覆了猶太復國主義的民族敘事：猶太人根本不是在2000年前離開迦南后“流散”到20世紀，才又“回到”故土的;對大多數在20世紀早期移至巴勒斯坦墾荒的猶太殖民者而言，東歐才是他們的“故土”。

　　B：要想反駁你，最有力的做法就是證明猶太人是有共同的民族源頭和血統的。這能做到嗎?

　　S：我是歷史學家，我不討論DNA問題。我想講的是，那些口口聲聲“科學依據”的人忘了被他們自己厭惡的歷史。19世紀末20世紀初，有多少所謂的“科學人士”義正詞嚴地證明說，白種人是最優秀民族，黃種人是二等人，而黑人的人種最差?這就是所謂的“科學”，現在猶太復國主義者們也在做一模一樣的事情。我寫出這本書后，許多人出來說這是一本愚蠢的歷史書，是一個不懂科學的人寫的，但他們在害怕，害怕什么?害怕我的論證：100年前，某人說猶太人是一個民族，一個特殊的、獨一無二的民族，他就是反猶主義者;而在21世紀初，某人說猶太人不是一個獨特的民族，他就要被打成反猶主義者。

　　B：我們再說說“猶太國”概念吧。你反對這個概念，僅僅是因為國內有阿拉伯公民存在嗎?

　　S：以色列人現在說，我們不是一個共和國，而是一個猶太人的國家，或者照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說法：一個屬于猶太人的民主國家，那么對我的學生、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學生而言，這個國家是他們的嗎?你想象一下，中國人可以說，我們的國家只屬于漢人，這是一個漢人的民主國家嗎?想象一下，法國人可以說他們的國家不屬于法國人，而只屬于高盧天主教徒嗎?再想象一下，英國人可以說他們的國家沒有蘇格蘭人、威爾士人的份，只有出生于英格蘭的人才配稱為英國人嗎?美國人能說他們的國家只能給白人清教徒生活嗎?我的立場很清楚：以色列屬于所有以色列人，而非只屬于猶太人。要想挽救以色列，就要用“以色列”而不是“猶太”作為這個國家身份認同的基礎。大多數民族國家在成為國家的時候，都會想盡辦法，用各種手段來實現自己的目的，比如美國成立的時候，美國人就自稱為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的國家。現在我們來看這個定性，是不是很愚蠢?肯尼迪在1960年當選美國總統時，他是個天主教徒，這就是一個小小的革命，對于傳統“好的美國人”的概念是一個修正。從肯尼迪到奧巴馬，如今你根本不會再看到有什么人再用宗教標準來判斷誰屬于、誰不屬于這個國家了。可是我們沒有美國這么多時間。現在，有25%的以色列人被認為是“非猶太人”，這對于一個國家的存續來說太危險了!上世紀60年代，我國已經有了用“以色列”而非“猶太”來尋求認同的良性趨勢，但1967年“六日戰爭”之后，情況急轉直下。到現在，2012年，以色列比50年前更加激烈地宣稱自己是個猶太人的國家，它屬于伍迪·艾倫(他出生在一個猶太人家庭)，卻不屬于住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公民——哪怕他們能說希伯來語。但是不!伍迪·艾倫要這個國家干嗎?我們為什么不把自己身邊的那些被占領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認同為以色列人?再看另一面：猶太人真的像那些人所說的“心向以色列”?歷史事實是：當18-19世紀俄羅斯爆發了反猶騷亂時，猶太人開始被攆出他們的家鄉——但他們并沒有選擇巴勒斯坦!當英國人在1918年占領了巴勒斯坦時，多數猶太人也并沒有移民到這里。他們去了美國，去了阿根廷，只有少數人來了這里，因為這里是圣地。那么，是從什么時候起，猶太人開始大批移民巴勒斯坦的?是1924年。原因何在?美國關門了，從1924年一直到1948年，美國非常非常之強硬，執行嚴格限制移民入境的政策。猶太人沒處去了，可他們又必須趕緊跳出歐洲的火坑!于是，一些年輕人接受了猶太復國主義思想移民巴勒斯坦，人數非常少，只有歐洲總猶太人口的3%。可是，猶太復國主義者一直在塑造這個幻象，好像以色列是全世界猶太人的家。80年代，里根總統出于堅決反蘇的動機，聲稱只要是棄蘇投美的人，立刻就能得到美國國籍。這個時候，以色列政府對里根施壓，要他對猶太移民關閉大門，好讓他們都到以色列來。現在以色列大門對猶太人敞開，但是有多少人要回來，離開巴黎、紐約、北京?事實上，更多的猶太人是想出去——這叫“消極移民”。

　　B：那么現在，猶太復國主義的任務仍舊是繼續擴充以色列猶太人的人數?

　　S：不，他們現在希望別國的猶太人多掏錢，多給當地政府施壓，要他們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幫助以色列擴張領地，并且繼續幻想著全體美國猶太人都想來這里。這對以色列而言，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B：你是個學者，但是揭露了許多東西。我想在冷戰思維下，揭露一方的黑暗、陰謀，就等同于支持另一方。你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反對以色列狹隘的現行政策，我想人們很容易就給你貼上“親巴”的標簽。

　　S：沒錯，我就是個“親巴”的人，就好比如果我生在六七十年前，我一定會是一個親猶的人一樣。

　　B：在巴勒斯坦爭議領土的問題上，你一定也認為應該要建立兩個國家?

　　S：從本質上來說巴勒斯坦人是被壓迫的人，我們拿走了他們的土地并繼續在為此付錢。我可以收，我承認我們為這些土地付了錢，交易行為本身是正當的，但這不意味著支配交易行為的政策就是正義的。根本上講，我們拿了他們賴以生活的地，我們是錯的，他們是對的。

　　我覺得“一地兩國”的解決方案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絕不認為“一地兩國”是最好的結構。現在，巴勒斯坦人需要一種民族表達，即便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小，我也不會說“一地一國”可以解決問題，因為，以色列的猶太人縱然樂意接受一國，也必然不會接受自己在國中成為少數民族，哪怕這個國打著“猶太國”的名義。

　　B：現在，以巴兩方都說，我們不妥協的理由是擔心另一方會得寸進尺。

　　S：我從來不認為哈馬斯是一個好的領導者，但是，“我的”政府，以色列政府更加拙劣，更加愚頑，它似乎認為可以靠著美國的支持、精良的軍備以及核武器延續現在的占領局面。不管它有多少理由拒絕把自治權交還給巴勒斯坦人，我都認為，以色列政府應該承擔起比另一方更大的責任。除非他們能退回到1967年“六日戰爭”前的領土范圍內，否則我無法支持當權者。

　　B：你的立場我明白了。但我在想，我在以色列待了很多日子，基布茲給我的印象非常美好，我相信每個有過同樣經歷的中國人或者別國人也都會這么說。你說基布茲也是殖民的工具，但是，你作為一個有左派信仰的學者，是否也承認基布茲這種體制，至少在其大面積私有化之前，反映了一些值得保存的社會主義美德?

　　S：你要注意一個問題：當猶太復國主義者不再需要基布茲來替他們執行殖民任務的時候，他們就開始卸磨殺驢了(指的是70年代后期，新上臺的右翼政府大幅削減對基布茲的經濟支持)。我是左派，相信人可以以一種不一樣的方式生活，但是只有良好的愿望還不夠，我們也決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中做一個孤島。我認為，我們應該開始改變我們的生活和思維方式，我們不能再把自己封閉起來，以為自己可以獨善。是的，基布茲有一些重要的品質和美德，我依然看重它們。但注意，在21世紀，社會主要矛盾越來越遠離階級斗爭了。在今天，沒有一個主體能夠承擔起產出一個新的社會，一個更平等、有更多倫理和道義的社會的任務;無產階級如果缺少一個強有力的、獨立的聯盟，也是無法組織起來的。我當然希望左翼運動能有新的起色，但是，并不是左翼政黨上臺就能實現社會主義的，這太可笑了。我是個務實的人，我會投票給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但是很不幸，以色列沒有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以色列的工黨完全不是那個性質的。你必須知道，以色列的社會主義不是來自勞資雙方的沖突，而是來自一種刻意的設計。我在尋求一種新的團結，能夠在此之上形成新的文明，在這種團結中，社會主義完全不同于法國大革命期間雅各賓派的那種模式，而是起到類似基督教的作用，能夠維持住局面，成為一種平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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