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提醒我注意10月6日參考消息的文章《俄羅斯四次現代化為何都走進死路》(http://www.guancha.cn/CanKaoXiaoXi/2014_10_06_273443.shtml見附錄)，并想聽聽我的看法。這是我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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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的論調在中國早已泛濫30年。其核心論點無非是：政府主導的經濟建設不可能合理，“甚至無法實現第一輪“追趕式”現代化”，只有市場經濟，才是現代化的唯一途徑。

　　此文將彼得大帝、斯托雷平、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時代并列，無視這四個時代的巨大差異，并以概以“失敗”評價。可見論者不是本來意義上的學者，而是某個政治勢力的鼓吹手。作者之一是政客(俄國家杜馬議員)，文章發表在《俄羅斯商業咨詢日報》上，就是旁證。故不必以學者之論認真看待。

　　就上述四個時代而言，彼得大帝在西方資本主義擴張的壓力下，被動反應，其決策頗類后來滿清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那時西方有英國的自由放任主義和德國的李斯特主義之爭。維護俄羅斯利益的彼得大帝選擇了李斯特主義，把俄羅斯帶上了官僚資本主義的道路。而同時的印度，在英國殖民統治下，走上了自由放任主義的道路。結果俄羅斯一度成為西方列強之一，而印度連主權都沒有。

　　斯托雷平基于“追趕”，為扶持工農業資本勢力，用軍警手段剝奪小農(這是當時俄國人口的多數)，導致遍地干柴烈火，為十月革命制造了社會條件。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十月革命本質上是斯托雷平制造的。

　　斯大林政策有些類似于彼得大帝，依靠官僚體系推動工業化。對官僚體系的弊端，30年來論述多多，但當時的俄羅斯可有別的選擇?從世界角度看，實施憲政民主、推動市場經濟的大國可有成功的經驗?把蘇聯和印度對比，結論一目了然。

　　至于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時代，俄羅斯成了兩個超級大國之一，與美國相比科技、經濟尚落后，但從俄羅斯歷史上看，這無疑是一個“高峰”“盛世”。蘇聯的瓦解，經濟、科技落后絕非根本原因，一個后起追趕的社會，能走到這一步已經是奇跡了。想想彼得大帝時代處境類似的國家，到上世紀60-70年代，那個的處境能與蘇聯相比?

　　在資本主義工商文明中，一個巨大的國家，作為后來的“追趕者”，要實現“現代化”，最典型的案例莫過于中國、俄羅斯和印度。觀察這三國走過的道路，無論自由放任主義和李斯特主義，均未導致“現代化”的成功。相比之下，國民生存狀態最惡劣的，是走自由放任主義的印度。俄羅斯至少曾經成為了一個超級大國，中國則正在成為又一個超級大國。蘇聯的瓦解和中國今天深重的內部危機提示我們，“超級大國”之夢極可能成為噩夢。

　　回顧18世紀以來中、俄、印的歷史，資本主義工商文明給這三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三國的“趕超”之夢則遭到了列強的無情阻截。其緣由很簡單，在這樣的文明中，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必須以更廣大地區的混亂、落后、被剝奪為前提。如果中、俄、印三國也實現了“現代化”，美、歐、日又如何維持其當前奢侈的生活?所以奧巴馬公開稱中國人過上美國人的生活是災難。

　　由此，中、俄、印這樣的大國，在資本主義工商文明的框架下追逐“現代化”，只能導致災難，以這樣的“現代化”作為國家的方向，進而論證應該實行自由放任主義的市場經濟，不過是其國內資產階級的說辭，借以謀求對政權的控制，借以剝奪廣大國民。僅此而已，豈有它哉!

　　又，該文稱：“該體系的主要任務是通過預算和央行把盈利企業的收入轉給虧損企業。它忽略了俄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限制因素：我們的問題與其說集中在宏觀層面，倒不如說在微觀層面——企業和公司。國有企業的死板是俄經濟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中國近30年的實踐證明：當今的危機根源不在微觀層面，而在宏觀層面：放任資本利潤極大化，導致整個國家的資金循環失衡持續擴大，已經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

　　附錄：

　　俄羅斯四次現代化為何都走進死路

　　《俄羅斯商業咨詢日報》9月29日發表文章，題為《為何俄羅斯的任何現代化都以走進死路告終》，作者為俄國家杜馬議員瓦列里·祖博夫與后工業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弗拉季斯拉夫·伊諾澤姆采夫。

　　俄羅斯從來沒有停止過現代化：就像一個總在治病卻不見康復的人。了解俄現代化的特點對今后的改革至關重要。我們無意詳細論述，只想強調三個無法忽略的要點。

　　技術轉移無法有機發展

　　俄羅斯近300年來的四次現代化重大努力有很多不同之處(彼得大帝改革、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加速發展、斯大林的工業化和上世紀60-70年代當代經濟的形成)，但有一點是相似的：從外到內的大規模技術轉移(生產和社會)。

　　在彼得大帝改革中，這指的不僅是借鑒工業生產方法，效仿軍隊和國家機關的組織方式，還有“引進”大量管理人才。在第二次改革中，這指的是大規模進口設備和前所未有的外國資本和人才注入。在斯大林工業化中，這指的是技術流入和生產經驗的轉移。在第四次改革中，這指的是蘇聯對汽車、石油天然氣、機械制造和元器件等行業一系列進口技術和設備的極度依賴。

　　幾乎所有這些改革都是通過國內資金和國外技術經驗來實現的。這是俄羅斯現代化最重要的教訓之一：這些改革不僅是“追趕式”的，而且以技術轉移為基礎，從未轉變為有機發展。因此，這種轉移在一定程度上對歐洲是“安全”的，我們直到20世紀中葉才發現：俄羅斯和蘇聯的管理體系能讓技術適應自己的需要，卻無法發展技術。

　　未能實現高水平工業化

　　在獲得新技術后，俄羅斯首先把它們用在量的增長上，而事實上卻總是既無法增量，又無法提質。積累的資源被用來搞開發、實施超級項目和增加產量——從建設圣彼得堡到發展北方，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貝加爾-阿穆爾大鐵路和石油天然氣管道。政府希望靠這些目標來為開支正名，這側重了一種特殊邏輯。

　　一方面，增產在不需要根本創新的領域最容易實現。到1986年，盡管行政體系的所有缺點已經暴露無遺，但蘇聯仍是全球石油、天然氣、鋼鐵、化肥、甜菜、土豆產量最大的國家——高科技領域卻毫無建樹。

　　另一方面，提高經濟增速的任務總是增加于掌握新技術，甚至連垂死掙扎的蘇聯經濟也渴望“加速”，而不是改革。

　　俄羅斯-蘇聯現代化的關鍵點相同：意識到國家落后的領導人先找到改革的資金來源，引進和掌握外國先進技術，然后致力于盡可能地擴大由初級技術轉移產生的經濟。當技術過時后，新危機便不可避免地到來。同時，俄經濟在每個新周期中都是“單一”的，通過動員有限的幾種資源來完成向新發展階段的過渡：17-18世紀半數出口是木材和大麻纖維，蘇聯工業化時期面包和黃金占出口的60%，當代俄羅斯70%的出口是燃料能源產品。

　　因此，沒有一次現代化最終實現了達到同時代水平的工業化，它沒能讓俄羅斯在全球經濟中獲得平等地位。

　　“代理投資體系”方向錯誤

　　俄羅斯所有現代化都是在國家決定經濟增長目標的條件下進行的。國家也是投資的主要來源——稅收被投向所謂的重點行業。由于重點不以效率為前提，長期以來，資金被從相對成功的行業轉移到至少不明顯有效率的行業。這制造了一種政府積極行動且成果卓著的幻覺——但每一次新轉變都導致生產者減少和官僚增長，并產生大量沒有意義的資產。

　　我們將這種投資機制稱為“代理投資體系”。如今，它包括預算、國家福利基金、外貿經濟銀行、國有銀行和企業、直投基金和經濟特區的直接補貼。該體系的主要任務是通過預算和央行把盈利企業的收入轉給虧損企業。它忽略了俄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限制因素：我們的問題與其說集中在宏觀層面，倒不如說在微觀層面——企業和公司。國有企業的死板是俄經濟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小企業數量仍然維持在2009年危機后的水平，中型企業正在減少。我們相信，宏觀效率是微觀效率的總和。不管規模和方式如何，把獎金投向嚴重依賴國家投資的部門都是錯誤的。

　　須擺脫傳統蘇俄管理方式

　　結論如下：

　　第一，在全球技術更新的環境下(第二次機器革命和第三次工業革命)，閉關鎖國不符合社會的根本利益。它甚至無法實現第一輪“追趕式”現代化，更不用說使國家轉向有機增長的現代化模式。

　　第二，俄羅斯恢復傳統的“保增長”任務(從著名的“GDP翻番”到不惜一切代價確保東部鐵路運量增長40%)證明我國精英的蘇聯式思維仍然根深蒂固。

　　第三，在下層沒有市場力量的情況下試圖擴大集中投資是浪費人力物力。“代理投資體系”就像有窟窿的桶，可以拼命填充，但永遠也填不滿。不明白這一點是我國經濟政策的癥結所在。

　　俄羅斯經濟發展的成功需要擺脫傳統的蘇俄管理方式，而不是鞏固它。這首先需要最大化利用借鑒技術、管理經濟和引進發達國家人才的機會。此外，不要害怕經濟境速放緩——應當利用這個間歇期進行徹底的結構改革(既然我們已經在2008-2009年錯失了這種機會)。

　　最后，應當格外重視培育易受國家計劃推動的下層環境，而不是宏觀經濟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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