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展現出的最突出的新變化。左翼學者將二者的關系解釋為為表象-本質關系的看法并不符合實際，而且極易引起對當代資本主義矛盾認識的含混性和對資本主義未來走向的誤判。本文認為，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是在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危機以來，接連出現又接連失敗的兩個獨立的階段，這意味著在其“黃金年代”結束之后，資本主義并未建立起一種有效的資本積累體制，無論是傾向于產業資本的應對方案還是金融資本主導的金融化方案，都已經無法創造出“更好的資本主義”模式，這充分體現了當前資本主義的“晚期”特征，其替代方案只能是社會主義。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金融化;危機

　　作者：張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講師;馬慎蕭，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

　　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無疑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展現出的最突出的新變化，但二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事實上并未經過嚴格和細致的討論，從而不但未能準確說明這兩個重大事項之間的關系，而且將導致對當代資本主義矛盾認識的含混性，對資本主義未來走向的判斷也將進入誤區。因此，對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這兩個重大事項之間關系的深入研究意義重大。

　　一、新自由主義是表象，金融化是本質?

　　關于新自由主義和金融化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然而對于二者之間的關系討論卻并不充分。例如金融化研究的權威學者戈拉德·A ·愛潑斯坦雖然將新自由主義、金融化和全球化并列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變革的三大進程，但并沒有明確討論它們之間的關系。[1]

　　在西方左翼學者中，對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關系進行明確考察的主要有美國每月評論派和法國學者杜梅尼爾和萊維等。每月評論派認為，金融化或“壟斷金融資本的崛起”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結構變化的本質，而新自由主義則是這一本質的外在表象，金融化是新自由主義的主導性力量。他們堅持其“壟斷資本”的理論和方法，認為：“金融化導致壟斷資本主義步入新的混合時期，這一階段可稱為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壟斷金融資本時期”。[2]在這一總看法的指導下，每月評論派認為，新自由主義及其全球化的本質是金融化的壟斷資本及其在全球的擴張。對此，保羅·斯威齊提出： 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滯漲是資本主義金融化的原因，而金融化的實質就是“傳統經濟結構已經讓位于新的經濟結構，在新的經濟結構中，急劇膨脹的金融部門獲取了高度的獨立性，并高高凌駕于實體生產體系之上”，即“壟斷金融資本”的崛起。約翰·福斯特繼承并進一步強調了斯威齊的這一看法，他認為：金融化與滯漲存在共生關系，金融擴張成為滯漲的主要“修復手段”，而新自由主義應當被“視為壟斷金融資本的政治-政策搭檔”，為了順應金融化導致的新要求，資本主義進行了新自由主義重構，甚至“新自由主義可以視為壟斷金融資本在意識形態上的對應物”，新自由主義的泛濫“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全球化帶來的資本的新要求。” [3]

　　每月評論派對于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之間關系的看法，實際上是將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看作是現象與本質的關系，金融化即金融資本力量的相對上升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變化的實質，而新自由主義只不過是金融化在經濟政策和意識形態上的反映。

　　無獨有偶，法國學者杜梅尼爾和萊維則以階級分析的方法闡述了其與每月評論派相似的看法。按照杜梅尼爾和萊維的看法，新自由主義是旨在恢復二戰后一度削弱的金融資本霸權力量的政策方案。他們“把新自由主義看作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其目的是為了恢復上層統治階級即生產資料所有者的收入和財富”，這一上層統治階級可以“稱其為‘金融資本’即由資本所有者的上層和金融機構組成”。他們認為，雖然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階級關系模式頗為復雜，但“金融資本支配者新自由主義妥協中的其他組成部分”，因此“完全可以用霸權這一術語說明金融資本上述權力結構中的地位”。[4]之所以說是金融霸權的“恢復”，是因為在十九世紀末到20世紀20年代“大蕭條”之間的時間里，金融資本曾經實現過第一次金融霸權，其后，金融權力被削弱了，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又再一次實現了金融霸權的統治。因此，他們實際上明確地認為金融化或金融霸權的恢復是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和目的。

　　然而，上述關于金融化與新自由主義之間關系視為本質-表象關系的看法仍然需要回應以下三個重要的問題：

　　首先，如果認為金融化主導了新自由主義方案，那么，新自由主義方案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這一主導性?或者說，新自由主義方案在其全面提出時是否以恢復金融資本的統治性地位為主要目的?

　　其次，如果認為金融資本統治的恢復是新自由主義的目的，那么，金融化或金融資本地位的上升所需要的制度性條件是否是由新自由主義方案所直接創造的?

　　再次，無論是將金融化視為新自由主義的主導力量，還是將新自由主義視為恢復金融霸權的社會秩序，都不難推論金融化應先于或至少同時發生于新自由主義方案的實施。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制度變遷的歷史進程是否如此?

　　根據我們的研究，在以上三個重要問題上，上述西方左翼學者們將金融化與新自由主義之間關系視為本質-表象關系的看法都存在較為嚴重的問題，在本文的以下部分，我們將通過對新自由主義方案及金融化發生過程的考察，對上述三個問題作出更為具體的說明，從而更加準確的認識和理解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這兩個當代資本主義的重大新變化的實質和相互關系。

　　二、新自由主義方案及其本質

　　在討論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關系之前，我們有必要對“新自由主義”這一經常使用卻又不甚清晰的術語作一界定。在我們看來，左翼學者在使用“新自由主義”這一術語時，通常有兩種相互聯系卻又存在口徑上的顯著差異的含義：首先，新自由主義是指與凱恩斯主義完全不同的一套經濟-社會政策，主張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反對政府干預、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如大衛.哈維所概括的：“新自由主義首先是一種政治經濟實踐的理論，即認為通過在一個制度框架內——此制度框架的特點是穩固的個人財產權、自由市場、自由貿易——釋放個體企業的自由和技能，能夠最大程度的促進人的幸福。國家的角色是創造并維持一種適合于此類實踐的制度框架。……除此之外，在那些不存在市場的領域(土地、水、教育、醫療保健、社會安全或環境污染等領域)，如果有必要的話，國家也要著手建立市場。政府在市場(一旦建立起來)中的干預必須被控制在最小限度……”[5]其次，新自由主義還被用來代指資本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所建立起來的新的積累體制或新階段。左翼學者往往將20世紀80年代之后稱為“新自由主義時期”，而SSA學派則通常將其定義為新的社會積累體制，如維克托·D·利皮特所說：“我現在認為一種更寬泛的分期法，也就是將1980-2007年指定為新自由主義社會積累結構非常合適。”[6]同時，新自由主義也常常包括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后發國家開列的“政策指南”，以著名的“華盛頓共識”為標志。例如，阿根廷左翼學者凱茨坦率的說：“我用新自由主義這一概念，是指資本主義目前時期的情況，并描述20世紀90年代在拉丁美洲實施的一套模式。”[7]

　　顯然，上述新自由主義的兩種含義在口徑上非常不同。第一種含義的新自由主義較為確切地指稱了一組經濟社會理論及政策主張，可稱之為“狹義的”新自由主義”。而第二中含義的新自由主義則更寬泛，不僅包含了第一種含義在內，而且還包含了這一“時代”中所包含的其他與狹義的新自由主義關系不大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理論與政策。大衛.哈維很清楚“新自由主義”這一術語中所包含著的矛盾，他評論說：“正如一些論者指出，這種理論框架并不完全自洽。……新自由主義立場所產生的大量矛盾使得逐步開展的新自由主義實踐變得走樣，離貌似純粹的新自由主義學說相去甚遠。”[8]但是，哈維在他的考察中采用了廣義的新自由主義概念，因而這種矛盾被視為新自由主義時代所“自有的”而不是新自由主義與其他制度要件的沖突所派生的。因此，如果使用第二種含義即“廣義”的新自由主義口徑，那么包括金融化在內的這一時期的所有新事項都將涵蓋在新自由主義概念之中，討論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的關系就變得毫無可能。有鑒于此，在本文中，我們以“狹義”的新自由主義為標準，即將新自由主義界定為“一組經濟社會理論及政策”，即新自由主義方案。

　　雖然對新自由主義的界定不同，但左翼學者們普遍共識的是：新自由主義是對資本主義70年代“滯漲”危機的應對方案，或者，以積累的社會結構的方法描述，是在戰后資本主義積累體制崩潰后旨在重建新的積累體制的方案。因此，要獲得對新自由主義方案的準確理解，我們不妨從其源頭，即資本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的危機開始進行考察。

　　按照積累的社會結構(SSA)學派最簡潔的描述：“二戰后的資本主義社會積累結構的構建完成于20世紀40年代后期，其積極作用一直持續到 1973年。這種積累結構的特點在于，在多個國家乃至世界體系內積極的政府經濟調控、完善的福利制度、重要的勞資合作以及大企業間的合作式競爭模式(與戰前政府較少干預經濟、個體在很大程度上自主活動的特點相比，戰后的社會積累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由于政府角色顯著變化而形成的歷史性突破，戰后體制往往被稱為調控的資本主義”。[9]對二戰后資本主義社會積累結構的分析中，美國學者大衛·戈登、托馬斯·維斯科普夫以及塞繆爾·鮑爾斯的《力量、積累與危機：戰后社會積累結構的興衰史》無疑是極有代表性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作者認為：創造也資本主義“黃金年代”的戰后美國的社會積累結構有賴于四個制度性支柱，它們分別是：1、勞資關系調和，這一點是指在保證管理者對企業決策的控制權的前提下，工人可以分享資本家的繁榮，包括工人實際收入的提高、工作條件的改善以及就業保險等;2、“美國治下的和平”，這一點是指戰后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經濟制度結構和政治關系為美國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支配作用提供了保證;3、資本-民眾關系的調和，這一點是指戰后的積累體制中包含著一套政治安排，根據這種政治安排，資本接受政府在未民眾提供必需品、提高民眾社會保障方面的作用，同時，公民和政府也接受資本家追求利潤的合法性和主導性;4、資本主義競爭的現代化，這一點包括兩個部分，在國內，壟斷企業之間以非價格競爭取代了價格競爭，在國際市場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其他工業國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使得美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難以受到嚴酷的競爭威脅。這一研究，從資本-工人關系、資本-國家關系、資本-資本關系三個維度對資本主義“黃金年代”的制度基礎進行了描述。[10]因此，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陷入“危機”正是這一積累結構衰退的結果，即上述制度性支柱在20世紀70年代均難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首先，在資本-工人關系上，確保勞資協議的條件已不復存在，勞動生產率增速的下滑使工人工資的持續提高受到了限制，而較強的工會力量和凱恩斯主義充分就業政策則使得工人的工資水平難以降低，這一矛盾造成了工資和利潤之間矛盾的加劇。其次，施行凱恩斯主義所產生的較高稅率水平和政府較多的微觀管制在利潤率下降的背景下進一步惡化了投資意愿。最后，歐洲和日本重建完成，開始在國際市場甚至是美國市場對美國企業產生強烈競爭，終結了美國資本在戰后享有的低競爭局面。這意味著，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資本在資本-工人關系、資本-國家關系、資本-資本關系三個維度上出現了全面的失敗。這一失敗導致了利潤率的全面下降，從而促使了資本主義黃金年代的結束，并引發了以“滯漲”為特征的長期蕭條。

　　SSA學派對“滯漲”危機原因的理解或許并未明確20世紀70年代危機的根本原因，例如有學者基于資本主義主要矛盾的理論將“滯漲”的根本原因理解為勞資矛盾，即“工資擠壓利潤”導致了利潤率的下降，而有的學者則認為是資本間特別是不同國家資本間競爭的強化導致了利潤率的下降。但是，作為對于“滯漲”危機的應對方案，著手處理資本在上述三個維度的失敗，同時在上述三個維度展開“反擊”，從而“修復”利潤率使資本積累重新活躍起來，促使資本主義擺脫危機無疑是資本集團最現實、最全面的選項。而新自由主義則正是這樣的方案。首先，在資本-勞動關系方面，新自由主義通過打擊工會、減少福利、創造失業等手段降低了工人的實際工資。例如，新自由主義者宣稱，由于工會勢力的強大，因而勞動力市場并未“市場化”從而造成了效率損失，故應限制工會并推進勞動力市場的市場化。另外，他們宣稱長期施行的充分就業政策導致了工資缺乏彈性，而里根政府“休克療法”式的緊縮則通過創造失業的方式“重建”了產業后備軍從而限制了工資水平。結果，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從1970年代末到1995年持續下降，而在同期，勞動生產率則是持續提升的。[11]其次，在資本-國家關系方面，新自由主義通過強調私有財產和企業自由的方式，逆轉了政府在凱恩斯主義時代干預經濟的合法性，不僅使資本的權力大幅增強，而且使資本和國家間的收入分配有利于資本。例如，卡特政府采納了“貨幣主義”作為貨幣政策的理論基礎，事實上放棄了政府的貨幣政策權，里根政府利用“拉弗曲線”理論為“減稅”辯護，縮減了財政政策的空間，而一系列去管制政策，則為企業全面“松綁”。最后，在資本間關系，特別是不同國家資本間競爭關系方面，新自由主義則主張通過匯率調整的方式直接改善本國資本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例如，新自由主義者通過宣揚外匯市場的自由化和反操控，最終迫使其主要競爭對手日本和德國的貨幣升值，從而直接提高了本國資本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因此，新自由主義方案可以看作是通過全面調整資本-勞動關系、資本-國家關系以及資本間競爭關系，其目的是為了克服資本主義在1970年代所面臨的由于利潤率下降所導致的經濟的一組經濟社會政策停滯和危機，其實質是通過重建資本在社會經濟各條戰線上的統治性權力的右翼方案。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新自由主義方案所要解決的，是作為一個整體的資本集團與其他社會集團，即工人階級、羅斯福主義的國家及社會以及與其他國家資本間關系的問題。因此，在新自由主義方案中，我們并未觀察到旨在調整資本集團內部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關系的內容，而后者則是金融化的主要含義。也就是說，在新自由主義方案中，資本集團是以一個整體的面貌出現在與其他社會集團斗爭的“戰線”上的，其方案本身并不體現出金融資本的所謂“主導性”，也并不能說“新自由主義方案是以恢復金融資本的統治性地位為主要目的的”。如果非要在新自由主義方案中區分出“主導權”，那么似乎更應是產業資本而非金融資本，因為從新自由主義方案的具體內容來看，主要目的是恢復產業資本下降了的利潤率水平，無論是打擊工會、降低稅率、去管制還是通過匯率調整改善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都很容易看出這一點。

　　三、金融化是如何發生的?

　　左翼學者對于“金融化”這一概念的表述也有很多種，排除一些現象性的描述，具有代表性的表述主要有：每月評論派的福斯特將金融化定義為：“經濟活動的重心從產業部門轉向金融部門”[12];法國學者熱拉爾·杜梅尼爾和多米尼克·萊維將金融化視為“二戰后一度被削弱和壓制的金融資本的霸權力量的恢復”;[13]格萊塔·R ·克里普納則依據阿瑞吉的啟發把金融化理解為一種積累模式，在該模式中，“利潤主要是通過金融渠道而非貿易和商品生產生成”;[14]愛潑斯坦的表述則更具概括性，他將金融化界定為“金融動機、金融市場、金融參與者和金融機構在國內及國際經濟運行中的地位不斷提升”。[15]但是，這些關于“金融化”表述并不存在太大差異，容易達成的共識是：產業部門或產業資本與金融部門或金融資本有著不同的性質和運行規律，而金融化意味著，在量的方面，金融部門或金融資本獲得了更多的利潤份額，在質的方面，金融部門或金融資本占據主導性地位。

　　因此，金融化的實質可以被理解為資本內部不同資本集團關系的根本性變化，即金融資本地位相對上升，而產業資本地位則相對下降。這種資本集團關系的變化在歷史中不止一次地出現過。杜梅尼爾和萊維將19世紀末出現的金融化稱之為第一個金融霸權時期，而當前的金融化則被他們稱之為第二個金融霸權時期。在兩個時期之間，由于凱恩斯主義和其他管制政策，金融資本的力量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和削弱。那么，在當前的金融化歷程中，金融資本是如何才得以擺脫限制重新獲得統治性地位呢?換句話說，金融化進程需要哪些制度性條件的變化作為基礎呢?

　　一方面，金融化強烈依賴金融業的去管制進程。在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資本主義金融化曾帶來了巨大的危機，因此，在戰后“受調節的資本主義”積累體制中受到了一系列政策的限制，從而將金融機構的職能較為嚴格地限制在為產業資本提供服務的領域。“大蕭條”之后，美國在1930年代通過了一系列金融法案，如銀行法、證券法、證券交易法、聯邦儲備法、國民銀行法案等，其基本精神是加強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監督管理。馬丁.沃爾夫森對此進行過專門研究，他認為，這些制度雖然是“大蕭條”的產物，但卻在戰后美國的新環境下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其中關鍵的制度創新包括：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的分離、禁止向活期存款支付利息、聯邦儲備保險公司的創立以及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創立。[16]如果不能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金融機構被嚴格管制的體制，金融統治絕無可能建立起來。因此，金融化的發生需要以金融業的去管制為條件。在諸多金融業管制條件中，有兩項制度是決定性的。其一是金融業的分業經營制度，這項制度通常被認為至關重要，因為其創造了分離但穩定的金融環境，限制了商業銀行的高風險活動。因為如果商業銀行不具備直接投資的功能，其就只能充當貨幣資本與產業資本間的中介機構，難以實現金融統治;而投資銀行等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由于與商業銀行的隔離，也限制其資金規模。大衛.科茲認識到：“金融部門的地位變化并不僅僅限于交易額和利潤額的增長。在這個時代，金融機構尤其是金融巨頭突破了其作為非金融資本積累的服務者的角色，而力圖通過金融活動去追逐自己的利潤”。[17]其二是對證券市場較為嚴格的監管制度。嚴格的監管不僅會大大限制證券市場投機炒作的程度，抑制金融泡沫的產生，同時也將限制證券市場融資功能，降低證券市場對資金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金融化強烈依賴較為寬松的貨幣環境。金融化不是通常意義上融資成本的提高，其突出特征是非銀行金融業務的膨脹以及由此帶來的金融風險和金融泡沫。例如，大衛·科茲指出：“新的金融工具的創新和銷售，基本取代了過去金融部門與非金融部門之間的長期借貸關系，而這種關系曾在調控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積累結構中居于主導地位。”約翰·福斯特也認為：“金融化可被視為超越特定金融泡沫范疇的持續進程。”而非銀行金融業務的膨脹和金融泡沫的產生無疑要在一個寬松的貨幣條件下能得以實現。很多學者以利息率的高低作為判斷金融資本統治力的標志，認為高利息率一定表明金融資本能夠從經濟中汲取更多剩余，從而意味著金融資本統治力的提高。這一看法是錯誤的，其錯誤在于將資本主義經濟簡化為了存在高利貸資本和產業資本兩個集團的前資本主義經濟。根據馬克思的生息資本理論，資本主義生產與流通過程是以貨幣、信用和金融為基礎的，為了預防價格波動、保證資本周轉順利進行、貯藏折舊基金和積累利潤等原因，停滯(閑置)資本有規律地產生于總社會資本的再生產之中，由信用體系集中并轉變成生息資本，構成金融資本的組成部分。因此，生息資本主要來自于資本循環中的資本停滯，而非經濟中的純粹貨幣資本家;利息收入分散于整個資本集團內，而并不是一部分貨幣資本家獨享的專利;利息率的變化主要反映了資本循環過程中貨幣的供求關系，而不是產業資本與貨幣資本之間的力量對比。相反，金融化和金融資本統治通常在低利率的條件下才得以實現。因為在緊縮的貨幣條件下，較高的利率將使得資金主要流向商業銀行以存款形式存在，從而有利于商業銀行。而貨幣寬松，利率下降，才可能帶來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工具價格的上漲，從而促進非銀行金融業務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膨脹，并進一步刺激金融投機活動，引發金融風險和金融泡沫。因此，金融化與金融泡沫是共生的。

　　對于金融化而言，上述兩放面的制度性條件是缺一不可的，如果僅有金融業的去管制而無寬松貨幣條件的配合，金融化或金融擴張則難以大規模發生，而如果僅有貨幣條件而保持金融業持續的嚴格管制，那也只會是“受調節資本主義”積累模式下的貨幣政策，可能導致通貨膨脹，但卻不會引發金融化或金融擴張。

　　那么，在當前的金融化的歷程中，上述兩方面的制度性條件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形成是否是新自由主義方案的既有內容或直接后果呢?

　　首先，美國金融業的去管制化進程主要發生在1990年代而不是1980年代。在分業經營的去管制方面，1933年美國《格拉斯—斯蒂格爾法》頒布和實施后，美國一直實行金融機構分業經營制度，嚴格限制商業銀行投資證券市場，這一管制一直到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頒布才得以解除。此前雖然已對商業銀行持有證券的比例有所放寬，但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間的混業經營和大規模合并事實上仍被嚴格限制。分業經營管制的取消，極大刺激了大型商業銀行和大投行的合并，促使美國金融業進一步高度壟斷。“1995年，六家最大的銀行控股公司( 摩根大通、美國銀行、花旗集團、富國銀行、高盛投資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 擁有的資產相當于美國GDP的17%，到2006年底，上升為55%，2010年(第三季度)則到了64%。……就在1990年，美國最大的10家金融機構只持有全部金融資產的10%; 今天它們擁有的是50%。”[18] 證券市場的去管制的發生早于混業經營，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頒布了大量的證券業法案旨在推動其證券市場的自由化程度，而在1996年頒布的《全國性證券市場促進法》大幅取消和放松了此前對證券業的諸多監管政策。納斯達克作為一個監管條件較弱、高度自由化的市場，正是在這段時間以后經歷了快速的發展，1990年納斯達克市值僅為3108億美元，而同期紐交所(NYSE)市值為2.69萬億美元，是納斯達克的8.7倍;而到了1999年，納斯達克市值上升至5.2萬億美元，躍升為全球第二大證券市場，同期紐交所市值為11.4億美元，二者的差距大幅縮小。 因此，從時間上看，美國金融業大規模去管制的時間事實上較晚，至少到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而新自由主義方案的去管制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主要針對的是公路、鐵路、民航等自然壟斷及公共服務行業，后來又逐步擴展到其他壟斷行業，1982年的《合并指南》的出臺被普遍認可為美國放松壟斷行業管制的代表性事件。可以看出，新自由主義方案中的去管制改革不僅在時間上大大早于金融業的去管制進程，而且其內容也與金融業的去管制沒有直接的聯系。如果非要在二者間建立某種聯系的話，也只能說，新自由主義方案所開啟的自由化思潮，為金融業的去管制準備了社會輿論的氛圍。當人們習慣了產業領域的自由化和去管制，將其移植在金融部門時，遇到的社會阻力會小得多。從這個意義上講，科茲關于“金融化是新自由主義重構的產物”的這一判斷似乎有其正確性，但是，這種聯系，畢竟太過間接了。

　　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學者將美國在1980年頒布的《放松管制和貨幣管理法》和1982年頒布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機構法》看作是美國金融業放松管制的標志，從而將金融業去管制引起的金融化與新自由主義方案聯系在一起。但是，這兩項法案的目的是實現利率市場化，其主要內容是解除對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而基本不涉及金融機構分業經營制度的調整。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利率市場化并不是金融化的必備要件，相反，美國1980年代初期的利率市場化帶來利率大幅上漲并不利于金融化進程。

　　其次，金融化所需的貨幣環境在1980年代后期實行“反貨幣主義”政策時才得以具備，而并非1970年代末實行新自由主義的“貨幣主義”所創造的。新自由主義對于貨幣政策的代表性主張由弗里德曼倡導的“貨幣主義”所提出，認為最優的貨幣政策是按單一的規則控制貨幣供給量。這一“單一規則”被美國貨幣當局所采納，1979年，時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克爾大幅度調整了美國的貨幣政策，凱恩斯主義的以充分就業為目標的相機決策政策被全面放棄，取而代之的則是貨幣政策的全面緊縮。這次被稱為“沃克爾震動”的貨幣政策轉向，被認為是美國全面采納新自由主義方案的開端。1979-1982年間，美聯儲實行了極為嚴厲的貨幣緊縮政策，加之美國當時推行的利率市場化改革，致使利率飆升。在這樣的貨幣環境下，金融化顯然并無空間。1982年之后，強勢美元引起的資本回流和連續降息所帶來的資本市場繁榮事實上也并未推動大規模的金融擴張。根據布倫納的測算，美國商業銀行的權益資本和資產收益率在1980年代不僅大大低于1990年以后的水平，甚至下降到戰后時期的最低水平，甚至在1987年經歷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大的一波銀行倒閉浪潮。[19]這一狀況，不僅說明1980年代美國并未出現顯著的金融擴張，而且也宣告了美國貨幣緊縮政策的結束。

　　在1987年之后，美聯儲實際上采取了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美國貨幣環境出現了重大變化。1980年至1987年間，美國十年期國債利率均值為0.112、聯邦基金利率為0.104;1987年之后，美國十年期國債長期利率與聯邦基金短期利率均持續降低，截至1993年分別下降為0.059、0.0302(見圖1)。而在1993年，格林斯潘放棄了“單一規則”，轉而采用“泰勒規則”，以“聯邦基金利率”而不再以貨幣供應量為目標制定貨幣政策。此后，美國事實上具備了較為寬松的貨幣環境，特別是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后，美國的貨幣環境變得更為寬松，1993年至2008年間，美國十年期國債利率均值下降為0.0528、聯邦基金利率均值僅為0.0394。(百分數吧?)

　　正是在這樣的貨幣環境中，受到低利率的刺激，金融化速度加快，資產價格膨脹，投機炒作盛行，金融泡沫開始出現。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后，金融業監管條件的進一步放松，資產證券化、CDOs(債務抵押債券)和CDSs(信用違約掉期)等各種金融衍生工具的濫用催生了房地產泡沫，并最終引發了2008年大規模的次貸危機的爆發。從198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金融部門的產值持續快速增長，其產值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在2006 年達到8.3%，較1987年和1993年分別增長了1.93%和1.51%(見圖2);同時，美國經濟中利潤來源越來越依賴于金融部門：1987年，美國金融部門利潤占其經濟總利潤的比重僅為18.7%，而2001年，這一比重就上升為44.6%;1980年代，美國金融部門利潤占其經濟總利潤比重的均值為17.22%，1990年代上升到25.88%，2000年至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則達到35.94%(見圖3)。上述過程說明，金融化所必須的貨幣環境，并不是新自由主義方案所造就的，新自由主義方案所倡導的“貨幣主義”強烈要求緊縮的貨幣政策，在此貨幣條件下，金融化是難以推進的。恰恰相反，從1987年后，特別是1993年美聯儲明確放棄新自由主義的“單一規則”而轉向“泰勒規則”的之后，貨幣環境的全面寬松才為金融化創造了條件。

　　四、新自由主義的失敗與金融化的發生

　　在對新自由主義和金融化的概念、內容和實質作出細致分析之后，我們已經可以對二者之間的關系作出清晰的判斷和總結。

　　首先，如果認為金融化主導了新自由主義方案，那就意味著新自由主義方案主要要解決的問題將是對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關系的調整，從而使金融資本成為資本內部占據統治性地位的集團。然而，我們看到，新自由主義方案是對資本主義在1970年代由利潤率下降所導致的停滯和危機的回應，其實質是通過重建資本在資本-勞動關系、資本-國家關系以及資本間競爭關系上的統治性權力的一組經濟社會政策。在新自由主義方案中，資本集團是以一個整體的面貌出現在與其他社會集團斗爭的“戰線”上的，我們不僅并未發現其中旨在提高金融資本相對地位的內容，而且甚至其內容主要是響應產業資本的訴求。因此，新自由主義方案本身沒有體現出金融資本的所謂“主導性”，更難以得到“新自由主義方案是以恢復金融資本的統治性地位為主要目的”的結論。

　　其次，當前金融化的發生或金融統治地位的恢復是其擺脫了自“大蕭條”和“二戰”以來對金融資本嚴格限制的結果。金融業的去管制和寬松的貨幣環境作為金融化過程的制度要件，并非是由新自由主義方案所直接實現的。一方面，新自由主義方案中的去管制改革不僅在時間上大大早于金融業的去管制進程，而且其內容也與金融業的去管制沒有必然的聯系。另一方面，1970年代末實行新自由主義的“貨幣主義”并沒有為金融化提供其所需的貨幣環境，相反，金融化的貨幣環境是在1980年代后期放棄新自由主義的貨幣原則，轉而實行“反貨幣主義”政策時才得以具備的。因此，金融化或金融資本地位上升所需要的制度性條件并非是由新自由主義方案所直接創造的，因而將金融資本統治的恢復看作是新自由主義的目的顯然是缺乏依據的。

　　再次，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制度變遷的歷史進程來看，新自由主義方案在里根政府時期就已經被全面采納并付諸實踐，其高潮出現在1980年代初期，而這時金融化尚不見端倪。一方面，金融化的制度要件在1980年代末甚至1990年代才得以逐步確立，另一方面，金融部門利潤占比被認為是描述金融化進程的最重要指標，而這一指標直到1990年代才出現大幅度的提高，這說明當年金融化的高潮出現在1990年代以后。因此，金融化的發生大大晚于新自由主義方案的實施，這使得無論是將金融化視為新自由主義的主導力量，還是將新自由主義視為恢復金融霸權的社會秩序都難以獲得真實歷史過程的支持。

　　因此，無論是像每月評論派那樣將金融化視為“新自由主義的主導力量”，還是像杜梅尼爾等人那樣將新自由主義視為“恢復金融霸權的社會秩序”，這種將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之間關系解釋為為表象-本質關系的看法并不符合實際。每月評論派雖然敏銳地發現“金融部門和實體經濟之間的反向變動關系是理解世界經濟新趨勢的關鍵”[23]，但卻忽視了這種反向變動關系的運行機制。在他們的描述中，金融化仿佛是蕭條自然而然的后果，對“規律”的機械運用代替了具體的研究。而杜梅尼爾等雖然善于構建宏大的理論框架，但卻對細節缺乏重視。比如，他們對“金融資本”的定義不僅包含了傳統意義上的金融資本，還包含了“資本所有者的上層”即“大資本”。對此，大衛·科茲批評到：“如果 ‘金融’被定義得如此寬泛，以至于它將所有大資本都包括在內，那么，所謂新自由主義代表金融的勝利和利益的觀點就沒有解釋的價值了。自從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以來，大資本一直都是統治聯盟的組成部分。”[24]另外，克里斯.哈曼也指出，杜梅尼爾和萊維認為“高利率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持續存在”的看法顯然有悖基本的經驗事實。[25]

　　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的關系不是表象與本質的關系，金融化也并未主導新自由主義方案。二者的關系應當是資本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危機以來接連出現又接連失敗的兩個階段。從時間順序上看，新自由主義方案始于1970年代末期，其主要的主張和政策都在1980年代早期以“里根經濟學”的方式推出。在這一方案旨在通過分配性的手段恢復利潤率從而促進積累，而并不直接包含金融化所需的制度性條件。但是，新自由主義方案自身矛盾重重，不僅難以實現其既定目標，反而造成了美國經濟的進一步惡化。一方面，擠壓工資的階級重建方案雖然提高了利潤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額，但其迅速降低了工人階級的消費需求，從而摧毀了資本積累的國內條件;另一方面，貨幣主義緊縮導致的利率高漲不僅極大提高了企業的融資成本，限制了投資，而且使得美元幣值上升進一步惡化了美國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布倫納指看到，“在1981-1982年，美國制造業利潤率下降到它在戰后的最低點，甚至到1986年，它比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水平還低20%。……在1982年，企業倒閉率達到自20世紀39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同時，“美國經常項目平衡在戰后第一次出現了嚴重的赤字，……，它在1982年時還有270億美元的盈余，而到1987年就出現了1240億美元的赤字”。[26]因此，從效果上看，新自由主義方案一經采用，就立即遭到了失敗，到198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義方案中的一些核心內容已經或被放棄、或被修改。例如，貨幣主義的緊縮政策在1980年中期就已經逆轉，從1984年開始，美國多次下調其利率水平，其長期利率水平從1984年8.7%的高點下降到1990年的4.65%，格林斯潘繼任美聯儲主席后，執行了更為寬松的貨幣政策，甚至于1993年明確宣布放棄“單一規則”，并在1990年代后半期長期執行了被稱為“證券市場或者資產價格的凱恩斯主義”。而克林頓政府不僅提高了稅率，而且在公共投資方面也更加主動。克林頓在國情咨文中不僅鮮明批評“里根經濟學”所造成的高赤字、高利率及高匯率 、高貿易逆差等惡果，而且還明確提出在必要時利用赤字刺激經濟和重視“充分就業目標”的凱恩斯主義原則。[27]而這一時期的“新自由主義”事實上已經成為了美國在全球推行經濟霸權的說辭。布倫納觀察到：“里根政府在早些時候并沒有直接的迎合金融界的需要。”然而，“當支撐制造業發展的努力以明顯的、令人遺憾的失敗而告終時……他們決定放松金融管制。”[28]其后，在不斷寬松的貨幣環境中，金融部門在1980年代末迎來了起飛，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后，金融化進程在新世紀初期進入了高潮并最終引發了全球性的金融-經濟危機。因此，在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認為新自由主義和金融化之間存在著某種因果性的聯系，更準確地說，是新自由主義的失敗構成了金融化進程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將美國在九十年代中期所經歷的所謂“新經濟”看作是新自由主義方案的重要成就，雖然對于“新經濟”重要性的各式吹捧很快被泡沫破裂后的反思所取代。事實上，美國在九十年代中期經濟景氣的原因，在國際層面，則主要有賴于1980年代后期美元與其他主要貨幣匯率關系調整所導致的美國制造業的競爭力提升，而在美國國內，主要是受到格林斯潘長期執行的持續的低利率政策刺激的結果，而這些與1980年代早期的新自由主義方案實無聯系。因此，在1995年由于“反廣場協定”造成美元再次升值，美國制造業的利潤率恢復就到達了其頂點，其后的繁榮則主要是受格林斯潘的“證券市場或者資產價格的凱恩斯主義”推動的，表現為證券市場擴張的“非理性繁榮”，當然，這種繁榮在2000年迅速以泡沫破裂的方式宣告了“新經濟”的扭曲性和暫時性。

　　五、金融化批判，新自由主義批判，抑或資本主義批判?

　　金融化最終釀成了2008年資本主義巨大的金融-經濟危機。由于并未對新自由主義方案和金融化之間的關系作出清晰和準確的界定，因而圍繞這場危機的批判充滿了含混的性質。每月評論派以及杜梅尼爾等人以“現象和本質的兩分法”來理解新自由主義和金融化之間的關系，認為金融化或者金融資本主導了新自由主義方案，而新自由主義僅僅是政策手段甚至意識形態的對應物，而正是因為金融資本的主導，這一方案才最終造成了巨大的危機。按照他們的理解，是否意味著，如果某種方案能夠把金融資本限制在一定范圍內，使其“嵌入”生產性活動而不是獨立其外，就能夠避免危機的發生?或者更為明確地說，如果產業資本能夠主導資本主義改革方案，而不是受到金融資本的統治，是否就能夠造就一種新的資本主義積累體制?

　　如果對上述兩個問題持肯定答案，那么可選的方案無外乎有兩個。一種是 “新新自由主義方案”。這種方案的支持者認為，已經試驗過的新自由主義方案是由金融資本主導的，因而造成了金融化及金融危機。如果能夠實行一種由產業資本主導的，嚴格限制金融資本力量的新自由主義方案，資本主義就能夠重回“正軌”，煥發活力。 這種方案的支持者以美國民主黨右翼為代表，奧巴馬目前所推行的“去杠桿化”和“制造業復興計劃”，正是企圖在限制金融部門力量的前提下重建新自由主義，推動美國產業資本利潤率和競爭力的恢復。他們以為這一方案有別于現有的新自由主義方案，因此決心一試。然而，我們的分析已經說明，1980年代初期的新自由主義方案并非是由金融資本所主導，其主要目的也恰恰主要是推動產業資本積累。因此，所謂“新新自由主義方案”不過是已經試驗并已宣告失敗的“舊”的新自由主義方案。這一方案在1980年代短暫的施行和迅速失敗足以說明其 “烏托邦”性質，因而當前重拾“牙慧”的方案將同樣難逃失敗。

　　另一種可選方案則是所謂“后新自由主義”，這一方案可以概括相當多西方左翼人士的看法。例如，杜梅尼爾等認為，“后新自由主義”將是類似于資本主義“黃金年代”中“管理主義妥協”的新的妥協形式。據他們所說：“凱恩斯主義或管理主義妥協是這樣一個結構：它對大部分雇傭工人實行了特別廣泛的妥協，而自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金融資本的相對權力、收入和財富再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削弱”，國家機構的政策“被確定為為實現諸如增長和充分就業這樣的特定目標，這些目標資本的利益并不一致”。[29]英國《新左翼評論》主編佩里·安德森也強調，在新自由主義的替代方案中，平等原則應成為自由社會的中心準則，在教育、勞動、居住、健康等方面，市場不可能保證所有人獲得最起碼的保障，只有通過國家的社會再分配政策，才能維護弱者的正當權益。因此，“在這一意義上，必須絕對地維護福利國家原則。”[30]從本質上看，所謂“后新自由主義”方案并未超越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窠臼，主張通過重建“嵌入式”資本主義來回應當前危機。然而，這一方案的歷史模板——資本主義“黃金年代”——早在1970年代就已經被證明難以持續，而新自由主義曾經恰恰就是這一失敗的“藥方”。如今這一方案被再次重提，不過是小資產階級鄉愁般的懷舊罷了。

　　將新自由主義和金融化之間的關系錯誤地理解為現象和本質的關系，不僅無法理解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真實的歷史進程，而且容易對資本主義的未來產生種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樂觀地估計資本主義“自我修復”的能力。因此，必須拒絕這種性質含混的批判，而需要把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的批判納入到一般的資本主義批判之中。我們已經說明，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接連出現又接連失敗的兩個相互獨立的階段，這意味著在其“黃金年代”結束之后，資本主義并未建立起一種有效的資本積累體制，無論是傾向于產業資本的應對方案還是金融資本主導的金融化方案，都已經無法創造出“更好的資本主義”模式，這充分體現了當前資本主義的“晚期”特征，其替代方案只能是社會主義。

       【注釋】

　　[1]戈拉德·A·愛潑斯坦：《金融化與世界經濟》，《國外理論動態》2007 年第7期。

　　[2]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資本主義的金融化》，《國外理論動態》2007 年第7期。

　　[3]約翰·貝拉米·福斯特：《資本主義的金融化》，《國外理論動態》2007 年第7期。

　　[4] 迪蒙·熱拉爾、萊維·多米尼克：《新自由主義與第二個金融霸權時期》，《國外理論動態》2005 年第10期。

　　[5] 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第2—3頁。

　　[6] 維克托·D·利皮特：《資本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71頁。

　　[7] 喬萬尼, 阿瑞吉：《新自由主義的性質和前途》，《國外理論動態》 2007 年第6期。

　　[8] 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12月，第25頁。

　　[9] McDonough D., Reich M. and Kotz D.,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 Gordon M., Weisskopf E., Bowles S., “Power, Accumulation, and Crisis”.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Explorations in Alternative Economic Analysis, no.226 (1996).

　　[11] 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12月，第29頁。

　　[12]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資本主義的金融化》，《國外理論動態》2007 年第7期。

　　[13] 迪蒙熱拉爾、萊維·多米尼克：《新自由主義與第二個金融霸權時期》，《國外理論動態》2005 第10期。

　　[14] 格萊塔·克里普納：《美國經濟的金融化 (上)》，《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第6期。

　　[15] 戈拉德·愛潑斯坦：《金融化與世界經濟》，《國外理論動態》2007 年第7期。

　　[16] Wolfson H., Financial crises: Understanding the postwar US experience, ME Sharpe, 1994.

　　[17] 大衛·科茨：《金融化與新自由主義》，《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1期。

　　[18]Foster B., McChesney W., “Monopoly-finance capital and the paradox of accumulation”, Monthly Review, Volume. 61, no. 05 (2009 October).

　　[19] 羅伯特·布倫納：《全球動蕩的經濟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85頁。

　　[20] 原始數據來源：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15/data.htm.

　　[21] 金融部門產值占國民收入比重見右軸坐標系;原始數據來源：http://www.bea.gov.

　　[22] 金融部門年利潤占總利潤比重為右軸坐標系;原始數據來源：http://www.bea.gov.

　　[23]約翰·貝拉米·福斯特：《資本主義的金融化》，《國外理論動態》2007 年第7期。

　　[24]大衛·科茨：《金融化與新自由主義》，《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1期。

　　[25]克里斯·哈曼：《關于新自由主義理論研究的反思(上)》，《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第9期。

　　[26]羅伯特·布倫納：《全球動蕩的經濟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79頁。

　　[27] 《1999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http://www.gpo.gov/fdsys/pkg/ERP-2009/pdf/ERP-2009.pdf

　　[28]羅伯特·布倫納：《全球動蕩的經濟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83頁。

　　[29]迪蒙·熱拉爾、萊維·多米尼克：《新自由主義與第二個金融霸權時期》，《國外理論動態》2005年第10期。

　　[30] 佩里·安德森：《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和教訓》，《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1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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