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自由主義到新社會主義

　　盧麒元

　　新自由主義(英語：Neoliberalism)是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現代復蘇形式。通常，新自由主義是指是一種政治與經濟哲學，它強調利伯維爾場機制(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作用，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對商業行為和財產權的管制。在對外政策上，新自由主義支持發達國家利用經濟、外交壓力或是軍事介入等手段來擴展國際市場，達成強制發展中國家接受自由貿易和國際性分工的目的。新自由主義支持透過國際組織與條約(如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對發展中國家施加多邊的政治壓力。新自由主義支持私有化，反對由國家直接干預。為增進公司效率，新自由主義反對最低工資、勞工集體談判權等政策。新自由主義反對社會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環境保護主義，認為這會妨礙民主制度。觀察被新自由主義征服的國家，新自由主義往往帶有濃厚的殖民主義的色彩。新自由主義通過國際資本的滲透，形成對發展中國家財政和金融的全面控制，進而強制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國際化”。“國際化”本質上是一種全球性社會分配模式，發達國家通過金融和貿易的所謂“自由化”，實現了國民福利的國家間的轉移。事實上，自由主義在經濟上的自由，就是建立在對被自由的奴役之上。歷史地看，新自由主義之下的華盛頓共識，不過是新殖民主義的一個騙局而已。

　　新自由主義在國際上興起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并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侵入中國。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思潮興盛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此思潮演進成為具體的經濟政策則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事情了。此思潮在中國先是傳播于年輕知識學人之中，中國學界喜聞樂道的莫干山會議①就是這一思潮的濫觴。其后，一部分政治人物和學者接受了這一思潮(不列舉他們的鼎鼎大名了)，開啟了中國的自由化運動，直到爆發那場政治風波。其后，以朱镕基先生②為代表的中國新自由主義者轉入較為純粹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改革。到本世紀初葉，中國第一批新自由主義者已經走上政治舞臺，他們在各個領域開始發揮決定性作用，新自由主義在中國開始具體化、系統化和神圣化了。所謂具體化和系統化，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四化”，也就是“私有化”、“市場化”、“資本化”、“國際化”。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四化”，幾乎沒有什么界限甚至底線。他們開始“四化”一切了，“四化”遠遠超越了商業范疇，對教育、學術、文化、醫療、政府、軍隊統統進行了“四化”。甚至，就連活生生的人都不能幸免，小生和花旦也一并被“四化”為高端消費品了。中國特色新自由主義的“四化”，就像是高傳染病毒滲透進了一切領域，腐敗一發而不可收拾。“四化”的口號也越來越生動了：“甩開膀子”、“殺出一條血路”等等不一而足。所謂神圣化，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宗教化。新自由主義通過“穿衣戴帽”，成為了執政者的一整套思想理論，成為了中國現行制度和政策的倫理基礎。

　　筆者曾經著文談過自由問題。中國古代沒有人使用自由一詞，那當然不是中國人不愛自由，而是因為中國人不喜歡被奴役。自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自由更是一個強者的概念。你的自由，可能意味著別人的不自由;你的絕對自由，可能意味著別人被徹底地奴役。新自由主義是有主仆邏輯的。新自由主義是一套游戲規則，規則制定者就是主人，其余被規則者就是仆人。我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將中國政府納入了國際規則中，我國政府是被規則者;我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將中國國民納入了國內規則中，中國國民是被規則者。納入國際規則的標志性事件，就是人民幣與美元聯系匯率制度③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④。客觀地說，聯系匯率和WTO有積極的一面，在犧牲一部分國民福利⑤的前提下，我國獲得了國際資本和國際市場，我國經濟獲得了快速發展。當然，利弊相生，聯系匯率和WTO也有消極的一面，我國喪失了相當程度的經濟管理主權⑥(甚至也包括一部分政治管理主權)，我國犧牲了珍貴的環境和資源，我國國民損失了巨額的國民福利。筆者反復強調，對歷史的判斷，沒有絕對是非，而在于程度的把握，所謂過猶不及。納入國際規則要有底線，超越底線性質就變了。至于，納入國內規則的部分，就是國家和集體財產的大規模私有化浪潮。需要說明的是，國內的“四化”過程，本不需要讓渡國民福利的“策略性安排”。很遺憾，在“私有化”、“市場化”、“資本化”、“國際化”過程中，我們見識了中國官、學、商、媒、兵的極度無恥。至此，新自由主義由新殖民主義，逐漸演進為新奴隸主義。中國文人并不懂得忌口，他們公然使用“混”和“流”這樣鄙俗的字眼。

　　事實上，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已經不是顯學了。從前蘇聯解體，到亞洲金融危機，全世界都開始警覺新自由主義的殖民主義特征了。到了本世紀，以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⑦為標志，西方人自己也在檢討新自由主義了。客觀地說，西方人已經開始拋棄新自由主義了，多數西方國家實現了左翼政黨執政的局面，新一輪的社會主義思潮在悄然地興起。然而，春風不度玉門關。我國的新自由主義剛剛進入壯年期，我國正處于新自由主義者完全執政期，我國變成了全世界新自由主義最后一個堅強堡壘，我國的教育、學術、傳媒嚴格地限制社會主義思潮，我國的政治家集體無意于社會主義傾向的改革。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宗教化和法制化了，黨的理論和政府制度開始新自由主義化了。“殺出一條血路”當然不僅僅是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宣誓，這已經是經典的政治檄文了。由此，新自由主義，這個具有鮮明民族主義特征的主義，在中國就變成了具有階級斗爭特色的主義了。中國的主義之爭又一次進入高潮。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經過了反復包裝，總體上被定義為“鄧小平理論”，細分為“表論”和“觀論”。作為新自由主義的對立面，中國左翼缺乏思想積累和理論準備，他們只能重新擎起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所以，當我們重新聽到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斗爭的言論就不足為奇了。顯然，直到今日，這仍然是一場完全不對等的主義之爭。中國的左翼正是在這種不對等的斗爭中逐漸崛起，他們開始做系統的思想理論準備，他們開始提出新社會主義論⑧，他們開始著手教育一代社會主義新人。并不有趣的是，最先覺悟的中國青年卻是香港青年，確實是哪里壓迫最深重哪里反抗最激烈。筆者確信，真正能夠喚醒全國青年的是新自由主義者，當他們“甩開膀子”并“殺出一條血路”的時候，他們也就為他們自己準備好了掘墓人。

　　筆者久居香港，切身觀察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本質。老實說，筆者不同意對任何主義進行極端化批判，一種主義的存在有其客觀必然性。筆者認為，不要一說新自由主義就十惡不赦，一反新自由主義就退回到三十八年前。私有化、市場化、資本化、國際化是中性的，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有益的。問題的關鍵在于主體性、適應性和創造性。所謂中庸則美，所謂過猶不及。筆者不認為，我國堅持新自由主義者全部是右翼，更不認為他們全部都是極端右翼。我曾經反復對左翼的朋友講，鄧小平先生是左翼，絕對不是什么右翼。一定要把鄧小平和鄧小平理論分開，戴一頂八路軍的帽子不一定就是八路軍，鄧小平理論還真的不是鄧小平的理論。我也反復地說，新一代的核心是具有左翼傾向的領導人。必須明白，左翼傾向未必馬上就是左翼的方針路線，左翼傾向未必立刻就是左翼的制度政策，從左翼傾向落實到社會主義路線方針，直到最終形成社會主義制度政策，需要漫長的歷史過程。必須清醒地看到，精英階層對我國文化大革命的恐懼;也必須冷靜地思考，精英階層在我國新自由主義時期所獲得的巨大利益。在我國，規模龐大的官、學、商、媒、兵集團是迷茫的，關于“老路”和“邪路”的擔心是十分具體和現實的，不解決新路的問題就無法達成全民族的基本共識。香港的學潮值得我們思考，反新自由主義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為什么到了香港就變成了港獨運動了呢?說到底，這仍然是路線迷茫的結果!香港青年反對新自由主義，更堅決地反對舊社會主義。我們是否能夠提出一條嶄新的思路呢?筆者思考這個問題超過十年了，筆者將一部分思考寫進了《新社會主義論(完整版)》。我們能否總結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新自由主義，建立一種更為客觀合理的制度模式呢?筆者認為中國人是有這種智慧的。是的，私有化下也可以相對公有，市場化下也可以計劃干預，資本化下也可以社會保障，國際化下也可以人民幣資本主導。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習近平主席強調的“最大公約”⑨，應該可以體現于制度和政策之中的。此處的“最大公約”是最大社會共識的一種表述。最大公約，當然就是人民的整體意愿，此論也就為未來人民立法留下了伏筆。同樣，我認為社會主義也是中性的。中庸則美，過猶不及。極端的社會主義已經被證明難以持續，我們為什么不進行主體性、適應性、創造性改變呢?我想，無論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如果他們活在當下的這個時代，他們一定會創立新社會主義的。我們學習馬列毛，不是擺弄語言碎片，不是表演亮相姿勢，我們是要掌握他們的真功夫，我們要用真功夫戰勝新自由主義。筆者以為，最好的批判，莫過于創新。

　　傳統的社會主義，存在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都沒有吃透資產階級法權⑩。請接受一個公理性推斷：資產階級法權的最終歸屬，決定了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質。公理推理：無產階級不直接持有資產階級法權，社會主義自然變質成為資本主義。筆者認為，傳統社會主義是國家資本主義，是國家代表人民持有資產階級法權，既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也不是人民民主專政。因為，“人民代表”的人民性會發生蛻變，就連毛澤東也無法保證“人民代表”的人民性(更不要說無產階級特性)。“人民代表”完全可以搞出資產階級立法，這已經被歷史反復證明了。人民的主體性，只能也必須體現于對“資產階級法權”的占有基礎上，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結論。就民主本意而言，實現真正的人民立法才能解決人民民主的根本問題。所以，人民立法，就是新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就此意義而言，人民立法將代替新自由主義思潮，成為全球制度進步的一種文明的標志。同時，人民立法，也在事實上成為階級斗爭的現代模式，從而避免了傳統階級斗爭的破壞性。當然，人民立法更是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的核心內容，人民民主充分表達于人民立法權，人民民主不再肢解司法權和行政權，從而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用人民立法代替人民民主專政，將是我國新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的偉大創新。在人民立法之下，實現相對地公有(多數人占有多數資產)，實現普遍地共享(高強度財政轉移支付)，實現資源最優配置(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實現制度成本最低化(將大部分政府權力交還社會)，實現對環境的保護與恢復(反對奢華腐朽的物質生活)，這才是未來國家間競爭的關鍵之所在。中國如能建設新社會主義模式，將使中國繼續獲得高速的經濟增長，中國將為世界做出偉大的示范，中國將為人類做出偉大的貢獻。

　　北京的朋友，希望筆者為四中全會寫點什么。思考良久，也只有寫下這篇文章了。又或者，有幸遇到不怕麻煩者，也可以細讀一下完整版的《新社會主義論(完整版)》。其實，路線有了，剩下的事情也就迎刃而解了。

　　① 莫干山會議。在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一個月由朱嘉明、劉佑成、黃江南、張鋼等青年經濟工作者組織召開的學術討論會。會議在杭州德清縣莫干山上召開，簡稱”莫干山會議“。莫干山會議被稱作“經濟改革思想史的開創性事件”，是青年經濟工作者“第一次集體發聲”。這次會議不僅使一批經濟學家脫穎而出，走上了中國歷史舞臺，也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了當時中央高層領導的重視。莫干山會議成員，后來成為我國政、商、學、媒各界的顯赫人物。

　　② 朱镕基先生。朱镕基，男，清華大學電機系電機制造專業畢業，大學文化，高級工程師。1949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12月參加工作。1985年至1987年任國家經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87年至1991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市委書記。1991年至1992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生產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兼國務院經濟貿易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1992年10月當選為第十四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1993年3月在全國人大第八屆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1993年6月至1995年6月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1997年9月19日在中共第十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1998年兼任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組長。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先生積極推進了中國私有化、市場化、資本化、國際化的改革，促成了人民幣與美元的聯系匯率制度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③ 人民幣與美元聯系匯率制度。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正式并軌,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并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這就是94年匯改。這次匯率改革是導致94年股市暴跌到325點原因之一。此次匯改，使得人民幣發行開始依賴于外匯儲備(主要是美元)，人民幣發行主權和管理主權出現問題。當然，人為地猛烈扭曲人民幣定價，也確實起到了吸引國際資本的目的。

　　④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2001年11月20日，世貿組織總干事邁克爾·穆爾致函世貿組織成員，宣布我國政府已于2001年11月11日接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這個議定書將于12月11日生效，我國也將于同日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毋庸置疑，加入WTO有利于中國商品的輸出，可以促進制造業的發展，從而緩解就業壓力。但是，同時我們也必須向外資開放我們的市場，允許外資控制我們的核心產業和核心資源。

　　⑤ 國民福利。國民在特定時間中享有的價值。理論上，國民應享有他們創造的全部價值。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會出現各種形式的國民福利轉移。不合理匯率價格和不合理的商品價格，都會形成大規模的國民福利轉移。其中，大規模外匯結余，是國民福利大規模轉移的經典特征。

　　⑥ 經濟管理主權。經濟管理主權是國家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財政主權和金融主權等。一般而言，經濟管理主權包括經濟管理的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國家控制經濟管理主權的程度，是國家獨立完整程度的重要標志。當然，國家被殖民或變相被殖民，往往就意味著經濟管理主權被僭越。

　　⑦ 占領華爾街。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國紐約曼哈頓，試圖占領華爾街，有人甚至帶了帳篷，揚言要長期堅持下去。他們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要把華爾街變成埃及的開羅解放廣場。示威組織者稱，他們的意圖是要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2011年10月8日，“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呈現升級趨勢，千余名示威者在首都華盛頓游行，如今已逐漸成為席卷全美的群眾性社會運動。紐約警方11月15日凌晨發起行動，對占領華爾街抗議者在祖科蒂公園搭建的營地實施強制清場。美國奧克蘭警方于10月25日向示威人群開火，事件演變為流血沖突。占領華爾街運動本質上是一場群眾自發的社會主義運動。

　　⑧ 新社會主義論。新社會主義論是一些左翼人士提出來的創新社會主義理論。盧麒元先生發表了《新社會主義論(完整版)》。他提出了“新”的三個主要方面。第一，以相對公有制代替絕對公有制(多數人占有多數資產);第二，以大規模財政轉移實現社會共享和社會公平;第三，以實現人民立法代替人民民主專政。新社會主義論不是對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簡單否定。恰恰相反，提供了新時期階級斗爭的嶄新方法，提供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嶄新模式。所以說，新社會主義論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的繼承、發展和適應。新社會主義論是對不走“老路”與“邪路”的更具體的解釋。

　　⑨ 最大公約。最大公約數，也稱最大公因子、最大公因子，指兩個或多個整數共有約數中最大的一個。a，b的最大公約數記為(a，b)，同樣的，a，b，c的最大公約數記為(a，b，c)，多個整數的最大公約數也有同樣的記號。求最大公約數有多種方法，常見的有質因子分解法、短除法、輾轉相除法、更相減損法。與最大公約數相對應的概念是最小公倍數，a，b的最小公倍數記為[a，b]。此處的“最大公約”是最大社會共識的一種表述。最大公約，當然就是人民的整體意愿，也就為人民立法留下了伏筆。

　　⑩ 資產階級法權。“資產階級法權”是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馬克思在其晚期著作《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用于描寫社會主義經濟特征的一個概念。他認為，在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中，由于實行等量交換的按勞分配原則，因此還存在著類似資本主義社會那種形式上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的屬于資產階級性質的法定權利。資產法權不會消失，問題的焦點在于人民性。其最新形式，就是人民立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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