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搞資本主義的壞蛋，還是搞社會主義的壞蛋，因為是壞蛋，就容易識別，也容易處理。雖然，主義爭議會非常大，但爭議畢竟大不過法律。主義可以留下，壞蛋拉去坐牢。
真正令人恐懼的，是搞資本主義的好蛋。好蛋，往往有漂亮的學歷、完美的履歷、不俗的能力，他們從不像壞蛋那樣低級庸俗地犯罪，他們甚至是道德的楷模和法律的衛士。那么，好蛋，為什么令人恐懼呢?因為，他們是用法律和政策來犯罪，他們的犯罪后果更為恐怖，他們的犯罪行為無法追究。易言之，用法律和政策坑爹，立法者是無罪的。舉例，用超級地租洗劫了勞動者，制訂超級地租制度的人絕無法律責任。相反，抗議超級地租的人，一不小心就會犯法，很有可能要去坐牢。最令人痛恨的是，超級地租的受益人永遠都是對的，富豪們不承擔任何法律和政策責任，他們往往被描繪為神或奇跡之類的超級生物。好蛋們，用法律，用政策，往死里打劫勞動者，這就是資本主義好蛋們留給世界的恐懼!
為什么厭倦了資本主義好蛋?因為，他們在本質上是最無恥、最自私、最下賤的壞蛋!但是，由于包裝的實在是太完美了，由于手段實在是太高明了，以致於老百姓往往把他們當成英雄，甚至于把他們當成是自己的親人。不僅僅是右翼高度贊揚他們，天真的左翼也會擁護他們。人們甚至紛紛培養自己的子女去做一只好蛋。香港老百姓就極少有人質疑港英時期的法律制度，有很多人質疑過超級地租嗎?有很多人質檢討過聯系匯率嗎?倒是，有很多人來質疑我為什么會質疑。別說港人了，大陸的朋友們會質疑港英的法律制度嗎?為什么“五十年不變”深入人心?還不是心里面高度認同了!我寫了《香港的超級地租》和《回到一九八三年》等系列文章，無一可以在大陸發表。即便是在香港發表，也是質疑者重，認同者寥寥。被小白臉騙，幾乎是青春少女的宿命。但是，共和國還是青春少女嗎?我們被騙得還不夠多嗎?被騙了，還要拼命替騙子去辯護嗎?
這一次，幫英國人背黑鍋，硬是背出一個港獨來，好蛋們感覺很過癮嗎?明明是英國人挖好的一個深深的陷阱，明明是香港社會反思港英卑鄙的法律制度，明明這種反思是在幫助中國政府落實主權，但你就是攔也攔不住那份誓死背黑鍋的癡情。看到鬧哄哄的輿論，你笑得出來嗎?有一點兒創意行嗎?總是敵對勢力，總是不明真相。揪出敵對勢力好嗎?說明真相好嗎?請將那口黑鍋放下來好嗎!是的，英國人太狡猾了，挖陷阱都能提前三十年，讓那些踩在井蓋上舞蹈“更美好”的人情何以堪?陷阱，就是用來套獵物的。你永遠也不會想到，當獵物掉進陷阱之后，自己竟然主動蓋上井蓋。為什么?丟得起錢，丟不起人啊!給人騙了三十年，還一天到晚幫人宣傳，還送了萬億鎊的大禮。比竇娥還冤!比竇娥她媽還笨!這就是中國資本主義好蛋的水平!明明是敵人邪惡，非要說成自家孩子不明真相!孩子要是知道了真相，還能留下你們這堆好蛋!
蛋，這個詞，略帶貶義。但是，比較接近真相。你絕不會稱一個好人為“好蛋”。因為，人是胎生動物，人對親人有感情。卵生動物就少了這一層，它們六親不認。好蛋們，會在乎它們的祖國嗎?好蛋們，會在乎血脈相連的同胞嗎?資本主義就有這種逆向進化的功能，好好的人竟然能被普世為“好蛋”。
還好，就算是再好的蛋，也會有破殼的那一天。孩子們別急，你們會看到毛茸茸的真相。
盧麒元：香港的超級地租
筆者按：2013年3月1日香港《信報》頭條新聞《政府取消勾地重奪供應主導權》。此文意味著香港土地制度開始發生重要轉變。巧合的是，筆者的文章也于今天《信報月刊》第432期正式刊出，標題為《香港的超級地租》。無論阻力如何巨大，香港都必須向前發展。當然，作為借鑒，也應對大陸的土地制度進行深刻反思了。
香港的“深層次的問題”不是政治問題，那些茶杯里的風波不足掛齒。香港“深層次的問題”是經濟問題，經濟問題涉及經濟管理主權，關乎香港未來的命運。事實上，香港的經濟管理主權始終是一個令人憂慮的問題，香港于1997年回歸的僅僅是政治管理主權(行政權)，經濟管理主權至今仍然無法全面回歸。香港的經濟問題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財政問題，就是本文要談的超級地租問題;另一個是金融問題，就是聯系匯率問題。筆者曾經著文《回到一九八三年》，對香港金融問題做過詳細論述，本文可以視為《回到一九八三年》的姊妹篇。一個殘酷事實是，無論中央政府亦或是香港政府，均無法在香港實施卓有成效的財政金融管理。在經濟管理主權旁落的現實中，香港經濟呈現出自由落體運動。如果不是中央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香港經濟資料會十分難看。
筆者認為，香港的經濟問題皆肇始于1983年。英國人在與中國人開啟關于香港主權問題的談判之后，對香港的經濟制度做了歷史性的改動，港英政府在香港回歸前悄然讓度了香港的經濟管理主權。事實上，在一九八三年之后，國際金融資本逐漸接收了香港的經濟管理主權，這種情況在一九九七年之后反而更加嚴重了。在國際金融資本的操縱下，香港財政金融制度日漸扭曲，香港終于形成帶有食利特征的貴族體制。一個徹底失去創業和創新潛力的香港，人才和資本大規模流失，經濟效率每況愈下。在回歸十五年之后，全世界都在審視，香港的明天真的會更美好嗎?
1983年之后，在內外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力主導下，香港逐漸形成了隱形的超級地租。
為了準確評價政府的財政狀況，筆者曾經提出廣義財政論(包括廣義稅賦論)，目的在于超越狹義財政理論的局限性。狹義財政理論的局限性，常常構成人們對財政制度和財政政策的誤判。通常，在狹義財政理論下，人們習慣于將名義稅賦理解為稅賦的全部;然而，名義稅賦和實際稅負完全是兩回事，實際稅負往往大大高于名義稅賦。筆者認為，一些處于轉型期的經濟體，由于財政制度存在的明顯的漏洞，往往造就非政府組織和個人僭越政府的財政行為，這種準財政行為通常不納入政府的正規財政管理范疇，但卻成為具有強制性特征的準政府行為。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的準財政行為，往往可以造成對弱勢群體極為殘酷的剝削和掠奪，形成經濟結構的極度扭曲。簡單一點兒說，就是地產商可以被賦予稅務局的職能，通過準稅賦的方式攫取財富。香港人可能難于理解，香港存在“第二稅務局”。正是這個“第二稅務局”制造了一批世界頂級富豪，香港的頂級富豪竟然清一色的是地產商。筆者所言廣義財政論，可以厘清這部分非政府的財政行為，可以揭示經濟結構扭曲的深層次原因。
香港的超級地租問題就是一個經典的廣義稅賦案例。香港政府的名義稅賦非常之低，但香港居民類稅性負擔卻極為沉重。事實上，香港的社會分配三十年來被嚴重地扭曲了，香港存在令人震驚的隱形超級地租。一直以來，香港被視為一個低稅賦地區。從宏觀經濟角度觀察貌似如此，香港名義稅賦(狹義稅賦)是非常低的;但是，從微觀角度觀察(居民個人支出)，香港普通民眾的經濟負擔卻極其沉重，類稅性支出達到驚人的水平。香港政府一直未能提供各類港人個人收入中房屋性支出占比的詳細統計資料，筆者只好使用香港本地學者提供的研究數據。據2012年4月第12期《社聯政策報》馮國堅博士文章《香港私人租住房屋問題與論述》提供的數據，香港私人租住樓宇租金收入比(1990-2011)分別為：1990-1997,69.85%;1998-2003,47.50%;2004-2011,56.33%。如果，我們將私人房屋租住樓宇租金占個人收入30%視為一個合理水平;那么，超過30%的部分可以是視同為超級地租。我們使用馮國堅博士提供的資料可以得出驚人的結論：香港的超級地租幾乎是正常租金水平的一倍;接近正常稅賦的兩倍;超過名義地租數十倍。每一個香港居民額外的房屋租金支出可以視同為類稅性支出，這是一雙看不見的手收取的價內稅，它直接將香港居民的實際稅負提升了近兩倍。考慮到香港居民還要支付其他類稅性支出(各類保險和公積金支出等)，香港居民的廣義稅賦(實際稅負)已經接近世界最高水平。遠遠超過正常稅賦支出的超級地租嚴重惡化了香港居民的生活質量，也同時嚴重扭曲了香港的經濟結構，嚴重削弱了香港商品和服務的國際竟爭力。當然，正是這個超級地租成就了香港的超級地產商，使彈丸之地的香港產生了一批世界級富豪。這些食租而肥的超級富豪，用超級地租驅逐了香港的比爾蓋茨和喬布斯，使本應實現工業化升級的香港變成了一個金融泡沫。沒有公開資料證明，英資從香港金融泡沫中吸走了多少財富。筆者只是知道，撒切爾夫人的撒切爾主義是需要外來資本支撐的，正是當年香港龐大的私人資本回流英國，完成了英國歷史性的私有化進程。毋庸諱言，偽善的香港財政制度，制造了香港偽善的稅收制度;偽善的香港稅收制度，制造了惡劣的香港土地制度;惡劣的香港土地制度，制造了極度扭曲的香港超級地租。極端扭曲的香港超級地租，吞噬了港人的勞動成果，埋葬了香港年輕人的未來。如果，香港再不啟動深刻的財政改革，香港的明天將是非常暗淡的，香港可能成為另一座廢都。
一、香港超級地租的本質。
地租，是使用土地生產力的報酬，地租是指用以換取占用土地或提升土地價值所支付的費用，為地主的所得。在城市，地租是城市土地經濟的基本范疇，是城市土地價格形成的基本依據，其來源于土地使用者的利潤。地租產生的原因有土地稀缺性、收獲報酬率遞減率、土地肥沃度、位置、土地私有制度、人口無限增加等因素所產生。
超級地租，是指超越了一般地租的公允水平而獲取的地租性質收益。超級地租本質上是對土地使用權的過度收費。超級地租理論上應該是地主憑借土地資產獲取的的超額利潤。但是，在現實社會當中，由于土地擁有者和土地管理者錯位，超級地租收益往往被截流并轉移。所以，超級地租往往并不以地租形式出現(一般隱含于房價和房租之中)，超級地租往往并非被地主征收和獲得，超級地租往往成為政府和地產發展商牟利的工具。
香港的超級地租，是香港土地資源升值形成的超額利潤。理論上，在香港回歸祖國之后，香港的土地所有權歸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香港超級地租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所有。但是，鑒于《基本法》的安排，香港土地的所有權實際上由香港政府代為行駛管理權。香港政府實際上將香港超級地租讓度給了地產發展商以及土地實際占用者。
香港超級地租的本質，是香港土地資產價值高度壟斷形成的超常規收益。一般而言，香港地租應該維持一般地租的公允水平，不應通過行政和商業的高度壟斷形成超級地租模式。香港的超級地租扭曲了香港社會分配分的合理性，也損害了香港社會資源分配的效率，使人民生活質素不斷下降，也使經濟發展陷入困境。
二、香港超級地租的成因。
一般而言，形成超級地租需要兩個必要條件：
第一，土地使用權的超級壟斷。
香港的超級地租問題肇始于香港殖民地末期。在一九八三年中英談判之后，政府和地產發展商形成了默契，巧妙地控制了土地的供應量，并操縱了房地產的市場價格。于是，香港的地租性收益急劇增加，成為了土地占用者的類稅性收益。
實際上，在香港漫長的殖民地時期，香港的地租一直處于合法而合理的水平。1841年香港開埠，香港島上的土地于同一年便開始由殖民地政府出售予私人買家。除了中環花園道的圣約翰教堂的土地屬永久業權外，其他所有土地均以批租形式出售。契約條款因應出售當時的土地政策而有差異。一般的批租期為固定年期75年、99年、150年或999年，而沒有續租權利;或是可續租年期75年、99年或150年，而有權分別再續租相同的年期。土地買方(即契約持有人)須于批給契約時，向政府繳付反映當時土地的地價，并且繳交年租(現稱地租，舊稱地稅)。在香港漫長的殖民地時期，地租通常為象征式的金額，相對于收入占比而言極低。
令人感嘆，香港所有的“深層次問題”都產生于三十年前。其中，最嚴重的問題，恐怕就是香港的地租問題。中國政府及英國政府于1984年12月19日簽署《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下稱《聯合聲明》)。該聲明于1985年5月27日生效，而其附件III載列有關批出新土地契約及不可續期土地契約的續期事宜。根據《聯合聲明》附件III的規定，香港政府在1985年5月27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間批出的新土地契約的租期不可超越2047年6月30日。土地承租人須繳納地價及象征式租金直至1997年6月30日，在該日以后則無須補地價，但須每年繳納相當于當日該土地應課差餉租值3%的年租，此后，年租會隨應課差餉租值的改變而調整。附件III亦訂明，除了短期租約和特殊用途的契約外，1997年6月30日以前期滿的不可續期土地契約，如承租人愿意，均可續期至2047年6月30日止，無須補地價。從續期之日起，每年繳納相當于當日該土地應課差餉租值3%的年租，此后，年租會隨應課差餉租值的改變而調整。至于1997年6月30日以后期滿而沒有續期權利的契約，附件III訂明，將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土地法律及政策處理。簡而言之，香港回歸后，香港“地主”的訂定的地租實在太低了，在迅猛的通脹面前可以說是聊勝于無。閱讀歷史文件，您或許會感到驚訝，回歸后香港的“地主”實在是太寬厚了，寬厚到反主為客的地步了。顯而易見，正是兩級政府的財政不作為，極大地助長了土地實際占用者權益。由此，香港的土地異化為政府和地產商的提款機，為實際操縱土地占用權的人們(英資及其代理人)，提供了一次史無前例的發財并套現的歷史性機遇。我們為當年參與中英談判的中方代表感到遺憾，他們或許是堅定的政治家和優秀的外交家，但他們在經濟和法律方面的準備明顯不足，他們沒有能夠真正理解國家主權的經濟含義，他們因此而無法捍衛國家的經濟利益，也未能充分保障港人的經濟利益。所以，香港終于沒有能夠幸免，香港還是重復了其他英國殖民地的悲慘故事。更令人感慨的是，這種遺憾今天仍然在繼續。
第二，持續的通貨膨脹。
在筆者看來，港英政府1983年放棄自由浮動匯率制度的理由是荒謬而可笑的。如果，香港不是在1983年放棄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港人就存在自主管理通貨膨脹的能力。當通貨膨脹處于合理水平，土地占用者就無法攫取超級地租了。筆者在《回到一九八三年》中，對比了香港和瑞士在貨幣管理上的異同，瑞士人1983年之后堅守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創造了令人羨慕的經濟成果。瑞士沒有制造世界級的地產商，瑞士人民獲得了世界頂級的生活質量，瑞士成功完成了產業升級(世界一流的生物科技產業和精密機械制造業)，瑞士法郎可以成為獨立于美元和歐元的強勢國際貨幣。而港幣，那個曾經接近輝煌的準主權貨幣，卻于1983年莫名其妙地淪為了美元兌換券。想來心酸，一個喪失了貨幣管理主權的特區，還討論什么經濟管理主權?一個不能履行經濟管理主權的特區，還奢言什么主權回歸?
香港人和大陸人至今也未必明白，1983年之后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情。超級地租，就像一根插入香港機體的吸管，香港的財富被國際金融資本慢慢地吸干了。
三、香港超級地租的未來。
筆者在《回到一九八三年》中明確提出，香港應該盡早結束聯系匯率制度，香港應該重建具有主權特征的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任何熟悉地租理論的學者都會明白，不能管理自己的貨幣，就不能管理通貨膨脹，也就無法有效管理財政(也包括地租)。簡言之，解決匯率制度問題，是解決香港經濟問題的必由之路。
當然，管理地租必須要從地租本身入手。
第一，香港應建立地價評估制度。在地價評估制度基礎上，建立調控土地供應量的一整套科學方法。
所謂地價評估制度，就是將地價與非政府補貼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綁定。政府不能擅自收放土地供應量，導致市場對土地供應預期的不確定性，進而導致大規模投機行為發生，為特權商人提供不正當暴利。
第二，香港應建立八極超額累進地租制度。對于占有較少土地資源的居民予以地租豁免;對于過度占有土地資源的居民征收超級地租。首先，必須壓抑過度投機;其次，必須均衡資源占有;最后，必須全力促進環保。
第三，香港應將物業投資收益納入所得稅征收范疇。
通過建立地價評估制度，可以解決地租一次分配的合理性。通過差別租金和稅收調節，可以解決地租二次分配的合理性。
另外，就長期而言，香港財政存在嚴重的隱憂，早就應該開辟新的稅源以應對未來的財政危機。
筆者連讀了香港十八年的預算案。老實說，筆者對于港府所謂審慎理財的陳詞濫調感到驚訝。港府的稅基偏重于勞動者和勞動所得，而忽略資產占有和資產溢價，擺明了是殺雞取卵，還談什么審慎?況且，一個堅定不移保護資本家，無所顧忌剝奪勞動者的稅制，連起碼的公平正義都談不上，談審慎還有什么實際意義嗎?一個保護食利者并制造貴族的稅制，理應為現代文明所不恥，何以竟成為港人的驕傲?更令人驚訝的是，如此無恥的稅制何以竟能夠在大陸復制?
長期觀察香港的財政，加深了對大陸財政改革的憂慮。大陸以香港財政制度為師，竟然創造了土地財政模式，這是經典的機會主義選擇。事實上，今天大陸的超級地租問題，比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歐美均開始增加針對資產占有和資本利得課稅的時候，大陸仍然頑固堅持以勞動者及其勞動所得為主要稅源，非但罔顧公平正義，也毫不在乎經濟效率，嚴重后果已經開始浮現。從某種意義上講，大陸非但未能收回香港的經濟管理主權，甚至也在喪失自己的經濟管理主權。偉大的祖國正在巨大的風險中高歌猛進。
二零零八年對所有國家和地區都是歷史性的時刻。美國人以其特有的敏銳和卓越的智慧抓住了這個歷史機遇，他們進行了深刻的歷史性變革(另文詳談)。香港在所謂“五十年不變”的咒語中不斷沉淪。而中國竟然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非但放棄了主動調整的歷史機遇，還被動進行了資產泡沫的惡性擴張。時間對香港和中國都非常不利，在失去調整機遇期之后，香港和中國都將面臨嚴峻的經濟挑戰。2013年對香港和中國都是歷史性時刻，二零零八年經濟危機的高潮正在步步逼近，殘酷的經濟危機將摧毀夢中人最后的輝煌。非常希望新一屆領導人知道，他們將要面對怎樣的殘局，以及他們現在應該做些什么。
回到一九八三年
香港的命運在一個瞬間被徹底改變了。
1982年英國和阿根廷爆發了馬爾維納斯群島之戰。此戰引燃了所有英屬殖民地的歷史遺留問題。其中，最令世人矚目的歷史遺留問題就是香港的主權歸屬問題。1983年中英開啟了關于香港主權歸屬問題的談判。此次談判的結果舉世皆知，香港領土主權于1997年回歸中國。然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被忽略了，這個細節就是港幣，港幣在這一年發生了巨變，英國人取消了港幣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香港從此失去了極為珍貴的貨幣主權。100年后，我們的子孫們可能會說，我們贏在了旗上，卻輸在了錢上。是的，1983年，一子落錯，滿盤皆落索。
1983年10月17日，香港結束了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正式實施與美元掛鉤的聯系匯率制度。香港聯系匯率制度屬于固定匯率制度。在聯系匯率制度下，港元以7.80港元兌1美元的匯率與美元掛勾。與其他固定匯率制不同，這是一種貨幣發行局制度，政府或中央銀行在正常情況下不會主動插手干預外匯市場（即透過控制港元的供應與需求來直接影響匯率）。在聯系匯率制度內，匯率穩定主要透過香港三間發鈔銀行（中國銀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渣打銀行）進行套戥活動達成，可稱之為一個自動調節機制。此制度，剝奪了香港一度擁有的貨幣主權，這其實在事實上轉移了香港的一部分的主權和一部分的治權。很遺憾，英方對此諱莫如深，港人對此裝聾作啞，中方對此茫然不知。
二十八年過去了。大陸人和港人謙恭地依循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小心翼翼地呵護著這個怪異的聯匯制度。香港聯匯制度漸漸變成了香港社會的一種宗教。幾乎沒有人敢于質疑香港聯匯制度的弊端。“五十年不變”，變成了無形的緊箍咒。
一、對香港聯匯制度的評價。
沒有比較，很難看出高下。瑞士和香港，具有同等的經濟規模，具有同樣的區域經濟地位，最奇妙的是，兩地具有近乎相同的貨幣進化歷史。唯一不同的，是瑞士沒有經歷1983年的香港式巨變。他們堅守住了七十年代初實行的自由浮動匯率制度。瑞士將這一制度不斷完善，堅持至今，瑞士的國際收支持續順差，黃金儲備和外匯儲備不斷增長，瑞士法郎信譽日益提高，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地位逐漸加強，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之一，瑞士得以成為全球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很遺憾，香港的命運多舛，香港于1983年選擇了美元聯匯制度，香港喪失了擁有一個主權貨幣的歷史性機遇。查閱瑞士貨幣史，令人對港幣扼腕嘆息，1983年香港選擇了固定聯匯制度，香港與瑞士分道揚鑣，香港失去了貨幣主權，也同時失去了彌足珍貴的經濟主體性。香港失去了主體性，只能是看別人臉色吃飯的附庸經濟體。
香港自開埠以來，經歷過五種匯率制度：銀本位制（1963年至1935年）；英鎊聯匯制（1935年至1972年）；美元聯匯制（1972年至1974年）；自由浮動制（1974年至1983年）；美元聯匯制（1983年至今）。其中，1974年至1983年間，香港曾經試圖建立具有主權意義的貨幣，卻以失敗而告終。香港現行的聯匯制度，是一種代幣發行制度。準確地講，今天的港幣不過是一種美元兌換券而已。歷史地看，香港錯過了發展壯大自己的機會。
一般而言，香港作為一個高度開放的國際金融中心，采取與美元掛鉤的聯系匯率制度，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中，似乎無可厚非。聯系匯率制度，可以為香港提供了一個穩定的、低成本的、高效率的交易結算工具。這對于香港金融產業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聯系匯率制度一向都是雙刃劍。它帶給香港一定的方便；也帶給香港嚴重的問題。
首先，沒有貨幣主權，就沒有經濟管理主權。這就意味著，香港無法制訂清晰的產業發展政策。香港沒有能夠在六、七十年代實現經濟騰飛后，像瑞士一樣順利完成產業轉型，香港過早出現產業空心化。產業空心化后的香港，經濟開始走向衰落。香港的經濟增長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完全不成比例，香港經濟規模甚至低于一河之隔的深圳市，變成了大中華區域一個普通的城市。
其次，沒有貨幣主權，港幣就無法具備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價值。這就意味著，以港幣計價的資產并不具備對沖美元風險的能力。港幣終于失去了像瑞士法郎一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歷史機遇。這就使得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價值大大降低。幾乎可以斷定，一旦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港幣作為人民幣中介的角色將徹底完結，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將會迅速消失。
再次，沒有貨幣主權，就沒有管理通貨膨脹的能力。在剛性的聯系匯率制度下，美元持續貶值，必然導致香港的持續通貨膨脹。香港的持續通貨膨脹表現為房地產長期的畸形繁榮，可以說是一業興旺，百業蕭條。任何一個社會，資本利得長期高于勞動所得，這個社會必然產生勞動擠出效應，這個社會必然喪失創造價值的能力。事實上，香港六、七十年代那種創業和創新的能力，在1983年之后消失了，香港不再像一個工廠，而更像是一個賭場。
筆者研究港幣歷史沿革的時候，感到非常沉痛。長期以來，大陸人和港人對1983年發生的事情近乎麻木。英國人不愿意港幣成為一種具有獨立個性的主權貨幣，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英國人擔心港幣拖累英鎊；另一方面，港幣美元化有利于英資順利從香港撤退。中國大陸對港幣沒有感覺也是可以理解的，1983年的中國人還不明白何謂貨幣主權，更何況介入中英談判的不過是一群幼稚的外交官而已。但是，港人則不同。香港人中，確有精通貨幣的精英，但他們集體沉默了。
歷史的陰差陽錯，就發生在1983年。香港在確定政治主權歸屬后，經濟管理主權反而遺失了。其中，最要命的就是貨幣主權。1983年的香港匯率改革，為香港日后的衰落，埋下了歷史性的伏筆。筆者對1983年的中英談判評價很低，中方太幼稚，英方太自私，他們沒有認真地照顧香港的未來。
二、香港聯匯制度的極限。
無論如何，香港聯匯制度都實行整整二十八年了。香港的這個制度還可以再用二十八年嗎？任何一種經濟制度都存在自身的極限。香港聯匯制度的極限在哪里？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種極限？當美國人刻意貶抑美元匯率的時候，與美元固定聯系匯率的港幣，將會把香港經濟拖向何種境地？香港難道不應該準備一些預備方案嗎？
對此，香港特區政府似乎仍然在夢游。據中新社香港2011年8月14日報導，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撰文稱，要防止投機者在金融動蕩之時豪賭香港匯率制度的改變，特區政府要堅定對聯系匯率制度的信心。曾俊華強調，政府無意亦不需要改變香港的聯系匯率制度，并稱此匯率制度是香港金融和貨幣穩定的基石。而面對環球金融市場大幅波動，為防國際大鱷豪賭香港匯率制度改變，港元不可以輕率自毀金融長城與美元脫鉤。就匯率與通脹的問題，曾俊華還指出，兩者并無簡單的直接聯系，而采用一籃子貨幣匯價掛勾的方法來降低通脹的措施，其效用仍舊成疑，假若港元與一籃子貨幣掛鉤，即使港元與一籃子貨幣的匯率穩定，但兌美元仍可能大幅波動，只會增加香港進出口商的匯率風險。在金融市場動蕩時要對癥下藥，而非藥石亂投。顯而易見，特區政府終于學會了“穩定壓倒一切”，他們并不在乎惡性通貨膨脹，他們甚至根本就不關心2012年后香港的前途。
曾司長很幽默，他竟然能將聯匯制度上升到維穩的高度。為此，他敢于挑戰基本的經濟學邏輯，他不認為香港的通貨膨脹與聯系匯率“有簡單的直接聯系”。曾司長似乎看不到，美元貶值必然導致港幣貶值這樣淺顯的事實。那么，曾司長認為香港通貨膨脹的原因是什么呢？香港應該如何管理通貨膨脹呢？難道，就這樣坐視通貨膨脹導致香港經濟崩潰嗎？做一屆長官，下不能體恤黎民百姓，上不能為國家民族分憂，無知無恥若此還敢行文論事，真的讓人感到悲哀！
事實上，香港經濟正處于極為關健的歷史轉折關頭。美國債務危機短期內無法解決，美元持續貶值已成定局。香港的聯匯制度已成騎虎之勢。如果爆發全面的美元危機（QE3后美元將迅速貶值），香港聯系匯率將迫使香港進入恐怖的滯漲周期。經濟全面停滯加惡性通貨膨脹，這將導致港府失去財政平衡。到那時，港府將被迫改變現行聯系匯率制度。為什么滯漲會導致港府失去財政平衡呢？港府財政支出大部分為剛性支出，要跟隨通貨膨脹而增長；港府財政收入，大部分為彈性收入，必然跟隨經濟停滯而縮減。香港如果于2013年經濟增長陷入停滯，那么將在2017年前后失去財政平衡。筆者預計，2017年將是香港聯匯制度的極限。筆者認為，現在已經到了未雨綢繆的時刻了。
在此，筆者必須做一點兒補充說明。貨幣政策是財政政策的組成部分。貨幣政策有間接實現社會分配的功能。在通貨膨脹維持高水平時期，房屋溢價和租金收益增長將高于其他投資、經營和勞動收益的增長，社會分配向有資產者傾斜，而無產者的福利將會被迫削減。因此，控制通貨膨脹是文明國家最核心的經濟管理工作。所以，西方各國央行均以控制通貨膨脹為首要目標。在聯系匯率制度下，香港金管局根本無力控制本港通貨膨脹，也就是說港府沒有能力調節社會分配。當港府財政空間耗盡后，必然進行貨幣制度改革。舍此，別無他法。
香港的金融行業和地產行業是香港聯系匯率的最大受益者，他們一直反對任何對于此制度的改革。筆者希望大家仔細研讀本港金融家和地產商的言論，他們的自私和自負確實令人驚訝。香港的立法、司法、行政體系，代表著香港有產階級的利益，他們并無改變聯系匯率的積極性。回歸十余年來，他們已經充分表明了他們的立場。筆者相信，曾司長此時發表此文，絕非個人心血來潮，他代表著香港權力和資本精英的集體意愿。因此，筆者對香港的精英階層已經不抱任何希望。
香港聯匯制度的極限，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極限，可能也同時是一個政治極限。香港極度扭曲的經濟結構不可持續，一旦香港貧富分化達到無法調和的水平，香港社會將回陷入持續的動蕩之中。所以，香港聯匯制度的極限將考驗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和管治水平。我們對香港行政精英的治港水平實在不敢恭維，我們恐怕要寄望于未來中央政府的高瞻遠矚和英明決斷了。
三、香港匯率制度的出路。
香港匯率制度存在四種可能的選擇。第一，維持現狀；第二，與人民幣掛鉤；第三，與多種貨幣掛鉤；第四，建立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
筆者確信，第四種選擇是最佳選擇。關于為什么不能維持現狀，前文已做說明，在此不再贅述。關于為什么不能與人民幣掛鉤，或者與多種貨幣掛鉤，筆者將在今后的文章作詳細論述。簡明地說，在已經允許人民幣在港流通的情況下，港幣與人民幣掛鉤已經失去了本幣發行的意義，必然使港幣澳門幣化，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所謂港幣與多種貨幣掛鉤，將使港幣在失去個性的同時，也同時失去穩定性，成為類似于新加坡元那樣的邊緣貨幣。所以，筆者只贊同第四種選擇。
筆者查閱了香港學者二十八年來研究聯系匯率的一些見解。香港學者集體的謬誤在于錯誤地解讀了聯系匯率與國際金融中心的關系。聯系匯率從來就不是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的必要條件。恰恰相反，沒有一個真正獨立的國際金融中心使用聯系匯率制度。道理非常簡單，聯匯制度下，無法建立本幣計價的國際債券交易中心，這必然嚴重影響金融市場交易的規模，事實上，這也始終是香港、新加坡等二流金融中心的致命弱點。筆者認為，香港如果不能迅速建立可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不能使港幣成為真正意義的主權貨幣，香港將在十年內徹底失去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仔細觀察世界金融史，我們就可以發現，擁有主權貨幣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必要條件。英國和瑞士拒絕加入歐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顧慮貨幣主權與國際金融中心的關系。香港在這個問題上如果執迷不悟，將徹底斷送香港的未來。
筆者認為，大陸應該熱情支持香港政府收回貨幣主權，并重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主權貨幣。道理是顯而易見的。港幣的自由浮動將為人民幣自由兌換提供必要的經驗。香港建立獨立的貨幣主權將為中國提供人民幣國際化的最有效的緩沖空間。港幣和人民幣的貨幣聯盟將為亞洲區域貨幣合作提供示范，可以有效推動人民幣與臺幣和新幣的合作，以致于推動人民幣與日元、韓元的合作，以致于最終推進亞元的出現。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香港自身也可以夯實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筆者在其他文章中反復說明，不要過高評價所謂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的意義，這種非常規政策安排帶來的短期利益弊大于利。在人民幣發展趨勢極其不明朗的時刻，港幣務必保持自己的個性，這才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價值所在。港幣不必依附于美元，港幣同樣也無須依附于人民幣。
筆者主張一步到位，香港應該正式發行具有主權特征的香港貨幣，建立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
筆者認為，現在正是香港發行主權貨幣的最佳時機。第一，香港財政狀況仍然處于健康水平，有能力發行自己的主權貨幣；第二，中央政府持有巨額外匯儲備，足以對沖香港外匯市場的波動；第三，全球主要貨幣均存在自身問題，需要新型的外匯對沖工具（類似于瑞士法郎那樣的主權貨幣），港幣可以借機做大做強；第四，在人民幣未能實現自由兌換之前，充當人民幣債券的臨時的國際定價尺度。第五，為人民幣自由兌換積累必要的經驗。基于上述理由，香港推出主權貨幣，此其時也。
所以，筆者建議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應盡快籌組香港貨幣制度改革的專責機構。開始著手制訂建立香港央行和發行港幣的系統方案。
四、關于瑞士法郎與歐羅底線掛鉤的解讀。
瑞士央行(SNB)2011年9月6日宣布將設定歐羅/瑞郎最低匯率目標設定在1.2水平，并將以最大決心捍衛瑞郎最低匯率目標。此政策一出，一些人開始懷疑，瑞士政府是否有意放棄瑞士的貨幣主權。
對此筆者想做一些簡要的說明。筆者認為，瑞士政府采用與歐羅底線掛鉤的政策是非常高明的策略。第一，瑞士法郎與歐羅采取底線掛鉤，不等于固定聯系匯率，匯率仍然處于單方向自由浮動；第二，有效鎖定區域間通貨膨脹差異，保障本國商品和服務正常的出口；第三，瑞士法郎將成為高信用低估值的貨幣，成為債券市場的新寵，有利于瑞士提升金融中心的地位；第四，將有效壓抑市場利用瑞士法郎進行投機套利活動，穩定瑞士法郎的波動幅度；第五，瑞士將增持歐羅，購買優質歐洲債券，為一些歐盟國家提供珍貴的支持。筆者認為，瑞士此舉確實是技高人膽大，堪為貨幣管理的經典案例。瑞士人總是能在危機中展現出卓越的智慧。瑞士此舉的意義，將在十年后得到充分體現。
瑞士人對金融的理解和把握確實處于極高的境界。他們擁有自信、淡定、大氣、從容、決斷的獨特氣質，這是值得香港人認真學習的。當然，這一點也是大陸人應該認真學習的。香港在1983年完全放棄了貨幣主權，大陸也在上個世紀末丟失了部分的貨幣主權。香港需要重拾自信，找回自我。大陸何嘗不需要深刻反省，進行義無反顧的改革。一個泱泱大國，如果無法擁有一個象樣的主權貨幣，還談什么大國崛起？無法管理一個獨立的主權貨幣，根本就沒有資格說做一個負責人的大國！人民幣早就應該進行匯率制度改革了！
當筆者正要結束此文的時候，傳來一則有趣的新聞。著名對沖基金Pershing Square Capital Management LP 之創始人阿克曼(William Ackman)最近在紐約一個論壇上發表投資港元可獲豐厚回報的言論,引起了傳媒和投資界的廣泛注意.阿克曼投資港元的理由很簡單,就是港元是當前世界上估值最低的貨幣之一,而他從經濟常理推斷,種種跡象都正預示港元會被重估,意味著與美元掛鉤的港元會放棄行之經年的聯系匯率.基于實體經濟表現遠比美國為佳,脫鉤后之港元將會大幅升值,實屬理所當然.阿克曼對港元的估值為1美元兌6港元,一旦愿望成真,代表港元兌美元將會有30%升幅。筆者并不完全認同阿克曼的觀點。但是，我們應該重視金融家的投資意向。要知道，很多人已經注意到香港聯系匯率的極限了。這個極限一旦到來，經濟制度將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改變或將不可避免。
回到1983年，不是為了進行歷史回溯，而是為了重新創造一段歷史。香港正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希望香港能夠改寫歷史，再造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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