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二○○四)年，我在香港通過電視全程報導，目睹了「民主派」推動的「七.一」大游行，有一些想法。

　　戰后在第三世界各地的民主化斗爭，多半發生在宣稱是民主、自由、人權表率大國美國為其經濟的、政治的、戰略的需要所支持的、擴及廣大亞、非、拉、中東的許多扈從國家。這些國家，在冷戰體系下，以各種「國家安全法」、「反共法」，以捍衛美式自由、民主之名，由國家權力發動有組織的、大規模的非法、秘密、任意的逮捕、拷訊、投獄、處決、暗殺，清除追求人民的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作家、記者、市民、學生、工農人民和社會運動家，殺人以數萬、十數萬、甚至百萬(印度尼西亞推翻蘇卡諾的反共政變)計。從東亞看，在戰后的韓國，李承晚、樸正熙、全斗煥、盧泰愚的軍事反共獨裁統治，韓國民主市民和學生屢仆屢起，為民主主義奮力抗爭，被拷問(有人因而致死)、投獄者不知凡幾。在臺灣，情況不用多說。一般人不知道的是，臺灣有兩波民主化運動。第一波是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年大陸上向蔣介石要求民主化，要求各政治黨派合法、平等，要求停止內戰、和平建國的民主化運動。這個運動感染到臺灣，一九四七年一月初，有萬余高校學生參與了聲援抗議沈崇事件要求民主、自治的斗爭，同年二月有要求臺灣民主自治的二.二八事變。一九四九年四月，陳誠先發制人，爆發了大量逮捕臺大、師院(今臺灣師范大學)學生二百余人，史稱「四六」事件。一九四六年底，國民黨以「懲治叛亂條例」，大舉肅清新民主主義運動。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第七艦隊介入中國內戰，「保衛」臺灣獨裁體制，白色恐怖更加肆無忌憚地擴大，粗略保守估計，槍決四、五千人，投獄八千至一萬兩千人。而在美軍駐在的星條旗下，臺灣以「民主、自由中國」之名成為美國東亞冷戰的前線基地。

　　在中南美，在中東、在非洲，美國支持的「國安.壓迫」性國家(national security repressive States)不知凡幾，都以「自由、民主、反共」之名，殘酷鎮壓各地的民族.民主運動，嚴重摧殘人權、蹂躪民主和自由，大肆捕殺民主市民、學生和工農。于是各地乃有與之相拮抗的人民的民主化運動。

　　相形之下，香港去、今兩年的號稱五十萬人的「民主」示威，貌雖類似，有本質的不同(今年游行的人數事后客觀估計，只在十四至十九萬人)。

　　從口號上看，港人要求「民主」、「自由」、「人權」，要求還政于民，也有社會的弱勢者抱怨生活艱苦，抱怨特區政府「漠視弱勢群體的需要」。其實核心訴求集中在要求特首由民眾「直選產生」。

　　香港當然應該有安全部門。回歸前幾年，我受大陸邀請參加在港的一個學術討論會時，港英當局拒絕發給我入港簽證，經會議向港英交涉了兩天才臨時補發。今年二月份，我受浸會大學聘為駐校作家，簽證手續特別難，經校方斡旋才辦下來。這次到港看病出入深圳，妻的簽證很快就辦下來，我的則至今還在折騰不決。我估計是特區「回歸」后一直沒有更新「安全」檔案的緣故。這種事情，也部份說明今日「香港問題」的一隅。

　　但回歸后香港的媒體，除了《文匯》、《大公》之類的少數「官報」，無不以「親中」為戒，莫不以批評、調侃甚至謾罵中共為賣點，為「先進」、「自由」和「民主」。有人說，回歸后，這種現象反倒變本加厲了。但從來沒有香港的言論人，記者被捕，報館雜志社被封。沒有警察特務的任何恐怖，沒有持政治異見者成群失蹤、被秘密非法逮捕和入獄，這與冷戰時期五○年代獨裁政權下的民主運動的命運，情況完全不同。

　　則香港「民主派」所要的「民主」、「自由」和「人權」斷然比港英殖民地漫長的統治歷史時期下，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什么是今日香港問題的癥結呢?我不禁沉思。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到，「政治」，具體到實際，是奪取政權和把持政權。奪取不在手中的政權，和把持已經到手的政權的斗爭，發生在剝削者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如「巴黎公社」慘絕的斗爭，如國共內戰;也發生在同階級間不同階層和宗派之間的斗爭──如今天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不同政黨間選舉輪替，和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爭。

　　香港的執政黨團隊，大抵上代表船運、物流、地產、金融、土建等香港(服務業)大商人資產階級和一部份舊殖民地時期，港英政府高層官僚精英的利益。「民主派」大約代表律師、會計師、傳播企業資本、高層管理者、各級教師、中小企業、市民、城市貧民等階層的利益。其中取得領導地位的，大約以律師、會計師、高層管理者……。后者和前者，基本上不存在階級、民族、宗教的強烈矛盾，那么，就只有政治、意識形態的分化與對立。

　　戰后，帝國主義下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帝國主義除了在香港以外，都不能不在一定條件下改變策略，讓殖民地在形式上取得獨立，支持殖民地時代的「合作精英」組建獨立后政權，以確保殖民地時代宗主國在前殖民地的政治、經濟和戰略利益。這些精英，都在舊宗主國受過高等教育，浸染宗主國的價值系統、思想和意識形態、熟悉其語言和文化。我聽說英國不能不離開香港時，發給一些港人精英除了在英國以外的各國有效的護照，每年三張免費往返英港的機票和子女在英受教育的權利等「特權」。這些人以英國的殖民統治為香港文明開化的根源，自覺比「落后」的中國大陸人更現代化。高級知識分子以英人自居者，據說不少。

　　臺灣和香港同是中國在十九世紀中后淪為半殖民地的總過程中，被割占為殖民地的兩個地方。但他們的殖民地統治歷史卻頗有不同。

　　日人據臺時，臺灣人口已在四百萬人上下，有完整的、成熟的地主佃農體制為骨干的社會。一八四○年代開港后，發展了一定的半殖民地商人、作坊經濟和外向型商品農業。而以宗族、祖籍地、宗教為中心聚合的社會紐帶鞏固化，以儒學、科舉為中心的中國文化結構形成了。因此，割臺以后，以地方豪強和農民武裝游擊為主的反割臺、抗日斗爭長達二十年(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五)，而一九二○年代中期后現代反日民族.民主運動，以「臺灣文化協會」、「民眾黨」、「農民組合」(農民工會)、「臺灣共產黨」等從右到左不同光譜的反日斗爭愈演愈烈，直到一九三一年日帝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奪我國東北時，才被全面鎮壓下去。但嗣后曲折、艱苦的抵抗、特別是在文學領域上，直至一九四三年還負嵎頑抗。在「皇民文學」的壓迫下，真正投降為日帝寫過損害民族的作家，也不過兩三人，沒有出現若在日本、朝鮮的大批(甚至包括原屬左翼的作家)「轉向」軍國主義文學的作家。

　　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臺灣作家和文化人立刻自覺地展開殖民地文化意識的自我清算，自覺地提出清除殖民地遺毒，進行「良性的中國化」以光復后眼見的國民黨貪污、腐敗為「惡性中國化」，后來又逐漸瞻望大陸內戰，戰前優秀的作家簡國賢、呂赫若和朱點人等潛入地下黨，于五○年代大肅清中犧牲。

　　相形之下，英人據港時，香港是人口不滿八、九百人的漁村。英人開埠，主要目的在經營一個商港，和日本之據臺旨在使臺灣成為日本獨占資本的循環、再生產和積累的工具(原料、食糧的供應地和日本工業商品的傾銷市場)不同，統治和反抗的構造自不相同。香港歷代移民，初期則謀生營商、逃荒、四○年代末為內戰難民、和六○年代大陸社會動亂時的難民等幾波。當然，英帝占領香港時，港人似也有過規模小、時間短的，以宗族為中心的反占領武裝斗爭。二○年代中期有英勇的「省港大罷工」」 ，六○年代中期有過激進的「反英抗暴」，三○年和四○年代有抗日游擊活動和躲避國民黨法西斯壓迫的「南來」左翼文人和反國民黨民主黨派人士。但較臺灣在殖民統治下的長期民族?民主運動發展了現代民族啟蒙和文學運動，激發和鞏固民族意識者有所不同。

　　一九四五年，英帝在美國支持下，迫使蔣介石放棄收回香港，使英國繼續領有香港，并利用大量涌港的困危難民的廉價勞動力、最早發展加工出口經濟，逐漸和臺灣一樣成為「新興工業化經濟」式的「亞洲四龍」。

　　至此，臺灣和香港基本上走到了一起。冷戰體系下，臺灣政治經過五○年代的清洗，不但切斷、粉碎了「去殖民化」的反思，反而在美國干涉下的民族分裂對峙下，使臺灣成為美國新帝國主義下的新殖民地，建立了對美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依附，并且在極端反共意識形態中，發展了民族兩岸的憎惡，反目和對峙。八○年代，國民黨流亡集團的權力自然式微，反民族的「臺灣獨立」思潮上升為主潮。

　　香港在戰后延長的殖民體制下的加工出口經濟成長，加上五○年代后大批「反共難民」成為中堅在港人口。而不同于臺灣。香港人一般地可以往返大陸與香港，目睹經濟發展的格差和六○年代的文革，八○年代末的北京風波，加上親英(西方)精英的增殖，九七回歸前竟而激起了恐共離港潮，和臺灣光復時一時的「歡天喜地」形成對比。而回歸后，基本上沒有政治、思想、社會、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回歸后」反思，在行政上、教育和文化上也沒有去殖民政策與方針。而回歸后特區執政團隊的弱質，都增加而不是減少和消彌了港人對大陸、對「中央」的不信賴，甚至反抗。

　　「殖民地后」的清理，是戰后世界史的共同問題。「后殖民批判」的內容中。前殖民地人「祖國喪失」和認同的「白癡化」，成為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深刻傷痕的問題，占有重要地位。而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說的「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高度自治、是香港特區在中央授權下的高度自治」之論，如果把「愛國者」和殖民時代「合作精英」相對立而論，就不是當前泛民主犬儒主義者所能輕易嗤之以鼻的說法了。

　　香港的「民主派」和特區政府背后的豪商資產階級的對立，臺灣「藍」、「綠」的斗爭，都是兩地右派、保守派間的政治斗爭。港臺兩地進步勢力的邊緣化和弱體化，使民眾失去第三個真正的民眾的民主主義勢力的選項，才是癥結所在。發展反保守右派的進步力量，也許是臺、港兩地當務之急。實際上，臺灣和香港的今天，已不存在爭取「民主」的議題，只存在進步和保守右傾之間的矛盾。在解嚴后和特區化后的臺灣與香港，所謂爭民主、自由、人權，都是假的議題。人們必須對民主主義從新定義──強調社會正義，經濟的民主和弱小者在社會壓迫下爭取自由，從而把「民主」、「自由」、「人權」的口號和旗幟，從偽善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手中奪回到廣大民眾的手中。

　　二○○四年七月八日 深圳

　　(陳映真主編，《爪痕與文學：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4年?秋)》，臺北：人間出版社，頁14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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