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思維只是在經歷許多磨難、痛苦和變化之后，才科學地研究和論證了社會主義。西歐社會主義者只是在空想（無法實現的，不能實現的）社會主義荒野上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給自己開辟了道路，才探索和論證了社會生活的規律，從而證明了社會主義對于人類的必然性。從十九世紀初葉起，歐洲產生了許多勇敢的、忘我的、忠誠實干的學者，他們曾力圖闡明和解決這個問題：什么東西才能拯救人類，使之擺脫隨著商業和工業的發展而日益嚴重和惡化的宿疾？為了消滅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壓迫，在西歐有過多次暴風雨，多次大流血，然而悲愁依舊沒有消散，創傷還是那樣厲害，痛苦日益不堪忍受。我們應當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空想社會主義沒有闡明社會生活的規律，而是脫離生活，好高騖遠，其實需要的卻是與現實的牢固聯系。當實際生活中還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任何基礎時，空想主義者就把實現社會主義作為當前的目標，并且依其結果講來更可悲的是，他們（羅伯特·歐文、路易·勃朗、傅立葉，等等）期待當代有權有勢的人來實現社會主義，在他們看來，這些有權有勢的人是不難信服社會主義理想的正確性的。這個觀點完全忽視了現實的工人運動和工人群眾，其實工人群眾才是社會主義理想唯一天然的代表者。空想主義者是不能了解這一點的。他們想用立法和發表宣言的辦法來創造人間的幸福，而不要人民（工人）本身的幫助。他們對于工人運動并沒有特別注意，甚至往往否認它的意義。因此他們的理論始終是和工人群眾不相干的理論，可是在工人群眾中間卻有一種偉大的思想完全不依賴這些理論而成熟起來，這種思想在十九世紀中葉由天才的卡爾·馬克思宣布出來：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從這些話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一個現在連“瞎子”也看得清楚的真理：要實現社會主義理想，就必須有工人的獨立自主的活動，必須使工人不分民族和國家團結成一個有組織的力量。當時必須論證這個真理（這一點由馬克思及其朋友恩格斯光輝地完成了）以便為強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奠定牢固的基礎，這個政黨今天好似一個難逃的劫運籠罩著歐洲資產階級制度，威脅著這個制度，要消滅它，要在它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

社會主義思想在俄國發展的途徑差不多也和在西歐一樣。在俄國，社會主義者也是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達到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即科學的社會主義。在這里也有過社會主義者，也有過工人運動，可是兩者互不相干，各行其是：社會主義者走向無法實現的空想（“土地和自由”社[注1]、民意黨[注2]），而工人運動則走向自發的騷動。兩者在同一時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活動，可是互不相識。社會主義者在勞動人民中間沒有基礎，因而他們的活動是脫離實際的，沒有根基的。工人則沒有領導者，沒有組織者，因而他們的運動流為混亂的騷動。這就是社會主義者爭取社會主義的英勇斗爭沒有結果和他們非凡的勇敢精神在專制制度的堅壁上碰得粉碎的主要原因。俄國社會主義者直到九十年代初才和工人群眾接近起來。當時他們看到，只有工人階級才是救星，只有這個階級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俄國社會民主黨隨即把自己的努力和注意力全部集中到當時俄國工人中間所發生的運動上面。覺悟還不高的和對斗爭還沒有準備的俄國工人，力求逐漸擺脫自己的絕望境地，總想設法改善自己的命運。自然，當時在這個運動中有條理的組織工作是沒有的，運動是自發的。

社會民主黨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著手領導這個不自覺的、自發的和無組織的運動。它竭力提高工人的覺悟，竭力把成批的工人各自反對其業主的互不配合的分散的斗爭統一起來，融合成總的階級斗爭，使這個斗爭成為俄國工人階級反對俄國壓迫者階級的斗爭，并竭力使這個斗爭具有組織性。

最初一個時期，社會民主黨不能在工人群眾中廣泛開展自己的活動，因而只安于宣傳鼓動小組的工作。當時社會民主黨的唯一工作方式就是小組活動。這些小組的目的是要從工人中間造就出一批將來能領導運動的人才。因此這些小組是由先進工人組成的，也只有優秀的工人才有機會在這些小組里學習。

但是，小組活動時期很快就過去了。社會民主黨不久便覺得必須走出狹隘的小組圈子，把自己的影響擴大到廣大工人群眾中去。外部的條件也促進了這一點。這時工人中間的自發運動特別高漲。你們誰不記得幾乎整個梯弗利斯都被這種自發運動所席卷的那一年呢？各煙草工廠和鐵路工廠中無組織的罷工接二連三地發生了。這種情況在我們這里發生在1897-1898年，在俄羅斯則稍微早一些。當時必須及時給以幫助，而社會民主黨也就趕緊去幫助了。要求縮短工作日、廢除罰款、提高工資等等的斗爭開始了。社會民主黨清清楚楚地知道，工人運動的發展不能局限于這些瑣碎的要求，這些要求并不是運動的目的，而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盡管這些要求是瑣碎的，盡管各個城市和地區的工人今天還是各自分散地進行斗爭，但這個斗爭本身將教會工人，使他們認識到只有整個工人階級結成統一的、強大的、有組織的力量去沖擊他們的敵人時，才能得到完全的勝利。這個斗爭也將向工人表明，他們除了自己的直接敵人資本家而外，還有另一個更警覺的敵人，這就是整個資產階級有組織的力量，即擁有軍隊、法庭、警察、監獄和憲兵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既然西歐的工人要改善自己生活狀況的任何最小嘗試都會碰到資產階級政權的壓制，既然在已經爭得人權的西歐，工人也得與政府當局進行直接的斗爭，那么俄國工人在自己的運動中就一定更會和專制政權發生沖突，這個政權之所以是任何工人運動的警覺的敵人，不僅因為它保衛資本家，而且因為它既是專制政權，就不能容忍各個社會階級的獨立自主活動，特別是不能容忍比其他階級更受壓迫更受踐踏的工人階級的獨立自主活動。俄國社會民主黨就是這樣理解運動的進程，并盡全力在工人中間傳播這些思想的。它的力量就在于此，它一開始便有偉大的和勝利的發展，其原因就在于此。1896年彼得堡各紡織工廠工人的大罷工就證明了這一點。

但是，最初一些勝利竟使某些不堅強的人失去了理智，沖昏了頭腦。從前空想社會主義者只注意到最終目的，并為這個目的所眩惑而完全忽視或者否認在他們眼前展開的現實的工人運動；而某些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則恰好相反，他們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只放在自發的工人運動及其日常需要方面。當時（五年以前）俄國工人的階級覺悟是很低的。俄國工人還剛剛從百年大夢中覺醒過來，他們的眼睛習慣于黑暗，當然看不到第一次呈現在他們面前的世界里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當時他們沒有什么大的需要，他們的要求也不高。俄國工人還只是要求稍微增加工資或縮短工作時間而已。至于必須改變現存制度、必須消滅私有制、必須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對于這一切，俄國工人群眾是一點概念也沒有的。他們也不大敢想到結束全俄人民在專制政權下所過的茍延殘喘的奴隸生活，不大敢想到人民的自由和人民參加管理國家的問題。就在這個時候，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一部分人認為自己的職責是把自己的社會主義思想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另一部分人卻醉心于經濟斗爭，醉心于局部地改善工人狀況的斗爭（例如縮短工作時間和提高工資），甘愿把自己的偉大職責、自己的偉大理想完全忘掉。

這后一部分人也象他們西歐的同道者（所謂伯恩施坦派）一樣地說：“對我們來說，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工人階級究竟為了什么進行斗爭，他們根本不去過問，只要有斗爭就行了。于是所謂舍本逐末的政策就盛行起來了。結果有一天彼得堡《工人思想報》[注3]竟然宣稱：“我們的政治綱領就是實行十小時工作制，恢復六月二日法令[注4]所廢除的節日。”（！！！）（斯大林注：必須指出，最近彼得堡“斗爭協會”及其報紙編輯部已拋棄了自己原先那個純經濟的方針，竭力把政治斗爭的思想貫徹到自己的行動中去。）

這部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不去領導自發運動，不把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灌輸到群眾中去，不把群眾引向我們的最終目的，反而成了運動本身的盲目工具；他們盲目地跟著一部分不夠開展的工人走，只限于表達當時工人群眾所意識到的那些需要和要求。一句話，他們是站在那里敲著敞開的大門，不敢走進屋子里面去。他們沒有能力向工人群眾說明最終目的是社會主義，甚至沒有能力向工人群眾說明當前的目標是推翻專制制度，更可悲的是他們認為這一切是無益的，甚至是有害的。他們把俄國工人看成了小孩子，唯恐這種大膽的思想嚇壞了俄國工人。不僅如此，依照社會民主黨某些人的看法，實現社會主義并不需要任何革命斗爭，所需要的只是經濟斗爭，只要有罷工和工會、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社會主義就算成功了。他們認為老的國際社會民主黨人的學說是錯誤的，因為這些人說，當政權尚未轉入無產階級手中（即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前，改變現存制度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徹底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并不是什么新東西，其實它和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也沒有區別。譬如，據他們說，把社會主義納入現存制度并不困難，每一個工會，甚至每一個消費合作社零售處或生產合作社，都已經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了。他們就想用這種補綴舊衣的荒唐辦法來給受苦受難的人類縫制新衣！但最令人痛心而且為革命者所無法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這部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把他們西歐的老師（伯恩施坦及其同伙）的學說發展到這樣的地步，居然恬不知恥地宣稱：政治自由（即罷工、結社、言論等等自由）和沙皇制度是可以相容的，因而特別的政治斗爭，即推翻專制制度的斗爭，完全是多余的，因為單是經濟斗爭就足以達到目的，只要不顧政府禁令，更頻繁地舉行罷工，政府就會疲于懲治罷工者，罷工和集會的自由也就自然而然地到來。

可見這些假“社會民主黨人”要想證明的是：俄國工人只應當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精力用在經濟斗爭上，而不應當追求各種“遠大的理想”。在實踐上他們的行動表明了，他們認為自己的天職僅僅是在某個城市里進行地方工作。他們對于組織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絲毫不感興趣，反而認為組織政黨是一種滑稽可笑的兒戲，會妨礙他們履行自己的直接“天職”——進行經濟斗爭。罷工、再罷工和為戰斗基金募集幾文錢，——這就是他們的全部工作。

你們一定會以為，他們既然這樣縮小了自己的任務，既然拋棄了社會民主主義，那么這些自發“運動”的崇拜者至少可以給這個運動做出許多成績來。然而就在這點上我們也被欺騙了。彼得堡運動的歷史使我們確信這一點。起初，在1895—1897年間，運動有過輝煌的發展和勇敢的邁進，以后就變為盲目的徘徊，最后竟至停滯不前。這是毫不足怪的，因為“經濟派”為了進行經濟斗爭而建立堅固組織的全部努力，必然會碰到政府當局的堅壁，而且總是碰得粉碎。警察的殘酷迫害使得任何經濟組織都無法存在。罷工也沒有得到什么好處，因為一百次罷工總有九十九次被警察的高壓手段所扼殺，工人們被無情地趕出彼得堡，牢獄的墻壁和西伯利亞的嚴寒殘忍地消磨著他們的革命精力。我們深信，運動之所以會這樣停滯（當然是相對的停滯），不能只歸咎于外部的條件，即警察的迫害，也要歸咎于思想本身，即階級意識發展方面的停滯，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工人革命精力的減弱。

由于俄國工人在進行斗爭時所打的旗幟仍然是一塊寫著爭取一戈比（按：舊俄最小面值的貨幣）的經濟斗爭口號的陳舊褪色的破布，他們就不能隨著運動的發展深刻地了解斗爭的崇高目的和內容，所以工人們也就不免以較少的精力、較小的興趣、較低的革命熱情來參加這個斗爭，因為偉大的精力只是為了偉大的目的而產生的。

而且，要不是我國實際生活條件日益有力地推動俄國工人去進行直接的政治斗爭，上述情況對運動造成的危害是會更大的。當時，哪怕一次小小的普通罷工，也向工人正面提出我們在政治上毫無權利這個問題，使他們與政權和武裝力量發生沖突，并且清清楚楚地證明單靠經濟斗爭是不夠的。所以和這些“社會民主黨人”的愿望相違背，斗爭一天比一天更具有明顯的政治性質。覺醒了的俄國工人對于今天壓得他們呻吟叫苦的經濟和政治現狀公開表示不滿的每一嘗試，他們想擺脫壓迫的每一嘗試，都能推動工人舉行經濟斗爭色彩日益減少的游行。俄國的五一節為政治斗爭和政治游行示威開辟了道路。于是俄國工人在自己原來的唯一斗爭手段——罷工以外，又增添了一種新的強有力的手段，即1900年規模巨大的哈爾科夫五一游行時第一次試用過的政治游行示威。

這樣，俄國工人運動由于自己內部的發展，便從小組宣傳和利用罷工進行經濟斗爭逐漸轉上政治斗爭和政治鼓動的道路了。

當工人階級看見俄國其他社會階級的人抱著爭取政治自由的堅定決心登上斗爭舞臺時，這個轉變就顯著地加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