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于：進步青年網

　　五四前的醞釀

　　五四運動之前，中國工人階級的隊伍已經隨著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本國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而形成和壯大起來。到五四運動時，全國產業工人已達200余萬，加上非產業工人，全國工人人數可達2000萬人以上。在五四運動前，中國產業工人和非產業工人日益頻繁地開展反抗壓迫和剝削的斗爭，他們還參加了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和反軍閥的斗爭。在這些斗爭中，工人階級受到了鍛煉，積累了經驗。盡管在此期間，工人階級對自己的階級地位和歷史使命還缺乏認識，而只是一個“自在階級”，他們的各種斗爭還多是自發的，在政治上還是追隨農民、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斗爭的。但是，五四運動以前，工人階級隊伍的壯大和工人斗爭的發展，標志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先進生產力代表和最先進最革命的社會階級，已經成長起來，從而為中國工人運動和中國革命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準備了重要條件。

　　1900年前后，即清政府存在的最后十多年間，為了推行其所謂的“自強新政”，逐漸開辦了一些設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校課程的新式學堂，并多次向歐美和日本派出了留學生，從而產生了一支不同于舊的封建文人和士大夫的新式知識分子隊伍。他們接受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學和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面對國家遭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凌辱和本國封建統治者的腐敗賣國，懷有強烈的民族義憤和愛國熱情，大多積極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近代文教衛生和新聞出版事業，都比晚清有了較快發展，新式學堂的開辦和赴日本及其他西方國家留學的人數更多，使這支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教育的新式知識分子隊伍不斷擴大。但是，隨著辛亥革命后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這支新的知識分子隊伍開始發生了分化。少數人投靠了帝國主義和軍閥買辦勢力，成丁他們的幫兇和工具;或者因辛亥革命的失敗而悲觀消沉。多數人繼續懷著強烈的愛國思想，但是他們的具體行動也不完全一樣：有些主張走“實業救國”或“教育救國”的道路;有些堅持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立場，以各種方式繼續參加或支持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斗爭。

　　在尊孔復古的逆流中，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為代表的一批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從1915年陳獨秀創辦和主編《新青年》雜志開始，倡導開展了一場以民主與科學為旗幟，向封建傳統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戰的新文化運動。雖然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有嚴重的局限性——認為只要補上“思想革命”這一課，就能把國家建設成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但是，新文化運動畢竟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有力地打擊和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使廣大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產生了追求真理、追求進步、尋求改造中國的新道路的極大熱情——這就為俄國十月革命之后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五四運動的發動做了思想準備。

　　盡管農民階級是當時中國最強大的革命力量，但是他們不能解決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民族資產階級也是靠不住的。這樣，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中國人民繼續進行民族民主革命的領導任務，就歷史地落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另一個新的革命階級——中國工人階級身上。因為，中國工人階級是近代中國最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的代表，它身受三重壓迫，沒有私人占有的生產資料，是最富于革命堅定性、徹底性與組織紀律性的階級。只有它才能提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綱領，才能把工農勞動人民和一切革命力量團站起來，領導革命走向勝利。如前所述，“五四”運動前，中國工人階級的隊伍已經成長壯大起來，但是它還處在“自在階級”和“自發斗爭”的階段，還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登上政治舞臺。中國工人階級要能適應歷史的要求，擔當起領導中國革命的任務，必須在掌握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政黨，這是處在被壓迫受奴役地位的工人階級，單靠自己辦不到的。在馬克思主義早已在歐洲產生，并已在西方許多國家的工人運動中取得了勝利，特別是“五四”運動前兩年，馬克思主義已在俄國取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條件下，最關鍵的是要有一批先進的革命知識分子，能夠起來傳播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為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發揮歷史性的橋梁作用。從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的開展，正好在這方面作了準備。

　　十月革命的激勵

　　1917年11月7日，俄國爆發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俄國工人階級在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十月革命不僅促進了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罷工運動的高潮，而且促進了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使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匯合成一股洶涌壯闊的巨流，形成了俄國十月革命后的第一個世界革命的高潮。這個高潮動搖了帝國主義統治的中心，也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和附屬國里的統治。

　　俄國十月革命發生在中國辛亥革命后的第六年，即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舊民豐主義革命屢遭失敗，國家狀況更加惡化，革命的人們陷入苦悶彷徨之中，迫切需要尋找新的革命道路的時候。同時，俄國是與中國北部接壤的最大鄰國，革命前與中國有許多相同和近似之處，如同樣深受封建主義壓迫，經濟文化也很落后，人民也迫切要求解放，等等。因此，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予苦難中的中國人民，首先是給予正在苦悶彷徨中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和愛國知識分子鼓舞和影響，特別巨大和深刻。

　　俄國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天，上海《民國日報》就報道了這一偉大的歷史事件。隨后，盡管有反動軍閥的污蔑和禁令，中國人民還是一步步認清了俄國十月革命的真相。首先，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認識到，這次革命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革命，它是由以工人階級為首的勞動人民進行的，革命之后的俄國，由工人階級和主要是農民出身的士兵掌握了政權，許多不識字的工人和其他勞動者也得知了這一點，深受鼓舞;第二，中國人民通過對新俄國對內對外政策的了解，認識到：俄國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權是工農勞動人民的政權，它堅決反對地主、資本家的剝削制度和戰爭政策，立即給予了工農勞動人民以和平、土地和廣泛的民主權利，使千百年來受壓迫、受奴役的工農勞動人民，成了國家和企業的主人;同時，蘇維埃俄國對外實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對內予以各民族平等的自主自決權利;第三，十月革命之后的世界革命高潮，也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特別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地區的人們的反抗斗爭， 讓人們覺得革命的浪潮即將來到中國。

　　中國各階級對俄國的十月革命和隨之到來的世界革命高潮有不一樣的反應——封建軍閥、資產階級改良派、資產階級革命派對這一歷史事件及歷史潮流都有不同的反應。但是，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影響，最深刻，最重要的是表現在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一批先進的革命知識分子向共產主義的轉變和中國工人階級的開始覺醒上。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給中國人民的革命指出了新的方向，帶來了新的希望，使中國先進的革命知識分子迅速提高了政治認識，開始把尋找革命思想和救國真理的目光，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轉移到十月革命后的蘇維埃俄國。他們看到十月革命這個完全新型的革命，不但徹底鏟除丁封建主義，打倒了地主資本家，而且打碎了套在俄國各民族身上的帝國主義枷鎖。在國內建立了平等互助的新型民族關系;他們還從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世界革命運動的高漲中，開始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矛盾重重，已經趨向沒落和衰亡，必然為新起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所代替，他們認為世界已經進入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和被剝削的階級都必然要起來爭取獨立和解放，這是20世紀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因此，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先進革命知識分子，不但對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表現了熱烈的歡迎和向往，而且積極學習研究指導俄國革命勝利的馬克思主義，迅速地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轉向了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立場，拋棄了向西方學習、走資本上義道路的幻想，決心走俄國人的革命道路。繼他之后或在他的帶動、幫助下，北京、上海、長沙、武漢等地，在五四運動前夕，就有了一批先進的革命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也開始了由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這批在五四運動爆發前后就開始有了初步共產主義覺悟的革命知識分子，在發動領導五四運動、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上，起了重要的先鋒、骨干和橋梁作用。

　　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先進革命知識分子，不僅在思想認識上覺悟到中國革命必須走俄國人的路，而且在行動上開始以俄國十月革命為榜樣，號召人們去推動工農群眾的實際斗爭。這一點，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也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以前的革命運動，大多是革命者和勞動者脫離的。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這種情形才開始發生變化。當時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從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高潮中，看到了工農勞動群眾的偉大力量，逐漸認識到要推翻外國帝國主義侵略者和本國封建勢力的統治，徹底改變日益惡化的國家狀況，必須依靠和推動廣大人民群眾去進行實際的革命斗爭。李大釗指出：要徹底改變中國社會，“非把知識階級同勞動階級打成一氣不可”。為此，他鼓勵青年知識分了學習俄國革命青年的榜樣，同工人農民結合起來，到工農勞動人民中“去宣傳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的道理”。五四運動前，李大釗就初步提出了知識分子與工農勞動人民結合的思想，并且開始注意調查研究工人生活和工人斗爭的實際問題。

　　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有些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開始打破輕視勞動和勞動人民的傳統觀念。1918年3月，中國出現了第一個以“勞動”命名的雜志《勞動》月刊。盡管該刊是無政府主義者辦的，存在不少錯誤觀點，但正當時改變人們輕視勞動的歷史偏見上，卻有重要意義。就連著名的資產階級學者蔡元培也在紀念歐戰結束的群眾大會上，喊出“勞工神圣”的口號。

　　五四運動爆發前的一年多時間，中國許多城市工人已經通過各種渠道得知俄國工人舉行起義，建立了蘇維埃，很受鼓舞。鄧中夏曾說：“世界革命潮流的消息當時在中國報紙上真是‘日不絕書’的，中國工人的文化程度雖然落后，雖然百分之九十是不識字不能直接看報，然而街談巷議，工人們是聽著的。中國工人經濟生活那樣極人世間少有的痛苦，迎受世界革命潮流，不用說是很自然的;特別是俄國十月無產階級大革命的勝利，更使得中國工人受到深刻的影響和強烈的鼓勵。就在這種情形下，中國職工運動開始它的黎明期了。”

　　中國工人了解十月革命的真相并接受其影響，回國華工的宣傳也是一個重要渠道。這些華工主要包括旅俄、旅法華工和涉足世界各地的海員。他們對十月革命和世界的革命潮流，有許多親身體驗和感受，他們回國后在日常談話中做的宣傳工作，比一般報紙的宣傳效果要好。許多工人聽了他們的宣傳之后，仿佛從俄國工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來和方向。

　　正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影響和鼓舞下，中國工人階級以空前未有的愛國大罷工參加了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了中國的政治歷史舞臺。

　　工人階級首秀

　　中外反動派聯合鎮壓北京學生

　　五四運動在北京一爆發，就立即得到了各地學生、工人等各界民眾的響應、聲援和參加，使全國20多個省的幾百個城市，都出現了罷課、游行、集會和抵制日貨等群眾性的反帝愛國活動，迅速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全國反帝愛國群眾運動的高潮。在各地響應參加這次愛國運動的各界民眾中，青年學生和其他愛國知識分子，同樣是最活躍的部分，他們在各地運動中同樣起了先鋒和骨干作用。不少地方的工人、店員和都市苦力等勞動人民，也表現了空前的愛國熱情，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北京發生五四愛國運動的時候，長辛店、山東、上海、武漢、天津、福建、浙江等地的學生、工人、商人紛紛起來，罷課、罷工、罷市、抵制日貨，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斗爭。一般都是學生先行動起來，緊接著是工人和其他愛國市民群眾。各地的愛國運動，有力地支援了北京學生的斗爭。同時，在5月4日由北京學生點燃的這一把火，迅速燃遍全國，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全國反帝愛國運動。但是，中外反動派對運動的鎮壓也日益加緊，使斗爭日益困難。

　　從5月4日北京學生集會天安門、游行使館區和火燒趙家樓的愛國行動開始，到6月3日以前的全國各地響應支持和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總罷課，歷時一個月，是“五四”愛國運動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運動的中心在北京，運動的主力是青年學生。雖然各地已有不少工人和其他城市人民響應支持學生的愛國斗爭，但是運動的主要形式是學生的集會、游行和宣傳演講、抵制日貨等活動，沒有工人和工商業者的罷工罷市。因此，運動的發生發展雖然引起了中外反動派的極大震驚，但是并未構成對他們統治的嚴重威脅。以致他們不僅拒不答應學生的愛國要求，反而從5月下旬開始，日益加緊了對北京學生斗爭的鎮壓破壞。

　　“六三”愛國大罷工

　　6月初，北京反動政府大肆逮捕愛國學生，引起了全國人民的不滿和抗議，但是，各地人民的憤怒，并不僅僅是為了抗議當局逮捕愛國學生，而是要求北京政府根本改變鎮壓破壞這次愛國運動的方針，答應北京學生代表全國人民提出的“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愛國要求。因此，北京政府僅僅釋放了被捕學生，并沒有能夠阻止上海和全國各地的愛國運動朝著“三罷”的深入發展。這樣，6月3日，這個北京軍閥政府開始以大規模逮捕愛國學生的手段，企圖把“五四”運動鎮壓下去的日子，就成了“五四”愛國運動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的起點。在這個新的階段，運動的中心從北京轉移到了上海;由青年學生推動起來的“三罷”一一罷課、罷工、罷市，是這個階段的主要斗爭形式，而工人階級成了這個階段運動的主力。“五四”運動的這個新階段是從6月3日始的，歷史上通常稱之為“六三運動”。通過這個階段的斗爭，特別是通過這個階段工人階級的“六三”政治大罷工，促成了“五四”運功的勝利，所以，這個階段也可以說是“五四”愛國運動的廣泛深入發展和取得勝利的階段。

　　上海的“三罷”，是從學生的罷課開始的。早在5月26日，上海市等以上60余所學校男女學生2萬余人，就開始實行總罷課，支援北京學生的愛國斗爭，呼吁“全國之民，聞而興起，以要求政府，懲辦賣國賊”。在上海學聯決定罷課之后，學生上街要求商人罷市，商人在親眼見到當局的暴行之后，才決定罷市。

　　上海工人階級的“六三”愛國大罷工，也是從6月5日開始的，和商界的罷市相比，工人階級的罷工就堅決、果斷得多。點燃愛國大罷工烈火的，是上海日商紗廠的中國工人。 6月5日上午，滬西日商紗廠的五千多名工人，高呼“不替仇人做工”的口號，宣告罷工。下午，陸家嘴的日華紗廠工人罷工，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滬寧、滬甬鐵路工人相繼罷工，這天總計有兩萬多人罷工。之后兩天，工人的罷工和學生罷課、商人罷市仍然繼續，但在這些天，在大多數工廠工人中，罷工的氣氛仍在醞釀階段。

　　8日，是罷工進入高潮具有關鍵意義的一天。這天是周日，許多工人聚在一起商討繼續罷工的問題，同時，有更多的工人參與到罷工的浪潮之中，工人之間的聯絡進一步加強，同時，反動政府的殘酷鎮壓，也促進了罷工的繼續。

　　9日，罷工第五天，經過前一天充分的組織和發動，罷工的高潮來臨。之后幾天，整個上海，機器停止轉動，煙囪不再冒煙，電話呼喚不應，海陸交通斷絕，碼頭沒有華工的蹤跡。而在罷市中，最為堅定的還是普通店員。

　　在上海的三罷斗爭實現之后，全國許多城市，如天津、濟南、唐山、武漢、長沙、南昌、九江、南京、揚州、鎮江、杭州、寧波、廈門、蕪湖、安慶等，廣大工人、學生和商人開展三罷斗爭。

　　中國工人階級的政治舞臺首秀

　　五四運動時，中國工人階級還沒有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形成自己獨特的政治綱領和階級組織，因而還不是一個真正覺悟了的獨立階級。但是，在五四之前，中國工人階級的隊伍已經發展壯大起來，并已經經歷了幾十年自發的經濟政治斗爭的鍛煉;特別是這次運動前夕，以上海為中心的許多工商業集中城市的工人階級，受到俄國十月革命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高潮的影響，已經開始有了新的覺醒。因此，運動一開始，許多地方的工人群眾就以前所未有的積極態度，參加了這次由學生發起的愛國斗爭。以上海為中心的六三運動開始之后，工人階級更以空前未有的愛國大罷工，推動這次愛國運動由主要是學生知識分子的運動，發展為以學生知識分子為先鋒，以工人階級為主力，有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革命運動。在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的斗爭，特別是以上海為中心的六三愛國大罷工，在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上顯示出了一些與過去的斗爭不同的重要特點，標志著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了政治舞臺。

　　第一，六三大罷工是一次反帝愛國的政治大罷工，和中國工人早期的經濟罷工不同，也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通常罷工情勢不一樣。這次罷工，工人們不是為了要求提高經濟待遇和改善生活處境，而是要表現他們的愛國熱誠，拯救瀕臨危亡的國家和民族。工人們認識到了深重的民族危機，也認識到了自己的責任。

　　第二，在六三大罷工中，工人階級是帶著明顯的群體意識，以獨立的姿態參加斗爭的。工人階級以“工界”之名，獨立于商界和學界，不在聽從資產階級的擺布。在六三罷工中，工人階級排除各方面的干擾，堅持自己的斗爭，顯示出自己的斗爭藝術和行動能力。

　　第三，工人階級在五四運動期間表現的堅定而又勇敢的斗爭精神，遠遠超過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學生——盡管在斗爭中，工人的處境要比商人、學生更為艱難。

　　第四，在六三罷工中，工人階級突破了地區和行幫的界限，第一次在“內除國賊、外爭國權”的共同愛國要求下，實現了上海全市性的總罷工和以上海為中心各地工人全國性的共同斗爭。罷工期間，上海有些工人還在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之間，采取了聯合行動。同時，也產生了統一工人運動、建立共同組織的要求。

　　以上這些特點說明。在五四運動期間，中國工人階級在政治覺悟和組織團結等方面都有了很大進步，開始擺脫了舊的傳統羈絆，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了政治舞臺。正因為這樣，中同工人階級在五四運動中，第一次以一個獨立的社會生力軍顯示了比學生、商人更為強大的威力，給了帝國主義侵略者和軍閥統治當局沉重的打擊和嚴重威脅，對實現“內除國賊，外爭國權”兩個直接的政治目標，取得“五四”愛國運動的初步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中國工人階級在五四運動中，雖然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了政治舞臺，成了第二階段的主力，促成了運動兩大直接目標的勝利實現，但是它在這次運動中的斗爭基本上還是自發的。工人階級雖然在事實上形成了全國性的政治罷工，但是沒有統一的領導，罷工的興起，大多也是在學生的宣傳鼓動和工人中的積極分子借助行幫自發組織起來的。同時，很多工人沒有認識到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斗爭放在從屬地位。

　　五四運動最重要、最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重大革命成果和歷史貢獻，就在于它在當時國際國內的革命形勢和條件下，開始克服了以往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嚴重脫離廣大工農群眾的致命弱點，第一次形成了以革命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為先鋒，以工人階級為主力，包括城市中小工商業者和其他人民群眾的統一的革命運動，并在這一運動中第一次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堅決、徹底的革命精神和強大的革命威力。由于“五四”運動具有這樣的特點，它推動了一批因受俄國十月革命影響而具有初步共產主義覺悟、以李大釗為代表的革命知識分子，積極地開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宣傳，并且開始到工人群眾中去進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從而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為進一步實現中國工人運動和中國革命的偉大歷史性的轉變，作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重要準備。

　　工界群雄并起

　　五四運動是中國工人運動的重要轉折點，在這次運動中經歷戰斗洗禮的中國工人階級，進一步認識到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是中國人民的兇惡敵人，認識到自己和中外資本家的矛盾，也開始體會到組織起來的力量。盡管這時馬克思主義尚未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工人階級尚未意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但他們已感到自己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再認為自己是天生命定受人奴役的牛馬，因而迫切要求為改善自己的生活和保障自己的人格而進行斗爭，同時對國家的前途和政治現狀更加關切。

　　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爭

　　在五四運動后，福建工人、學生開展抵制日貨等行動，11月16日，日本殖民者組織“敢死隊”，在臺江一帶襲擊學生，致一名學生死亡、七名學生受傷，此即“臺江慘案”。慘案發生后，福州全城進行三罷斗爭，抗議日本暴徒暴行。但日本當局借口保護僑民，派出軍艦，進行訛詐和威脅。17日起，全國聲援“閩案”，上海、武漢、杭州、長辛店、天津、唐山等地都有工人參加。例如，11月23日，上海各界聲援閩案的群眾大會中，中華工會總會、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全國工界協進會、職工公會等工界團體的代表和工人群眾都有參加。

　　1920年1月，日本當局企圖同北京政府就山東問題進行交涉，而當時的北京政府被親日派把持。全國人民強烈反對北京政府與日本直接就山東問題進行交涉。同年2月1日，上海工、農、商、學、報各界舉行集會，并發表對外宣言，反對北京政府同日本單方交涉。此后連續舉行罷工斗爭，最終取得初步勝利。

　　五四運動之后，廣東工人曾積極參與反對桂系軍閥統治廣東的斗爭。在1921年5月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開展“討賊援桂”運動之時，廣東工人予以支持和援助。

　　1919年，是以高爾察克為首的帝俄殘余勢力和國際帝國主義相互勾結，利用中東鐵路作為軍事運輸通道，向蘇俄發起進攻最為猖狂的一年。這年的五月和七八月間，中東鐵路的中俄兩國工人先后舉行了兩次大罷工，有力地配合、援助了蘇俄紅軍在遠東地區的戰爭。

　　1919年2月，英、日、美、法、意等帝國主義國家宣布對中東鐵路實行“國際共管”，這是國際帝國主義支持白軍、反對蘇俄的一個重要步驟。此后，鎮壓白軍的行動從西線轉向東線，紅軍開始了空前激烈的戰斗。國際共管之后，中東鐵路的實際控制權依然掌握在帝俄殘余分子手里。中東鐵路及沿線居民主要使用的是高爾察克發行的貨幣，但這種紙幣信用度低，連續貶值，給人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損害，兩次罷工均是因紙幣問題而起。5月的罷工是中東鐵路哈爾濱總廠的2000余名中國工人和800余名俄國工人聯合的罷工行動，罷工取得了勝利。但不久，反動當局推翻諾言，重新用不斷貶值的紙幣給工人發工資。7月2日，俄國烏蘇里鐵路工人發動全路總罷工，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也在哈爾濱秘密活動，積極推動罷工斗爭;烏蘇里游擊隊也來信說明紅軍需要工人罷工做支持。19日開始，第二次大罷工開始，25日，全路總罷工開始。參加這次罷工的俄國工人，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大多有明確的政治目的：配合援助蘇俄紅軍戰勝白軍，同時他們也較有組織力量。人數占多數的中國工人，對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宣傳采取了積極響應和支持的態度。這次罷工給白軍予以沉重打擊。30日，反動當局讓步，罷工取得基本勝利。但在28日，當地軍警鎮壓罷工工人，特別是中國工人。8月5日，中國工人召開大會(第一次單獨召開大會)，聲討白軍的鎮壓，聲明：“我們要隨時幫助俄國弟兄”。后來，又有白軍的鎮壓行動。19日，鑒于罷工的目的基本達到，罷工結束。盡管這次罷工斗爭中，中俄工人、特別是俄國的先進工人受到了一些損失和犧牲，但這次罷工在政治經濟上的意義依然十分重大。

　　在紅軍消滅西伯利亞的白軍之后，中東鐵路仍然被白軍控制。1920年3月，因拖欠工資，中東鐵路中俄工人組織第四次罷工。這次罷工是在哈爾濱的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下進行的。在罷工開始時，布爾什維克就號召俄國工人尊重中國的權利，呼吁中國工人積極支持和參與，同時還注意團結中國其他階層的人民，獲得了商人的支持和士兵的同情。這次罷工對消滅殘留在中國東北的帝俄殘余勢力起到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經濟斗爭的浪潮

　　當時的國內外歷史條件：受到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和國際工人運動的高潮對中國的工人運動史一個有力的推動;國內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統治和剝削變本加厲，階級矛盾更加尖銳，許多地方物價飛漲，工人階級的生活更加痛苦;中國工人階級在五四運動中受到鍛煉，意識到自己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五四之后，很多革命知識分子已經開始在工人中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教育和組織工作，對工人的自發斗爭起到了一些指導作用。經濟斗爭及其成果：

　　罷工次數和頻繁程度大為增加。從1914年到五四之前，全國工人經濟罷工185次，從五四到1921年7月，全國經濟性質的罷工共314次。五四前每年平均34.7次，最多的1918年為60次;五四后的1920年134次，1921年前七個月73次，這段時間月月有罷工。

　　罷工遍及全國許多地區和產業、非產業部門。這段時間，產業工人罷工152次，非產業工人罷工162次;產業工人中的工廠工人罷工104次，紡織行業是罷工次數最多的部門，其次是金屬冶煉和造船、機器修造以及兵工、水電等工人罷工。礦業工人、交通運輸業工人也有較多行動。這一時期，上海仍然是全國工人罷工最多的城市。其余的罷工斗爭主要集中在華東、華南、華北、東北地區。

　　多數罷工是要求增加工資和改善待遇，并且大多數取得了一定勝利。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斗爭占有記載的罷工74.8%，其中勝利的占到87.5%;其余的是反對苛刻待遇和軍警壓迫、反對拖欠克扣工資和增加租稅、反對延長工時和裁減工人等。這和當時米糧等物價不斷上漲、工人實際收入下降、難以維持最低生活相關，同時，幣制紊亂等也是重要原因。

　　許多罷工規模巨大，有些采取同盟罷工的形式，而且大多斗爭激烈，堅持時間很長。大罷工發生在全國各地，以上海居多。一些特大型的罷工，都具有同盟罷工的性質，而且斗爭大多非常激烈。這一時期，上海紗廠工人等罷工大多有同盟罷工的性質。罷工中，滬、寧、紹等幫的工人突破地域和籍貫的界限，開展聯合罷工。江浙、香港、廣州、武漢、長沙、東北等地都有同盟罷工的出現，體現了工人階級的進一步團結。

　　不少罷工斗爭是有組織地進行的，同時通過罷工斗爭，促進了各地工人要求組織起來的覺悟。五四之后，特別是1920年下半年之后，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地已有一些工人斗爭是在共產主義小組的領導或影響下開展的。除此之外，香港和廣州的機器工人大罷工、大連滿鐵沙河口工廠中的中日工人聯合罷工、中東鐵路的中俄工人聯合罷工等都是有組織進行的。例如，廣州的罷工就是在廣東機器總會和機器工人聯合會組織領導下開展的。1919年11月之前，滿鐵大連沙河口工場的日本工人就已經組織了友愛會、同志會、友信會等團體，當年11月，他們聯合大連糕點制造業的日本工人建立“大陸工會聯合會”，1919年和1920年的多次罷工斗爭就是在這個組織領導下進行的。這一時期的非產業工人的罷工斗爭，大多仍然由幫會、行會組織領導，但許多地方的工人行幫或多或少地發生了一些變化，開始突破一些原有的地域、幫派界限，注意聯合不同幫派工人共同斗爭。

　　許多經濟罷工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特別是有些罷工斗爭在進步輿論和青年知識分子的幫助與影響下，促進了工人群眾的新覺醒。

　　各地工人組織和工界團體興起的原因

　　五四至建黨的兩年時間，中國工人階級自發組織的團體和由資產階級組織的工界團體，也有了新發展，開始醞釀產生現代工會。五四運動之后，工界團體和工人組織大量涌現，且存在時間較長，在社會上和有些地區的工人群眾中有較大的影響，特別是1920年起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在上海、長辛店等地開始產生了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現代工會，這些新情況說明，五四之后，中國工人在組織方面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原因如下：

　　經過辛亥革命和一戰，中國民族工業有了較大發展，工人階級的隊伍開始壯大起來。一般來說，行會、幫會是封建、半封建社會手工業工人的傳統組織，將這種組織形式打破、按照民主原則建立階級性的群眾團體，是近代產業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大生產中進行政治經濟斗爭的必然要求。因此，隨著近代產業工人隊伍的壯大，在五四運動之前，上海等地就出現了不同行會、幫會的工人聯合起來進行同盟罷工的趨勢，并產生了帶有階級性的工人群眾組織的萌芽，這是在五四至建黨兩年時間里工人組織和工界團體迅速發展的階級基礎和根本條件。

　　這兩年間，正是一戰和十月革命引起的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和罷工運動高漲的年代。在這種世界性潮流的影響下，中國的部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知識分子，看到了俄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革命作用和巨大力量，開始改變輕視勞動人民的傳統觀念，喊出了“勞工神圣”的口號。特別是從一戰戰場上回來的中國工人介紹的歐美工運以及俄國的情況，更是鼓舞了一大批人，推動了工人的組織和斗爭的發展。

　　五四運動的推動和影響。在運動中，中國工人展示了自己的力量，也使自己受到了鼓舞;同時，他們在參與組織工作中，經受了鍛煉，并從青年學生中學到了當時的新鮮事物，這些都促進了中國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覺醒和階級覺悟的提高——使他們意識到舊式行幫組織和秘密結社的落后性以及消極作用，日益迫切地希望按新的方式組織起來，謀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生活狀況的改善。

　　五四運動還推動了中小資產階級，特別是這個階級的知識分子和在政治上代表他們的部分國民黨人，插手勞工運動，組織工界團體的積極性。期間，出現了很多自稱代表“工界”[1]的團體，實際上都是在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和國民黨人的影響控制下，并在政治上支持國民黨為主旨的工業界團體，但它們又自稱工會，對工人群眾有一定的蒙蔽性。五四之后，很多民族資本家利用工人群眾在五四愛國運動中激發起來的愛國熱情和要求組織起來、謀求生活改善的愿望來組織工界團體，為其發展實業、振興國貨效勞——這一點在上海、廣州等地的一些工界團體所標榜的宗旨和實際行動中，表現十分明顯。同時，五四中工人表現出的巨大力量，已經讓他們意識到工人運動如此發展下去必將對自己不利，因此想趁早把工人引到他們意愿的軌道上。

　　五四之后工人階級的崛起，推動了一批急進民主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中的大多數后來轉向了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共成員。

　　各地工人組織和工界團體的興起——以上海為例[2]

　　這一時期，上海的工界團體和工人組織共有四十余個，其中除了個別是共產主義小組和共產黨領導下建立的，以及少數建立在這個時期之前或之后以外，其余可分為四類：資產階級組織的“招牌工會”、勞資混合的工界團體、工頭控制的工界團體和工人自發建立的組織等。

　　所謂招牌工會，就是指由資本家創辦，為資本所利用、被政客和流氓把持、不純粹的、只掛招牌的工會。在五四前后，這樣的招牌工會大約有二十家之多，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中華工界志成會、中華全國工界協進會等都是此類組織。這些組織大多由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發起，為發展民族工業努力，且大多組織松散，工人的參與很少。

　　勞資混合的工界團體：以上海工商友誼會為代表。該會在1920年7月開始籌備，10月國慶正式成立。它由部分商業職工發起成立，并曾接受共產主義小組的指導，后來倒退成為資產階級性質的組織。

　　工頭控制的工界團體：這類團體數量不少，且很難和其他性質的組織區分，以上海電氣工界聯合會和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為代表。

　　工人自發建立的組織：這類組織主要是工人群眾在要求改善生活的斗爭中自發建立的，反映了工人群眾要求實現階級團結的愿望。但是，這類組織缺乏正確的思想指導，往往被工頭、資方代理人把持，變相成為行會組織，或者難以維護工人的權益，陷于癱瘓瓦解的狀態。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在1920年一次罷工后成立的上海藥業友誼聯合會，但后來被資方把持，陷于癱瘓。

　　對五四運動后出現的工界團體和工人組織的評價

　　這些團體和組織，大多是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在各種新的思潮和國際國內工運潮流的影響下產生的。它們大多積極地支持了工人、學生的反帝愛國行動，宣傳了“勞工神圣”、“實業救國”和組織團體、謀求提高勞工地位、改善勞工生活等思想，有些還在增進勞工知識和物質福利方面做過一些事情。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工會運動發展起來以前，上述各地工界團體和工人組織的這些表現，對于中國早期工人運動的發展，有過較大影響，起了一定的進步作用。

　　總之，五四運動及其以后的兩年間，是醞釀產生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時期。同時也是醞釀產生中國現代工會的時期。這個時期，也就是工人階級由自發的階級向自為的階級、由自發的斗爭向自覺的斗爭、由舊式行幫組織向新式的現代工會轉變、過渡的時期。產生在這個轉變、過渡時期的各地工界團體和工人組織，有些本身具有過渡性，即它們起初只是具有了某些現代工會的成分、因素.可以稱為現代工會的萌芽或雛形，后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發展成為名副其實的現代工會，如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湖南勞工會以及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建立的某些工會等;有些為這個轉變、過渡直接間接地起過些促進作用;有些則堅持資產階級立場，后來與國民黨右派及其他反動勢力結合，對這個轉變、過渡進行抵制、破壞，走到了工人運動和歷史潮流的反對方面。

　　【注釋】：

　　[1]“工界”一詞，既可理解為以資本家為主的工商界，又可理解為以工人為主的勞工界。資產階級將其在工人中建立的組織稱為“工界”，正是為了利用其含糊不清的含義，抹殺勞資界限，便于以此為名，行籠絡工人為其服務之實。——原編者注。

　　[2]原文中介紹了上海、廣東和香港、湖南等地工人組織和工界團體，因上海的最為典型且最為發達，簡本中僅介紹上海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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