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工人合作社的概念重新走入了中國的社會運動乃至工人的視野,不同于毛時代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合作社,這一回關注的焦點是更具有工人民主色彩的合作社,尤以被認為全世界最大也最成功的合作社集團、西班牙的蒙德拉貢合作社集團為范例。早兩年就有勞工界學者討論這種合作社,指出其是既不同于傳統計劃經濟又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條「改革的新出路」(潘毅[1]),最近又有工人社區機構在介紹它;更有趣的是,蒙德拉貢合作社早就在中國的江蘇昆山設有工廠,而昆山恰好是市場經濟成功范例——富士康的主要生產基地之一,富士康和蒙德拉貢偏偏又被國內經濟學界當做兩種體制的成功范例加以比較[2]。并且早就有很多書籍在介紹蒙德拉貢合作社。
那么,合作社是否具有社會變革意義,甚至可以成為一種既能取代市場經濟、又不同于傳統計劃經濟的社會改革出路?從實際的工人運動與工人解放事業出發,合作社是否有一些好處、又會有怎樣的限度?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如何看待合作社,有怎樣的理論主張呢?本文就來初步探討一番。
合作社能證明: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可被工人民主代替
勞工社會學者潘毅的文章指出,未經社會實踐驗證的社會經濟設想是「馬克思批評下的烏托邦」;她還引述美國的社會學教授埃里克·歐林·賴特的話說:「馬克思主義把共產主義描述成一個按照『各取所需、各盡其能』的原則管理的無階級社會,而對于實施這一原則的制度安排卻幾乎只字不提」[3]。確實,馬克思極少對共產主義社會或工人階級掌權下的社會做制度設計,但在經過了20世紀有了數十年極其豐富的工人階級國家的政治經濟實踐之后,馬克思主義者早就有對社會經濟制度的大量討論,相信馬克思如果還在世,肯定也會高度重視對這些已有經驗的深入研究。
實際上,馬克思、恩格斯在其參與創立的第一工人國際的第一批中央文件里就高度重視了合作社的問題,草擬了專門的原則,第一條就做出了一個具有相當重要的革命意義的理論判斷:
「我們認為,合作運動是改造以階級對抗為基礎的現代社會的各種力量之一。這個運動的重大功績在于:它用事實證明了那種專制的、產生赤貧現象的、使勞動附屬于資本的現代制度將被共和的、帶來繁榮的、自由平等的生產者聯合的制度所代替的可能性。」[4]
在資本主義統治下,革命的本意就是能夠取代資本主義,合作社具有這樣的意義。由工人合股經營、一人一票民主參與決策的合作社,準確來說是一種民主自治的共有制,顯然不同于資本家雇傭勞動工人的私有制。馬克思起草的這個第一國際文件里還特別強調,工人與其從事合作貿易,不如從事合作生產。而西班牙的蒙德拉貢合作社集團的核心成員就是生產合作社。
世人廣為稱頌的蒙德拉貢合作社(注冊的名字叫蒙德拉貢聯合公司,簡稱MCC),具有一些令中國人感覺既似曾相識但其實又十分新鮮的特點,正是這些特點使它具有工人民主或社會進步的色彩:
①工人可以自由入社,只須三年內交夠1萬歐元(2009年西班牙最低工資為728歐元/月[5],1萬歐元相當于一個工人13個月的底薪)即可成為合股工人。事實上,新社員通常只花費少量的「首付」,以后從工資扣減補齊,三年之內湊夠1萬歐元即可,這對工人來說是易于參與的。有終身職業保障。工人如果退社,可從個人賬戶里拿走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是不退還的。
②合作社集團里有養老、醫療、教育、房屋、消費、婦女、培訓、研發等方面的二級合作社[6],有較為豐厚的福利,解決了合作社工人的后顧之憂,并使合作社發展具有很強的后勁。
③合作社會員既是工人又是雇主,既是生產者又是管理者、產權擁有者,勞動者通過全體社員的社會議會(Social Council)一人一票決定合作社的發展方向及勞動者關心的一般問題。
④合作社的工資差距盡量減少不平等,按崗位業務和業績不同定工資,普通員工工資高于社會平均水平,領導層工資低于社會平均水平。
⑤它不發行股票上市,而是向社員借貸,向社員支付利息。合作社7成盈余存入社員的個人賬戶,3成的盈余存入合作社的共同賬戶。所以實際上,社員的連本帶利幾乎都成了合作社的運營資本。這種獨特的做法既保證合作社有充足的財源,還不必到資本主義的證券交易所去迎合、討好大股東。
上述的這些生產體制,可謂「自由平等的生產者聯合」。蒙德拉貢聯合公司也以其120多家合作社(其中86家產業合作社)的聯合、9萬員工、年銷售額50億美元、西班牙第七大集團、內含歐洲第五大家電公司等杰出的數字驚艷于世,在失業率高達20%、25歲以下失業率超過50%的西班牙,MCC所在的蒙德拉貢小鎮卻無一人失業。在同樣的資金量、勞力和產出成品比例下,蒙德拉貢合作社更顯示出比其他資本主義企業更高的生產效率。
而在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和新自由主義教義尤其大行其道的當代中國,從教科書意義的「全民所有制」到現實中的計劃經濟國有企業傳統體制,都早已廣受批評,而資本家為盈利而關心生產的「現代企業制度」據說才能真正提高生產效率。在中國,重新提倡一種由生產者聯合的具有工人民主活力的合作社實踐,具有重新喚起人們社會主義信心、推動社會變革意愿的重要啟發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講,蒙德拉貢式的合作社如果能落實,將是具有社會革命意義的。
但是具有社會革命的意義,是否等于說蒙德拉貢式的合作社可以開辟社會改革的新出路呢?市場經濟下的合作社,是否可以走出一條既不同于市場經濟又不同于傳統計劃經濟的新路呢?
工業全球化與跨國資本同臺競爭卻使合作社資本主義化
在顛覆了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走向資本主義化的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國,勞工社會學者潘毅對蒙德拉貢合作社的模式寄予厚望:
「對于我們來說,要出現一種真正屬于“人民”的社會經濟,有別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它既要挑戰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意識形態,又要超越“第一波”社會主義革命下官僚和人民的關系,重建一種“去官僚”、“去階級”、民主和平等的新社會。……而蒙德拉貢的成功提醒我們,即便在成熟的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中,合作社經濟等另類經濟實踐依然可能取得成功,更何況在中國這個具有長期社會主義傳統的國家。合作經濟的獨特優越性在一個隨時可能受到經濟危機破壞的市場體系中具有無法替代的優點:生產與創新的活力,收入公平,就業保障,失業風險低,合作社內部的風險共擔,強調成員發展、民主管理和社會福利與責任,避免勞動力的過度商品化等。這一實踐從真正意義上實現了經濟向社會的回歸,使經濟發展服務于普通大眾,并嵌入在社區發展之中。在中國社會,尤其是農村以及中小城市的現實條件下,相比于任由或者鼓勵大資本對土地和人進行徹底的商品化的市場化模式,推動和扶持社會所有制的經濟模式,培育以社區為本的工業化與城鎮化,或許是解決中國人口就業與生存,經濟與社會共同發展的可行出路。」[7]
之所以要如此大段引用這些論述,因為合作社的實踐在今天中國確實具有現實可操作的可能,必將會對社會運動有相當的影響。但是我們正要探討的就是這種影響的性質,直截了當地說:其「革命意義的成色」幾何?就算這種合作社能夠成功經營起來,它的成功多大程度會是「工人的成功」?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在資本主義統治之下的任何工人組織(包括工會、工人政黨、工人報刊、當然也包括工人的合作社等等)都難以避免有蛻化的傾向,同時也有工人斗爭和群眾監督的自覺壓力維持工人組織的健康運作。馬克思主義是變化運動中的辯證法,而非教條的萬靈丹;所以馬克思主義不能保證「工人階級本色永不變」,但它可以且應當高度注意工人組織的蛻化、病變因素,并分析病根,以便研究對癥下藥。資本主義大背景下的,工人自己的合作社由于身在經濟體系之中更易染上病毒,這就首先要看病毒的來源——資本主義的本質特點,簡單可概括為:
⒈資本主義的首要特征是全面地把勞動力當作企業的一種商品(與其他原料、機器同樣的商品),資本家雇傭工人,付給滿足其基本生活的工資,而占有其大量剩余價值。這使工人最熟悉機器的使用,卻始終不是機器的主人,卻是如同機器一樣被老板「使用」,甚至待遇還不如一臺機器。
⒉資本主義的根本動力是為盈利最大化而生產。企業追求最大利潤與工人追求最好的生活,看似「一致」或「水漲船高」的關系,其實經常有沖突,例如在使用了更多機器和科技的情況下,工人會設想自己生活減少工時和增加休息時間、降低工作強度和更多健身娛樂活動、增加教育培訓機會和福利待遇等等,但是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卻經常會壓低工人待遇。
⒊資本主義的另一主要特征是永不停息的市場競爭,不但爭取更高的生產率,企業之間的競爭更會壓低工人的薪資福利,并使工人服從于嚴格的生產管理,以確保工人的生產能滿足市場瞬息萬變的「靈活、即時」的生產需求。最讓人深思的是,正是市場競爭往往使得工人待遇最低、最會任意擺布工人的企業最能「節省成本」,從而更具有競爭力。
在一些研究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到蒙德拉貢合作社集團( 以下簡稱MCC)也不幸染上了資本主義的病毒,尤其是隨著它的舞臺擴大到更大的市場中時,這個合作社簡直是走向了資本主義的舊窠。
首先,隨著MCC的擴張,早在1997年就有1/3的員工為非會員,這些非會員與其他資本主義企業的雇傭工人別無二致,當然也談不上什么會員參與的工人民主了。MCC還在埃及、墨西哥、泰國、中國設廠,發展了和許多資本主義企業合伙,MCC還根本沒打算把那些資本主義分廠轉變為合作社[8]。
1986年西班牙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1991年歐洲統一市場的建立,才使得MCC從以前較小的經濟圈加入到國際資本的競爭場中,尤其是與跨國資本巨頭同臺競爭,迫使MCC采取了同樣的資本主義手法。換句話說,MCC的9萬員工中,至少有3萬人是受剝削的。隨著MCC的擴張,這種剝削勞工的范圍還在擴大。
其次,MCC的眾多合作社企業,工作仍按照所謂「科學管理」的泰勒主義原則進行,也就是類似于富士康生產線的IE管理體制。但這也不是絕對的,有些合作社已經整個取消掉了生產線監督人員,還有些合作社選舉產生監工。蒙德拉貢系統里多年沿用著復雜的職位評鑒制度,也日益受到工人批評,據說某一個合作社里還因此引發一場大罷工。雖然有民主架構,但仍有工人經常抱怨其他社員「偏袒不公、而且濫權」[9]。另外其內部薪資差距達到1:4甚至1:6也并非小差距了[10]。
盡管工人合作社的「社會議會」有時很有效地改變董事會和經理的政策,「但是越來越多的批評指出社會議會根本沒有實際的權力來制衡資本主義與侵略性越來越強的經理。有些蒙德拉貢的員工告訴我,這種情況已促成他們探討組織工會的可能性。」(Tim Huet)[11]
可見,即使是蒙德拉貢式的真正工人自己的合作社,在實踐中也有走向資本主義的趨向,根源在于市場的壓力、跨國資本的包圍和資本主義管理的積習難以轉變。另外有一個批評也很有價值:
「還有一些非經濟的理由讓合作社無法成長,當合作社規模越來越大,它的社區與民主參與感就越來越減少,員工更無法每個月坐下來決定所有重大的企業事務。當工作越來越精專、企業事務越來越復雜、或者分散在許多地方,它的連系與確定每個人的平等參與決策就越來越困難。當合作社的員工突然成長加倍時,把新員工融入既存的決策程序更是困難。」[12]
「市場經濟合作社主義」與計劃經濟的優劣比較
由上理論和實踐的分析可見,處于市場經濟中的合作社仍有蛻化傾向,而且越擴張、設立越多分廠就越可能走向資本主義的舊路。但是希望讀者注意,我們并不是簡單地要批判合作社,而是希望探討合作社的局限性、克服之道以及整個社會經濟的出路,甚至應該說是為著實踐它而做一種全面的探究,不是為了否定它,而是為了正確地認識它、甚至設法改進它的實施效果。
上面我們對市場經濟中的合作社——姑且簡稱之為「市場經濟合作社主義」做出了兩點批評:市場競爭導致其追求盈利最大化和剝削一部分勞工;具有壓迫性和越來越多侵略性的生產管理制度。另外,隨著合作社規模擴大和工作專業化的增長,工人民主的困難也大為增加了。
正如馬克思在第一工人國際決議中所寫:「但是,合作制度限于單個的雇傭勞動奴隸通過自己的努力所能創造的這種狹小形式,決不能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為了把社會生產變為一種廣泛的、和諧的自由合作勞動的制度,必須進行全面的社會變革,社會制度基礎的變革,而這種變革只有把社會的有組織的力量即國家政權從資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轉移到生產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實現。」[13]
但是人們恰恰忽略了正是計劃經濟有助于克服單個工人合作企業的上述局限性:
其一,計劃經濟的最大特征就是消滅了市場競爭,使企業之間的競爭關系變為協作關系,企業不再為追求最大利潤拼個你死我活,從而也消滅了壓抑工人的經濟根源。
其二,無論是合作社還是將來具有工人監督的其他企業,當它擴大到全國乃至國際的規模時,都存在著民主決策的困難,因為企業的工人民主往往依賴于工人長期在社區的相互熟悉(正如上一節最后引用的那段批評所說的)。但是正是在全國乃至可能全世界統籌的計劃經濟的規模上,可以用地區性的工人代表組成全國代表大會,或者甚至可用全球化產業鏈各級供應商的工人代表,組成全球產業工人代表大會(例如圍繞iPad平板電腦的所有產業組成一個巨大規模的、但是針對性又非常強的工人代表會),從而達成整體規模的工人民主,這是任何單個的企業(不只是合作社)無法做到的。
其三,正是市場競爭導致薪資變動的不確定、甚或長期停滯,于是這又導致工人流動性越來越大;而工人因為薪資待遇而流動,導致了企業人員進進出出,難以實行有效的工人民主。只有切斷了市場競爭這個源頭,這個邏輯關系才能中斷,否則工人民主難以在單個企業中覆蓋到大多數乃至全體的員工。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員工的跳槽并不必然導致工人民主難以實行。關鍵是,跳槽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工人還在操心自己待遇太低,那么他們就更難關心比待遇更進一步的民主管理決策問題。假定在一個具有工人民主的社會里,如果工人跳槽是為了找到自己更喜歡的工作,那么可以設想他還能保持著一種民主管理參與的身份,不管跳到哪里都不會變。所以真正意義上的工人的計劃經濟,可以并不排斥工人的跳槽權利(擇業自由權),同時又保證工人民主的活力。
但是傳統的計劃經濟的最大缺點正是官僚化、不民主,但這一點不能怪在計劃經濟的頭上,因為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首先誕生在一個已經官僚化的工人階級國家(1928年的蘇聯,已經“成功肅清”了工人反對派和左、右兩邊的反對派,完全恢復和強化了工廠里的一長制),而且最初這還是一個連糧食這樣的重大基本物資都不夠分配的落后農業國。計劃經濟的本意是把物資的生產和分配納入到一定的計劃中,它的前提應該是有足夠多的物資可供計劃調配,如果物資都缺乏,這就導致計劃變得很緊張、從而導致不可避免的專斷傾向。舉一個很容易理解的例子:如果全社會有1億人,全社會的糧食可供3億人食用,剩下部分還可拿來釀酒、制油、加工成美味的食品、拿來出口等等,經濟計劃可以做得相當寬松、公平;可是全社會1億人只能保證供5千萬人吃的糧食,又沒有別的辦法滿足,就一定會有一部分人挨餓,為了保證糧食分配秩序,就要設立警察以及專門的干部,他們維護秩序還享有特權就難以避免了,而那些負責生產糧食的干部和少數工人也難以避免地享有特權了。所以歷史上的計劃經濟的不民主和專斷傾向,首先是因為貧困與匱乏,而不是制度設計得不好。隨著物資的豐富增多,計劃經濟反而可能變得更容易、更寬松,當然必須打破官僚階層的人為壟斷、用工人民主抑制特權傾向。其實在1950-60年代的蘇聯,正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和物資的豐富,計劃經濟體制下已經出現了政治民主化的傾向,那就是赫魯曉夫提出「非斯大林化」的社會背景,但官僚特權階層也與生產力一道發展起來了,從而在根本上阻礙了民主化的進程。幸好,我們不必再面對那樣一個棘手的計劃經濟官僚階層。在目前的經濟已經初步發達的中國,如果打破了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將比1950年代的蘇聯還要容易實行一種更科學和民主的計劃經濟。
由我們的分析來看,工人階級也不能單靠合作社就開創出一條社會經濟的新路。盡管我們承認,單靠計劃經濟也是不行的,傳統的計劃經濟必須克服其官僚化、僵化、不民主這一最大缺點,而且這缺點當然不是經濟發達就能自動克服的。但是合作社也存在著論述者無可回避的缺點:資本主義化與工人民主的退化。因此,如果我們要考慮社會變革的可能性,那就應當把合作社、工人民主與計劃經濟結合起來,也就是說「市場經濟合作社主義」(即單靠合作社,在不觸動市場經濟)是不可能通向社會變革的,必須打破市場經濟——才可能有真正的社會變革。
當然,這里顯然是在做一種「工人民主的理論假設」,指出一個實行工人民主的計劃經濟,可以克服合作社(其實不止合作社、也是任何單個企業)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難以克服的缺點。我們這里正是要從理論上說明,合作社只有與工人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結合,才可能克服其缺點,成為有力的社會經濟變革方式。
中國的工人解放事業:工人合作社的特別價值和特殊條件
在資本主義理論原則肆虐的今天,社會變革的任何主張都首先要在理論上站得住腳,才談得上對工人階級有益的運用。有人可能不以為然:理論說得再好有什么用,如果不能實行也是白搭。
問題恰恰在于:即使一種方案能夠成功經營,甚至賺了大錢,但它卻沒有促進工人事業、反而腐蝕了工人事業、甚至與工人解放事業背道而馳呢?我們可以舉一個比較極端、但非常生動的例子: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張全收」,他最初的確是一個農民工、可能確實有過為民工兄弟辦事的精神和本領,給2、3萬工人「提供了就業機會」,當然是「行得通」「實踐證明完全可行」,更能賺大錢,但他所做的卻是「勞務派遣」這種最剝削工人的「人力資源買賣」,除了被中央政府冊封為「全國優秀農民工」、抬舉為全國人大代表,沒有認真的勞工人士會認為他是有利于工人事業的[14]。
所以行得通的工人創業思路,不一定就是有利于工人的,它也可能淪為少數人發財致富、剝削多數人的老套路。而從我們上述分析來看,即使是工人自己的合作社,都有可能蛻變為資本主義剝削式的企業,而且這種蛻化傾向一直存在。我們顯然不能認為靠合作社就能單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但是由工人來組織生產合作社,有其特別的價值,就是證明工人的「共有制」能夠取代主流輿論吹之為無所不能的資本主義體制,帶給勞動群眾以工人接管社會生產、民主自管的可能性的信心,以及工人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的想像。正如一個左翼觀察者所說:「要打破資本主義的論述,光有烏托邦理論是不夠的,必須實際去證明可行。資本主義的毛病并不是它不可行,而是實施過程中將人性摧殘粉碎殆盡,解決這個現狀的唯一解答是去證明有個更好且可實行的系統。」[15]
對于中國工人斗爭現狀來說,工人合作社還有一層非常實際的技術價值:它可以讓現在高度流動性的工人,長期扎根在與社區緊密結合的工人合作社;這可以讓被企業趕出來的戰斗性工人能夠長駐工業區,讓失業工人多一條集體奮斗的出路,也可以讓有心服務于工人的人士作為工人一分子參與到集體事業中。當然,工人合作社不應該是純粹的工人互助的技術工具,還應該有政治經濟學的啟發教育意義,在設法把它經營得力的同時,還要特別注意克服它的資本主義傾向,防止它又異化為一部分人剝削另一部分人的工具(且不說革命大道理,這種事就是在工友伙伴關系的情面上也是讓人不好看的毀滅性打擊)。
工人合作社如果經營成功,還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支援工人運動。其實這方面,工人合作社早就有過光榮的歷史:在1919-20年意大利席卷五十萬人總罷工的工廠委員會運動時,「都靈合作社聯合會」就支持了「工人合作社的首要目的是貼補革命斗爭,而不是個人發財」的原則,一直堅持只象征性地抽取原始股值的3.5%做為紅利,它供應了都靈全城1/4人口的食品需求,而都靈是工廠委員會運動中心地區。
我們充分肯定工人合作社的價值,并且批判地支持這種具有革命意義的社會實踐。本文做了如此多的理論和實踐分析,目的就在于為其實踐提供正、反的全面參考。參照蒙德拉貢合作社的基礎上,根據本文的分析,筆者試提出幾點粗淺的建議措施,供合作社的支持者和有心實踐者思考和討論:
1、合作社應立足工業區和社區,以便貼近工人大眾、向廣大工人提供集體奮斗的示范,吸引更多進步工人參與。
2、不要經營那些已經高度產業化、以「廉價勞動力」取勝的工業領域,以免被大型產業資本的市場訂單和「千方百計節省人力成本」的資本主義動機牽著鼻子走。可以考慮從事農副產品加工、食品及藥品生產等領域,因為這類產業可以不主要以低廉價格取勝,而消費者更多會考慮到安全、質優、口味、營養等因素,更需要工人的用心勞動而非廉價勞動。
3、生產一線的基層管理,可以從工人中推選,也可以從外面招聘進來,但必須讓工人可以經過多數票數可以彈劾、撤換,以免基層管理再次淪為直接壓迫工人的角色。
4、如果有非社員的工人,應盡可能做到這部分工人與社員的同工同酬,勞動收入盡可能平等。正如馬克思在第一國際決議中所說「為了避免使合作社蛻化為通常的資產階級的股份公司,每個企業的工人,不管他們是不是股東,都應當從收入中得到同樣的份額」[16]。
5、非社員工人,如果為合作社打工時間較長(例如半年或一年以上),應允許其參與合作社,或可借錢給合作社而獲得利息(借錢數量以入社費為上限,也就相當于讓其參與合作社)。
6、單個合作社的規模不宜擴大到超出社區范圍,也便于實現工人民主決策。如果合作社要擴大到其他地方,積極分子可以另開門面,最終往蒙德拉貢合作社集團的方向發展。
7、合作社不應沾沾自喜,不要夜郎自大搞成「一廠社會主義」,還應該大力宣傳反資本主義、主張工人自我管理和勞動民主的科學原則,使合作社成為推動工人抗爭精神的工具,而不是宣傳合作社比資本家的企業更能賺錢。也就是:「建議一切合作社把自己總收入的一部分作為從行動和言論兩方面來宣傳自己的原則的基金」(馬克思為第一工人國際起草的文件)[17]。
【注釋】:
[1]潘毅:為什么要談社會經濟?蒙德拉貢的實踐與中國現實的選擇
/Item/Show.asp?m=1&d=3233
上面寫的時間為2014年08月18日,但至少文章的后半部分兩年多前就刊登在三農類別的網站上了。
[2]21世紀經濟報道:蒙德拉貢傳奇,作者小疼,2012-12-1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c2b1b5370101etdt.html
[3]見[1]。埃里克·歐林·賴特討論社會經濟的文章見http://www.opentimes.cn/bencandy.php?fid=335&aid=1616 ——《指向社會主義的替代性選擇》,原載《開放時代》2012年第6期。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P218-219,《臨時中央委員會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第五節,卡·馬克思寫于1866年8月底。粗體為馬恩全集原文所加。
[5]西班牙最低工資比9年前上漲了71%,2009年8月5日,來源: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8/05/content_11831591.htm
[6]《蒙德拉貢的挑戰》,Black Rose 著,李淑華、劉格正 譯。譯自「從基層起來」(From the Ground Up),一本描述草根組織和工作場所民主的書,第八章「蒙德拉貢的挑戰」(The Challenge of Mondragon)。作者 Black Rose寫于1987年冬天。http://labor.ngo.tw/books/book6/mondragon-challenges.htm
[7]同[1]。
[8]《合作社能全球化嗎? 蒙德拉貢正在嘗試中》,Tim Huet 著,劉格正 譯,譯自1997 年11/12月號的 Dollars & Sense 雜志http://labor.ngo.tw/books/book6/mondragon-goglobal.htm
[9]《對工人控制生產的國際經驗:以色列、西班牙、南斯拉夫、挪威》,邁爾斯·高爾文 著,洪哲勝、黃念義 譯。1993年初譯。http://labor.ngo.tw/books/book4/book4-ch2-1.htm
[10]多方面的材料都指向其最高差距不能超過系數1:6。例如《從蒙德拉貢到美洲》中闡述的“10個原則”http://blog.sina.com.cn/s/blog_c2b1b5370101d5l7.html
[11]同[8]
[12]同[8]
[13]同[4]
[14]“農民工司令”、全國人大代表張全收訪談,21CN,2008-3-10
http://news.21cn.com/zhuanti/domestic/2008lianghui/fangtan/2008/03/10/4450193.shtml
[15]同[6]
[16]同[4]
[17]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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