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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世清:人民實際上生活水平提高才是改革的最大紅利——你幸福嗎?

陳世清 · 2014-11-14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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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民實際上生活水平提高看成改革的最大紅利,體現了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改革制度設計與制度安排。

  中國功利主義的經濟觀是發展觀,把人民實際生活水平的提高作為幸福的標準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指標和目標。任何財富只有在能給人帶來滿足感時,才能現實成為人的幸福因子,只有現實成為人的幸福因子的財富才是實現其價值的、現實的財富。沒有實現其價值的財富只是潛在的財富,不能實現其價值的財富只能成為累贅。財富的大小不是以值多少錢為標準,而是以多大程度上滿足人的需求為標準。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精神需求,使人民感到幸福,既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也是經濟發展的目的。當教育、醫療、住房“三座大山”一方面壓得老百姓喘不過氣來,另一方面卻為GDP、人均GDP增長作出巨大貢獻時,很難想象這樣的GDP數字同真正提高老百姓收入有關。事實證明:“GDP為綱”與“以人為本”相悖。把人民實際上生活水平提高看成改革的最大紅利,體現了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制度設計與制度安排。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孟子》

  GDP、人均GDP年年增長卻出現養老金缺口,說明“GDP為綱”與“以人為本”相悖。提高老百姓“財產性收入”的前提是幸福經濟學范式,起碼是財富經濟學范式,而不應該是泡沫GDP范式。提高老百姓收入的具體政策,體現了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制度設計與制度安排。切實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制度設計與制度安排必須以對稱經濟學、再生經濟學與幸福經濟學范式為基礎,而不能以配置經濟學為基礎。中國經濟學范式是幸福經濟學范式。幸福經濟學就是以主客體對稱的對稱辯證法和對稱經濟學為基礎理論、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則為理論出發點、以共有制為經濟基礎、以價值機制為市場的核心機制、以合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以和諧經濟為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以人的幸福最大化為最終目標、以對稱思維方式和整體論思維方法為方法論特征、擅長五度空間分析的經濟學的基本模式、基本結構與基本功能。對稱性、具體性、全面性,是幸福經濟學范式的基本特征。幸福經濟學范式本質上就是對稱經濟學范式。從所滲透的思維方式特征來看,幸福經濟學范式本質上只能是中國經濟學范式——西方經濟學范式與幸福經濟學范式在思維方式上根本不兼容。幸福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幸福經濟學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前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幸福經濟學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

  幸福,就是需要的滿足。需要作為社會發展的深層動力,本身是一個系統,包括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兩個基本層次。物質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劃等號、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而GDP增長與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不能劃等號、GDP增長與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不是成正比也是正常的。當教育、醫療、住房“三座大山”一方面壓得老百姓喘不過氣來,另一方面卻為GDP、人均GDP增長作出巨大貢獻時,很難想象這樣的GDP數字同真正提高老百姓收入有關,和老百姓幸福有關。事實證明:“GDP為綱”與“以人為本”相悖。提高老百姓收入的具體政策,體現了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制度設計與制度安排。切實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制度設計與制度安排必須以對稱經濟學、再生經濟學與幸福經濟學范式為基礎,而不能以配置經濟學為基礎。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首先要擠掉經濟泡沫。泡沫經濟是什么?美國次貸危機說明:虛擬經濟很容易演變為泡沫經濟。但泡沫經濟并不僅僅由虛擬經濟造成,實體經濟也有泡沫經濟;實體經濟的泡沫經濟,也并非僅僅表現在鬼城、空置房造成的房地產泡沫、通貨膨脹、價格虛高上面。地方政府為了GDP數字增長,在制定地方產業政策時,大搞配置經濟、口袋經濟,造成各地GDP數字增長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脫節,是實體泡沫經濟的重要原因。泡沫經濟的兩大類型(虛擬泡沫與實體泡沫)、實體泡沫的兩大因素之間是互為因果、互為前提、互相促進的;因此,在本質上,它們都屬于口袋經濟、泡沫GDP經濟,因為它們在表面欣欣向榮的背后,都沒有給社會增加財富,更沒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泡沫,不是價格泡沫而是價值泡沫;不是價格遠離價值,而是經濟增長遠離人民實際生活水平提高。

  以人民實際上生活水平提高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標準,是發展與增長的根本區別。對稱經濟發展,不是等泡沫形成后再來擠掉泡沫,而是從源頭上擠掉泡沫。所以,把泡沫經濟僅僅理解成虛擬經濟過度增長,把泡沫經濟形成的原因僅僅歸結為金融投機或者投機,是片面的。這種理解不但不能從源頭上擠掉泡沫,而且由于轉移目標,在擠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時,助長深層次的、更大的泡沫。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其次要改變經濟學范式。當前流行的泡沫GDP經濟學是使老百姓收入難以提高的罪魁禍首。當GDP數字年年增長而中國大多數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時,GDP數字只是國際政治國際資本與國內特殊利益集團聯手盤剝中國人民的遮羞布。此時國際國內政治經濟連為一體——政治已經經濟化了。國際政治為國際資本服務,國際資本為國內特殊利益集團開路,國際通行的經濟增長指標可以使世界工廠里備受壓榨的中國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當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國際社會主流對西方主流經濟學范式深信不疑而自欺欺人的結果。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把市場化等同于產業化貨幣化、對外開放等同于外向型經濟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是財富上移、財富外流、國空民窮的始作俑者。這種所謂的市場化改革與對外開放,是把政府責任推給民間、把人民應享有的權益讓渡給政府、政府通過出口補貼超發貨幣美元美國債貶值流向外國的理論依據。

  所以要用再生經濟學代替配置經濟學、幸福經濟學代替GDP經濟學作為市場化改革的理論基礎。貨幣GDP增長觀——經濟增長觀與“財產”增長觀源于主流經濟學家的配置經濟學范式與貨幣經濟學范式。價值規律是經濟的核心規律,價值機制是市場的核心機制;生產力發展、“財產”的增長,應是指價值的增長,而不是貨幣GDP總量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標準,只能是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而不是什么GDP數字提高、人均收入數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數字提高、人均可支配購買力數字提高、人均可支配實際購買力數字提高。只要是在配置經濟學、貨幣經濟學范式范圍內,無論對各種數字怎樣“修正”,都只不過是一種泡沫,只是經過不斷“修正”的泡沫更有迷惑性而已。主流經濟學的數字GDP、帶血GDP、貨幣經濟學、價格經濟學、口袋經濟學同幸福經濟學、人民的真實生活水平提高相差甚遠。要提高老百姓收入,就要改變主流經濟學的經濟學范式。只有在以價值機制為核心機制的再生經濟學中,才能定位與理解“收入效益”范疇。所謂“收入效益”,是人的貨幣收入和生活質量提高綜合指數二者間的相關系數,或人的貨幣收入能給人的生活質量帶來實際提高的程度。如果人均可支配實際購買力提高同公共品轉移支出增加相等,人均可支配實際購買力提高對于老百姓沒有任何意義。所以,即使用經過多次修正、排除物價因素的“人均可支配實際購買力數字提高”來說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仍然是在忽悠廣大百姓。

  “實際購買力”和“有效購買力”還有差距:后者還要考慮“有效商品量”這一參數。

  “收入效益”和“有效購買力”二者的區別在于:后者只是一種有效收入,前者則不但包括有效收入,還包括有效支出。

  購買力=商品量/貨幣量

  手持貨幣量 * 商品量

  實際購買力=

  貨幣量

  手持貨幣量*有效商品量

  有效購買力=

  貨幣量

  有效購買力*有效商品

  有效收入 =

  無效商品*無效交易

  有效支出=有效購買力*有效商品 無效支出=無效商品*無效交易

  收入效益=收入生活效益(有效收入,有效支出)

  本應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項目,通過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住房產業化等各種“產業化”轉移支付由百姓來買單,對于百姓來講,就是無效支出。無效支出和有效支出成反比關系,因而同收入效益也成反比關系。對于貨幣經濟學來講,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效益)只要提高人的有效收入即可。但對于幸福經濟學來講,要提高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人們對自身生活質量的滿意度,不但要提高人的收入效益,而且要提高人的非收入效益,包括平等指數、和諧指數、安全指數。如果由于這些指數降低,不但直接在精神方面降低人的生活質量,而且人們為了維持這些非收入效益而額外增加開支,因而增加人的無效支出,從而減少收入效益。所以即使僅僅考察百姓物質收入,也必須放在幸福經濟學范式中,而不是放在配置經濟學、貨幣經濟學范式中。幸福經濟學范式是對配置經濟學、貨幣經濟學范式的揚棄。

  幸福指數(人們對自身生活質量的滿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

  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 (自由指數,平等指數,和諧指數,安全指數,環境指數,……)

  看來幸福指數是經濟學繞不過去的坎;對其不能兼容的配置經濟學、價格經濟學、貨幣經濟學,如果也想貼近民眾,最好還是轉變自己的范式;硬在自己原有的范式框架內塞進幸福經濟學基本范疇,只能削足適履、提襟見肘、當眾獻丑。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還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間接投融資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與不規范的直接投融資方式,貨幣政策缺乏監管、股市投機無力規范,使人民不但難以擁有正常的資產性收入,而且本來少得可憐的保命錢還成為銀市股市被圈被套被貶的對象,是人民生活水平難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要用增加社會財富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首先要用再生型的創造型、生產型經濟發展,代替配置型的破壞性生產、重復性生產、重復性交易以及出賣資源帶來的GDP“增長”。要用創業帶動生產、用創業工程帶動生產工程、用再生性生產工程代替重復性生產工程。政府要規范銀市、規范股市,嚴格執行中性貨幣政策,杜絕股市投機、擠掉股市泡沫;要扶持民間創業工程,開辟老百姓創業型直接投融資渠道,把提高人民資產性收入作為經濟發展政策目標,而不是把提高人民財產性收入作為經濟發展政策目標。

  轉變經濟學范式是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前提,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是轉變經濟學范式的歸宿;但二者的落腳點都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才能使人民生活水平隨著經濟發展同步提高。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就要國富民富。國空民窮,也是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隨著經濟發展同步提高的根本原因。要通過政府法人人格化,用法律、道德和輿論制約和規范政府行為,避免政府官員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轉移支付、轉嫁負擔而造成國空民窮、衙空民窮。通過稅收手段,鼓勵、扶持個人創業與中小企業發展;用創業工程帶動就業與再就業工程。要多發行用于基本建設的國庫券。通過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通過各類“高速”交通設施建設,以時間換空間,擴大土地供應。資源產業、壟斷行業只能由國家統一經營;由國家統一經營房地產,保證為國民提供質優價廉的住房,壓縮百姓對居住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要穩定實行中性貨幣政策,使貨幣不斷升值、儲蓄不斷增值。要持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不斷增加政府基本建設投資。要擴大政府公共品支出范圍,縮小社會領域中(狹義)產業化、貨幣化范圍,最大限度縮小老百姓對公共品買單范圍。要停止教育(狹義)產業化政策,把提高國民知識素質納入公共品基本建設范圍,壓縮百姓對自身教育的支出。要停止醫療(狹義)產業化政策,建立公費醫療體系,把提高國民身體素質納入公共品基本建設范圍,壓縮百姓對自身醫療的支出。要停止發行各類彩票,避免“不勞而獲”、“一夜暴富”心理對國民素質的負面誘導,強化國民主體素質,把提高國民主體性素質納入公共品基本建設范圍,并壓縮百姓對各類捐贈的支出。要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保障老百姓、特別是弱勢群體基本的人身權、人格權與生存權。只有國富民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才有確實保證。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還要提高老百姓“資產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命題是一個悖論。財產作為消費品,本身不會增值,不可能會給人帶來收入。財產如果能給人帶來收入,要么轉變成資產,那就是資產性收入而不是財產性收入,此時該“財產”作為消費品的使命終結;要么就是物價上漲,財產觀念上增值,那么這種“財產性收入”只是自欺欺人。如果以貨幣GDP標準來衡量小康標準,可以通過濫發紙幣、通貨膨脹使“財產增值”,使每個住在經濟適用房里的家庭成員一夜之間成為“百萬富翁”的途徑輕而易舉地提高老百姓“財產性收入”。通過貨幣貶值形成的“財產增值”只是泡沫增值,用這樣的“財產增值”來提高老百姓“財產性收入”只是一種愚民政策。

  人民幣外升內貶的根源是內外投機者的興風作浪、共同盤剝中國人民的產物。在這個盤剝中國人民財富的過程中,GDP年年增長、一片鶯歌燕舞,然而中國人民的個人財富卻在年年縮水,雖然是在賬面價值不斷提升的基礎上縮水。所以提高老百姓“財產性收入”的前提是幸福經濟學范式,起碼是財富經濟學范式,而不應是貨幣經濟學范式。

  從房價越高市場消費越火、政府越調控樓盤賣的越快可以看出,房地產是高度壟斷行業;而且由于其壟斷的是人的基本必須品,因此出現超常暴利是很平常的事。但平常不等于正常,房地產是高度壟斷行業,為官商勾結提供了溫床,也成為老百姓個人財富的盤剝機。用這種辦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只能造成兩極分化。

  讓老百姓財富縮水的途徑有:貨幣貶值;股市圈錢;房地產暴利。如果說,醫療產業化與教育產業化只能增加老百姓的外部負擔,那么這三種則是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掏空平民百姓的腰包。股市不規范、投資無門、物價上漲、儲蓄貶值、社會保障不健全、醫療無保障、教育要投資,是老百姓把貨幣財富保值增值的希望寄托在房產上的原因,也是房價虛高的根源之一。老百姓傾其一生所有,甚至以終身房奴為代價,買了一套房子,即使日后“增值”部分超過利率增長部分,也是無奈之舉,而不是什么“財產性收入”。觀念上的“百萬富翁”不能掩蓋日常手頭上的拮據。老百姓竭盡所有買下一套房子除了觀念上自己擁有一套“值多少錢”的房子而自我安慰、自得其樂以外,實際生活水平大大降低。這與其說是所謂的提高老百姓“財產性收入”,還不如說是讓老百姓財富縮水。

  在西方主流配置經濟學看來,由于資源有限,為了爭奪有限資源,人和人之間就要展開競爭。人與人之間是狼,所謂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就是弱肉強食的狼道經濟,發財就是吃著自己的碗里看著別人的鍋里;坑蒙拐騙假冒偽劣豆腐渣工程,投機壟斷哄抬物價內外勾結,只要不犯法,犯法不被發現,發現不被制裁,制裁收益大于成本,就可以干,而且可以大干。撐死了膽大的,餓死了膽小的;貧富分化就是這樣產生的,兩極分化就是這樣形成的。這就是仇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所謂“拿起筷子吃飯,放下筷子罵娘”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通過“攀比”產生的心理不平衡、幸福感下降不是分配不均造成的,而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如果經濟越發展人們通過“攀比”產生的心理不平衡越嚴重,那只能是因為經濟越發展兩極分化越嚴重。這說明,因為攀比造成的絕對收入增加相對收入減少、幸福感下降,不是經濟發展、財富增加本身造成,而是配置型經濟增長方式和配置經濟學范式對人們的經濟活動的錯誤引導造成。而在再生經濟學看來,資源是可再生的;資源通過開發來再生,通過平等競爭來開發,通過合作開發來雙贏。如果說工業經濟是資源配置經濟學的時代背景,那么再生型經濟學是知識經濟的時代要求。知識經濟時代,誠信合作才使你能夠賺大錢。坑蒙拐騙的賺錢模式是算術級數,誠信合作的賺錢模式是幾何級數。平等競爭可以帶來資源再生,誠信經營可以帶來合作雙贏。合作的目的是互惠。互補勝剛強——合作產生協同效應,合作可以以小制大,合作可以產生生產力。在這樣的經濟學指導下的發展模式,雖然也會產生收入不均、貧富不同,但絕不會造成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心理不平衡與人的幸福感下降。

  事實證明:“GDP為綱”與“以人為本”相悖。人經濟活動的目標是幸福,而人幸福與否不完全由金錢來決定。價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貨幣、靠由貨幣反映的GDP總值來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來量化。幸福機制是價值機制而不是價格機制。使老百姓幸福、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具體政策,體現了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制度設計與制度安排。切實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制度設計與制度安排必須以對稱經濟學、再生經濟學與幸福經濟學為基礎,而不能以GDP經濟學、配置經濟學為基礎。

  正好像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成熟完善的成熟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然要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代替一樣,西方GDP經濟學范式被幸福經濟學范式所代替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誠然,每個人的人生目標不一樣、幸福感不一樣、對幸福的理解也不一樣,說明幸福有相對性。對于道德感、社會責任感強的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幸福的,損人利己是不幸福的;通過勞動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幸福的,不勞無獲是不幸福的。道德感、社會責任感差的人卻總喜歡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崇拜厚黑學,貪圖“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不勞而獲的生活。但幸福的相對性蘊含了幸福的絕對性。不管什么人、他(她)的人生觀是什么、對幸福的理解是什么,建立在愛情基礎上的婚姻是幸福的,不是建立在愛情基礎上的婚姻肯定是不幸福的。有社會安全感是幸福的,缺乏社會安全感肯定是不幸福的。國家強大、領土完整、民族團結、社會安定是幸福的,領土被占、民族分裂、社會動亂、國破家亡、被殖民被奴役肯定是不幸福的。少有所養、書有所讀、老有所靠、安居樂業是幸福的,看不起病、讀不起書、養不起孩子、死不起墳墓肯定是不幸福的。自我實現、無怨無悔的人生是幸福的,一輩子一事無成肯定是不幸福的。人格平等、人人平等的社會對于大多數人是幸福的,人吃人、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對于大多數人肯定是不幸福的。改革開放以來GDP大幅增長、老百姓貨幣收入大幅提高而老百姓幸福感大幅降低,生活中“有錢不是萬能,無錢萬萬不能”等現象說明,錢只是幸福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用幸福的相對性否認幸福的絕對性的幸福虛無主義,或把幸福的絕對性歸結為錢的絕對性的幸福庸俗主義都是錯誤的。前者否認了幸福經濟學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者把幸福經濟學歸結于西方經濟學、庸俗經濟學。幸福的絕對性不能理解成錢的絕對性,幸福的絕對性就是幸福的本質、幸福發展的規律、實現幸福的途徑。在西方經濟學看來,物質財富是幸福的充分條件,滿足幸福的唯一途徑就是增加物質財富。在幸福經濟學看來,物質財富只是幸福的必要條件,領土完整、民族尊嚴、人格平等、社會安定,人的身心健康、全面發展,才是人的幸福的充分條件。國家和民族只是放大的個人,有國家和民族的尊嚴才有個人的尊嚴,有個人的尊嚴才有個人的幸福。因此,愛國主義和經濟發展、經濟學原理是統一的,與之統一的是幸福經濟、幸福經濟學。賣國主義和經濟“發展”、經濟學原理也是統一的,與之統一的是GDP經濟、西方經濟學。在幸福經濟學看來,經濟全球化與民族主體化是統一的;國防也是經濟,國家經濟、政治、軍事安全本身是保護人民幸福生活的宏觀經濟、幸福經濟。而在西方經濟學看來,經濟全球化意味著中國成為西方的殖民地經濟、廉價資源經濟、廉價血汗工廠經濟、中國生產美國消費救美國也就是救中國的“中美國”一體化經濟。前一段在奧運火炬傳遞過程中關于愛國主義和經濟發展的關系的爭論,眼下在釣魚島事件問題上是要領土還是要中日經濟合作大局的爭論,實質上是不同的經濟學范式——幸福經濟學范式和西方經濟學范式、發展經濟學范式和增長經濟學范式的爭論,而不是“草民”、 “愛國賊” 、“民粹主義”者和經濟學家“精英”的爭論。西方經濟學是增長經濟學,幸福經濟學是發展經濟學,也只有幸福經濟學才是真正的發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增長經濟學的根本區別,就在于能否容納作為新范式的幸福經濟學。以西方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以幸福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別,就在于前者只講增長不講發展,以物質財富的增加為唯一的目標,后者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人的全面發展和幸福感的增強為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人的全面發展、人的幸福感普遍增強的經濟形態,而不是GDP增長率最高、經濟規模最大的經濟形態。

  “草民”、“愛國賊”都是天生的幸福經濟學家、社會主義者,而那些飽食西方經濟學、鼓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精英”們一頭撞進賣國主義的陣營我們大家也同樣不必大驚小怪。如果一定要把愛國賣國的爭論還原為“草民”和“精英”的爭論,那我們也只好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了。記住:能使你感到幸福的幸福經濟是與GDP經濟學不同的全新的經濟學范式與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1

  來源:中國改革論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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