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及毛澤東同志,可以展開的話題太多,無論從什么樣的角度談,都足以后人不懈進行學習、研究而再繼承與發揚。以便指導對今天的社會進行客觀研究解讀,得出正確結論而確定斗爭與奮斗方向。我們知道,毛澤東同志不但能在各種歷史關頭作出正確的決策,而且對實現這一決策,也有著極慎密的思考,有一套相應的政策。能使中國革命或某一局部戰爭減少許多曲折和損失,從而使中國革命的航船,較少損失地抵達彼岸。
還是且先作一歷史回顧。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出現了“二次革命論”。持這種觀點的人天真的認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必須經過資本主義才能實現社會主義。基于這樣的錯誤認識,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權,必須拱手交給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國民黨。好像當中國實現了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就會把政權拱手交給無產階級似的。這樣就從思想上解除了無產階級的武裝,使無產階級在斗爭中完全處于被動地位。與“二次革命論”相反的還有“一次革命論”,持這種觀點者,除了陰謀取消馬列主義存在于中國的必要、取消共產黨、取消中國革命的惡意宣傳家之外,革命的政黨內部,也有一部分似無惡意的人,也持有這種主張。他們宣稱“舉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這樣,在民主革命階段制造幻想,也非常有害。這導致實際的冒險主義。我們說,歷史的發展往往總有著可悲的輪回或曰相似之處。時至今日的“特別是”,所謂“二次革命論”的亡靈又被當下的精蠅從歷史的故紙堆中撿起,而表現形式就是資本主義自由化發展,大開復辟資本主義的歷史倒車,更還以所謂“與時俱進”的接鬼標簽,打著“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的似是而非旗幡,開始不遺余力的盲人瞎馬、夜半深池的自宮自裁之舉。
當時毛澤東同志的思考則與之截然相反,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讓資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勝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它只能是幻想。帝國主義能讓中國真正富強起來?他們只希望中國成為由代表他們利益的人掌權的市場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倉庫。另外,由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他們也根本沒有能力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戊戌變法中的仁人志士以及領導辛亥革命的孫中山,為此都吃盡了苦頭,甚至有的獻出了生命,也證明了此路不通。
毛澤東同志認為,從1914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到1917年十月革命之時,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只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是不徹底的。而此后,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卻是新民主主義的了。所以,這種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爭,雖是其性質也是資產階級的,但資產階級卻領導不了。必須由無產階級來領導。無產階級領導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再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這樣就有別于陳獨秀等先讓資產階級搞資本主義,然后無產階級再革資本主義的命的所謂“二次革命論”,而是必須也只能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兩個階段論”。
所謂“畢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論”也極為有害。實際的“左”傾冒險主義,就是以此為基礎的。我們知道,革命是不斷前進的,但同時又是分階段的。中國革命必須而且只能分兩步走,第一階段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階段的社會主義革命,性質不同,決定了革命的對象、同盟軍不同。混淆兩者的界限,會降低對于當前任務的努力。如果說,兩個革命階段中,第一個為第二個準備條件,那么第二個階段就是第一個階段的必然繼續,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發展階段論。而“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這是正確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發展論。”(《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646頁)把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混為一談的“一次革命論”從理論上制造混亂、造成幻想;在實際行動上,就會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它與“二次革命論”雖有差別,但危害卻是同樣的,所以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能取。
眾所周知,“二次革命論”葬送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大好形勢,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而“一次革命論”同樣也為革命造成嚴重的后果,都使無數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付出了鮮血和生命的代價。中國革命的“兩個階段論”,才正確解決了中國革命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問題,使中國共產黨人渡過了無數次的激流險關,更由于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確立毛澤東同志的絕對領導地位,撥正了中國革命的航向,也從此中國共產黨產生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中國革命從此獨立于莫斯科的指揮棒,開始獨立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道路。并在奪取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之后,又不失時機地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
毛澤東同志的這一理論,已為革命的實踐證明是無比正確的,是完全科學的。是既有中國的特殊性,又帶有世界的普遍性的真理。
一,為什么要學習與紀念毛澤東?
“特別是”以來,隨著所謂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的逆風濁流,社會泛起一股非毛、反毛與妖魔化毛澤東同志的惡潮。對此的客觀形成之因,相信人們都是心知肚明,無須贅言。可笑是,于此逆風,這個從毛澤東手中繼承或曰篡奪了政權的當局并沒有采取任何制止與懲戒舉措,而任由其泛濫成災。當時最頂層的總設計還對外表明,其實毛澤東思想并非毛澤東同志個人的思想,它是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智慧結晶。而對此認識或表述,相信只要不是腦殘之屬的人們都能明晰其直謬。以下僅從中共領導人民進行解放戰爭后期的一些軍史史實方面來作以說明。
解放戰爭的第三階段,毛澤東同志從決策到各個階段的部署,都做了極其慎密的思考。
蔣介石反動派,由戰略進攻轉化為重點進攻,雖是軍力、財政、地域、人口等方面仍占有優勢,但毛澤東同志已極為機敏地洞悉到這已是強弩之末,因而預言蔣介石的末日到了。當時我軍雖在相應方面還處于劣勢,但革命已到新的歷史關頭,形勢的發展已對我們有利。所以,毛澤東同志毅然作出決策,開始全國性的大反攻。
戰略反攻之始,毛澤東決策派劉、鄧率晉冀魯豫野戰軍實行中央突破,以打到外線去,把戰爭引向蔣管區。同時,讓陳毅、粟裕領導的華東野戰軍主力為左后一軍,挺進蘇魯豫皖;以陳賡等率領的太岳兵團為右后一軍,挺進豫西,三軍擺成了“品”字形。彼此策應、互為犄角,機動靈活。同時誘使西北胡宗南主力去增援榆林、顧祝同主力到山東半島的海濱,卻都被置于無用之地。從而保證了劉鄧大軍千里躍進,把尖刀刺進了蔣介石的心臟。也起到加速蔣家王朝覆滅之步的作用。
從上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思維是何等機敏,毛澤東的戰略決策又是何等英明,毛澤東的始戰部署更是何等的慎密。以這樣的形式揭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反攻序幕,所收到的客觀結果絕對是精彩紛呈。古今中外的軍事家,都無不重視初戰,并極為謹慎,但如此大的規模,如此巧妙、如此慎密的部署,卻絕對是與無論比的。
待到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的戰略決戰階段,毛澤東的思考,則真的達到了天衣無縫的地步。他先將國民黨能作戰的170多萬軍隊,實行戰役分割,形成三個孤立的戰場。然后他指揮首站遼沈,打空前規模的大殲滅戰,同時卻命令淮海戰場不打規模超過兩個整編師的大殲滅戰;再戰淮海,分階段大規模地殲滅劉峙的60萬大軍,同時卻命令東北野戰軍和華北野戰軍。對傅作義集團的幾十萬大軍,或隔而不圍,或圍而不打;最后殲滅傅作義集團,先斬頭去尾,消滅天津、新保安、張家口之敵,后兵臨城下,逼迫傅作義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條件,從而結束了這場空前的大決戰。
若是把這個戰略大決戰比作一出劇,則是:以千里躍進大別山成功揭開序幕,以和平解放北平為尾聲,其間環環相扣、緊鑼密鼓,將帥兵配合,搖旗吶喊,沖鋒陷陣,幕幕精彩,場場扣人心弦。從全局到局部,從戰略到戰術,從部署到實踐,從初戰到末戰,從戰役到戰斗,從軍事殲滅到政治攻勢,從軍力到民力,從前線到后方……一切積極因素無不調動起來,敵人的大小矛盾,無不利用起來。前后呼應,珠聯璧合,四面八方,左右逢源。千里戰場,空前復雜,卻都在運籌之中;萬千戰斗,瞬息萬變,無不在預料之內。滿篇珠光燦爛,幾乎筆筆生花!其思維藝術真可謂達到了極致。
我們又還知道,所謂的民主,即便是軍事民主,也只能是一個相對概念,它一般可以起到一些積極作用,但卻難以解決根本作用。試想,在大軍決戰之時,戰場敵我形勢瞬息萬變,一旦戰機出現,它也是需要以極度敏銳的眼光捕捉與發現的,而總不能有稍縱即逝的戰機閃現,先來個軍事民主,以征求大家意見,然后采取少數服從多數之法,再作決斷。那么,戰機還在原處等待你的軍事民主結果?
我們還應知道,古今中外的軍事大家,都是自己臨機決斷,能對所處戰斗、戰役做到深刻把握與駕馭,所以才能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而絕沒聽說即如古代軍事大家孫武、尉繚子等都是靠軍事民主而取得的勝利之果。即使我們不排除毛澤東同志在進行戰略決戰之時,會廣泛聽取黨內其它同志的有益建議,但那僅是客觀事物的一個方面,而決不是根本之因。
至此,你還相信上述毛澤東同志所作的戰役決策又是集體智慧的碩果嗎?而毛澤東軍事思想又絕對是毛澤東思想所涵蓋的內容之一。我們單從這一點而論,就能揭穿所謂“集體智慧結晶”的謊言。
此亦即“特別是”以后非毛、反毛的另類表現形式,只不過它顯屬隱秘,一般人不大注意罷了。如果說此即個人的局限化認識,因為視覺限制,心胸窄狹,再是出于為己攬功、立牌坊的原因,似乎還能為人接受,只不過讓人更加明晰持此論者的個人品行罷了。但若是由此而擴散影響到一個政檔的認識論,并且多年來一直未作改觀,那么,其詭異與不可理喻就顯而易見了。
我們說,毛澤東同志對于當代中國乃至于世界的最突出貢獻,就是創造性發展了馬列主義,而得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但伴隨著他棄世之后的社會劇變,同時也客觀起著另外一個作用,那就是毛澤東同志如同一個巨大的顯微鏡或是照妖鏡,任何的叛逆者、卑鄙小人與反共、反社、反人民勢力,都將會在毛澤東同志這面顯微鏡或是照妖鏡下顯出原形。
二,論《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永遠意義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報告,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力量還不是十分強大,在舊中國的政治舞臺上,占統治地位的是國民黨。時值抗日戰爭正處于敵我戰略相持階段,雖說是中共經由毛澤東同志以及逐漸成熟起來的第一代領導核心的正確領導,已然走出思想誤區與迷茫階段,而在敵后的廣大地區,我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正飛速發展與日益強大起來。但毛澤東同志審時度勢,針對當時我們的隊伍內部客觀存在的問題,作了如《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與《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整風報告,在全黨開始進行整風運動。
在這些文章里,毛澤東同志進一步從思想問題上總結了過去中國共產黨內路線的分歧,分析了廣泛存在于黨內的非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作風,主要是主觀主義的傾向,宗派主義的傾向,和作為這兩種傾向的表現形式的黨八股。毛澤東號召開展全黨范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運動,即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原則整頓作風的運動。毛澤東的這個號召,很快地在中國共產黨內和黨外引起了怎樣從實際出發的觀點而不是以教條主義的觀點來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怎樣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以及怎樣對待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這段時期內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這樣一些重大問題的大討論,鞏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黨內外的陣地,使廣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中國共產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
雖然這篇文章發表至今已歷七十多年,無論是黨內外還是這個社會的變化,是可謂翻天覆地、今非昔比了,但至今重讀起來依然能發覺該文具有的極強時空穿透力與遠見卓識。建議同志們有興趣可于《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795頁閱讀學習。掩卷沉思,心想的是為什么毛澤東同志在開展黨內整風時要用“改造學習”這樣的語句?“學習”這個詞語太過普通與熟悉,但什么是學習?該怎樣認識學習?這個問題又確實值得我們重視。我們說,作為人類社會一個獨立個體生命的存續,我們自己身處的這個世界,它的發展與變化著的萬事萬物,其實都無不存在著一種可循的客觀規律。通過學習認識它、發現了它,再客觀遵從于這個規律,所面對的問題即可得以正確的解決與處理;而沒有發現這個規律或是離開這個規律,又或者由于人為主觀因素而與客觀規律相悖逆,那么在解決與處理問題時就會受到干擾而偏離正確方向,甚至還要付出極其慘重的代價。所以,學習的作用與意義就無比重要與不能忽視。學習,就是以自己通過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與掌握的理論知識、理性知識,去努力發現與尋找這一客觀存在于事物內部的規律。而只有掌握了這個規律,才能有利于去解決客觀存在的一切問題。
此所以古人有言:活到老學到老。而毛澤東同志無疑是全黨最具學習精神,最善于學習與最能發揮好學習重要作用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大師。是我們永遠值得學習與效仿的楷模。
今年將迎來毛澤東同志光輝誕辰120周年的紀念。提及紀念,無論是當局還是民間,都必然要有相關的系列紀念活動。但是,怎樣的紀念才最有現實意義?紀念毛澤東同志是僅注重一種形式的紀念?還是要挖掘毛澤東思想的內涵與實質,對照當下的客觀社會實際,做到有的放矢,將毛澤東思想發揚光大,為社會實踐服務?兩種不同的紀念方式,也必將反映出葉公好龍式做作的形式主義紀念與對毛澤東思想真正的學習、紀念與繼承和發揚。
必須指出,毛澤東同志一經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樹立起堅定的信仰并為之奮斗終生。在積貧積弱、飽經憂患又風雨如磐的舊中國,無數仁人志士為了探求救國救民的道路,信服過許多的所謂理論,運用過許多方法進行了嘗試,為此也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但都沒有得以成功。在《改造我們的學習》這篇文章的開篇,毛澤東同志指出:
“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1921-1941.引著注),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們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和對于中國革命的認識是何等膚淺,何等貧乏,則我們現在對于這些的認識是深刻得多、豐富得多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斗犧牲,前仆后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和組織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
因為具備這樣的客觀認識,有了堅定不移的信仰,并且積之前許多年許多人們不懈的奮斗教訓,血染的教訓是為刻骨銘心,所以,毛澤東同志以及他所領導的黨,才將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民族解放的唯一理論指南。而我們也知道,隨著新中國的成立,這一目標實現了。后來的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實踐,同樣是由于這個偉大理論指南,再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也取得了無比驕人的成就。而至此,疑問出現了,難道說馬克思列寧主義能正確指導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同樣取得勝利,但在“與時俱進”的“特別是”,就過時了?不相適應了?就要以所謂“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名目開始與“西”與“外”與“資”進行接鬼才能取得所謂的“發展”與“強大”、“進步”了?
對于眾所周知的毛澤東同志對于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做出的巨大貢獻以及上述的無人能及的豐功偉績,它絕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毛澤東同志科學運用馬列主義,深入調查國內具體國情,且將兩者最有機結合起來的必然結果。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毛澤東同志著重講到要對中國情況作深入的調查研究,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摒棄主觀主義惡習。強調要“認真研究情況,從客觀的真實的情況出發,而不是從主觀的愿望出發……”即如講到學習國際的革命經驗,學習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許多同志的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似乎不是為了革命實踐的需要,而是為了單純的學習。所以雖然讀了,但是消化不了。只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而今天同樣存在的,是紀念毛澤東并不是紀念他的立場、觀點與方法,而是單純的形式紀念。
所以,這樣的形式紀念往往不免要流于僅作表面的空洞文章。
我們知道,毛澤東同志窮其一生奮斗的是中國的解放事業,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擁有。以他為主導的黨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發點是為人民服務。于是共產黨讓人民當家做主,政府是為人民的政府。但“特別是”以來,這種情況被一定程度受到了顛覆。按照馬列主義的觀點,世界是物質的,是運動的,這構成了世間一切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事物由對立統一而存在,由斗爭變化而發展。所以,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也不論是什么領域,都會存在著矛盾、斗爭和發展。但是我們又知道,在錯綜復雜的諸多矛盾中,總有一個主要矛盾,它居于主導地位。起著提綱挈領的決定作用。只有抓住這個主要矛盾,一切次要的矛盾就有可能迎刃而解。自然界如此,人類社會尤其如此。而毛澤東同志在抓主要矛盾方面起到的作用,無疑才是促使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步步走向勝利的最根本原因。他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從調查研究入手,全面、深入、系統地了解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的實際狀況,尤其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狀況及其之間的矛盾斗爭,以馬列主義的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分析、比較,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透過現象,緊抓本質,然后做出科學判斷,制定出符合客觀規律的路線方針,領導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
譬如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是階級戰爭;抗日戰爭,是民族戰爭;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又轉化為階級戰爭;新中國誕生后,疾風暴雨式的階級對抗,在中國已經結束,但階級矛盾依然存在,只是變幻了斗爭的形式。又出現了走社與走資的新的矛盾。直至今天,所有的社會積習,所有的丑惡現象的根源,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實施的客觀反映。無論是“特別是”面臨的C型戰略包圍圈,還是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定程度被殖民化,都是私有化改革所致使。中國搞資本主義,必然要仰人鼻息,必然要成為某些國家的財富吸附對象。而一個凌駕于私有化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它的虛偽性與嚴重脫離人民又是其必然的發展結果。
在此還要談起一個人與一件往事。1951年春夏,圍繞山西發展農村生產互助合作問題,出現了一場爭論。面對當時中國農村客觀出現的農民自發組織生產合作問題以及山西省委對此向集體化方向作政權與政策引導,XXX與當時的華北局表示不認可與反對。當時,XXX的想法是,先讓農村個體經濟再發展一段時間,富農也讓他發展,這樣有利于整個農村經濟的發展,等到國家工業化建設能提供大批農業機器的時候,可以依靠政權力量,下個命令剝奪它,一舉實現集體化。這無疑是空想理論或是假此而行的農村經濟私有化先聲。
即如今日“特別是”的私有化經濟基礎,那些擁有者,他們早已在與時俱進的特共組織里有了千絲萬縷的關系。要是以XXX所謂的政權力量剝奪論及,要他們剝奪自己嗎?可笑不?而我們還知道,所謂的”特別是“改革,所謂的初級階段理論,其實就是掛社會主義的旗而發展資本主義。那么,它必然還再要面臨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假設是發展起來了,又再怎樣發展為社會主義?
這依然是所謂“二次革命論”的謬論又死灰復燃起來了。但其實它并無解決之法。因為“特別是”改革的所謂方法論不過就是“摸”而已。因為心里沒底,更因為沒有響應的理論為指導,所以,只好閉著眼瞎摸了。
三,決定政權的最根本力量是什么?
趙樹理有一個反應山西農村抗日題材的中篇小說,叫《李家莊的變遷》。一個叫鐵鎖的貧苦農民,去太原做工時接觸到一個“犧盟會”的革命青年小常,一次短暫談話,鐵鎖感到很新鮮,也對小常這個共產黨人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但是,他們結識的第二天小常被抓了,鐵鎖后來返回老家農村。一個晚上,因向同村的人們講起小常,又因為小常的共產黨身份,在山西當時頑固反共的政治白色恐怖下,鐵鎖被政府抓了。
趙樹理是最善于寫農村題材小說的文學大家,而由他開創了山西文壇的“山藥蛋派”也因而得以影響甚廣。他這篇小說具有極強的可讀性,對于了解當時山西農村的現實情況可以提供很形象的參考。所以,以下且從這個小說中搬來一段,一俟讀者朋友。
需要說明的是,事發年代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下文中提及的鐵鎖是一個貧苦農民,小喜、春喜屬于叔伯弟兄,顯屬惡霸之流,而李如珍是舊政權的村長,也是壞事做絕,三爺是閻錫山秘書長的什么親戚。這些人都屬當時農村社會的上層了,春喜與鐵鎖家為了一顆香椿樹的歸屬發生爭執,最后是導致鐵鎖破產,還賠上了一座房院。無奈之下,才來到太原做工。
“……他(指鐵鎖。引者注)的同行人很多,除了和他同來的,和他新認識的還有幾十個,都住在太原新南門外叫做‘滿洲墳’的一道街。這一帶的房子都是些小方塊,遠處看去和箱子一樣;里邊有都是土地,下雨漏得濕濕的;有的有炕,有的就是就地鋪草。房租不貴,每人每月五毛錢。鐵鎖搬去的地方,是一個長條院子,一排四座房,靠東的一座是一間,住著兩個學生,其余的三座都是三間,住的就是他們這伙匠人。他搬去的時候,正碰上這些匠人們吃飯。這些人,每人端著一碗小米干飯,圍著一個青年學生聽話。這個學生,大約有二十上下年紀,穿著個紅背心,外面披著件藍制服,粗粗兩條紅胳膊,厚墩墩的頭發,兩只眼睛好像打閃,有時朝這邊有時朝那邊。圍著他的人不斷向他發問,他一一答復著。從他的話中,知道山西軍敗了,閻錫山和汪精衛都跑回太原來了。有人問:‘他兩家爭天下,南京的飛機為什么到太原炸死了拉洋車的和賣燒土的?’有的問:‘咱們辛辛苦苦賺得些山西票子,如今票不值錢了,咱們該找誰去?’學生說:‘所以這種戰爭,不論誰勝誰敗,咱們都要反對,因為不論他們那方面都是不顧老百姓利益的……’ ”
“鐵鎖聽了一會,雖然不全懂,卻覺得這個人說話很公平。他把行李安插下,到外邊買著吃了一點東西,回來躺在鋪上問一個同行道:‘吃飯時候講話的那個人是從哪里來的?’這個同行道:‘他也是咱們這院子里的房客,在三晉高中上學,姓常,也不知道叫什么。他的同學叫他小常,大家也跟著叫小常先生,他也不計較。這人可好啦!跟咱們這些人很親熱,架子一點也不大,認理很真,說出理來跟別的先生不一樣。’ 鐵鎖近來有好多事情不明白,早想找個知書識字的先生問問,可是這些糊涂事情又都偏偏出在那些知書識字的人們身上,因此只好悶著,現在見他說這位小常先生是這樣個好人,倒有心向他領個教,便向這個同行道:‘要是咱們一個人去問他個什么,他答理不答理?’ 這個同行道:‘這沒關系,他倒不講究這些,你要去,我可以領你去!’ 鐵鎖說:‘可以!咱們這會就去。’ 說罷兩個人便往小東房里去見小常。”
“他們進了小東房,見小常已經點上了燈在桌邊坐著,他還有一個同學睡在炕上。這個匠人便向小常介紹道:‘小常先生!我這個老鄉有些事情想問問你,可以不可以?’ 小常的眼光向他兩人一掃,隨后看著鐵鎖道:‘可以!坐下!’ 鐵鎖便坐在他的對面。鐵鎖見小常十分精干漂亮,反覺著自己不配跟人家談話,一時不知該從那里談起。小常見他很拘束,便向他道:‘咱們住在一起,就跟一家人一樣,有什么話隨便談!’ 鐵鎖道:‘我有些事情不清楚,想領領教,可是,‘從小離娘,到大話長’說起來就得一大會。’ 小常道:‘不要緊!咱們住在一塊,今天說不完還有明天!不用拘什么時候,談到那里算那里。’ 鐵鎖想了一會道:‘還是從頭說吧!’ 他便先介紹自己是那里人,在家怎樣破了產,怎樣來到太原,到太原又經過些什么,見到些什么……一直說到當天晚上搬出會館。他把自己的遭遇說完了,然后向小常道:‘我有這么些事不明白:李如珍怎么能永遠不倒?三爺那樣胡行怎么除不辦罪還能做官?小喜、春喜那些人怎么永遠吃得開?別人賣料子要殺頭,五爺公館怎么沒關系?土匪頭子來了怎么也沒人捉還要當上等客人看待?師長怎么能去拉土匪?……’他還沒有問完,小常笑嘻嘻走到他身邊,在他肩上一拍道:‘朋友!你真把他們看透了!如今的世界就是這樣,一點也不奇怪!’ 鐵鎖道:‘難道上邊人也不說理嗎?’ 小常道:‘對對對!要沒有上邊人給他們作主,他們怎么敢那樣不說理?’ 鐵鎖道:‘世界要就是這樣,像我們這些正經老受苦人活著還有什么盼頭?’ 小常道:‘自然不能一直讓它是這樣,總得把這伙仗勢力不說理的家伙們一齊打倒,由我們正正派派的老百姓出來當家,世界才能有真理。’ 鐵鎖道:‘誰能打倒人家?’ 小常道:‘只要大家心齊,他們這伙不說理人還是少數。’ 鐵鎖道:‘大家怎么就心齊了?’ 小常道:‘有個辦法。今天太晚了,明天我細細給你講。’ 一說天晚了,鐵鎖聽了一聽,一院里都睡得靜靜的了,跟他同來的那個同行不知幾時也回去睡了,他便辭了小常也回房睡去。”
“這晚鐵鎖回去雖然躺下了,卻睡得很晚。他覺著小常是個奇怪人。凡他見過的念過書的人,對自己這種草木之人,總是跟掌柜對伙計一樣,一說話就是教訓,好的方面是夸獎,壞的方面是責備,從來沒有見過人家把自己也算成朋友。小常算是第一個把自己當成朋友的人。至于小常說的道理,他也完全懂得,他也覺著不把這些不說理的人一同打倒另換一批說理的人,總不成世界,只是怎樣能打倒他還想不通,只好等第二天再問小常。這天晚上是他近幾年來最滿意的一天,他覺著世界上有小常這樣一個人,總還算像個世界。”
結果沒等到第二天小常再與鐵鎖談話,小常就因共產黨身份被抓了。為此鐵鎖還傷心哭過。后來他回村了。一天晚上,與同村的老鄉一起喝酒敘話,他又想起了小常。對大家提到小常講的抗日辦法與共產黨的綱領:“總得要把這伙仗勢力不說理的家伙們一齊打倒,由我們正正派派的老百姓出來當家,世界才能有真理”,就因為這些話,鐵鎖也被當時的閻錫山政府抓了,后來形勢出現變化被放出,又遇到了小常。小常代表“犧盟會”來鐵鎖他們村動員群眾起來抗日動員。小常對大伙說:
“這‘打日本救中國’是我們大家的事,應該大家一起動起來,有錢的出錢,大家出力。從前是有錢的不肯拿出錢來,只在沒錢人的骨頭里榨油,這個不對,因為救國是大家的事,日本人來了有錢人受的損失更大,不應該叫大家管看門,有錢人光管睡覺——力是大家出,可是有錢人一定得拿出錢來。”
“至于大家出力,要組織起來才有力量。這個‘組織起來’很不容易。要聽空名吧,山西早就組織起來了:總動員委員會、自衛隊、運輸隊、救護隊、婦女縫紉隊、少年鋤奸團、老人祈禱會,村村都有,名冊能裝幾汽車,可是我問大家,這些政治究竟干過一點實事嗎?”
大家都笑了,因為他們早就覺著這些都沒抵什么事。
小常再說:“這種空頭組織一點也沒有用處,總得叫大家都干起實事來,才能算有力量的組織。為什么大家都不干實事啦?這有兩個原因,就是大多數人,沒有錢,沒有權。沒有錢,吃穿還顧不住,那里還能救國?像鐵鎖吧:你們看他那褲子上的窟窿!抗日要緊,可是也不能說穿褲就不要緊,要動員他去抗日,總得先想法叫他有褲穿。沒有權,看見國家大事不是自己的事,那里還有心思救國?我對別人不熟悉,還說鐵鎖吧:就因為說了幾句閑話,公家就關起他來做了一年多苦工。這個國家對他是這樣,怎么能叫他愛這個國家呢?本來一個國家,跟合伙開店一樣,人人都是主人,要是幾個人把這做店把持了,不承認大家是主人,大家還有什么心思愛護這座店呢啦?……”
從這段引用的句子里人們是可以知道,國民黨的片面抗戰為什么不能成功的道理。今天同樣是,如果占社會多數的人民被實質排除了對國家大事的話語權,而只由那些所謂的精蠅把住了這座店,又將會收獲怎樣的結果?人民不是被他們認為是維穩與河蟹的防范對象,就是為維護河蟹需要而進行的“救濟與施舍”對象,如此的“與時俱進”接鬼政權又將會收獲什么,難道還用再往下推論嗎?
上面轉述趙樹理小說的部分內容,雖是過去了將近一個世紀時間,但依然很具可比性與思考性。那樣一個叫政府的行政作風,欺民騙民的本質顯露,社會黑惡勢力的肆無忌憚欺民與高層權力所作的顧護,老百姓被逼漸至無路可走,還有無論推行怎樣的社會舉措都要依靠相同的那樣一些人,也就是產生了鐵鎖之問,為什么那些欺民的、作惡的總能持續不倒等問題,表明是不對此腐朽政權作徹底打倒推翻,不把那些魚肉鄉里、橫行霸道的首惡之徒懲辦,老百姓將永無出頭之日。但于此需要強調,此僅為對一篇小說的個人評論,奉勸善于無端聯想的好事之徒與因為自身行為導致憂懼驚怕的風聲鶴唳之輩,切莫對號入座。更不要做賊心虛而導致無事生非,又將一貫性的河蟹維穩手段使出來。而此,僅能招致天下笑柄與深恥為之。
人民要做國家的主人!在毛澤東時代,這位人民的貼心領袖以自己畢生的奮斗與探求,踐行了中共對人民作出的政治承諾,讓人民實實在在當了家做主人。但“特別是”呢?所謂執政為民的喊聲震天價響,好似以前的毛澤東時代執政不是為民而是為其它什么目的的。但究竟誰才是真正執政為民,人民心里有本清楚賬。所謂人民,人民中的最大多數還是工農這個群體,而執政為民要首先為了工農這個群體,工農當家做主的最根本標志是什么?當然是擁有生產資料。對于工人來講是作工廠的主人而不是資本家的雇傭工與盤剝對象,對于農民來講是首先擁有土地,然后才是工人主人翁權利得以體現的參與工廠管理與農民作為農村生產資料主人資格的為提高農業生產效益而對農業發展的合理科學探索。我們很難想象是失去工作崗位的工人與被迫進城務工農民能稱為是國家的主人。如果是工人連基本擁有的生產資料都被以所謂改革之名實際剝奪殆盡,又以繼續深化與“啃硬骨頭”之名即將實施農村土地流轉,被剝奪至兩手空空的龐大工農群體,如果還硬要稱是國家主人,那么,還有比此謊言更無恥的謊言嗎?而一個如此與時俱進的改革接鬼政權,一個只會對外輸送財富,對內只顧極少數權貴利益階層的利令智昏政權,由其主宰的國家接下來又將會招致怎樣的命運?
無論是以怎樣的冠冕堂皇理由,自己制造怎樣有利于持續剝奪的各種借口,如此剝奪人民當家做主神圣權利,都是對中共性質的最徹底背叛!還想提醒:人民不傻!雖是具有權力為基礎,有著國家機器作背景,我們不否認短時間你可以達到剝奪人民權利的目的。但切莫忽視,人民也具有自己的選擇:那就是可以拒絕你行駛國家管理資格的權利。
四,“特別是”究竟是誰在當家做主?
論及當家做主的權利,就離不開談國家的權力。
中國的權力產生于土地之中,這應是毛澤東同志以幾十年從事革命的歷程再至奪取與建立、鞏固政權為我們所提供的有益經驗思考。在中共成立前后,中國的農民問題一直沒有引起注意。即使在“五四”的主題中,也沒有農民的一席之地。在中共的日程中,是沒有農民位置的。因為直到1924年還沒有一位農民成為中共黨員,到處都認為農民沒有鬧革命的需要與天才。
直到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時,毛澤東同志才提出應該注意與重視農民問題。此后的1925年,針對黨內客觀存在的以陳獨秀為代表只注重與國民黨合作,忘記農民的“右”傾機會主義傾向和以張國燾為代表只注重工人運動同樣忘記農民的“左”傾機會主義傾向,毛澤東同志科學預見與指出了中國無產階級最廣大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為此他曾作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反對上述兩種錯誤傾向。1927年3月間,為答復當時黨內外對于農民革命斗爭的責難,毛澤東同志從1月4日至2月25日,歷時32天,親自走訪與調查了湖南的許多農民運動開展蓬勃興旺的地方,作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光輝論著。再次回答了關于對農民運動的責難與對農民問題的漠視。1924年8月間,毛澤東同志還應邀為成立于廣州的農民運動講習所講課,使中國的農民問題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中國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對莫斯科來說最得意的是統一戰線。而對中共的多數領導來說,最麻煩與頭疼的問題是共產黨怎樣才能從統一戰線中得到好處,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而對毛澤東來講,最關心的還是民眾問題——實則是農民問題。他從湖南農民問題的調查中得出,對革命應該為誰?什么樣的星星之火可以點燃中國大地上的革命烈火,并使之有足夠的熱度能熔化舊的世界的同時又能創造新的革命的重要問題都有了明確答案。他認為革命應該為的是窮苦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又在農村。星星之火應該在農村首先點燃,因為地主的壓迫比城市中資本家的壓迫更嚴重也更殘酷。
而綜合對農民問題的深入調查和分析,針對當時中國農村的客觀情況,毛澤東同志斷言:新中國的權力產生于土地之中。革命必須依靠農民,只有他能才能使舊中國這個搖搖欲墜的大廈傾塌。即使是發對帝國主義的斗爭也要完全依靠農民,因為“軍閥政府90%以上的開支都是直接或間接來自農民,而他們又是生活在地主階級的統治之下。” “如果農民不起來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特權統治,軍閥和帝國主義的統治就不能被推翻。” “另一方面,對于農民來說,一旦他們組織起來,他們就會推翻壓迫幾千年的地主和土豪劣紳的政治統治。” “而城市中工人的政治目的只是為了獲得集會和結社的自由,他們并不希望立即從政治上打垮資產階級。”
正是基于這種認識,鄉村就像磁鐵一樣吸引著毛澤東。中國革命后來的實踐證明,毛澤東的見解非但是獨到的,而且是正確的。他以創造性的思維所得出的結論,包括所作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都已被后來的革命實踐證明是革命的經典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發展。
只有毛澤東深信,革命必須喚起民眾。而在中國百分之九十的民眾是農民。盡管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但如果沒有農民這個最廣大最積極同盟軍的參與,革命永遠也不會取得勝利。中國革命不同于歐洲的是,中國無產階級人數太少,力量太弱,革命的敵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控制著政權,掌握著軍隊,占領著大城市。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發動農民。建立廣泛的農村根據地,走以農村包圍城市道路才是奪取革命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而這在歐洲是沒有先例的。
所以說,在中國,對待農民問題的態度就是對待革命的態度。能否依靠和發動農民參加革命,是革命成敗的關鍵。
獲取政權依靠農民。在取得政權之后,再為農民謀取利益才是穩固政權的必然之因。私有化市場改革,也是看透了這個,先以小利即小仁政施小惠于農民,但私有化改革深化發展至今,卻已形成從農民手中開始大肆掠奪。即使連土地也不能幸免。那么,從上述政權與土地的關系中我們可以得知,一個利令智昏的政權,如果對農民下了最后的殺手路,即使再怎樣由冠冕堂皇理由包裝,都將無法保證政權的持續穩固性。而依照維穩河蟹的黔驢技窮手段,只能得逞于一時,卻永遠無法保證長遠。
中國與其它任何國家最大區別在于,人民經歷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享受過毛澤東時代真正當家做主的大民主權利;更還在于,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毛澤東同志曾經如此深刻地影響過這個國家與世界,即使現在也正在繼續發生著極其重要的影響作用;并且是,將來也還會更加持續發生作用。關于這一點,正在發生變化著的世界,正在逐漸覺醒與深刻思考的人民,也將以實際行為表明:任何以強權力為背景的人為意志,都無法對此作出稍許改變的。對于那些公開的非毛、反毛言行,由于人民的強烈抵制與抨擊,有人與某種勢力或許還會作形式上的變化。即是與時俱進作了變化的僅是口頭上、形式上的例行紀念,卻實質抽去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所在與深刻內涵,僅留以空洞化名稱而無實質內容的新型非毛、反毛變種,同樣將不得人心,也必將為人民一眼看穿。
這個社會的本質還有待于我們繼續觀察與研究。只有用馬列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為基準,以毛澤東思想指導對社會實踐的認識與解讀,再輔之以自己對諸多社會現象的調查和認知,才能得出最符合社會實際的客觀答案。而想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不被一些表象的東西所迷惑,這些都無法繞過。
參考書目:
《毛澤東選集》
《毛澤東傳》
《毛澤東的思維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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