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報》的“文匯學人”欄目12月17日刊載記者對詹明信的訪談，全文用了二個小標題：“‘現代’一詞成了影響力和霸權的工具”，“全球化時代的民族國家有很強的想象特征”。我讀了訪談全文，還是感到概念上有一些模糊。我們說的“現代化”包含著二個不同的層面，一是物質生產的層面。當初提出這個概念時，是指我們能不能在工農業生產、國防建設與科學技術方面如何趕上國際上先進國家并與之并駕齊驅，故六十年代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即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目標。這四個現代化也得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不是照搬西方的東西。另一個層面是精神再生產的層面，那它只能是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新文化。我們文化的源泉從哪兒來?，只能從人民生活中來，從民眾對生活苦難的訴說和對幸福的追求中來。根據我們的歷史傳統，有選擇地接受外來的文化，它的主體是民族的，它是為我們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穩定發展服務的，決不是推倒過去一切、全盤西化。別讓全球化、現代化、普世價值這些耀眼的詞語，弄暈了自己前進的方向，別數典忘祖地忘了“中國特色”這個既定的概念。

　　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只有我們這個文明沒有中斷而延續至今。在精神的再生產上，它有自己的生命力。近百年來的歷史，我們都是在不斷探索中前進的。拿上海來說，近百年來的商業文化便是不斷融合外來文化發展的過程。其實中國古代便有過一個商業非常發達的歷史時期，春秋戰國間孔子的學生子貢便是一個大儒商，范蠡是官員下海經商的第一人，白圭是中國最早的經濟思想家。《史記·貨殖列傳》便給我們描繪了那時商業文化的全貌，有那么多的大都會，有那么多從事以鹽鐵為代表的大宗商品交易的商人。建國前，上海那么多會館、會所，都是中國商人自己搞起來的，從上海的建筑形式講，帶有普遍性的石庫門，便是以中為主、中西結合的產物。再說上海商人崇拜的“神”，他們崇拜的不是耶和華，而是中國的財神趙公元帥。民族的某些特征不是想象性的特征，這是客觀存在。我們并不排斥外來文化，文革十年時期如樣板戲的音樂，中國式的芭蕾舞，用鋼琴伴奏的《紅燈記》等，這里面我們既繼承了傳統的優秀文化，又吸收了不少西方文化的因素，但它的思想資源，也就是文化表達形式所要表現的靈魂，那是屬于中華民族自己要求變革、追求理想的思想資源，它的源泉在大眾之中。所以現代化不是向美國看齊，不要把現代化變成民族虛無主義，借著“全球化”來使我們屈從于霸權主義。我們講的現代化是從民族復興的意義上講的，要趕上世界發展的先進水平，不是文化和歷史上的自我否定，要克服在文化和思想上屈從于霸權主義的那種奴才思想。故文化上的民族特征，不是想象性的特征，它既是客觀存在，又要不斷向前發展的文化特征，它的靈魂便是愛國主義和復興中華，可不能物質生活豐富了，卻丟了自己的靈魂。

　　最后我還要說一下，現在報刊上的許多學術論文，喜歡引用洋人權威，喜歡玩弄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其實這也是文風不正的表現。寫文章應該旗幟鮮明、概念清晰，讓讀者一看就明白，不是讀了半天，不知你在說什么，這種故弄玄虛的文風該好好改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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