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中國處在巨大的轉型之中，30年來，我們所經歷的是激烈而又全面的社會變革，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范圍內也是絕無僅有的。不僅最近30年，從19世紀中期以來，我們中國不僅經歷了艱難而曲折的歷史，中國人的價值觀與道德倫理觀念也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晚清的“三綱五常”與傳統(tǒng)倫理，到集體主義、理想主義與社會主義，再到以金錢為核心的價值觀，在短短一百年的時間中，我們中國人的內心世界發(fā)生了那么激烈的轉變，可以說每個置身其中的人內心都是動蕩不安的，每個人都有著獨特的“心靈史”。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很多曾經堅信不移的人生信條都已成了昨日黃花，而在紛繁復雜而又瞬息萬變的社會現(xiàn)實之中，我們究竟該相信什么，該怎么說與怎么做?我們如何將那些價值的碎片重新凝聚為堅定的價值觀?這不僅需要我們重新梳理我們的心靈史，而且需要我們在面對現(xiàn)實的基礎上進行分析、思考與選擇，這對于個人來說，是一個尋求內心安寧的過程，而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則是一個重新凝聚民族精神的過程。影視劇作為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藝術形式，既是我們這個時代心靈生活的表現(xiàn)，也塑造或影響了大多數(shù)人的價值觀念，我們可以從影視劇入手，探索一下我們這個時代的心靈問題。

　　1、傳統(tǒng)價值觀的瓦解與重建

　　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tǒng)倫理價值觀念，是傳統(tǒng)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數(shù)千年來塑造了中國人的內心世界，也是社會秩序與人生行為的基本準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以“忠孝”為主要內容的傳統(tǒng)價值觀念受到了強烈的沖擊，皇權觀念、家族觀念、等級觀念，以及對婦女的歧視等傳統(tǒng)文化中的弊端得到了批判與改造，“自由、平等、博愛”等來自西方的觀念注入到了現(xiàn)代中國思想的內部，中國人的心靈世界與現(xiàn)實生活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中國人的價值觀不可能全盤西化，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華部分也需要繼承與轉化，比如在去除了忠君思想中“皇權觀念”的因素之后，我們仍然需要愛國主義與民族精神，在去除了“家族觀念”中的壓抑性機制之后，我們仍然需要家庭內部的和諧與人情的溫暖，在去除了“等級制”中的尊卑觀念之后，我們仍然需要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與各司其職的職業(yè)倫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重建一種既“現(xiàn)代”又“中國”的新文化與新價值，這種新文化既不同于西方文化，也不同于傳統(tǒng)中國文化，而是在批判繼承的基礎上融匯創(chuàng)新出來的“新的中國文化”，可以說這樣的“新文化”尚需要我們去創(chuàng)造。

　　在陳凱歌的《趙氏孤兒》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忠”這一傳統(tǒng)價值中核心觀念的質疑與反思，在影片中，程嬰的救孤行為帶有相當?shù)呐既恍?，他既非趙朔的門客，也不是行俠仗義的英雄，只是出于一個醫(yī)生對莊姬遭遇的同情和對無辜嬰兒的悲憫而施以援手，程嬰幾乎是被動地卷入了這段歷史，他也沒有想到這會使他付出妻兒生命的慘痛代價。影片以現(xiàn)代的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改寫了這個傳統(tǒng)的忠義故事，讓我們看到了歷史的偶然性以及程嬰、屠岸賈與趙孤的復雜關系與命運悲劇。我們可以看到，陳凱歌試圖講述一個可以被當代觀眾所理解的故事，但是對歷史復雜性的表現(xiàn)，也讓我們看到了“忠”的偶然性及其作為一種價值觀的脆弱性。

　　在陳可辛的《投名狀》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兄弟相殘的故事，在傳統(tǒng)的倫理觀念中，“義”作為一種兄弟關系與江湖道義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但是在《投名狀》中，我們看到的正是這一道義被踐踏與撕裂的過程，姜午陽、趙二虎本為草莽，在一次爭斗中與龐青云結識。三人惺惺相惜，結為異姓兄弟。不料日久生變，趙二虎的妻子蓮生愛上了大哥龐青云，龐青云也對蓮生心生愛慕。不久后，龐青云升為兩江總督，欲望逐漸膨脹，變得心狠手辣。他的道德防線也逐漸崩潰，霸占蓮生，還要對兄弟下手……，影片在三兄弟自相殘殺的過程中，展現(xiàn)了“義”的倫理觀以及江湖世界的崩潰。

　　吳宇森的《赤壁》改編自我們熟悉的三國故事，但影片改變了故事的結構，使這一故事更像是一個西方的海倫故事和“特洛伊”故事，而在價值觀層面，影片雖然沒有顛覆“忠義”的傳統(tǒng)，但對男女之情與兄弟之情的過度渲染，使影片的表達較為錯亂，此外《關云長》重點表現(xiàn)的是關羽的勇武而非“忠義”，《戰(zhàn)國》以一個女人的愛情結構孫臏和龐涓的故事，都顯示了對傳統(tǒng)價值觀的疏離或隔膜。

　　在當前的電視劇中，家庭倫理劇的興盛可以說是一大特色，《金婚》、《中國式離婚》、《媳婦的美好年代》、《老大的幸福》等一系列電視劇的熱播，讓我們看到了傳統(tǒng)價值觀念在當代的繼承與轉化。這些電視劇所注重處理的是父子、夫妻、兄弟、婆媳等倫理關系，對倫理關系的重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特點，但是與傳統(tǒng)文化的倫理規(guī)范相比，這些電視劇中所表現(xiàn)的倫理也呈現(xiàn)出了新的特點：(1)倫理關系已經大為簡化，如果說傳統(tǒng)倫理規(guī)范是以“家族”為單位的，那么當今的倫理主要是以“家庭”為單位的，現(xiàn)代的倫理關系已很少再關注妻妾、主仆、妯娌以及家族兄弟關系，這當然是社會發(fā)展與變化的結果;(2)倫理關系注重平等，強調“相互理解”，與傳統(tǒng)文化中強調“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不平等關系不同，現(xiàn)代倫理關系強調家庭內部人與人的平等;(3)倫理關系與當代社會結構密切相連的復雜性，在城鄉(xiāng)二元社會結構的兩端以及不同階層的人群中，遵從著不同的倫理與價值觀念。

　　我們可以看到，傳統(tǒng)的價值觀念在今天處于一種復雜的狀態(tài)，“忠孝仁義”的價值世界已經分崩離析，我們需要在當代社會的發(fā)展中，汲取這些價值碎片的合理性因素，重建一種新的文化與價值體系。

　　2、如何重新講述革命的故事?

　　20世紀的中國革命不僅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將中國從一個落后、挨打的舊中國熔鑄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新中國”，而且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人的內心世界，理想主義、集體主義與社會主義曾經塑造了幾代人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但自1980年代以來，伴隨著“告別革命”的思想浪潮，20世紀中國革命所凝聚的價值與信仰卻逐漸黯然失色。在復雜多變的世界格局與中國情勢下，如何汲取革命傳統(tǒng)的核心要素，凝聚成我們新的民族精神，是關系到未來中國命運的重要問題。

　　“主旋律影片”一直試圖重新講述革命的故事，但如何在革命故事與當下生活之間構成一種有效的連接，從而使革命傳統(tǒng)參與當下精神生活的建構，卻是一個尚未得到很好解決的問題。近年的《張思德》、《鐵人》等影片在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嘗試，但是這些影片在市場上發(fā)行不利的狀況，也使之并未真正走入公眾的視野?！督▏髽I(yè)》、《建黨偉業(yè)》等“主旋律大片”，以“大片”的方式運作，在市場上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但是影片獨特的題材、壟斷加市場的制作模式卻使之難以復制，另一方面，影片的商業(yè)化運作也削弱了其歷史與價值內涵。

　　馮小剛的《集結號》是一部從新的角度講述革命故事的影片，影片以極具智慧的方式將兩個相反的主題組織在一起，創(chuàng)作者宣稱影片的主題是“每一個犧牲者都是不朽的”，而網友的概括則是“組織是不可靠的”，如果說前者是迎合“主旋律”的，那么后者則是反主旋律的——但卻暗合了自由主義思潮的“主旋律”，更重要的是它在市場的“主旋律” 也斬獲頗豐，影片在三重“主旋律”之間走著鋼絲，并獲得了成功，我們可以說這是一部極為聰明的影片，但就對革命價值觀的傳承上來說，卻更多具有瓦解與解構的效果。

　　姜文的《讓子彈飛》可以說是一部以隱喻的方式講述革命故事的影片，影片講述了革命起源的合法性，革命的狂歡化過程以及革命之后“革命者”無奈的處境。影片極具創(chuàng)作者個人的風格化色彩，以及第五代電影人擅長的隱喻、夸張、變形的藝術形式。但是影片將主人公設置為一個具有草莽英雄氣質的土匪，并極力突出其個人英雄的形象，因而更多地只是表達或宣泄了一種情緒，而并沒有觸及到“革命”的深層次問題，但就隱喻所達到的效果而言，我們可以說此部影片是對革命傳統(tǒng)的一種抽象性繼承。

　　姜偉的電視劇《潛伏》不僅創(chuàng)造了收視市場的奇跡，也是重新講述革命故事的一部力作?！稘摲返膭?chuàng)新之處在于，它既以曲折動人的故事講述了革命者的信仰，又找到了一種當代觀眾可以接受的方式，這一方式的主要特點在于：(1)諜戰(zhàn)題材的懸念與戲劇性;(2)辦公室政治的明爭暗斗;(3)“夫妻”二人的反差及其喜劇性。《潛伏》是一部從正面講述革命者的信仰并獲得成功的電視劇，這在當代是極為罕見的，而其成功恰恰在于對上述三個特點的出色運用。從這一角度我們也可以反思我們這個時代的價值觀念，尤其是“辦公室政治”的接受視角，在網絡上曾有廣泛的討論，后來還曾出版過《“潛伏”在辦公室》等實用性書籍，教人如何以“潛伏”的方式在辦公室競爭中獲勝。我們可以看到，如果說在《潛伏》中，辦公室政治只是實現(xiàn)理想與信仰的一種斗爭方式，那么在當代社會的接受中，“辦公室政治”則脫離了理想的光照，而成為了一種實用性的“爾虞我詐”的技巧，這一方面反映出我們這個時代理想與價值觀的缺失，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微觀的權力斗爭已構成了很多人的生存方式與人生目標。

　　在這樣的時代，我們是否能夠理解理想與信仰，或者說，我們是否能夠重建一種整體性的價值觀?如果我們需要重建，那么我們就必須重新審視革命傳統(tǒng)及其凝聚的價值觀，我們需要尊重并理解歷史，并在現(xiàn)實的基礎上尋找到一種重建的方式。

　　3、現(xiàn)實中的精神與道德困境

　　如果說《潛伏》“辦公室政治”的接受視角折射了當代社會對權力斗爭的想象，那么在以反腐倡廉、打黑除惡為題材的電視劇中，則更加展現(xiàn)了現(xiàn)實中權力斗爭的嚴酷性，在《抉擇》、《大雪無痕》、《省委書記》、《浮華背后》等電視劇中，我們可以看到正反面人物的尖銳斗爭，以及以正面人物勝利為結束的樂觀結局。這一類電視劇不僅滿足了觀眾渴望看到“內幕”與“真相”的心理，而且塑造了他們對政治斗爭的想象。需要指出的是，在這類電視劇中，很多貪腐案的破除都是建立在更高層領導介入以及“偶然性”事件的基礎之上的，因而這類電視劇所建立的敘述邏輯以及“正義必勝”的價值觀是脆弱的，并非必然的，這也顯示出我們這個時代價值觀的破碎性。

　　電視劇《蝸居》向我們講述了當代現(xiàn)實中的精神與道德困境，劇中的郭海萍夫妻感情甚篤，但因錢少難以在江州買房，只得暫住弄堂。海萍極力想改變困境，但苦于房價壓力，即使生下一個女兒，也只得送回家鄉(xiāng)由父母代為撫養(yǎng)。海萍的妹妹海藻大學畢業(yè)后，與公司職員小貝相戀，兩人也感受到攢錢買房的辛酸。因為工作關系，海藻結識了市長秘書宋思明，后者對她一見傾心，并多次幫助海藻及其姐脫離困境。海藻為了報答，跟他有染，一發(fā)而不可收拾。期間，海萍曾多次勸說海藻，不要辜負小貝的一片癡情，但是海藻為了幫助姐姐達成心愿，還是委身于宋思明，做了他的情人?！段伨印芬援斍暗母叻績r為切入點，展示了一個女孩為生活所迫，放棄了自己的戀人而去做官員情人的過程，這是一個扭曲與異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向現(xiàn)實屈服的過程，《蝸居》向我們揭示出，以“個人奮斗”與“自由戀愛”為核心的現(xiàn)代價值觀在社會中已經瀕于破產。值得注意的是，《蝸居》中的官員宋思明并非一個反面人物，而是一個頗具人情味的成熟的男人形象，一個“成功者”的形象，與之相比，海藻的戀人小貝雖然富有青春氣息，但卻是幼稚的、無能的，《蝸居》對宋思明這一形象的塑造既為海藻的選擇提供了合理性，但在價值觀層面，卻缺乏對不公正現(xiàn)實的批判性，而只是呈現(xiàn)了現(xiàn)實中的道德困境。

　　電影、電視劇《杜拉拉升職記》都來源于同名暢銷小說，徐靜蕾版的電影只是提取了小說中的核心元素，王珞丹版的電視劇則相對完整地呈現(xiàn)了小說的內容：以杜拉拉在世界500強公司DB公司的升職經歷及其愛情故事為主線，描述了一個白領的奮斗過程。這一作品的獨特之處，在于其價值觀是建立在“升職”基礎上的，而“升職”除了地位的變化，還有一個重要的標志是薪水的增加，從月薪3000到6000，再到1萬，再到年薪23萬，可以說是這是一種以金錢為核心的價值觀。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小說《杜拉拉升職記》不僅僅是講述故事，而是在講述故事的過程中不斷總結杜拉拉的成功經驗，具有“實用性”的價值，因而此書的暢銷與影視劇的熱播，也向我們展示出，精神性與藝術性的文藝探索在社會領域已經越來越少人問津，而具有實用性的書籍則大行其道，或許這也顯示了我們這個時代價值觀的一個側面。

　　與《杜拉拉升職記》等“職場小說”相類似的是“官場小說”，這類小說也是暢銷書市場的一個重要類型，近年來每年可推出約200種，但較少改編為影視劇。但是我們在宮廷戲、穿越劇的忠奸斗爭、妻妾爭寵之中，也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人的“官場智慧”或者計謀與機心，這類作品大多圍繞權力與地位展開斗爭，權位本身就構成了他們的最終目標，而缺乏一種更加開闊的精神上的追求與價值觀。

　　以上我們大體勾勒了影視劇中所存在的價值觀及其中的問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講述的所有故事也都是當代經驗與想象的投射，在整體上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時代的價值觀是支離破碎的，在歷史與現(xiàn)實的劇烈變動中，我們尚未形成一種能被普遍接受的具有恒定性的新型價值觀，我們仍然處在歷史的巨大轉型之中，我們仍然需要繼續(x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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