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魂》編者按：本期摘登是由聞言實同志提供的美、德、英、日和瑞士、墨西哥的有關學者、記者寫的六篇文章，供研究參閱。它們分別是：《1%的“民有、民治、民 享”》、《美國：“1%大國”的貧富差距史無前例》、《資本主義制度將迎來第四次變革》、《美國只有名義上的民主》、《與自由放任主義訣別》、《馬克思切 中資本主義病根》

　　一、1%的“民有、民治、民享”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美國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財富

　　美國上層1%的人現在每年拿走將近1/4的國民收入。以財富而不是收入來看，這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財富。他們人生的財運節節 走高，25年前，這兩個數字分別是12%和33%。對這個現象有一種解釋，認為是創新和積極性給這些人帶來了好運，并聲稱大河有水小河滿，所有人都沾了 光。這種解釋是誤導性的。塔尖1%者的收入在過去10年增長了18%之時，中產階層的收入卻在下降。僅有高中文化程度者的收入下降尤其明顯——在過去25 年里，下降了12%。最近幾十年來的所有經濟增長及其他好處，都匯集到了塔尖人手中。

　　美國一些經濟學家曾經試圖“合理化”自19世紀中期以來直至現在仍然顯得非常棘手的嚴重的美國社會分配不公。簡言之，這一理論把高收入與高生產力和對 社會貢獻大聯系在一起。富人一直對這種理論情有獨鐘，然而，能證明這種理論的證據卻少得可憐。眾多企業高管對過去三年的經濟衰退難辭其咎——他們的“貢 獻”無論對社會還是對他們的企業都是極其負面的——卻照樣大領紅包。有時，公司還不好意思管這筆錢叫做“績效獎”，因此美其名曰“留任分紅”。那些為我們 社會貢獻了偉大而積極的創新的勞動者，從遺傳研究的開拓者到信息時代的先鋒，他們的所得與那些幾乎毀滅全球經濟的“金融創新”的發明家們相比，不過是一點 殘羹冷炙而已。

　　有人聳聳肩，覺得收入分配不公是常態嘛。我贏你就輸，你想怎樣?這話打骨子里就錯了。理由如下：

　　首先，分配不公的增長會導致機會不平等。無論何時，機會平等的減少，都意味著我們不可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使用我們最有價值的一種資源——人。

　　其次，許多導致分配不公的扭曲做法——如支持壟斷勢力和優待特殊利益集團的稅收政策——侵蝕經濟活動的效率。而這種新的不公又會繼續制造新的扭曲，對 效率的侵蝕更勝一籌。舉一例，太多能干的年輕人為了追求天文數字的薪酬，寧愿擠進金融界，也不愿意到那些能塑造富有創造性的和更健康的經濟領域工作。

　　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現代經濟需要“集體行動”——它要求政府投資于基礎設施、教育和科技。美國及世界都從政府資助的研究中受益匪淺，這些研 究使互聯網得以誕生、提高了公眾健康水平，等等。但是美國長期遭受基礎設施、基礎研究和各級教育上的投入不足之苦。未來這些領域的經費還將遭到進一步削 減。

　　這并不令人驚訝。一個社會在財富分配方面的差距越嚴重，富人就越不愿意在公共需求上掏錢。富人無須在教育、醫療和個人安保等方面依賴政府，他們完全可 以用錢為自己買到這一切。久而久之，富人就脫離了群眾，背離了人民。富人還都害怕大政府——大政府會動用權力調節平衡：取走他們的部分財富并投資于公共利 益。塔尖的1%也抱怨我們現有的美國政府，現在這個政府在再分配方面縮手縮腳，內訌不斷，除了減稅什么也辦不成，其實他們擁護它還來不及呢。

　　為什么美國社會不公會愈演愈烈

　　經濟學家并不知道如何充分解釋美國的社會不公為什么愈演愈烈。一般的供求規律肯定有一定影響：節約人力的技術減少了對許多“有益無 害的”中間階層的需求，也減少了藍領崗位。全球化創造出一個世界市場，使昂貴的美國低技能工人與便宜的國外低技能工人競爭。社會變化也是造成不公平的原因 之一——以工會衰落為例，它曾代表1/3的美國工人，而現在只有大約12%是其成員。

　　但是，之所以出現如此巨大的不公，主要是因為那1%的塔尖者希望如此。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稅收政策。富人的很大一部分收入來自資本收益，下調資本收益稅率相當于讓最富有的美國人搭乘免費順風車。

　　從上世紀初的洛克菲勒到上世紀末的比爾·蓋茨，壟斷和準壟斷企業一直是經濟權力的一個來源。對反壟斷法的馬虎執行，對于1%的塔尖者來說不啻為意外之 福。今日美國不平等的狀況很大程度上應歸咎于金融行業對金融系統的操縱，這一操縱由金融行業花錢改變規則得以實現——這是它有史以來最好的投資之一。當其 他手段都失效時，政府會貸給金融機構幾乎無息的貸款，以優惠條件提供慷慨的救市資金。監管機構對金融市場缺乏透明度和利益沖突則視而不見。

　　當你審視這個國家塔尖1%者掌握的巨量財富時，就不禁會感嘆我們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是一個典型的、世界一流水平的美國“成就”。而且我們似乎還要在未 來的日子里擴大這一“成就”，因為它會自我鞏固。錢能生權，權又能生更多的錢。在上世紀80年代的存貸款丑聞中——這樁丑聞的涉案金額以今天的標準來看真 是少見多怪微不足道——銀行家查爾斯·基廷被一位國會議員訊問，他花在數位當選要員身上的150萬美元是否能買到權勢時，查爾斯回道：“我肯定希望如 此。”最高法院在最近市民聯盟訴聯邦選舉委員會一案中取消了競選經費上限，賦予企業買通政府的權利。現在代理人與政治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了。事實上，所有美 國參議員和大多數眾議員赴任時都屬于塔尖1%者的跟班，靠塔尖1%者的錢留任，他們明白如果把這1%者服侍好，則能在卸任時得到犒賞。大體而言，美國歷任 貿易和經濟政策的重要決策者也來自這一人群。當制藥公司獲得萬億美元的大禮時——通過立法禁止作為最大藥品采購方的政府討價還價——也就沒有什么大驚小怪 的了。除非給富人大幅減稅的條款已經到位，否則一份稅收法案就不會在國會出現。鑒于塔尖者的能量，這才是應該預料到的體制運作方式。

　　不平等扭曲了美國社會

　　美國的不平等以每一種可以想到的方式扭曲著我們的社會。比如，大肆宣揚的生活方式效應。先富帶動后富的“滴漏型經濟”可能是一個妄想，但行為作派的向下“滴漏”卻已經實現了。

　　社會不平等極大地扭曲了我們的對外政策。塔尖1%者很少有服過兵役的——事實是“全志愿兵”軍隊的工資吸引不了他們的子女，他們的愛國主義也就那么 多。此外，最富有的階層在戰時也不會為高額稅收頭痛：多發國債不就行了。對外政策，從定義來看，是實現國家利益與國家資源之間的平衡。可當家的1%者不知 柴米貴，什么均衡、約束，全扔到窗外去了。沒有什么險是我們不能冒的，企業和承包商等著發財。

　　經濟全球化的規則似乎也是為富人受益而量身定做的：以鼓勵國家間商業競爭為名壓低企業稅率、弱化公眾健康和環保要求、侵蝕過去視為“核心”的包括集體 協商權在內的勞工權利。或者更準確地說，塔尖1%者認為他們無須關注這些，他們為我們社會帶來的最嚴重代價或許莫過于：對我們身份認同感的侵蝕，其中公平 競爭、機會平等和社區意識都是如此重要。美國長期以來都以“人人皆有可能”的公平社會而自豪，不過統計數字可不這么認為：貧窮的美國公民，甚至中間階層的 公民，能擠進美國上流社會的機率比很多歐洲國家都要低很多。他們手里抓的可不是什么好牌。正是人們對一個沒有出路的不公制度的意識釀成了種種亂象：食品價 格上漲和青年長期失業率高，只不過是導火索而已。美國青年失業率約在20%左右(某些地區和某些社會族群為40%);每6個需要全職工作的美國人中就有一 個找不到所需就業機會;每7個美國人就有1個要靠食物券生活(受“食物無保障”之苦的人是同樣的數字)——所有這些就足以證明，有什么堵塞了那種吹噓的能 從塔尖1%者手中“滴漏”給所有人的好處。從而疏離感的產生就可想而知了——2O—30歲人群在最近一次選舉的投票率僅為21%，與失業率相當。

　　最近數周(指2010年底到2011年初)，我們看到數以百萬計的中東民眾上街，抗議他們所在不公社會中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當我們注目這些街頭民眾的力量時，一個問題浮上腦海：什么時候美國也會這樣?我們國家在很多重要方面已經和某個遙遠的動蕩之地差不多了。

　　法國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曾描述過他眼中的美國社會獨有的主要優勢——“適度的利己主義”。“適度”兩個字才是關鍵。每個人都有狹隘的利己主 義：我要我想要的東西，馬上!“適度的”利己主義則不同，它意味著重視所有人的個人利益——也就是公共福利——事實上是實現個人最終福利的前提。托克維爾 并不認為這一觀點有什么高尚或者多理想主義，事實正相反，他認為這是美式實用主義的標志。狡猾的美國人明白一個基本事實：替別人著想不僅有益靈魂，對錢袋 也有好處。

　　塔尖1%者擁有最好的房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醫生和最棒的生活，但是有一件事看來是金錢買不來的：即意識到他們的命運和其余99%的人的生活怎樣息 息相關。這就是歷史上塔尖者們最終都懂得了的道理，但往往為時已晚。美國人民已經看到對不公政權的反抗，這種政權把巨大的財富集中到一小撮精英手中。然而 在我們的民主制度下，l%的人取走將近1/4的國民收入，這樣一種不平等最終也會讓富人后悔。

　　(作者的這篇文章原載于去年5月的美國《名利場》雜志;轉摘自2011年10月18日的《環球時報》)

　　二、美國：“1%大國”的貧富差距史無前例

　　德國學者托馬斯·舒爾茨

　　紐約“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抗議者們最初遭到嘲笑。他們同對手——銀行家和金融高管的討論似乎沒有成功的希望，因為他們在智力和專業知識方面處于下風。

　　口號擊中美國要害

　　如今他們的抗議活動已經進行了第七周。“我們是占總人口99%的那部分人，”當他們在曼哈頓大街上進軍時，他們一再大聲強調。但令 人吃驚的是，他們的這句話恰恰點出了問題的核心，而且他們用這句話描述出了許多專家學者試圖通過長篇大論分析出的美國幾十年來日益嚴峻的一種發展變化。這 種發展變化極其深刻，極具革命性，以至于正在動搖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基礎。

　　近100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還從未像現在這樣嚴重：一邊是占總人口1%的幸福的超級富翁，另一邊是占總人口99%的那些人。有關真實貧富差距的統計證據是那么確鑿：目前，400個最富的美國人占有的財富超過1.5億底層美國人占有的財富總和。

　　就連美國中央情報局也在向世界各國公布的國家報告中得出結論：美國的貧富分化比突尼斯或埃及更為嚴重。耶魯大學政治學家雅各布·哈克所謂的“財富集中 在最上層的塔尖上”的情況在20世紀初期的美國就曾存在過。當時控制塔尖的是約翰·D·洛克菲勒、安德魯·卡內基和J.P.摩根等工業巨子，他們長期控制 著這個國家。

　　再次進入“鍍金時代”

　　作家馬克·吐溫為那個經濟快速增長的時代創造了“鍍金時代”這個概念。在那個時代里，只有表面金光燦燦，下面卻掩蓋著大規模失業、貧困和被撕裂的社會。

　　現在，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認為美國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鍍金時代”，這個普遍存在貧富差距的時代，新的超富階級占據統治地位。只不過這次的超級富翁是對沖基金經理和金融巨子，而不再是石油和鐵路大亨。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們擔心這將給美國的經濟發展帶來嚴重后果。

　　因為這種極端的貧富差距有可能嚴重阻礙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盡管長期以來人們能看到美國的貧富差距在拉大，但在廉價信貸、房地產價格上漲和過度消費的年代里這種發展變化被掩蓋了，似乎所有人都能快速走上致富道路。金融危機使問題暴露出來。

　　從本世紀初開始，問題就不單單是社會出現兩極分化了。問題還在于分化在加速：2002年至2007年間，65%的收入落入了最上層納稅者的腰包里。雖然美國的生產率自新千年以來得到巨大提高，但大多數美國人沒有從中受益，民眾平均年收入減少了10%以上。

　　哈克說，美國已經發展成為一個“贏家通吃”的經濟體。美國“一直在往資本主義寡頭政治國家的方向滑落”。

　　原因在于政治決策

　　美國另一位重要的政治學家巴特爾斯認為，財富分配的根本變化不是市場力量或金融危機這樣的重要事件帶來的后果;“原因在于政治決策”。

　　從前，“鍍金時代”的經濟大佬逐步掌握了巨大的政治力量。與之類似，今天華爾街的老板和集團公司的總裁們，成功地使其產業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國家的管 制。只有這樣，對沖基金的經理們才能突然之間做到每年掙好幾十億美元。花旗銀行集團的前董事長及首席執行官桑福德·韋爾把一支鑲在框子里的筆掛在辦公室的 墻上，作為他影響力的標志。比爾·克林頓總統曾應韋爾的要求，用這支筆簽字取消了實施了數十年的投資銀行業務與普通銀行業務間的分野。

　　歷史學家卡里·格斯爾說，新的“鍍金時代”和歷史上的“鍍金時代”的最大區別，首先在于“缺乏反抗”。“當時街道上擠滿了抗議的群眾。”曼哈頓現在看上去還不是這樣。

　　(作者的這篇文章原題為《1%大國》，載于去年10月2日的德國《明鏡》周刊;轉摘自新華社2011年10月31日的《參考消息》)

　　三、資本主義制度將迎來第四次變革

　　英國《泰晤士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阿納托爾·卡列茨基

　　西方國家如今在努力為資本主義制度重整舊河山，而東方則希望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改良。

　　歐洲各國政府為何無力解決單一貨幣危機呢?美國又為何無法解決預算赤字問題，并結束這場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呢?抗議者們為何去攻擊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呢?

　　對于所有這些問題以及這場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其他許多問題，我在韓國首爾無意間找到了答案——至少是部分答案。我當時在一次會議上就全球資本主義制度 的未來這一課題發表演講，并在韓國宣傳了我的一本書。這本書討論的就是全球資本主義制度在這場金融危機后將走向何方。沒想到該書成了暢銷書。人們主要關注 的其實是這本書的書名：《資本主義制度4.0》。

　　“資本主義制度4.0”指的是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的第四次變革。前三次變革是：19世紀初主張實行自由貿易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凱恩斯式的福利國家制度、上世紀80年代初由撒切爾和里根開創的以自由市場為核心的貨幣主義。

　　我在韓國、新加坡等地與很多人士交換過意見。他們都支持以下說法：因這場危機而形成的新式資本主義制度，肯定與2008年遭到重創的資本主義制度大相 徑庭。這場變革不只是調整一些規則或換下一些無能之輩。這場變革將改變市場與政府的關系。而這兩者的關系正是不斷演進的各種資本主義制度的特點所在。

　　在亞洲一些國家的不少人士看來，這場危機讓一種過于簡單的觀念灰飛煙滅了，即市場會自動形成最佳結果，社會一般須全盤接受市場作用的結果。亞洲人如今 可以認真審視如何打造新式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了，這種制度將在社會領域產生不同于危機前的結果。在打造比這次危機期間已崩潰的資本主義模式要公平、穩定的 資本主義制度方面，政治和市場應各自發揮什么作用的問題，他們進行的辯論可能令人倍感鼓舞。

　　這與美國和歐洲的局勢形成了鮮明對比。盡管發生了“占領”運動以及圍繞抗議出現了各種言論，但西方政客們如今想的全是去修復舊制度。德國堅持舊式的中 央銀行制度，由此在破壞歐元的生存。美國共和黨人將任何表明對百萬富翁征稅額可能高于危機前水平的跡象譴責為“階級斗爭”，而民主黨人則對改革50年前修 改的社會福利制度持完全抵制的態度。西方國家政府甚至沒有考慮增加小企業和抵押貸款，因為這么做會干擾管理層的特權。

　　如果西方國家政客拒絕接受新的經濟理念，他們就無法為打造不同于且好于危機前狀況的未來提出想法。因此，如果西方政界喪失方向感并令選民大失所望的話，我們不應吃驚。如果下一個亞洲對西方的出口大幅增長過程，不僅包括新產品、還包括新理念的話，我們也不應吃驚。

　　(作者的這篇文章原題為《亞洲今后將大幅增加新理念的輸出》，載于去年11月8日的英國《泰晤士報》網站;轉摘自新華社2011年10月19日的《參考消息》)

　　四、美國只有名義上的民主

　　墨西哥《每日報》駐紐約記者戴維·布魯克斯

　　美國資深記者比爾·莫耶斯指出：“華盛頓自由廣場人山人海的狀況沒什么新鮮的，記者們還在撓著頭皮問‘他們為什么聚集在這里?’但很顯然他們占領華爾街是因為華爾街‘占領了’整個國家。”

　　莫耶斯說，很多人不解這些示威者為何不把他們的精力用在參與政黨選舉投票中，這是因為所謂的“民主”在美國并不在真正運轉，兩個黨派的領袖們只是在維護最富有人群的利益，甚至連總統奧巴馬也只是一邊在口頭上批評華爾街和經濟決策機構，另一邊卻接受著大量的政治獻金。

　　莫耶斯指出：“我們一邊在進行著選舉，一邊卻都心知肚明這些選舉很難產生惠及多數美國人的政策。我們不斷口誅筆伐，但權貴們卻對人民最急切的需求裝聾作啞。我們高聲疾呼，但這個世界，我們共同的地球，本應好好傳承給后代的土地，卻始終在遭受掠奪。”

　　事實勝于雄辯。1400多萬的失業人口和1000萬的半失業人口，每6個美國人中就有1個處于貧困狀態，超過600萬人因為次貸危機流離失所，與這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的最富裕人群收入還在不斷翻番，日益控制著更多的國家財富，這在金融領域尤為明顯。

　　根據《華盛頓郵報》上周末的報道，美國銀行業巨頭們如今比奧巴馬上臺時更為茁壯，正在逐漸恢復2008年經濟衰退前的利潤水平，與此同時，華爾街的金融機構在奧巴馬執政的兩年半內，已經收獲了比在小布什執政8年期間更為豐厚的利潤。

　　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美國金融業在巨額公共基金救援和政府政策扶持下浴火重生，恢復了其在經濟領域的至高地位。但這些金融企業非但沒有利用這些公共救助資 源推動經濟增長，還重回導致“大衰退”以來最嚴重危機的博弈游戲中。而對于千百萬正在為危機埋單的勞動者，政府卻沒有這么慷慨。

　　看到以上種種，似乎無需再對“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持續多加贅述。

　　《紐約時報》的保守派評論家戴維·布魯克斯(并非本文作者)試圖利用其觀察家的身份，帶著知識分子的酸腐，將這次運動貶低成一場毫無頭緒、不嚴肅甚至 帶有一點“激進”的兒戲。其他一些人將此次運動與印度或世界其他地區的抗議活動相比較，認為他們的出發點雖然積極，但卻不知道如何嚴肅認真地推動變革。更 有甚者指出，抗議者們只要一天不明白自己必須在國家的政治選舉框架中工作，就永遠無法實現更多。也有意見認為，抗議人群缺乏具體的要求，除了表達抗議的聲 音外不會有更多進展。

　　得克薩斯大學新聞學教授羅伯特·詹森指出：“要求民眾列出具體要求只是一種將抗議人群套進常規政治的手段，降低他們的情緒直至當權者能夠接受，以這種策略實現勸阻和收買人心的目的，如果這些都行不通，再實施一貫的鎮壓手段。”

　　莫耶斯指出，美國并不是第一次面臨這樣的運動。在此前的類似抗議中，美國著名演說家瑪麗·伊麗莎白·利茲曾經說過：‘華爾街是國家的主人。我們的法律披著騙子的外套，誠信已經支離破碎。各政黨和政治演說家們無一例外在哄騙我們。真正當政的是金錢。”

　　如今，所謂的“民主”只是政客們手中的玩物，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所說的那樣，這里正在創造著“美式的寡頭政府”。他在《紐約時 報》的專欄文章中指出：“我們的社會財富正日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這種收入和財富的分配狀況正在使我們的民主變成名義上的民主，因為收入的高度集中與真正 的民主無法相容。”

　　(作者的這篇文章原題為《只是名義上的民主》，載于去年11月12日的西班牙《世界報》;轉摘自新華社2011年11月15日的《參考消息》)

　　五、與自由放任主義訣別

　　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客座教授巖井克人

　　從1989年柏林墻倒塌到1991年蘇聯崩潰，當時相當多的人都相信資本主義取得了完全勝利。然而，2007年美國發生的次貸危機，特別是2008年 的“雷曼沖擊”卻導致了資本主義世界“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這場危機著實讓資本主義世界嘗到了一種不曾設想的、規模巨大的危機的滋味。當今的資本主義與 當年亞當·斯密設想的正好相反，隨著資本主義效益的擴大，其不穩定性也在加劇。所謂資本主義就是把什么都交給那只“看不見的手”來處理就行了嗎?恐怕并非 如此簡單。

　　進入20世紀以來，在世界范圍內可以說進行了兩大實驗。一個是以1917年俄羅斯革命導致蘇聯的誕生為開端的社會主義建設實驗。另一個是20世紀后半 期開始形成并持續至今的、基于自由放任理論的所謂“純粹資本主義”的實驗。可以說，正是它導致了當今世界規模的經濟危機。

　　下面讓我們來看看“純粹資本主義”實驗是怎么回事。

　　全球化的開端雖然可追溯到1971年的“尼克松沖擊”，但其加速卻在上世紀80年代。當時英國的撒切爾政權和美國的里根政權相繼誕生，他們大力推進以 自由放任主義為基調的經濟政策。這種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是一場要在世界范圍內使資本主義更“純粹化”的運動，其理論支柱就是以米爾頓·弗里德曼為首的新古典 經濟學。其基本主張就是讓那只“看不見的手”，即市場機制來同時提高效益和穩定。他們認為：當出現商品不足時，市場就會漲價，企業就會增產，消費者就會控 制購買，從而使供求關系自動地得到調整;這樣一來，資源就會自動實現有效配置;因此只要市場能夠順利運轉，類似恐慌的那種“不穩定”狀態就會消除。在 2003年的美國經濟學會會議上，新古典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盧卡斯甚至高調宣稱：“宏觀經濟學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

　　宏觀經濟學是基于對20世紀30年代世界性經濟恐慌的反省而誕生的，是旨在研究如何從政策層面防止再次出現大恐慌的經濟學。稱“宏觀經濟學的歷史使命 已經完成”，也就是意味著，今后世界只需要研究如何提高生產率的微觀經濟學就可以了，事情當然不是這樣。現任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在2004年時也宣稱： “當今世界經濟已進入大穩定時代。”然而，僅僅幾年之后的現實卻全面否定了這些高論。世界經濟不僅沒有進入“大穩定時代”;反而陷入了“大不穩定”的旋 渦。

　　盧卡斯學說意在抹殺凱恩斯經濟學，認為效率低下和不穩定的出現是因為各種人為的規章制度限制了市場的靈活運轉，只要將其從市場中剔除，市場越純潔，效率和穩定性就越高。他認為，一些發展中國家正是因為積極引進市場競爭原理，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

　　應該說，在某一階段，世界確實呈現出了新古典經濟學派所說的局面。盡管全球化就是一場讓資本主義更純粹化的實驗，但到21世紀初葉，除日本之外世界經濟的確出現了比較均衡的大增長局面。那么此后世界經濟的現實為何又粉碎了這一“預言”呢?

　　答案應從資本主義的本質方面來尋求。簡言之，“不穩定性”是資本主義的形成基礎——貨幣自身擁有的“自由”所必然帶來的結果。

　　貨幣的誕生打破了物物交換的限制，它不僅實現了交易的自由，而且還促進了人的儲蓄、增值的欲望。用貨幣進行投資可以獲得利潤，用獲得的利潤再投資會獲得更多的利潤。可以說貨幣的這種“自由”給人帶來了無限的欲望。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本質。

　　貨幣不僅擁有使用的自由，而且也具備不使用的自由。然而，當眾人都行使不使用貨幣的“自由”時，會出現什么局面呢?那就是抑制消費，隨后就將出現經濟不景氣，不景氣會導致收入下降;收入下降又會進一步抑制消費，最后出現經濟恐慌。

　　另一方面，當人們都預感到貨幣將要貶值而同時開始行使使用貨幣的“自由”時，又會出現通貨膨脹。

　　由此可見，貨幣這種不可思議的東西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它給人帶來了交易的自由，提高了經濟效益;另一方面它又是造成經濟恐慌和通貨膨脹的罪魁禍首。因 此只要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就不可能形成新古典經濟學派所說的既可以提高經濟效益又能夠保持穩定的“一舉兩得”的局面。越是追求高效的所謂純粹的資本主義， 貨幣的自由度就越高，與此同時它所蘊含的不穩定的風險也就越大。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真相。這次經濟危機恰恰證實了這種讓人不愿面對的真相的殘酷性。

　　要追求效益就會增加不穩定的風險，這就是資本主義體制。

　　如今，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內，產業資本主義時代已基本上結束了。在這些廉價勞動力資源已經枯竭的國家，由于工資不斷上漲，建造機械工廠已經無法牟 利了。實際上，全球化正是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產業資本主義終結之后帶來的結果。由于這些國家的資本已無法在國內通過建廠投資來牟利，因此便開始把目光 轉向尚處于產業資本主義階段的發展中國家。于是，資本開始在世界各地流動，尋找適合進行產業資本主義投資活動的場所。這就是全球化的本質。

　　另一方面，在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資本要尋找新的贏利點就需要進行技術革新，即實現產品的差別化。也就是說必須從依靠大量生產向提供個性化商品來贏利的方向轉變。這就是“后產業資本主義”時代。

　　在產業資本主義時代利潤的源泉是機械、工廠及實物商品，而在后產業資本主義時代則是靠人。因為只有人，才會謀求與他人不同的個性化標記，才能提供各種 個性化商品的設計和技術創新。這里需要強調的一個真理是“人是無法用金錢購買的”，花錢可以購物卻無法買人。換言之，只有那些無法用金錢收買的有追求的 人，才能實現創新。

　　冷戰結束后，美國公司那種“股東主權論”的影響日益擴大。美國經濟學界的一些代表人物甚至宣稱，“公司是股東的公司”這一“股東主權論”已作為全球化 的標準在世界得到了普及。可以說，正是這一主張為資本主義的金融化提供了理論基礎。然而，這次金融危機的現實卻不能不讓人對其產生懷疑。如前所述，隨著后 產業資本主義的進展，資金對公司的作用相對下降，因此作為資金提供者的股東的地位也應隨之下降。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的主要公司正是因為及時地擺脫了“股 東主權論”的毒害，才使其保留了制造業所需要的高度的組織力。由此看來，這次危機的震源地正是“股東主權論”的產生地美國，就不是偶然的了。

　　資本主義的敵人，或者說自由的敵人，其實并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自由放任主義。我們必須與自由放任主義訣別，在此基礎上才能摸索更好的資本主義模式。

　　(作者的這篇文章原載于去年11月號的日本《中央公論》月刊;轉摘自新華社2011年11月22日的《參考消息》)

　　六、馬克思切中資本主義病根

　　瑞士銀行資深經濟顧問喬治·馬格努斯

　　對于努力要理解金融恐慌、各種抗議和其他影響世界的種種弊病的決策者來說，研讀一下早就離世的經濟學家卡爾·馬克思的著作大有好處。

　　他們越早意識到我們正面臨空前絕后的資本主義危機，就越具備相應的能力擺脫困境。

　　在金融危機和接下來的經濟蕭條中，馬克思的“幽靈”已經從“墳墓”中復活。今天的全球經濟卻在某些方面和他預見的情況有不可思議的相似性。

　　比如，想想馬克思對資本和勞工之間的固有沖突將如何顯露的預言。他在《資本論》中寫道，公司對利潤和生產率的追逐將自然導致它們需要越來越少的工人，從而創造出窮人和失業者的“工業后備軍”，“財富在一極積聚的同時，苦難也在積聚”。

　　他描述的這一過程在整個發達世界都有體現，尤其是美國。在美國由于削減成本、避免雇人，使美國公司的利潤在整個經濟產出中的比例推升至60多年來的最高峰，但失業率也達到9.l%，實際工資停滯不前。

　　與此同時，按照某些標準，美國的收入不均已經接近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2008年以前，收入不均被放松信貸等因素所掩蓋——這些因素使貧困家庭能享受更富裕的生活方式。現在，這種做法終于自食其果。

　　馬克思也曾經指出過度生產和消費不足的矛盾：人們越貧困，他們消費公司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能力就越低。一家公司削減成本提高利潤是精明的，但當所有公司都這么做的時候，就破壞了收入構成和公司賴以獲得收入及利潤的有效需求。

　　這個問題在今天的發達世界也顯而易見。我們有強大的生產能力，但中低收入階層卻存在普遍的經濟不安全感，消費水平很低。

　　后果在美國很明顯：新建住宅項目和汽車銷售分別只有2006年高峰時期的75%和30%。

　　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的：“一切真正危機的根本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有限的消費。”

　　那么，我們如何應對這場危機?決策者必須把就業放在經濟議事日程的最前頭，并且考慮其他非傳統措施。這場危機不是暫時的，無疑也不會靠對政府緊縮措施在意識形態上的熱情得以解決。

　　以下是五大戰略要點;令人遺憾的是，它們的時機尚未到來。

　　(l)我們必須維持累積總需求和總收入的增長，否則就可能墜入債務陷阱，并面臨嚴重的社會后果。

　　(2)為減輕家庭債務負擔，應當通過新舉措使符合條件的家庭調整抵押債務，或者用一部分債務免除換取未來基于房價上升給貸方的還款。

　　(3)為改進信貸體系的功能，應當允許資本充足、結構合理的銀行降低資本充足率，設法讓新的信貸流向小公司。

　　(4)為減輕歐元區的主權債務負擔，歐洲的債權人必須實施針對希臘提議的較低利息和較長支付時問。

　　(5)為防止通縮和停滯風險，央行應當把目光從債券購買計劃轉向名義經濟產出增長率。這將使通脹率暫時略有提高，可能使扣除通脹率后的利率遠遠低于零，從而幫助減輕債務負擔。

　　我們不知道這些提議最終效果如何，也不知道它們可能產生怎樣非預期的后果。但是，當前的政策現狀是不可接受的。這可能把美國變成像日本一樣，但卻是更不穩定的國家，同時使歐元區四分五裂并產生不可知的政治后果。

　　(作者的這篇文章原題為《卡爾·馬克思能挽救資本主義嗎?》，載于去年8月29日的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轉摘自新華社2011年9月2日的《參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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