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旭東：傳統在未來

　　2012年11月24日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中國的崛起，顯然需要文化的支撐。

　　當前，整個社會處在前所未有的巨變和轉型之中，多元思想和價值的出現、原有信念和規范的瓦解。這讓中國究竟需要怎樣的文化、如何實現文化的崛起，充滿疑問。

　　而且全球化已勢不可擋，中國文化的崛起基本不大可能是自顧自的言說，而必須要處理甚至重構中西文化之間的關系。張旭東認為，首先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建立中國自己的評判標準，而且要有更高的高度。

　　很顯然，提升中國文化還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智慧。而如張旭東所言，大學在這其中有著無法替代的作用。

　　中國文化需要自己的評判標準

　　21世紀：談到中國文化，就不得不提到莫言在今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么究竟該如何評價這個獎之于中國文化的意義，是中國文化的成功，還是中國文化成功贏得了西方認可?

　　張旭東：文化確實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我感覺這么問對莫言個人來說不見得公平，因為我們并不能要求一位當代作家為中國文化的意義負責，也不應該以一個文學獎項來作為西方承認或不承認的依據。中國文化的意義，首先取決于當代中國人自己對自身傳統的理解，取決于當代中國人今天的集體性選擇、行動、成就最終展現出什么樣的形象、品格、能力和價值。所以這是一個總體性的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個狹義的“文化”問題。

　　不過我們可以把問題集中在一個更具體的方面：這就是在以全球化和美國實力和價值觀為主導的后現代“普世文化”的大語境里，中國如何作為一個新的歷史主體表述自己的經驗和價值觀，以自己的，但卻能感染和打動他人的方式去展示自己的形象、講述自己的故事。莫言文學上的成就，自然和這個大問題有關。

　　我想在創作領域之外，更重要的問題是中國人在今天能不能建立起自己的評判標準、一個意義生產的框架。所謂“自己的”，是指這樣一個評價、判斷和生產意義的系統并不依賴于一個外在的參照系或“更高、更普遍”的標準，而是立足于“我的特殊性本身就是普遍性”這樣的民族個性。不言而喻，這種世界歷史意義上的個性才是文化的真正底蘊。這種個性能否成立當然需要歷史的前提，撇開經濟、社會、制度等具體因素不談，最根本的一點，在于一個實踐中的民族是否在行動中意識到自己所處的具體歷史情境或情勢中已經走到歷史運動的最前沿，已經在特殊的環境下在為人類普遍理想帶來全新的可能。

　　從這個標準看，今天我們在中國文化領域面對的許多標準顯然不是中國人制定的，而是不得不服從于一種外在的、異己的標準。以別人的標準為參照做出來的東西，在器物層面上行得通，但在文化層面上就是仿作和贗品。因為它自覺不自覺地會變成做給別人看的、為別人的目光、承認和褒獎而做的東西，而它的意義當然只能從評判它的那個意義生產的系統里產生。思考這個評判標準問題會是一個比較大的挑戰。我想我們還不到具體地談論“如何確立我們的標準”的時候。現在一個比較誠實的態度，也許是廓清這種基于自身社會文化特殊性的普遍性標準本身的幾個基本要素。

　　我剛才其實已經提到了一個要素：在自身具體的歷史境遇中處理普遍性或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這里其實有一個現成的成功的例子，這就是中國革命。中國革命是近代中國人在自身歷史境遇中面對種種危機做出的激烈的求生反應和理性選擇，所以它是具體的、“在地的”;但它所涉及和帶動的理念，諸如階級、民族、國家、正義、平等、自由、尊嚴等等，卻屬于所有人，是普遍的概念。在這個意義上，由中國革命界定的當代中國無疑是走在歷史最前沿的。這不只是在“發展”意義上看，而也是在文化意義上看，因為一種新的關于人的想象、一種新的民族性格(即我們前面說到的“個性”)、一種新的關于“人”的概念和定義，都將在這個歷史的新邊疆之中被產生出來。

　　中國文化生產，即關于當代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形象、符號、故事、意義的生產怎樣能達到中國革命已經達到的歷史水準，才是我們必須有意識地面對并接受的最大的挑戰。話說到這里，我其實不太明白今天的中國知識界和文化界為何如此不自信，為何常常惶惶然地去別處尋找評判標準和意義框架。在我看來，當代中國實際上是非常具有創造性的，而且這種創造性在它出現之處和出現之時，都已經帶著它自身的評判標準：它們都不是在既有的條條框框的祝福下誕生的，這包括我們自己老祖宗的條條框框、革命父輩的條條框框，也包括西方的條條框框。但當代中國文化和知識生產的確遠沒有達到實踐領域里已經達到的豐富性和強度。但這也告訴我們，我們尋找的那個“普遍標準”不在外面，就在我們腳下，在這片土地上，在今天中國人的實踐過程中。

　　21世紀：也就是說，我們如果要建立這樣的標準，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把目光對準當今中國的社會實踐，從這個實踐中挖掘能夠支撐中國評判標準的東西?

　　張旭東：對。這種東西其實也在今天普通的中國人的生活世界里，包括他們的情感、思想、文化、倫理、道德、價值，在普通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之中。

　　這就過渡到那種普遍標準的第二個構成要素：普遍性文化或文化普遍性存在于底層向上層、由“俗”入“雅”、由“質”而“文”、由“野”至“禮”的運動中。剛才講到的當今中國理論和觀念領域的創造性不及實踐領域的創造性，其實也是這種要素的一種體現方式。今天中國社會巨大的創造力、能量和賦形能力存在于底層和基層，往往以比較“土”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方式表現出來，但這種力量處于上升狀態、代表新的普遍的階級的倫理、心理、情感和價值觀。今天被中國知識界尊為現代性精英正統的“啟蒙”、“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白話文學等等，在“五四”新文化(300336,股吧)運動時期，也是從居于口語、大眾語、俗文學、日常生活領域，由“質”上升到“文”“野”而上升到“禮”的。從這個角度看，所謂“以誰的標準”的問題，最終指向一個新的大眾、一種新的集體認同，一個新的社會和文化主體。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歷史意義，正在于指出了這樣一個新的歷史主體的出現，以這個主體的道德、審美和政治需要去界定新文化的內在認同和價值。如今，我們或許不再以革命戰爭年代的階級定義來理解和描述這個新的歷史主體，但這并不等于我們能夠脫離這個主體的集體性、脫離它特定的歷史實質、精神氣質和社會理想去想象中國的文化復興和這種民族文化復興的世界意義。我想這是當代中國文化或意義生產的內在的普遍性框架。

　　21世紀：在全球化時代，各個民族國家的邊界都被打開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沒有哪個社會能夠置身事外。在這種形勢下，面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文化強勢和道德優越感，中國文化是否只能作為一種局部的，甚至邊緣的存在，在他者的評價體系中，失去真正的自我認同呢?

　　張旭東：全球化既包括超越民族國家、超越地域、文化、宗教、習俗的東西，比如經濟、技術、流通、消費領域里的理性化分工和資源配置，但也包含許多依賴上述種種因素的成分。在這個過程中，重要的不是去試圖爭辯哪些東西是“全球性的”、哪些東西是“民族性的”或“地域性的”，而是應該去分析什么樣的政治主體和文化主體在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的總體中更具有總體性，換句話說，更具有包容、吸收、轉化、整合最大限度的多樣性、豐富性、沖突、矛盾的意愿、能力和現實可能性。黑格爾辯證法的“揚棄”(Aufhebung)概念，指的不是在矛盾對立一方如何簡單地“克服”或“吃掉”對方，而是如何把對立面保持在自身的概念中，作為自身同一性的一個環節、一個組成部分、一種經驗，在“否定”過程中同時又被“肯定”下來，從而達到概念的“否定之否定”，即既超越了自身的對立面，又超越了對這種對立面的簡單超越或對自身的同語反復式的簡單認同，達到一種豐富的綜合。這個思想對我們理解今天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沖突仍然是很有幫助的。這也就是我想強調的第三個要素：文化和意義的問題，只能在總體性的概念框架內解決。簡單地說，誰服從誰的標準，最終取決于哪個社會文化系統和政治經濟系統更富于總體性，更能在自身的理想和現實中，包含他人的理想和相識。在人類歷史的語境里面，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文化方式相遇的時候，都會有這種沖撞過程。中國文化需要站得更高，但這牽扯到經驗、技能、眼界、活動的范圍等等因素。在這個環節上，當代中國文化和文化生產機制的弱勢，或者說一般意義上的“軟實力”的相對匱乏，其實反映了當代中國總體經驗的相對的局限性和不成熟狀態。意義生產和價值生產不是能夠通過簡單的行政手段或經濟手段調控的。所以我對眼下一些以“工程”和“政績”方式搞文化(包括學術)的做法是不抱什么希望的。

　　傳統在未來

　　21世紀：你剛才提到的一點很特別也很重要，是把文化看作一個民族的一場自我的普遍性的實踐。該如何理解文化與實踐的這種關系?

　　張旭東：我覺得今天談文化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少談文化。文化的內容本身不太確定，我們這么談文化，往往會流于空洞、反復，往往談的是一種教條的、沒有內容的文化概念。這么談文化談不清楚先不說，還容易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我們當然可以呼吁中國為世界提供更多的文化產品和思想產品，但到底拿得出什么來不取決于我們的呼吁有多么真誠和急切，而取決于一些更基本、更具體的東西。如果今天中國的大學連讀什么書、怎么讀的問題都沒有解決，如果大部分文化課程不能為年輕人打開通向經典和傳統的具體路徑，不能在文本闡釋、批判性思考和自由平等的討論等方面為他們開啟心智，甚至都不能提起學生學習的興趣，我們又憑什么奢談文化、思想、創造呢?

　　我這個學期在紐約大學文理學院開了一門中國文化核心課程，有160個學生修課。我第一次嘗試以經典闡釋的方式講中國古代經典，參照美國本科“西方名著”(the great books)的模式，帶領學生在一個學期內用通讀《論語》、《詩經》、《楚辭》、《史記》(秦漢部分)的英譯本。《史記》當然是中國文化非常核心的文本。但我發現，在對中國文化、制度上最有創造力的春秋戰國和秦漢時代的記載里，其實很少直接講文化。比如《史記·秦本紀》和《秦始皇本紀》里面講秦國崛起的過程，就很有啟發性。它花很多篇幅描述和分析了秦國這個地處邊遠且半封閉、半蠻夷狀態的國家如何最終完成了統一。司馬遷并沒有到什么特殊的秦文化里面去找原因，也沒有把秦所代表的新的普遍性界定在文化層面，而是著重講了秦國的地理位置、戰略縱深，尤其是它在同山戎部族的長期戰爭中獲得的戰略腹地和軍事經驗;講了秦國的人才任用(張儀、商鞅、李斯、白起、王翦等等)和通過法家思想主導的制度變革建立起一種明確的有關下層人士地位的安排，即以這個階層為中心的土地制度、稅收制度、兵役制度、獎懲制度。

　　這些問題本身并不屬于嚴格的文化領域，但在事實層面上把這些制度確立下來卻帶來了深遠的文化的意義。

　　今天的中國基本上還處在一個實實在在打基礎的階段，在做的這些事情，在文化上還不太“雅”或“精致”，好像一時還看不出來有什么名堂來，但在經濟層面、制度層面，倫理層面的、價值基礎層面、一些基本面正在確定下來。這個基本面的建制，會在今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里顯示出它的文化意義。

　　21世紀：可是通常意義上理解，文化都是和傳統分不開的。比如我們看西方，很多東西都可以追溯到古老的文明中去。而你剛才一直強調的是今天，乃至更遠的未來，應該如何理解傳統在這中間的位置?

　　張旭東：我們前面講到了傳統、基礎、根源、淵源等等，但我認為所有這些淵源也好，根源也好，動力也好，都只能來自于今天，源自今天活生生的中國人，而不是來自于以往。換句話說，傳統、基礎、根源等只有通過當下中國人的繼承、取舍、再造才能成其為傳統、基礎、根源，否則只是一些故紙堆和傳說而已。我想這應該是個不言自明的道理。

　　講得更絕對一點，所謂的根源、傳統，不過是在今天中國人的集體實踐和集體思考中被重新發現、重新認識、重新界定、重新編入一種歷史敘事或“中國故事”中去的那些東西。而講“傳統”故事的是現代人。傳統和現代，或者傳統和創新這個矛盾，最有價值的地方在于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和和解的可能，而不是說有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叫傳統，或者有一種實體性的東西叫當下。既沒有當下，也沒有傳統，有的只是新和舊之間的沖突和張力，我們在其中做出決斷和選擇， 為自己的行動和體驗命名，“傳統”和“當下”都是這個命名過程的產物，是我們用來記錄和描述自己歷史境遇和歷史經驗的標記、符號和敘事框架。

　　今天，中國人集體實踐中所創造出來的新的意識、新的觀念、新的價值、新的道德、新的倫理、新的制度，是發現中國文化、中國文明的根源和傳統的最主要的場所。我們看到中國歷史上文化迸發的時刻，都是處在轉折、斷裂、過渡的時代，處在搏斗狀態過程當中。這才激發出人的創造性，把人的各種各樣的可能性釋放出來。

　　我想強調的是，中國文化的根源和精神在今天的中國人。所謂的根源和傳統都是取決于今天中國人怎么想，怎么做，取決于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局勢，歷史的事態和我們行動的意愿和行動的可能性，它是未知的、有待言明、有待進入我們自我意識和政治自覺的東西。也就是說，傳統對中國人來講是在當下并指向未來的，而不是安穩地待在過去的時空中等待我們去搬取的現成的、一成不變之物。

　　21世紀：如果是這樣，那么中國人或許應該更加從容地面對自己的現狀和處境。但即便如此，與前面談到的標準問題一樣，它們都不會憑空產生。就算這些具有文化意義的東西就在身邊，也仍然需要發現和提煉。通過怎樣的途徑，就成了很關鍵的問題。

　　張旭東：我認為，這肯定不是把文化抽象出來、孤立地去談文化能夠實現的。而時下的“國學熱”就有這樣的傾向。

　　我們看今天的國學熱，它或許在重新普及中國古代文史知識方面起了好的作用，比如我最近看的新版電視連續劇《三國》就真的非常精彩;也可能在一些非常專門的學科領域我們有了長足的進步。但在思想和理論層面，我確實還沒有看到多少有啟發性、有開創性的討論。我很擔心“國學熱”最終只是一種新的文化商業活文化娛樂。這樣的“國學”或“傳統”文化不能為今天中國人的思考帶來任何靈感和動力，因為它只可能是社會領域流行或占主流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的投影和折射。

　　傳統教育應該回到經典

　　21世紀：這幾年已經有很多關于大學的討論，討論如何辦一所好大學，很多中國的高校還紛紛提出創建“世界一流”。你剛才也強調了大學的重要作用，究竟怎樣才算是一所好的大學，美國的大學么?

　　張旭東：現在，全世界的大學幾乎都唯美國大學馬首是瞻，但實際上美國的大學體制也開始出現問題。美國的大學基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精英研究型大學， 比如“常春藤”聯盟里排名靠前的幾所大學和芝加哥、斯坦福、麻省理工學院、約翰-霍普金斯這樣的私立大學，也包括像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這樣頂尖的公立大學。這類真正的一流大學其實也就在15-20所之間。它們確實有非常雄厚的科研實力和相當高的教育水準。但除了這些大學之外，其他大學卻面臨日益嚴重的問題，經費短缺，學生質量下降、本科生作弊嚴重，研究生畢業找不著工作等等。無論就辦學理念和水準而言，還是就士氣而言，這些大學都越來越力不從心，甚至捉襟見肘。

　　中國大學的領跑集團和美國精英大學的距離已經不是很遠，在硬件和總運行經費上甚至相當接近了。中國大學雖然問題還很多，但總的勢頭是快速上升的。如果說目前中國大學最大的問題，我覺得其實恰恰是在最基本、最核心，也最難找到立竿見影的解決辦法的地方：人文基礎教育或素質教育。這里面一個問題是基礎，一個問題是傳統。

　　21世紀：不過，你其實是不大認可現在“國學熱”這種挖掘傳統的形式。那么大學當中應該如何進行傳統教育?

　　張旭東：我想，通過經典閱讀、讓學生盡早直接面對偉大心靈的表述，培養學生獨立于當下時尚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在和文本的接觸中獲得和確立一個比較高的眼界和比較純正的口味、標準和判斷力，是關鍵的關鍵。

　　我以常春藤之一的哥倫比亞大學為例。哥大堅持給本科生開設兩門全校性核心課程：西方人文經典和當代文明基礎，每門課都是兩個學期，每學期每周都要在教授帶領下讀一本經典名著，在20人以內的小班范圍里討論。“人文經典”一般從荷馬的《伊里亞特》和《奧德賽》、但丁、莎士比亞一直讀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現代派經典(如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等)。“當代文明基礎”一般是從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舊約》、馬基雅維里、洛克一直讀到馬克思、尼采、韋伯、弗洛伊德。閱讀書目幾十年來變動很小，在兩年內，學生大體上讀完了48本公認的西方人文與社會思想經典，建立起對西方文明的核心文本和整個脈絡的認識，形成一種最基本的共同語境和意義參照系。同時學生在與經典的對話中，訓練了自己的思維，提升了自己的眼界。要知道，這是所有哥倫比亞學院(即大學文理本科生部)全體學生不分專業一律都要上的必修共同課。

　　試想在今天中國的頂尖大學，如果每一個本科生都能在教授指導下，從入學第一周開始，就沉浸在經典文本的氛圍里潛心閱讀、自由討論，兩年下來，讀完48本中國文明的經典文本，或者24本中國文明經典，24本西方文明經典，他們將會是多么不同的學生，多么不同的人!我們討論中國文化時的底氣將會多么不同!

　　因此，大學里面應該恢復讀書的氣氛、討論的氣氛，幫助青年人群體去構建一個以經典文本為基礎的知識共同體、教育共同體，搭建一個基本的傳統文化框架。而這樣的氛圍，才能夠激發學生的研究精神，在傳統的基礎上去研究、創新。我們的學術共同內部才能有機地生長出自己的標準、規矩、程序，而不再依賴某個高度行政化的評價指標。不解決這些基本的問題，即便中國最好的大學，也只能是處在低端的學術知識復制階段。這樣的大學無論排名如何、每年生產出多少篇學術論文、消耗掉國家多少資金投入，也不可能培養出有文化意義的、能參與到有關當代中國文化的思考和建設當中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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